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1、波斯語課（Persischstunden，2020）故事中令人驚奇的點在於創造力，而這種在創造力可以創生（電影開場的貨車上，旁人問及他父親的職業，他回答是一名教師，這一背景為他的語言創造力奠基）。

常人努力學習一門語言，需要的時間也大概是一兩年；托爾金懷著一腔熱忱，也能憑空創造小說魔戒中精靈語系統；故事中的主角明明是猶太人，卻托稱自己是波斯人，會波斯語，他透過形象性的聯想，把所有猶太同伴的名字掐頭去尾後與其人物形象連結（比如Roberto這個人看來飢腸轆轆，所以berto就意謂飢餓；Paolo這人特別年老，所以polo就意謂祖輩或長者），他在大量創造的（捏造的）波斯語彙上再分門別類，簡化文法，連綴成句，同時因此將身邊兩千多個人名牢記在心。

2、故事開始，在押送猶太人的貨車上，他把一塊麵包分給旁人，命運為他換來一本救命的書；電影尾端，他為囚寢中的室友帶來肉罐和麵包，受贈者則回報以性命。

這個故事在求存的這條生物性本能衝動線上，加上豐厚的人性內涵，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當可怕的時代過去後，人不至於淪為動物。

3、故事中曠野中出現的一個老人，有幾種意涵。

第一，他是法國軍人，說著法語。

二戰時法國先採取與德國合作的姑息方式來避禍，法國的態度從這名軍警頭髮凌亂、衣著半敞、身體歪躺的形象，還有談話內容中表露無疑，他說：「左邊是沼澤，右邊有地雷，你能去哪兒？

」第二，這一個老人一句簡單的話讓故事主人公冷靜了下來。

歷史上的成功者，背後往往有一個不知名的老人提點，如張良與黃石老人。

4、整部電影高潮在波斯裔的英國軍人來到又旋即死亡之夜（其身分類似日本殖民下被徵召從軍的台灣人）。

是夜，一路求生的猶太人意識到他的求存是用多少人命換來的，包括：片頭貨車上的囚犯，波斯人、義大利人，甚至那二千多個為他提供姓名以為詞彙而後全數滅絕的人。

所以那晚他到上尉的辦公室，重複做著能續命的抄寫工作時無精打采，甚至第一次感受到不同以往、不同於片頭的「害怕」，以及前所未有的「疲憊」，電影從開頭到此，他也從求生轉為求死。

而也正是那一晚在辦公室裡，上尉感嘆著一個波斯來的人離他如此之近，卻又如此遙遠，他遺憾自己沒有機會和波斯語老師（故事主人公）及剛到的波斯人三人把酒言歡，他惆悵且泛著淚光，說出了自己內心深藏的自卑、脆弱與渴望去德黑蘭的原因。

5、德國上尉和猶太人囚的關係逐步改變，尤為妙者，當軍官們聚餐時閒聊，提及目堵了故事主人公被送往刑場時，這時指揮官詢問上尉：「看來你單字量夠了吧！

」意即點出：「讓你學波斯語的那人沒有價值了，可以送去處死了吧！

」可是上尉隨即藉口離席，急著去營救猶太人，這裡足見二人關係已然倒置。

同時，這個情節也表現出、證明出軍官的人性之處，因為故事主人公對他而言已經超越了一名階下囚、一名教師、一個工具的層次，上尉視其為一位朋友。

或許有人懷疑，這樣一名該死的納粹，怎可能有人性可言？

其實有的，他小心翼翼的讓自己的雙手不沾血，連一度認為故事主人公欺騙他，他也是交代下屬去處理、去折磨、去虐待，不親自動手，讓自己儘可能置身事外。

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內心底層還有一聲聲人性的呼喚，如他朗誦的一首小詩中表露的心理一樣。

他以這樣的作為去說服自己，合理化自己，為自己留存一點「我還算是一個人」的念頭，這也是他在辦公室裡警告故事主人公不准欺騙他之前，會先加上一句不害臊的話的原因，他說：「你可能已經發現，其實我是一個溫和的人。

