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曾有个崔姓少年，用摇滚颠覆了苏联 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年的镰刀锤子红旗悄然降下，一个存在了69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了。

81年，列宁格勒的一个小礼堂，年轻人们聚在一起，在舞台下面个个正襟危坐，听一场摇滚演唱会。

[盛夏]从这场演唱会开始，两个女孩偷偷翻墙溜进剧院、西装革履的安保人员在旁巡视察看、在椅子上身体轻轻摇摆的动作幅度被修正、向舞台上摇滚明星展示的应援横幅被制止。

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拍的是80年代初，彼时还未成名的“苏联摇滚教父”维克多·崔(Viktor Tsoi)的某段夏日经历。

©维克多·崔，电影[盛夏]的原型死在28岁的维克多·崔，时至今日都是俄语世界最重要的摇滚音乐人之一。

他是曾经苏联青年的英雄，也是表达抗议声音的武器，他的歌声，至今激荡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抗议活动里。

但在[盛夏]里，这些都不重要，那时，他只是一个刚开始写歌的小年轻，遇到了自己崇拜的音乐人前辈和他的妻子，三人的爱情和音乐交往关系，才是电影的重心。

©[盛夏]海报，三人关系是电影主线导演基里尔一直说[盛夏]并非关于政治，就像维克多·崔一直强调自己那首著名的《改变》也无关政治一样。

但“正襟危坐听摇滚”的80年代背景，是电影里年轻人们的盛夏逃离不了的氛围，压抑又躁动着。

这也是维克多·崔赖以成名、生存、思索、成为精神领袖又终早逝的时代背景。

87年，在导演谢尔盖·索洛维约夫的[阿萨]里，崔在电影末尾有了一段充满惊喜的小小客串。

他身穿一身黑夹克，带着他的基诺乐队(Kino，也有译作电影乐队)，唱了一曲《改变》作为电影结束。

红色的太阳燃烧殆尽/白天与它一起熄灭/黑暗在灯火通明的城市降临/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融入我们痛苦欢乐/融入我们跳动血脉/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这是真正意义上，崔和他的乐队第一次从地下走到了地上，这一年，他们还发行了第6张专辑《Gruppa Krovi》。

©崔在[阿萨]结尾客串出场连同电影和新专辑的共同热度，崔的名字和他的《改变》一起传唱到了全国，引发了当时所谓的“Kinomania”(基诺狂热，仿当年的披头士狂热)。

10年前，15岁的崔被谢洛夫艺术学院扫地出门，理由是「摇滚有害正常学习」。

从此，他辗转到地下乐团，开始尝试自己写歌，这一年，他遇到了电影里引导他成长的迈克。

这是1981年，迈克·瑙门科作为乐队Zoopark的主唱已经在圈内小有名气，电影开始的那场演出就是迈克的乐队。

崔像一个小粉丝，跑到迈克前：“我希望你听听我的歌”。

于是，有了电影里那场几个人的盛夏海边之旅，他抱着吉他，坐在沙地，开始唱歌。

©[盛夏]，他们一起去海边唱歌崔是个出生在哈萨克斯坦的韩裔，5岁时跟着父母一起搬到了列宁格勒，那一年，正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

这个有着黄皮肤、留着长发的瘦小男人，如果是生在别的时代，可能也就过起了做着木匠的安稳生活。

但那是80年代。

80年代初，时值勃列日涅夫的统治末年，也是苏联最保守的时期之一。

79年，苏联对阿富汗发动了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战争，国内数万青年又穿上军装，重新走上战场；进入80年代，国外油价下跌直接造成苏联的政府外汇收入减少，多年举全国之力发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的弊病终于造成了国内严重的物资短缺。

苏联经济在进入一个死胡同，文化上也并没有好太多。

摇滚乐在当时的苏联仍是一个地下活动，得不到媒体曝光，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资金赞助。

即使是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种极少数可以公开演出的场所，也有诸多例如歌词审查、人员管制等限制。

崔一开始就是在迈克的帮助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开始了演出生涯。

©迈克带着崔开始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唱歌后来，他唱“为什么要不惜一切战斗/我不想把靴子踏上谁的胸膛”，他唱“改变/我们等待着改变！

”他的《血型》和《改变》，和他「反叛」的姿态和劲头，一瞬间一起风靡了全国，成为所有苏联青年的精神寄托。

上世纪60年代，披头士乐队在美国形成了一股“英伦入侵”的力量，整个欧美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披头士狂热”。

