伯纳德行动

在纳粹德国经济史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安德鲁行动常因其主管军官的姓氏而被误称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但是德国档案中该计划真正的名字是“安德鲁行动”（Operation Andrew），目的是暗中伪造大量英镑。

英格兰银行不得不对在流通市场中发现的假英镑数量保持缄默，因为安德鲁行动的目的之一正是在英国国民中引起恐慌，使英镑贬值。

任务起因　　该行动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Alfred Naujocks）构想的。

　　他就是那个1939年9月1日凌晨冒充波兰军队进攻德国电台的始作俑者。

德国占领低地国家之后，海德里希将他调到了冲锋队档案科。

瑙约克斯是个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显然不愿意呆在那里造假护照。

使全世界陷入假币危机的念头对他极具吸引力，他想通过发行大量假英镑的手段来搞垮英国经济。

瑙约克斯向海德里希报告了他的计划。

后者很欣赏这个念头，因为海外的间谍行动所费不赀，而经济部拨给德国情报机构的外汇实在有限。

并将美元也列入伪造目标。

由于当时美国并未向德国开战，希特勒否决了伪造美元的提议。

德国经济部长丰克并不支持该计划，他担心搞垮英镑会引起国际货币市场的强烈波动，对德国马克造成影响。

　　海德里希将这项任务交给了帝国中央保安总局第四局，并成立了一个叫SHARP4的新部门监管此事。

1942年夏，党卫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设了印刷伪钞的工厂，伯恩哈德·克鲁格少校（Bernhard Kruger）领导伪造工作，这也是 “伯恩哈德行动”一名的由来。

该计划在柏林又被称作“一号行动”（Aktion 1）。

纳粹为此集中了德国最优秀的雕刻专家、造纸技术专家和数学专家。

后者负责推算英镑纸币的编号规则。

印钞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车间与集中营的其他区域互相隔离，由职业印刷匠博德（Max Boder）领导60名囚犯日夜工作。

这些囚犯全是来自其他几处集中营（甚至包括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在被捕前通常有伪造钞票或证件的经验。

党卫军为他们提供任何所需的材料，但是没有合适的纸张。

党卫军在莱茵兰和苏台德设立了两家专门造纸厂，但是它们造出来的印钞纸在紫外线下的颜色与真正的英镑不一样。

直到1943年从土耳其买来英格兰银行造钞的专用亚麻后才生产出合适的纸张。

萨克森豪森的印钞厂每个月要消耗1.2万大张印钞纸，每张印钞纸可印8张钞票。

但这些假钞的质量最多只能算中等，直到纳粹从阿姆斯特丹的监狱找到斯莫里扬诺夫（Salomon Smolianoff）后才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产品。

他是一名熟练的俄国伪币制造者，早在1927年便开始伪造50英镑钞票。

　　斯莫里扬诺夫纠正了早先的错误后，萨克森豪森工厂开始了全面生产。

整道印刷工序大约需要15-20小时，每张成品都要进行严格的检验。

只挑选出最好的产品，然后经过一道造旧工序，使其看起来像旧钞票。

这些假钞票的面值包括5、10、20、50英镑在内， 5英镑面值的占了40%。

1943年中，克鲁格的小组成员增至140人，月产4万张钞票。

这些犯人的待遇比集中营内的普通犯人要好很多，不仅有足够的食物，甚至还可以得到定量的香烟。

假钞　　萨克森豪森生产的假币分为4个等级：完美的、接近完美的、有瑕疵的和不合格的。

最初计划将不合格品空投到英国，可最终还是将这部分销毁了。

完美的假钞储存起来供德国间谍在敌国和中立国使用。

接近完美的和有瑕疵的假币成批运往占领区，在黑市购买黄金和食品，甚至还向当地游击队购买英美空投的轻型武器。

还有部分假币分配到中立国的德国大使馆兑换成当地货币。

　　随着伪造工作的进行，假币的质量也不断提升。

德国特工曾专门携带一批5镑和10镑纸币前往瑞士兑换成瑞士法郎，并大胆地要求检验这些英镑的真伪（他解释说这些英镑是在黑市买来的）。

经过提醒，银行从中拣出了约10%的“伪币”，将剩下的假英镑全额收下。

印刷精美、质量高超的假英镑甚至骗过了银行的资深职员。

只是一次偶然，英格兰银行发现了一批假币，并为这名特工的“诚实”感谢不迭。

英国人也是通过偶然机会才发现假英镑的存在：一位英格兰银行职员偶然发现她手里的两张钞票的序列号竟然是一样的。

可见假币已经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

只有通过检查序列号才能发现。

战后　　到战争结束时，萨克森豪森工厂一共伪造了8,965,080张纸币，面值达134,610,810镑，其中绝大多数是5镑纸币，使英格兰银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以至在战后立即发行全新的5镑钞票，并废止旧版钞票的流通。