」所以，當後來上尉營救出故事主人公時，故事主角不留情的揭露上尉給自己戴上的假面，上尉才會如此受到衝擊。

故事主人公指責：「你以為你沒有殺人，不是殺人犯？

可你卻養了一群殺人犯，讓他們吃好喝好，不是嗎？

難道你不知道自己無異於此嗎？

」6、電影沒有替德國軍官或德國立場申辯，可是也不斷然的指責或批判。

這名軍官之所以上爭而至上尉之職，背面也有一個飢貧的遠因（又以他辦公室中一整櫃的食物所表徵），側面也點出當時德國所以發動戰爭的背景。

不要忘了，這名軍官的哥哥拒絕與這個弟弟合流，遠赴德黑蘭避世，所以他在波斯語的學習中，寫了一首詩細敘衷曲，他說：wind schieben wolken nach osten,zu ort seele sehnen nach frieden,ich wissen,ich werden sein glücklich da,wo wolken jetzt gehen.風把雲朵往東方推送，在那裡，不安的靈魂將獲得安息。

我知道，我的幸福，在那雲朵飄向的地方。

這名德國軍官如同故事主人公一樣，同樣面對生物性和人性的抉擇問題，可惜他把求利、求存放在了求仁之先。

7、談一談德國上尉受騙的原因。

顯而易見的猶太身分為什麼會被認作是波斯人？

是因為上尉的自我中心。

當事實擺在眼前，他只有一句：「你覺得你比我聰明，看得比我清楚嗎？

」老子說「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又說「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當人只看得見自己所想看得見的，反而會成為最不明白事理的人；當人自以為是，總認為自己是對的，真理就在自己這一邊，反而將真理遮蔽了，將自己割裂出真理之外；好誇耀、張大自己的功勞，反而無法真正去呈現事情的成就，也看不見事情真正成就之所在；驕傲自滿的人不容易有長進，因他已經喪失了再前進的機會和空間了，如同一杯水倒滿了，就再也加不進水了。

8、電影中陷害故事主人公的女軍官最後被派到前線作戰，如此在命運中掙扎的處境，讓我想起詩經國風邶風擊鼓：擊鼓其鏜，踴躍用兵。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草率的轻信成就简单的谎言，鲜红淋漓的名字在他眼中毫无意义，他只在乎他的德黑兰，那里有他久未谋面的兄弟，有他独立于这座营场之外的一个梦谁想他日思夜想的波斯语却是假的，真相潜藏在一页又一页的名册里，可是他视若无睹，终究德黑兰只成为了一层幻影，回荡在波斯人脑海中的一串串名字，才是过去每一分钟里的真实

1.故事原型非常有潜力！

可惜很多地方没处理好，虎头蛇尾了。

尤其电影刚开始，在高度紧张的生存压力下，教一名残暴的纳粹军官一门完全自己瞎编的语言，不仅瞎编，还要记住所有单词，简直是肾上腺素飙升！

可后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2.有些情节我没理解。

纳粹军官去德黑兰的动机不太清楚，对其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看到有人说是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那线索也太隐蔽了。

3. 麦克斯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引出来很多人物，可是有点勉强，与主线的联系太不紧密。

比如原本麦克斯是为了得到肉罐头，为什么后来莫名其妙的成为想要拆穿吉尔斯的人？

再比如意大利兄弟，在电影里的情节下完全不能理解吉尔斯就那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赴死。

其实麦克斯这边的线索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可能代表普通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刚开始因为发现“波斯人”而去邀功，按理说如果这不是事实，麦克斯应该为此负责很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麦克斯却成为了“反派”，如果没有麦克斯女友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参杂私人感情，那就可以理解为麦克斯事实上是出于对“真相”甚至“真理”的追求，代表了特殊环境下的“正义”，这是很有趣的，像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文革等等，都进入到了一种非正常环境，个体的价值观很难不被影响，这应该是一种群体心理学。

可是电影里却和麦克斯的女友扯上了联系，这样如果是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拆穿主角的话，麦克斯就代表纯粹的恶，这样就太二元化，不太高级了。

电影大概还想用麦克斯这条线来表现集中营里德国民众的正常、普通生活。

这也挺好的，只是如果都用麦克斯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话就会引起混乱，至少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更自洽的。

4. 如果结局的重点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前边的铺垫就太不够了，只看到了抄写名单，以及吉尔斯给犹太人打饭的场景，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够，我感受不到那些名字的震撼。