那时，东西方两大阵营还在冷战对抗中，苏联官方直接把摇滚乐视为“危险的美国文化武器”。

此前，他们反爵士乐，连“爵士乐”这个词在俄语中都被禁掉了。

摇滚乐出现后，赫鲁晓夫直截了当地说“电吉他是苏联人民的敌人”，摇滚乐是“猿人的音乐”。

此后，历任苏共领导人对摇滚乐的态度都大同小异。

但是，这也没能阻止披头士、滚石，连同后来的地下丝绒、鲍伊、性手枪等等“自由之声”传唱到苏联年轻人耳中。

©啥都没有，啥都不行，但不能阻止年轻人总有办法听到当然，肯定是通过一些地下渠道秘密流入的。

比如，后来成立时间机器乐队的主唱马卡列维奇，就是因为常出国的父亲给他带回了披头士的磁带。

然后，最初接触到西方摇滚乐的这批人，又通过另一种神奇的道具，将声音传播下去——这就是刻录在X光片上的唱片，骨碟。

西方摇滚乐、爵士乐全是“反苏联”的，审查是一定要审查的，但官方审查的对象一般是正版音乐。

那些私下偷偷刻录又小范围内传播的盗版碟也就成了乐迷们的救命稻草。

用X光片刻碟是因为它方便易得，主要还是便宜，但也真的音质粗糙。

©在苏联流传甚广的地下骨碟就是在这样条件艰苦的启蒙下，苏联的小年轻们开始组起了自己的乐队，玩起了自己的摇滚。

早期的Alexander Gradsky、时间机器...他们从翻唱披头士、滚石开始，买不到电吉他，就自己制作；出不了专辑，就用骨碟传播。

偷偷在小舞台、小场地演出，常常变成和警察的猫鼠游戏，突然被打断、然后逃跑。

另一面，政府树立起了一种名为“VIA(Vocal Instrument Assembly)”的官方声音，来对抗摇滚乐的影响。

一种类似摇滚乐的非摇滚乐。

政府控制着这些表演乐手的发型、衣着、吉他样式、调弦音色、鼓点节奏，在舞台上轻歌曼舞，没有愤怒。

所以，到80年代，来自地下的崔，带着他的基诺乐队，一声惊雷“我们要改变！

”真正改变苏联的摇滚乐出现了。

85年，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上台，给苏联带来了他的改革。

崔的“我们要改变！

”的声音正与其交相辉映。

在崔的《血型》的歌声中，阿富汗战争终于走向了终结，后来，推动战争结束的戈尔巴乔夫亲自接见了崔，对他说：同志，改革和人民需要你的力量，我们一起努力吧。

但实际上，即便是崔本人和他的摇滚乐，也未必能够得上政治革命或运动领袖的名号。

他不过是在戈尔巴乔夫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唱出了这个国家年轻人的反叛意识。

©崔曾否认自己的歌有政治因素在电影[盛夏]里，崔和迈克常听的一个乐队叫地下丝绒，如果问摇滚乐是否真的曾经改变过世界，总让人想起“丝绒革命”。

68年，正当苏联大军以坦克压过美丽而古老的捷克布拉格时，后来的捷克总统，也是丝绒革命的发起者哈维尔正在纽约听到了地下丝绒。

他把地下丝绒带回了捷克，引发了后来以宇宙塑料人乐队为代表的整个“第二文化”的兴起。

当宇宙塑料人后来被政府逮捕，哈维尔等人展开声援，声援活动很快就衍变成了这群异议分子推动捷克民主化的“丝绒革命”。

©捷克的丝绒革命哈维尔后来出狱后当选总统，他回忆起第一次听到摇滚乐时这样说：这种音乐有一种震撼人心的、使人不安的魔力，这是一种使人警醒的、由内心深处发出的真诚的生命体验，任何人只要精神尚未完全麻木，就能理解……我突然领悟到，不管这些人的语言多么粗，头发多么长，但真理在他们这边。

山雨欲来之际，崔的摇滚或许没有直接改变苏联，但也一定意义上改变了苏联年轻人。

就像他的一次失败的校园演出，崔还未开演便遭到警察软禁，引发了校园内歌迷群体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就像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出，6万多年轻人聚集在莫斯科的卢日尼基体育场，高声齐唱：“我的手紧握成拳，如果还有火药，给我火”...“我们的心渴求着改变/我们的眼睛探寻改变”...“曾经缄默的人们，不再沉默”...就像他死后，依然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去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上找寻他的“追悼墙”，把思念和感谢写满整个墙壁。

©崔的“追悼墙”崔28岁死于车祸，虽然也有阴谋论认为他是死于保守派制造的车祸。

一年之后，苏联就瓦解了。

虽然他最终并没能等待到变革的到来，但他的《改变》仍然响彻在此后俄罗斯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里。

「崔没有死。

他只是出去抽根烟。

」、、-作者/卷卷毛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破词儿」

无论是音乐迷还是电影徒，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的《盛夏》都是今年必看的电影之一！

谈及电影之前，必须提及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涉及300多万美元的法律纠纷。

2012年，担任果戈理中心艺术总监后，谢列布连尼科夫很快因为演出的尖端和挑衅性，多次遭到保守评论家的严厉批判。

其作品涉及电影、戏剧多个领域，因大胆嘲讽俄罗斯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而闻名。

2017年，他“意外”被逮捕，涉嫌将一个戏剧项目的300万美元资金挪作他用，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牢狱之灾。

对此，俄方面宣布，“案件与政治没有关联”。

被限制行动自由后，谢列布连尼科夫缺席了今年戛纳电影节的出席仪式。

戛纳之后，有媒体称，该片“只有摇滚，没有政治”，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制作组们也希望淡化政治，以更加国际化的方式宣传该片。

《盛夏》里真的没有政治吗？

被囚禁后的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亲自在家剪片，他会为此妥协影片一开始的初衷，一改他大胆的影片风格吗？