苏军逼近萨克森豪森后，全部设备及人员被转移到奥地利的埃本湖（Ebensee）。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一个下属营区。

印刷工作在那里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

看守印刷车间的党卫军部队将几十大箱假钞装上了卡车，扔下囚犯南逃跑。

拥挤的难民阻塞了车队的去路，惊慌失措的党卫军将车上的假钞沉到了托普利茨湖（Toplitzsee）的湖底。

后记　　1963年，一名德国潜水员在托普利茨湖展开探宝行动，但是不久之后便神秘地死亡。

奥地利政府随后以湖中有大量火箭、炸弹和炮弹（也是战争最后的几天被倒进去的）为由禁止在托普利茨湖潜水。

这些箱子在2000年被找到。

其余的至今下落不明。

平平静静的日子太久，会麻木会安于现状会毫无进展；＜伪钞制造者＞非常恰当地在胸口给了我一拳，我当场震惊、为之颤抖。

生命的意义如此重大，我蹉跎呻吟岂不枉费造物主的旨意！

电影讲述的还是一群二战集中营苟活于乱世的犹太人的故事，在那个任人宰割、毫无安全感的杀人魔窟中，人比牲畜低贱，一个生命的消失就在一两秒之间，生命在这里没有意义，只相当于一颗子弹。

这是一座坟墓，一座充满恐惧与战栗的人间地狱。

这注定是一场不公平的较量。

然而，导演并不仅仅表达犹太人与德国纳粹之间的生死博奕，显然，导演还有更深刻的暗喻，那就是在信奉“适者生存”的索洛维奇与理想主义的布尔科尔两难选择之间，谁更具有现实力量？

谁更有无上的道德？

屈从现实求生存是不是就意味着没有道德？

理想如果没有了可能还具有道德性吗？

这一系列的问号在最后有了结果：天赋人权！

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在灾难面前，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

事实上，在个体生命面对集体残暴时，大义凛然的鼓动是简单而可笑的；个体生命如何与国家机器抗衡？

就算制造假钞是助纣为虐，造成更多人的牺牲，那谁对他们的生命买单，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

事实上在这个暴力制度下的统治下，每个犹太人都是无辜者。

何况，所谓为原则而起义树立起来的标志，究竟是座大义的风碑还只是一场虚幻的梦？！

事实上，索洛维奇也有他的“原则”，他尽其所能保护他身边的每一位同伴，就算面对死亡，他也永远不出卖同伴；为了挽救患肺结核的同伴，他竟然大胆跟纳粹讲条件索药；在最后一搏，他更是以罕有的胆识和智慧逼得纳粹尿了裤子，挽救了一群人的命。

比起缥缈的大义，比起激进的抵制，索洛维奇的“适者生存”更有力量，更具有现实意义，更具有道德价值。

正如索洛维奇说的“我还活着，这不可耻”，“活一天赚一天”，“就算明天进毒气室也比马上死在枪口下好”，很多时候，我们活着就够了，因为上帝安排的最大。

没什么太多可讨论的。

男主角绝对一流，结尾的配乐很棒。

伪钞制造者“苟且”偷生，大把花掉伪钞，最后和知道他集中营背景的善良妓女在海边相拥起舞，恩，把俺煽个正着。

看过了很多监狱里或者集中营的影视，往往有一技之长的都会被士官“重用”，获得比一般囚犯还不错的待遇，然后囚犯再慢慢积累，蓄势待发，计划一个万全的脱身之计。

但这部的男主是少有的只是想保住性命即可，没有那么伟大和高尚的想法，带领囚犯反抗罢工，为和平献身，有得只是自己的一庙三分地。

但谁又能说男主不伟大呢，对战友很好，第一原则，不准出卖队友，第二原则，战友有困难，男主愿意挺身而出，为本应该病死的患者谋到了希望，虽然希望最后破灭。

但男主当的这个印假钞部门老大，当之无愧，有责任心，有担当，有能力，还很有团队精神，屡次救了团队一命，最后还敢硬钢士官。

当集中营的故事突然切回到当下的时候，又仿佛好像梦一样，短暂又迷离，但对男主来说确是沉重又漫长。

虽然男主部门的待遇已经相比普通囚犯过的不错了，看到最后别的集中营的伙伴前来相见的时候，就知道差距有多明显了，可见普通囚犯在集中营的惨烈程度，随时有生命危险，且没有一丝丝尊严，靠运气苟活着。

而当你有一技傍身的时候，命运的齿轮总会在不经意间开始转动，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脑子有点蒙～对于战争题材的电影我向来是来者不拒，特别是描写二战时期的。

倒不是因为这场战争是距今离人类最近的，确实它也只是刚刚过去了60年而已。

而是这场战争的破坏力和影响力让我格外恸心～600万和150万是个什么概念？

任何一个稍微对二战历史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了吧——600万是在二战中被杀戮的欧洲犹太人的人数；150万是其中的犹太儿童的人数；这样的数据让你震撼了吗～参与二战的几个大国都曾拍摄出反映二战时期的犹太人集中营题材的电影，比如美国的《辛德勒的名单》，意大利的《美丽人生》，英国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法德的《钢琴师》，还有就是这一部德奥的《伪钞制造者》。

很难讲哪个电影更强些，在那场臭名昭著的战争面前，有良知的人们面对的情感纠结都是一样的。

今天我不跟你分析为什么犹太民族是一个命运多舛的民族？

我也不跟你讨论为什么纳粹偏偏会选择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

就象本片的奥地利导演斯戴芬·卢佐维茨基说过的那样：“我的电影不是一堂历史课．．．．．．”那么，我的文章也不是一篇历史论文。

战争的起因往往不值一提，可过程却触目惊心，它通过不断地摧残人类的道德底线和精神根基来抵毁一切！

人类靠什么支撑到今天的，除了面包和水，还有来自我们内心的信仰，那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可是，战争却轻而易举的将这些破坏了，还不让你反抗，这就太不要脸了！

没人要你负责！

没人要我们负责！

可我就是想看看当年的纳粹们如今看这些个电影时的表情，那应该都是一群八、九十岁的老人了吧——

前些天看了一个报道，是在《北京晚报》上，标题《媒体称日军曾伪造中国纸币总额达45亿元》，报道中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曾在二战中伪造了中国纸币高达45亿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和支付士兵薪水，而大部分约30亿元假钞流入了中国各地。

这则报道中的事情如果属实，简直就是《伪钞制作者》的中日战争版。

看来这种伪造他国货币，以扰乱敌国经济在二战协约国中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它们之间有没有互相启发？

我也很想知道同盟国是否也曾“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而这种军事战加经济战的方式又有多悠久的历史呢？

苦于一时手头没有资料，只有等以后慢慢考证了。

本片让我感觉很难评论，因为我在看影片时，从始至终都在摇摆不定，我有时赞同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理论，有时又赞许坚决的抵抗者博格的道义立场。

在那场将一切秩序、道德、人性击得粉碎的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电影中的人们在荧幕里挣扎求生，我在荧幕外纠结迷茫。

导演似乎有意地将电影的视线至于黑白不明的灰色地带，淡化了正义邪恶的绝对刻画，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可以依赖的立场，而所有的人似乎也都有不堪一击的软肋。

影片就在一种晦暗不明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让人说不清楚的故事。

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论，其实是始终让我觉得有些别扭的，就像那个被争论来争论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后者是不辨是非地强力掠夺扩张，前者是不明就里的一味妥协。

其实真正让我困惑的是，究竟是因为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坏，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残酷，而我们不得不妥协“适应”、适者生存；还是正因为我们总是在妥协“适应”、“适者生存”，才纵容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天天地残酷起来。

孰为因孰是果，我搞不清楚，如同陷入一种死循环。

前些天，看到有学生自杀的报道，众人多数都在评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抗挫能力差，无法面对残酷的社会。