胖哥目不转睛，耳朵怀孕的看完全片后觉得，你可以说《盛夏》里没有政治，但你无法忽视画面中，骨子里的那股“反叛”。

不是叛逆，而是被压抑已久的后，对权力的不削，以及无法被消解的反抗。

谢列布连尼科夫用灵光乍现的MV叙事；故意插入的“间离式”人物；

带着柔光的黑白色调；

时刻保持着生命力的音乐，以非常电影化的方式，为政治诉说抹上了可口的甜与蜜，但一番解构后，我们发现影片其实只是换了一种展现方式，他巧妙的只在影片中提供了变的“开始”，用非常“震撼”的前奏表现了时代大潮的不可逆转。

《盛夏》为什么会引发强烈的关注，首先是故事发生的年代，80年代的列宁格勒，冷战疑云虽密布，但铁幕已经松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抵达到了最高峰。

求变的思想，在苏联的各个层面开始发作。

其次是人物以俄罗斯摇滚教父维克多•崔作为视角中心，大量具有时代性的音乐和乐手，在背后丰富着影片的内涵，暗自进行着历史书写。

影片的第一幕就将“变与不变”的矛盾柔和又猛烈地摆上了舞台。

前奏配合着一个入侵式的持续镜头段落，

带领观众由后台直接降临一场八十年代列宁格勒的演出现场，在这个地下摇滚恣意喧嚣的年代，摇滚乐团Zoopark的主唱迈克已然在俄罗斯的乐届名声大噪，而尚未成名的朝鲜裔苏联传奇乐手维克多•崔（Viktor Tsoi）淹没在人群中，他带着崇拜的心情，压抑着内心的狂热，正襟危坐地在下面朝圣。

那个年代，歌词需要正面积极，台下的观众不能出格，就连晃动身体，站立起来都是不允许的。

于是，台上的新，与台下的旧，就在歌声弥漫的室内暗自交锋，彼此试探。

接下来的一幕戏清晰地展示了年轻人内心的躁动。

在海边，维克多第一次见到了偶像麦克，一首歌下来，麦克马上看出了他的才华，

他们从黄昏唱到傍晚，他们一次次跳过篝火，一次次赤身下海，

那不仅仅是荷尔蒙的释放，还是精神的彻底宣泄。

吉他是他们的武器，他们的话筒，他们的骨，甚至他们的命。

一切都没有发生，一切都在发生，那是一个国家迎来摇滚启蒙的时刻，年轻人没有扛起枪而是背起了吉他，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关心这个世界，放声呐喊、改变黑暗。

而后的故事，围绕麦克对维克托的“提拔”，教会他更多的写歌方式，为他提供演出的机会，说服文化管理部门，“他们的歌词是正面积极的”。

另一面，麦克的妻子娜塔莎渐渐对维克托有了爱慕之情，

她直接请求麦克，希望和维克托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一边是摇滚乐的传承和进步，一边是围绕麦克、维克托、以及娜塔莎三人的情感纠葛。

表面的故事就这样娓娓道来。

很多人认为，《盛夏》的故事太弱了，不过就是俗套三角恋，最多有点特吕弗《祖与占》的影子，不算新颖，更不史诗。

其实《盛夏》的奇处，自然不在这个表层文本的叙事中。

片中有多处即兴的MV式高潮，麦克的乐队成员带着维克托坐火车回去，影片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海滩出游之后，麦克的乐队成员带着维克托一起坐火车回去，却和列车上的人发生争执，

列车上有路人质问，为什么终于聆听“敌人”的音乐，那些属于西方意识形态的产物，双方大打出手，乘警出面维持秩序。

而这场争执最终居然以歌舞表演的形式化解消散。

纽约摇滚乐队Talking Heads的成名曲《Psycho Killer》响起，每个人都跟着合唱，涂鸦、慢镜、动作场景、标语，花样繁复，让人大呼过瘾。

其中的政治意图相当明确，反对的人被刻画成带有“骷颅”涂鸦的角色，而那位反抗的年轻人却被刻画成一位勇士，其中隐喻不言而喻。

画面内的人们，不论是乐手还是素人一起直面观众表演起来，配合着消解戏谑的涂鸦，似乎将反叛的态度的呈现到极致。

这样“随性”插入的MV拍法用一次还不过瘾，谢列布连尼科夫接着在叙事中穿插了Iggy Pop《Passenger》、Lou Reed《Just A Perfect Day》、Mott The Hoople的《All The Young Dudes》的MV，民谣唱腔、黑白画面中的红裙摇曳、火箭人漫画、演唱会彩色录像、手写歌词板混搭宝丽来相片等特效轮流上阵，

整部影片骨子里的轻快、反叛与葳蕤的蓬勃生命力随着歌曲和画面喷涌而出。

另外，还有一位不断出现在这些MV场景之后的男性角色，他口头说“这一切当然没有发生”，而其实，这些来自精神上的高潮已经淹没了乏味压抑的现实，变成了一种文学化之后的电影语言，拟态真实。

间离式的处理并未将观众推远三尺，而是制造了一种能够让其全情投入的引力，给予了影迷呼吸的空间，思维在这个足量的空间中发散，划出不同角度的精神弧线。

想想看，那个年代的先锋乐手们，如大卫•鲍伊、地下丝绒、米克•贾格尔、性手枪、鲍勃•迪伦、T.Rex、Lou Reed等等，当他们的黑胶被整齐得张贴在墙上，俨然搭建了出音乐人朝圣的殿堂。