也许他们说的都对，为了考好学校，在文理史哲，琴棋书画，英语考级，奥数竞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有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如果重点中学、大学们能在招生时，推出一个抗压测试五的，也许这一问题就真能表面解决了。

这个问题太难讲，不说了。

我说那么多，其实只是想问问，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社会很残酷，我们应该坚强，可是究竟是谁让这个社会变得很残酷的呢？

人类已经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认是高级智慧生物那么多个世纪了，难道这个问题就没人想过，没人试着回答过吗？

在那个遥远的茹毛饮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代，人类努力锻炼身体、拉帮结伙、吃饱穿暖，是为了不让自己被野兽或别的人吃掉，而去吃掉野兽或别的人；而如今，我们早就自认为已经摆脱了那个蒙昧时代，为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沾沾自喜，可在这个文明时代，我们却要努力地磨炼自己的心和精神，是为了不让这个文明时代或别的人把自己逼疯。

话说得太远，拐不回来了。

残酷环境的改造力实在太巨大了，就像电影中残酷的集中营，而被改变了的就是那些制造假币的犹太人，他们在残酷的奴役、死亡的威胁和利诱的压力下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适应”环境，偶有反抗，立马被视为异类、破坏者，接着就是打压，甚至试图帮着“环境”清除异类。

就像是我们去指责那个自杀的学生软弱，而不去质疑这世界给了他多大的压力。

是不是社会在变得极端残酷时（就像二战时），我们才想起来去质疑、去抗争、去反省？

而社会在我们还可以忍受时，我们便选择妥协呢？

导演暧昧不明、立场不清地拍完了电影，将所有的问题抛给观看电影的人们。

似乎德国人的电影必须和二战题材联系起来才得以跻身优秀电影的行列，这并不是说德国人不擅长于其他领域，只是说，德国人的谦逊的认罪的姿态下做出来的东西，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感动。

影片以倒叙手法描写了伪钞制造者Salomon在纳粹集中营的经历，这个关于苟且偷生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光辉的同时也是赤裸裸的人性。

影片的架构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

同样是无罪莫名的跌入牢狱，同样是因为自己的一技之长免于劳役之苦侥幸存活，同样是最后离开了牢狱获得新生。

但是，这却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影片，《肖申克》里更多的是个人英雄主义的灿烂光环，一个典型大美国人的做派。

然而《伪钞制造者》则没有一个灿烂光辉的主角，主角不像安迪那样潇洒，他总是战战兢兢，时时刻刻担惊受怕，他没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他只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苟且偷生。

他真真正正的是个小人物。

只是在那个高压的时代，小人物身上才有那样的人性的光辉。

当他第一次进入集中营时，他有着和别人一样的恐惧。

当有人在他的背后被军官开枪打死时，他的反应是更加努力的劳动以免被杀。

但是，他依然说出了“在这里我除了尊严什么都没有”这样的话。

他依然坚强，他依然不丢弃他的尊严。

他尝试用他唯一的技能——绘画——来获得生存的机会，幸运的是他成功了。

影片对于监狱的描写是大大不同于《肖申克》的。

在《肖申克》里，监狱似乎是温情的，总是充满阳光，尽管有例行公事一般的严厉训斥和拳打脚踢，但是却有人到了刑满的那天却不能接受牢狱之外的生活了。

但《伪钞制造者》里的监狱是残酷的冰冷的，在这里不是训斥和毒打那么简单了，在这里随时都可能有人被杀，而且死了就死了不会有人理会。

这里没有什么图书馆没有放风时间，这里只有高压和无尽的恐惧。

于是，当Salomon和其他同伴来到专门为他们提供的新的集中营时，那些软床新床单似乎对于他们有着无穷的诱惑力，甚至当他们被送去洗澡时，有人还以为他们已经进入了煤气室了。

人人都知道他们不过是军方的一个工具，他们的任务就是制造假钞，战争结束后他们的命运就是被消灭，但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很满足于生活，“不管怎样，能在软床上多睡一天是一天”，这是他们的信条。