无论是三角恋的故事，还是刺激不断的配乐，一场场热情似火的演出，都让影片走向了“右”的思维中。

影片中，这群乐手最迷茫的地方在于，他们应该学习谁，成为谁，是模仿还是创新，是接过前人的衣钵，还是自成一体。

这群年轻人通过音乐，找寻着大变革时代中，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存在价值。

作为以摇滚为核心的影片，《盛夏》的内容异常干净，没有满屏的毒品，只有流动的音符和歌词，“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

导演用松散的风格手法、美妙的镜头运用和精准的场面调度，安排出了一幕幕无比后现代的青春油画。

抛开一切，《盛夏》也可谓是异常高级的“青春类型片”，而这样的片子，因为特殊原因，把内核展示的极为隐蔽，让人回味再三。

影片的“元电影”手法（影片中出现非叙境的人物直接面对剧中人物或者是观众说话）以及“印度歌舞式”的mv、动画都与影片整体的气质很搭配，影片的讲述的故事内容是前苏联传奇摇滚音乐人维克多·崔未成名前的故事，因此影片整体上呈现的是年轻和青春，在保守的社会环境下，青年人仍然在有限的空间内叙述自己的故事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情绪。

我的心情取决于喝了多少瓶酒。

列宁格勒的美妞像铁线虫一样入侵了我的灵魂和身躯 。

我年幼无知的生命从此离不开朗姆、伏特加，白兰地和威士忌。

你个傻逼维克多为什么要修改我的歌，你把我一枪崩了我还是会赞美伟大的社会主义。

你个傻逼要么唱好儿歌，要么给你儿子教画画，不要影响我弹唱长征二万五千里，你听说过没见过的朋克。

等杰尼亚长大，给他一把吉他，没有吉他睡不了妞，没有妞生不了娃，没有娃爷爷老了没人一起玩耍。

你要庆幸生在列宁格勒，庆幸生在共产主义，庆幸美帝雄鹰见了我们都会闻风丧胆四处逃窜的喀秋莎。

我们曾经一起跳着芭蕾，天鹅绒乐队来给我们助威，黑胶唱片里都是我们的青春和性爱。

萨利不会跳舞，他带着孩子去了地下，那里有流浪诗人，有糖葫芦，有等着被买走的套娃，回家后睡觉梦见了鲍勃迪伦。

夜晚的墙角，寒气逼人，我们为乐队的名字愁出了皱纹。

木箱上躺着不安分的摇滚，醉汉、廉酒、基诺、餐叉、螺锥、沙丁、外套、皮革，妈的，世界上那么多词汇，这一刻都被狗吃了。

为了买吉他，我们去卖淫，为了买扩音器，我们去车站偷画，为了买啤酒，我们用香烟换了阿拉丁。

不要给我打电话，不要跟我说英语，不要来我的演唱会，给我三卢布，让我买一杯咖啡。

公车上胡子花白的老爷爷，海滩上赘肉下垂的妇女，记得周末给他们让座，记得抽空陪她们烤肉，回来时记得爬窗户。

奶酪、苹果、鸡肉、米饭、香肠，大哥的女人就的是屌，带着这些食物穿过整个城市，茶杯都没有碎。

街上的枪声不妨碍我们的慵懒和宁静，苏联的上空飞机是我们的和声，醉汉的酒瓶是我们灵感的源泉，午餐的排水沟是敏锐坚硬的摇滚英雄。

我们不是懒惰鬼，我们是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是蓝领的抒情。

酗酒、滥交、毒品、偷盗、烧杀抢掠，财富、自由、平等、意识形态、这个世界的阴暗太多了，我们的乌托邦必须站出来发声、站出来批判，用我们的喉咙和麦克。

友情、爱情、音乐、理想，军队，要歌颂的太多，不如散伙。

我的墨镜看不清你的瞳孔，台下的掌声震耳欲聋，这是摇滚之星的见证，女粉丝总是尖叫，仿佛刚刚经历过高潮。

你曾是一个披头士，跪下来双皮大衣褶进鞋底，老母亲在家乡为你祈祷，回音穿透时空的旋律。

娜塔莎啊娜塔莎，你那么喜欢西红柿，为什么不跟烟嘴少年私奔啊，不要做被大哥栓住的女人，趁年轻，去艹小鲜肉，让大哥去雨里买醉沉思吧。

娄里德说美好的一天，要去公园里喝酒，去动物园喂动物，看电影，然后回家写一首没有任何意义的歌。

在一辆电车的车窗上，我用手指临摹着不好的话，排水管在弹奏这音乐，我的头因为淋雨像草一样。

城市现在又湿又潮，我不打伞散步，闪闪发光的玻璃就像雨中的镜子，我会到处走走，四处看看别人的家。

没有人需要我，我也不需要任何人。

雨后的屋顶在滴雨，这里都是温暖的天气，我希望一直如此。

如果你微笑的话所有的事情都不坏，让我们坐下看看世界，通过一杯酒。

X时代，O时代，我们很陌生，你看到我们才会了解，我们是疼痛的陌生人，我们都是任性的索求，不要想着我们其中任何一个还需要什么东西。

梦想中的演唱会，一个能容纳千人的体育馆，声效、灯光、彩色烟幕，三个鼓手，两个画手，一个纯白，一个彩色，十人吹风，大象进来，一个弦乐队，一架由人民艺术家演奏的竖琴。