导演的镜头丝毫不回避血腥，被毒打的伤痕累累的身体，血肉模糊的脸都被镜头真实的记录下来了，没有任何粉饰处理和加工，导演运用大量长镜头和携带式摄影机力求真实的还原历史的真相，使影片多了几分纪录片的味道。

人性到底是怎样的？

什么是真实的人性？

这是导演意图做出回答的问题。

真实的人性并非是伟大的人性。

人性本身或许并不伟大甚至丑陋，但是足够真实。

集中营里的一个年轻人希望从中破坏假钞的制造从而达到阻挠纳粹计划的目的，但是这一举动的后果是需要牺牲这些做假钞的人，因为一旦假钞不能按时交出来，他们的下场将显而易见。

没错，这很伟大，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革命牺牲精神。

但是，到底是别人活自己死还是自己先活下来别人再说，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Salomon做出了选择，他选择了后者，他不能让这些同伴送死，或者说他不能让自己成为一个爱国行为的殉葬品。

我相信这是忠于人性的选择，牺牲不能说不是人性的一部分，但那起码不是最真实最底层的人性，人性始终是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的。

导演很赤裸裸的揭示了这一点，他抛弃了英雄，我们不要做英雄，我们要活着。

这就是导演的回答。

这就是真实的人性。

于是，Salomon做出了补救的措施并且获得了成功，他既保住了大家的性命同时也没有做叛徒供出别人的行动。

虽然不够高尚，却足够实际。

最后，战争结束了，这群犹太人被解放了出来，而解放他们的是集中营里幸存的其他人。

他们伤痕累累，他们不成人形，他们甚至连同伴也分不出来，他们举着枪已经杀红了眼。

解放集中营的人们看到了留声机，在音乐里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

可是集中营里的其他地方，遍地是尸体，人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就像活着的一具行尸走肉。

这就是战争，赤裸的血腥和赤裸的残酷。

德国人总是正视历史，他们是带着诚实和批判的眼光来回顾战争的岁月，他们不回避他们犯下的罪行，这是一种姿态，一种诚心的取得谅解的姿态。

这样的一部多少有点黑暗晦涩的电影，在看完之后不会感到沉重，相反充满了温暖和感动。

导演展示了真实的战争和真实的人性，而最打动人的东西恰恰就是最真实的东西。

文章引用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Dilemma.活着，被用作纳粹的工具；去死，便是万事空。

没有人能够完全站在Dilemma任何一边。

Sally的合作精神，换来了他们的camp in camp，换来的救命的药，换来了Carnival时短暂的欢乐。

Burger的抗争，消极的抵抗，但也把刀架在了其他人的脖子上。

最后当木墙被起义的犹太人撞开，当其他集中营的囚犯拿枪指着这群特殊待遇的囚犯时，如果不是手臂上奥斯威辛的编号刺青，墙里的人在墙外的人眼里，和德国人算是一丘之貉。

但是为了活着，底线是可以变得flexible的，至少我同意。

有人说：we sometimes heard this beautiful music as well。

又想起来：我觉得电影没有开头和结尾的那段会更自然。

在Monte Carlo那段无非想给观众一个交代，Sally出去以后活得还算正常，虽然不时被集中营的回忆困扰。

但是美女加赌场削弱了很多故事本身的沉重感。

还有就是Burger是个懦夫。

又想当英雄，又不敢承担责任。

口口声声说live up to principle，却拉着无关的四个人要陪他一起死。

如果他真的那么视死如归，就应该自己跳出来说是因为他不合作。

拖延也拖了，英雄也当了，别人也不用陪葬。

很可惜他没有，而是怒目相对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美金的Sally。

萨利说过的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无论如何，不能背叛同伴。

这是他这个苟且偷生毕生造假者的道德底线。

忽然想起《女人香》来。

看来这种道德标准是在西方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在那部片子里实际上我们的传统观念被颠覆，同伴做的事情你不认可，揭发他即使不使自己获利至少可以免受惩罚，可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选择的是绝不背叛同伴。

这跟我们从小读到的那些大义灭亲的崇高故事多么南辕北辙啊。

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文革时揭发邻居，朋友，同事甚至亲人的人，才能如此坦然。

二战中纳粹和日本给全世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伤痛，人性的恶从未展示得如此淋漓尽致。

文革局限在中国，但它不可逆转地摧毁了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传统，那一代和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统统成了无信仰的人。