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我想唱一首有关蒸汽机的歌。

我梦想和你住进一栋旧旧的城堡，听着布鲁斯蓝调。

但我们拥有的，只是一间集体公寓，和看门人的薪水。

我要种下一棵树，老了爬到树上，看我们曾经的房屋。

直到我喝酒喝死，直到我看不见你，直到我忘记你。

美则美矣，充其量只是一支超长版的MV。

更讽刺的是，这部描述前苏联摇滚教父的音乐传记片里没太多让我印象深刻的苏联地下摇滚乐曲，反而是七八十年代风靡欧美的摇滚作品充斥其中让我大饱耳福（David Bowie、Lou Reed、Iggy Pop等等如雷贯耳的大牌）。

也许导演并不打算拍摄一部传统的传记片，只是想透过音乐这个元素来还原八十年代初期苏联的社会环境气氛。

好几段长镜头场面调度精彩，开头几名女生偷摸进入演唱会的一幕就是相当精彩的示范。

导演用流畅的跟拍长镜头迅速推进叙事，同时揭示当时压抑的政治气氛，台上是激情演唱的歌手，台下是禁止站立欢呼的观众。

之后数段幻想情景及涂鸦动画的演绎，尽情刻画出当时青年人不畏强权，内心叛逆的反抗精神，比如在火车上斗殴以及演唱会舞台上下玩成一片这两段最为显著。

然而，这种比较廉价的MV表现手法明显打乱了叙事的节奏，令情节变得空洞涣散。

此外，故事的切入点有点出乎意料，一段鲜为人知的婚外情三角恋，令整部作品的格局在后半段逐渐收缩。

前半段精心营造起鲜明的时代背景气氛逐渐消散，压迫在青年音乐人身上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似乎踪影全无。

回避特殊时代背景而回归人物情感纠葛的手法不算创新，但是这种过于隐晦的政治隐喻又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反思或批判效果。

这跟好莱坞那一类多愁善感、无伤大雅的音乐爱情剧又有什么区别呢？

应该算是在FIRST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影了，毫无争议的年度十佳，黑白色调下拥挤的人流，稀薄的氧气，嘈杂的高频喊叫，低频低噪与长镜头污染着80年代的摇滚，那时的摇滚是秘密的，压抑的，不被允许的。

三处超现实幻想用漫画的方式顽皮戏谑，列车上的那一段直接梦回《欧洲特快车》。

在Mike冲向屏幕的那一瞬间我激动的流下眼泪。

他们是一群最自由的人，一丝不挂，奔向焰火，奔向大海像海鸥一样叫喊，他们是一群最真实的人，妻子毫不掩饰对丈夫说着对Viktor的迷恋。

MV式的叙事方式，原声都好听到哭，黑白的色彩主调不卑不亢，这正是80年代摇滚最初的样子，这是摇滚乐对那段历史的宣言，这也是对摇滚乐迷的一记深鞠躬。

暑假看的俄罗斯某新锐导演的新片 创作者好像把对当时zf竖起的中指隐蔽在所有乐队演出场景中 看演出听音乐不是为了借机宣泄也不是为了寻找慰藉 而是求生存 每一排座椅下按耐不住而抖动的双腿都是对被虚化的政治的蔑视与反叛 是艰难游动在压制环境下的有限自由 被彷徨的人们小心翼翼地享受 只是我以为那种变态般的桎梏只存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 直到今天看到网上视频中那些女孩子的遭遇 脑中浮现三个字WHY 稍微冷静之后其实觉得 对于发生地点与时间的震惊也不至于惊讶到不敢置信 让人寒心 生在红旗下 摇滚你mb

原文地址：http://www.qh505.com/blog/post/5601.html括号开始，1962-1990，括号结束。

生卒年的标记打在画面上，一种生命时间的刻印显得残酷，它仿佛标记的不是生命的长度，而是戛然而止的那个端点：1990年，作为最伟大的摇滚乐队“基诺”的主唱，有着“苏联摇滚之父”之称的维克多·崔，在著名的卢日尼基体育场举行演唱会后不久，因为遭遇车祸不幸身亡。

而当这一串生卒年数字被打在画面上的时候，维克多正在舞台上尽情唱起摇滚歌曲，他是激情迸发的，他是充满豪情的，即使只是在列宁格勒“摇滚俱乐部”这个小小的剧院里，维克多依然沉浸在摇滚世界的巨大热情里，底下的人拍手鼓掌，一起唱和。

但是当生命的标记变成一种注释，似乎关于身后的死亡正汹涌而来，而更改了乐队名字为“基诺乐队”、飘逸的长发被剪短的维克多，当他唱起那首歌，似乎这一切变成了一个预言：“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一周是短暂的，当一棵树只有一周的生命，它是渴望迅速地成长，还是接受命运的摧残？

1962-1990，这是维克多的生卒标志，而在他之外，那个站在过道上和妻子娜塔莎一起来听演唱会的麦克，当镜头扫过他，画面中也是打出了一串数字：1955-1991——依然是生卒年的标志，依然是命运的残酷，依然是摇滚的陨灭，也依然是不会超过一周的生命之树。

维克多和麦克，苏联摇滚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当最后都以数字化的方式注解生命的过程，似乎变成了对摇滚本身的质疑——维克多和麦克的死亡都和阴谋论无关，但是“谨以此片献给我爱的人”，似乎就把生命的无常和摇滚世界陨落建立起了某种诡异关系，摇滚发生着，在真实的历史中发生着，但是猝不及防的一切，会随时带走那些记忆，带走那些爱，带走生命之树。

摇滚属于那个盛夏，盛夏，“我在城里买了一份报纸”，盛夏，“今天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盛夏，“暴徒们带着铁齿虎”……《盛夏》是麦克的代表作，总是带着墨镜的麦克其实已经成为苏联摇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他的世界里，关于报纸新闻，关于盛大音乐会，关于暴徒，似乎也成为了时代的一个隐喻。

生活在八十年代早期的列宁格勒，麦克看起来在摇滚的世界里对传统进行着解构，在盛夏的耀目光芒中诠释激情，但是在现实里，麦克却并非是非主流的存在，他和娜塔莎结婚，生有一个叫杰尼亚的孩子，摇滚乐队在以“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摇滚俱乐部里注册，而演出似乎也只是在俱乐部的舞台上——恪守规则，遵守秩序，麦克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现实里演绎着。

而当维克多找到他，并且跟随他进入摇滚世界，两个人的观念其实发生了某种冲突，而在这种冲突中，一方面维克多的自由为麦克的创作注入了更多的激情，另一方面，在规则面前，他们却不得不妥协，甚至让步。

一开始是两个人之间的矛盾，麦克的理念是：“酒分两种，好喝的，和特别好喝的。

”音乐，或者摇滚，也如酒一般，而他们的目标当然是要做“特别好”的那种，但是在特别好喝的阐释中，两个人其实并不一致，在海滩上，维克多和同伴罗夏找到了偶像麦克，献上了自己的歌曲，麦克说“音乐棒极了”，但是那首《懒惰鬼》里最后加上了“妈妈，妈妈”，后来维克多的《八年级女孩》，麦克建议再升高一个调，或者建议那些歌曲再抒情一些。

而维克多似乎并不苟同于麦克的见解，“我不喜欢被修改”，所以当麦克提出意见时，维克多总是坚持自己，但是麦克作为引领人，维克多也无奈放弃自己的观点。

两个人之间或者只是对于音乐理念的不同而已，但是在维克多逐步建立乐队，并加入摇滚俱乐部的过程中，他面对的是妥协还是坚守的冲突。

要申请加入摇滚俱乐部，所作的歌词必须进行审核，伊万诺娃是俱乐部的创始人，也是歌词的把关人，当她听到维克多的音乐作品《八年级女孩》时，第一个问题是：“这首歌批判了什么？

”麦克抢先回答：“批判了滥交。

”伊万诺娃问，这是一首喜剧作品？

麦克点头，而当伊万诺娃要求维克多自己回答时，麦克故意支开了乐队的三名成员，让他们去倒开水，而当三个人拿着水杯过来，在麦克的努力下，这些歌曲已经通过了审查，它们作为“喜剧作品”表现了“苏联音乐家必须找到人性中所有美好的东西”的俱乐部宗旨。

加入了俱乐部，维克多的摇滚生涯似乎获得了合法化的地位，但是在和麦克之间，矛盾依然存在，取名叫“加林和双曲线”乐队，只是麦克随意性的命名，而当乐队的鼓手奥列格通过了征兵，乐队没有了鼓手，维克多为了推出自己的专辑，希望鼓手的部分用录音代替，而麦克却认为“这不是摇滚，这是迪斯科”。

在录制专辑时，维克多终于无法忍受不像自己当初所设想的音乐，“这声音太糟糕了。

”在走廊上抽烟的时候，乐队成员罗夏对他说：“当孩子们在走廊上唱起你的歌，那才是真正的摇滚，别太在意录音的业余效果。

”无奈之下的妥协，维克多选择再次进入录音棚。

让孩子们喜欢自己的歌唱起自己的歌，真的是摇滚？

这个疑问维克多曾有过一次回答，在专业人员组成的小型推介会上，有人问维克多，你梦中的音乐会是怎样的？

他说到了一个词：大家，大家喜欢，大家狂欢，才是真正的摇滚，才是梦中的音乐会，而这个大家显然不是罗夏所说的“孩子们”，那种“为了孩子”在教化意义下的音乐，无疑是在规则之中的存在，就像伊万诺娃定义他们是“新的喜剧摇滚乐队”一样，都无非是审查之后的产物。

所以，对于维克多，甚至对于麦克来说，当摇滚世界被这些合理化的规则所制约的时候，自由的精神在慢慢消退，那种“盛夏”的狂热感觉也渐渐褪色——它们的狂欢，它们的激情，它们的破坏性，在另一种想象的世界里发生：在从海滩度假回来的火车上，面对乘客指责他们的音乐是“野兽一样的尖叫”，是“美国敌人唱的歌，大家开始了颠覆，他们在乘客间做恶作剧，他们打到诋毁的那些人，在完全解构了秩序的世界里高声歌唱，但是那个眼镜男举起牌子：“这些都没发生过。

”当维克多和娜塔莎酝酿了新的歌曲，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车的乘客都开始唱起这首歌，甚至连站点播报，售票员讲话，都变成了摇滚，而最后下车时，骑着自行车的眼镜男又对着镜头说：“这并没有发生”；当小型音乐会交流之后，随着音乐响起，大家开始疯狂起舞，维克多和众人一起唱起来，眼镜男在人群中又对着镜头说：“这不是真的。