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

群体无意识的犯罪，难道就可以群体无意识地不悔过么？

纳粹仓惶逃走之后，一群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集中营犯人进来，忘不了他们摸着这里崭新的床单和乒乓球台的样子。

其实这些帮纳粹制造伪钞的人实际上已经是帮凶，他们最终被原谅了。

可是他们真的能够原谅自己么？

那些伪造出来的英镑，买来了多少物资，制造了多少枪炮，又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如果能够坦然告诉自己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是没有办法的，萨利就不会在赌场上输掉所有钱，面对大海如此空虚。

是非自有公论，但求无愧于心。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我们的生存，不止是为了生存。

影片有一个漂亮的开头，一个欣慰的结尾，不过不失的中间部分。

开场：豪华酒店、上乘制衣、赌场、香槟美女，主人公享受着伪钞打点的生活；结局：赌场，主人公把所有的伪钞换成筹码，乱押一气，输光所有的钱，净身出门走向海边；中段：伪钞的故事，主人公从谋生到偷生的经历。

制造伪钞、伪造证件是主人公萨利的谋生手段，在大战之前，这门手艺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还有“伪钞大王”头衔。

后来萨利被柏林警局伪钞部逮捕，这次逮捕完全出于打击恶性经济犯罪的目的。

大战爆发，监狱变成集中营，萨利从经济罪犯变成犯有严重罪行的犹太佬，继续坐牢。

萨利的身份有点意思，他是一个俄裔德籍犹太人。

犹太人说明他蹲集中营不冤枉；俄裔德籍，会说俄语而不说，说明他跟共产主义祖国划清了界限，没有做革命分子的基因。

所以，后来在集中营，面对革命宣传，"现在我活着，我不可耻"的话并不意外。

复杂的背景让人物没有牵绊，没有归属感，自己为自己着想，用尽一切手段活、活好。

蹲监狱的时候，萨利机灵地展示自己的绘画技巧，当初赚大钱的手艺，现在能让他比别的犯人吃得好，挨打比别人少。

从便签纸画到油画布，从半个苹果到火腿面包，还是这门手艺帮助萨利在监狱里谋生。

真正重大的转变从萨利走进集中营开始。

危如累卵的第三帝国要大量伪造盟国货币，打击盟国经济，一帮来自不同集中营的印刷工、制版工组成了“伪钞课题小组”，而“伪钞大王”萨利当上了技术总监。

这一刻起，伪钞成了战场上的炮弹，萨利的手艺被插入战争序列。

面对纳粹的死亡威胁，萨利的妥协、合作不再是为了一餐一饭，对纳粹的忍就是对“人民”的罪，谋生变成了偷生。

被隔离起来的课题小组日以继夜的研发伪钞，一墙之隔，每天都有大批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

有人知道妻儿的死讯，意图自杀；有人看清纳粹的目的，消极怠工，策动暴动，在狱友和凶残的纳粹之间，萨利是一面墙。

面对狱友，他安抚盲目的，鼓励绝望的，稳住愤怒和激进的，面对纳粹，他迎合，用工作进度和纳粹做交易，换取药品、保证狱友的安全。

萨利的努力是被动，效果可想而知。

课题小组始终没有形成一股合力，与纳粹进行真正意义的抵抗。

仅有的成果，是这种缺乏合力的无序，阻碍了研发的进程，无意间减少了伪钞对同盟国经济的破坏。

面对绝症，有积极疗法，也有保守疗法，积极疗法有速生速死的风险，保守疗法是循序渐进的期待，想必更多人愿意给自己留下期待。

在影片结尾，萨利在赌场上散尽所有的伪钞。

海滩上，女孩对萨利说，“那是很多钱啊”，萨利回答，“对啊，我们还可以造新的。

”手艺还是手艺，它还会是萨利谋生的手段，萨利把从集中营带出的伪钞扔进赌场，是因为那上面印满了偷生的印记，扔掉它，是扔掉偷生的过去。

战争、疾病如此残酷，人性如此脆弱，脆弱让人难分清谋生与偷生的区别，就在一瞬间，两者发生了转变。

不愿偷生的是英雄，做英雄太难。

从偷生后的小小安逸中醒悟过来，摆脱偷生命运也不容易，萨利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