”……音乐随时响起，每个人都会吟唱，这或者就是维克多所说的梦想中的音乐会，而每个人都是“大家”，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才真正符合摇滚的精神，才是盛夏的写照，但是当这一切都变成如MV的幻境，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世界又回到了现实。

音乐被隔开了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情感的爆发，一个世界则是情绪的收敛，一个世界是天马行空，一个世界则是循规蹈矩，一个世界是音乐本身，一个世界则是规则的制约，所以在“这没有发生过”的巨大失落中，那些梦中的一切只不过是虚幻的存在，它无法抵达现实，更无法改变现实，盛夏里没有“盛大的音乐会”，没有“带着铁齿虎”的暴徒，而正是因为自由之树被预言了一周的生长期，所以无论对于维克多还是麦克，都选择了克制。

这种克制在麦克、维克多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里，却呈现出一种隐忍。

娜塔莎带着女伴偷偷溜进俱乐部，又举着心型牌子示爱，都是他们爱情的一种证明，但是当维克多出现之后，这种关系受到了威胁，在海滩上，娜塔莎和维克多在一起，这是他们初次见面，似乎其中的暧昧已经传递出来，麦克看着他们说了一句：“最终她会制造绯闻。

”随着维克多越来越频繁地出入麦克的家，他和娜塔莎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微妙，他们一起吃那个心形西红柿，他们一起散步买了无价的杯子和双倍浓度的咖啡，他们一起为孩子杰尼亚洗澡，但是发乎情止乎礼，娜塔莎告诉麦克的是：“我想吻维克多，但是罪恶感会杀死我。

”似乎是一种信任，麦克也没有愤怒，而是说：“去亲吻吧。

”当娜塔莎面对维克多时，也告诉他：“麦克允许我吻你。

”维克多说：“有书面准许吗？

”娜塔莎对麦克不隐瞒，麦克对娜塔莎不愤怒，维克多又要所谓的准许，似乎他们都给了对方一种自由：娜塔莎真的吻了维克多，但也仅仅是吻了，她却把自己要好的玛丽安娜介绍给了维克多；而麦克知道这个绯闻无可阻止，表面上无所谓，却在一个人的时候，承受着痛苦，他一个人站在瓢泼大雨中，站在电话亭里，给娜塔莎的电话没有打，他就这样在大雨中感受到一种透彻，而一个女人进了电话亭，硬币一次次被吞掉，气急败坏地她和麦克走在一起，“你是不是被女朋友赶出来了？

我是被我父亲赶出来的，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坐飞机过来，因为我太骄傲了。

”两个人似乎同病相怜，而麦克在被大雨淋透之后，又像没事一样去了鲍里斯那里，“我要写一首无意义的歌。

”歌曲写完，似乎那种情绪也终结了，回到家，又像没事一样躺在娜塔莎身边。

两个人躺着，安静地可怕，而其实每个人都在斗争着，在相同方向的躺姿之后，麦克又转过身来，背对着娜塔莎，之后天亮了，之后起身，在一个人的时候，他骂自己是傻瓜；而娜塔莎知道麦克的痛苦，面对维克多时说：“麦克已经在忍耐的边缘了。

”然后离开时扬起了手，“我的戒指拿不下来了。

”一种示意：必须回到婚姻世界里。

维克多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娜塔莎？

娜塔莎是不是找到了和麦克不一样的爱情？

麦克是不是真的会爆发？

在这个隐忍而回退的结局中，爱情似乎都藏在了心里，婚姻似乎还维持着现状，而这一切也是规则，也是秩序，就像眼镜男举着牌子面对镜头时所说，这一出爱情故事不是真的，“它没有发生过。

”“加林和双曲线”乐队更名了，维克多的发型变了，爱情终止在不被摘下来的戒指上，当维克多在舞台上演绎激情，台下的麦克提前走出了走廊，而娜塔莎满含着泪光，注视着维克多，然后也留下了一个背影，“我知道我的树，注定生长不会超过一周……”于是激情的盛夏落幕，盛大的音乐会落幕，于是生命变成了写在括号里的一串数字，就像那个讲究规则和秩序的时代，只有它曾经真实发生。

入圍坎城影展的俄羅斯電影《盛夏》(又名《夏》)，講述前蘇聯時期重要的搖滾樂天團Kino，其主唱維克多崔在未成名前的故事。

這部改編真人真事的自傳式電影，把鏡頭鎖定在80年代列寧格勒(聖彼得堡)的時空背景，談論那個年代的青年、愛情、困境、對政治的不滿，還有對自由與新潮流音樂的渴望。

我喜歡這部電影以大量劇場形式手法拍攝，導演是俄羅斯果戈里劇院的藝術總監，在這部電影中完全可見他不厭其煩的排練痕跡，所創造出的流動與流暢感。

更不用說佈燈、色溫都完美體現那即將瓦解的「最後安定」的氛圍。

全片以黑白方式進行，中間不時穿插超現實手法，及類MV的片段，完全展現導演收放自如的功力。

唯一的小問題是，大量80年代的世界搖滾知識貫穿其中，對於我這個大外行而言，看的有點吃力，以及很難進入那「興奮」的情境中。

此外，導演把重點放在二男一女之間的愛情、友情糾葛，有點模糊了這位巨星成功的主要敘事脈絡。

所以，看完後我有點不明白俄羅斯歌迷至今愛他的理由是什麼？

但整體來說，這部電影仍然是水準之上，更讓我認識了這位擅長演唱鄉村歌謠風的輕搖滾，且受俄羅斯青年追捧的重要歌手也是韓國後裔的維克多崔。

然而，令人難過的是這部電影導演，基里爾·謝列布連尼科夫，因為在果戈里的一個作品(就是之前我看過的電影《白烏鴨》舞台劇版本)，內容涉及同性戀及叛逃話題，被當局軟禁至今。

不但差點無法完成這部電影，更在該片入圍坎城影展時也無緣到場。

#電影中展現了那個年代的相知與相惜#最黑暗的時代卻也是最光明的時代

（文/杨时旸）中国的摇滚乐迷看到这部俄罗斯的《盛夏》或许会产生别样的情感，尤其是当看到那个细节的时候——乐手们登台了，他们唱歌，舞动身体，摇滚乐强烈的节奏和感染力传递到舞台下方，观众席上却是正襟危坐的观众，像是在聆听某种报告会。

只有少数几个异类试图将自己的身体离开座位，配合着音乐起舞，但很快，就有面容冷酷的保安走上前来进行警告，要求他们重新坐回座位。

这是本能与规训的对抗，是个人自由与权力意志之间对抗。

直至几年前，一些中国的摇滚乐演出现场仍然不时传出观众与保安发生冲突的新闻，乐迷们自发的欢呼、甩头、pogo，但这一切被保安视作混乱和危险的开端而加以制止，甚至一些演出现场，因为观众们站立起来却被喝止必须坐下，而满场嘘声。

经历过这些的人，会对《盛夏》中的很多细节会心一笑。

《盛夏》讲述的是苏联时期的故事，1980年代的列宁格勒，摇滚乐开始在年轻人间流行起来，年轻乐手维克多去拜访偶像麦克，同时也认识了麦克的妻子娜塔莎，麦克对维克多的乐队鼎力帮助，而同时，娜塔莎与维克多也慢慢变得暧昧，在那个盛夏中，音乐和爱情同时蒸腾起难以名状的雾气。

这是一部黑白影片，像甜美又哀愁的旧日记忆又如不那么真切的梦境，更有趣的是，影片中还穿插了四段超现实的动画，白色的粉笔画、MV式的处理，虚实结合的打破第四堵墙的运用，让一切都变得灵动又充满童趣。

从某个角度去看，这其实是一种将人物内心有效外显的处理手段，故事的时代背景充满压抑，权力无处不在，文化生活必须经过审查，物质生活匮乏，精神世界逼仄，而这些年轻人用音乐随时建构起“脑内小剧场”，这本身是一种反抗，也是一种精神支撑，得以屏蔽外部的高压和无聊，建构自己的内心丰盈。

《盛夏》或许会被归类为一部爱情片，至少这部散文诗一般松散的故事中，最重要的、最紧凑的部分是关于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但其实它讲述的是个人生活与权力、集体、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个人主义的萌生与勃发，个人情感的私密絮语，对于自我生活困惑的表达，在那个时代中，“自我”本身就是一种禁忌。

所以，这个看起来风轻云淡，充满海洋、落日、篝火与聚会的故事，实际上是从非常私人化的视角叙述了一种乌托邦，一种在权力穹顶之下的美妙梦境。

《盛夏》完全可以写得剑拔弩张，写年轻人的不满和戾气，比如，维克多的乐队想要寻找登台演出的机会，必须经过审查，为了达成目的，他们把自己的歌词进行了莫名其妙的解释，将那些个人主义的、慵懒的、懈怠的、颓废的、愤世嫉俗的情绪巧妙辩解为一种符合宣传需求的语境，那样的社会形态下，只能通过这样屈辱的方式迂回地抵达目的，维克多登台演出，唱出那些戏谑和讽刺的歌词，台下的俱乐部负责人对文化官员解释，“这是一支幽默的乐队。

”麦克上台给维克多助演，她又解释，“这是退伍军人帮助工人阶级。

”民间社会不可遏制地产生自发的能量，权力也在殚精竭虑地进行遏制，二者在一个微妙的区间内心照不宣地拉锯。

其实，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历史中的那位真实的乐手一直努力为社会议题和权利呐喊，而导演故意切掉了那些直接的表态，转而细腻地叙述起儿女情长，但政治议题并非退场，而是隐匿和退后，作为一种弥散性的背景，这是有效的以退为进的手法，这样处理会让人们明确地感觉到，有时你误以为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私人生活，但实际上，不知道在什么时刻，突然之间，权力的手就伸向你，在车厢里，这些留着长发，穿着机车夹克的年轻人，被走上前来的醉鬼骚扰，“你们唱我们敌人的歌。

”这远比直接去书写权力更有力量，这写出了渗透至深的控制与操纵。

对于摇滚乐迷来说，《盛夏》中的一切都是亲切的，那些俄罗斯的乐手们通过各种渠道弄到了西方的摇滚唱片，他们互相交换，交流，坐在房间里戴着同一个耳机，聆听黑色安息日，披头士、伊基·波普，他们评论这些音乐家，想成为这样的音乐家。

无论生活空间多么逼仄，破旧的房间，严苛的环境，也无法扑灭他们心中对自由向往的火焰。

所以说，它写爱情，更写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