5. 把编造一门语言和犹太人名字联系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如果其他线索与人物的设计更自洽一些，关于名字的铺垫更巧妙一些，结局再改一下，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完全可以冲到9分的，可惜了！

李洋教授在《目光的伦理》中总结了大屠杀电影的基本框架：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

“首先，一个大屠杀电影必须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服务，要做到核心情节的真实性。

其次，影片要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他的罪行，一个典型的纳粹魔鬼因此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影片中延续道德审判……第三，观众需要在电影中对大屠杀进行反思，而影片要为这种反思提供情感空间。

第四，观众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紧密相连，形成反思的反思，以避免机械地重现历史。

（p.198）”这样一套规整的框架使大屠杀电影成为当代欧美电影的一个经典类型。

每年都会有几部这一框架下生产出的电影或电视剧，好看且感人，却也难推陈出新。

《波斯语课》却并非如此。

最明显的是，《波斯语课》里没有一个“纳粹魔鬼”，纳粹军官Klaus被赋予了饱满的人性：他负责餐饮，没有出现过他手上沾血的情节；他热情、勤奋地学习波斯语，期待战争结束，到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度过余生；他几次救下犹太人Gilles，对后者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依恋。

当他小心翼翼地用“波斯语”说出“我爱你”，我们不由想象他大概对某人有着无法传达的爱意。

但Klaus并非只是一个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波斯语课》也并非一部“黑暗中仍有人性”的催泪电影。

本文以笔者一位德国朋友的视角出发，谈谈《波斯语课》的几重惊喜之处。

这位德国朋友J是一位社会学博士。

作为德国人，他在小学、中学阶段都接受过专门的历史反思课程教育。

老师会带领他们到大屠杀相关遗址和纪念馆授课。

而作为社会学博士，他在观看电影甚至短视频时都会不自觉地开启学术批评模式，追问出一连串我想不到的为什么。

这让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电影去“刁难”他，以了解不同的视角。

比如，他对《芭芭拉》一类的刻画东德时代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抱怨：这些人物的动机都是“东德是邪恶的，我要逃离”——但是，为什么？

有没有更具体的动机？

又如，看完《索尔之子》的第一反应是“这真的不是专门冲奥的残酷煽情作品（Oscar-baiting cruelty porn）”吗？

而他对《波斯语课》的第一印象是：本片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屠杀电影的“模板”：Klaus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纳粹军官（有意思的是，J告诉我，扮演者拉斯·艾丁格在德国人心中的形象也是如此，几乎成为一种角色原型（typecast））；施虐成性（sadistic）的下级军官，集中营中的木床，采石场，等等。

但J最感到惊喜的是《波斯语课》对军官和看守人员内部互动的精细刻画：因奖罚产生的不满和抱怨，相互间的好感、调情和争风吃醋，甚至关于长官尺寸的流言（在豆瓣评论区可以看到，这个插曲让一些人感到迷惑）。

这传达出：他们也是人。

而这部分内容在影片后半段的减少是一种遗憾。

J认为《波斯语课》，正像《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之类的大屠杀电影般，有力地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大屠杀是罪恶的，大屠杀绝不能再度发生。

但他们也都有一个不足：未能有力地解释大屠杀为何发生。

这一不足和电影这种媒介的特质有关：作为视听媒介，电影创造一种感知，在感官上传达“大屠杀是邪恶的”这一情感体验。

但若要追溯大屠杀为何发生，恐怕还要到历史书里去寻找当年的世界格局，德国的政治结构，等等。

最值得一说的是，作为德国人，J在观看大屠杀电影时还有另一重视角：身份认同（identity）的视角。

系统的历史反思教育使年轻一代德国人警惕爱国主义（patriotism），甚至给予其消极意义。

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任何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一部分。

而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割裂中长大。

他告诉我，也许一个普通观众只会轻描淡写地想到， “哦，那些邪恶的纳粹是德国人”；但当他观看时，他会经常想到：“啊，那也可能是我（oh that could be me）”——那些看守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德国人。

他们的吐字发音，说话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习惯（habitus）对他而言都是如此熟悉。

特别地，由于是当代德国演员在表演，这种熟悉感就尤为明显。

于是，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将自己和那些纳粹军官区分开来，而不是一直想着“如果我生活在80年前，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听到这样的视角时，笔者着实有些惊愕。

但这样的代入，这样的“恶意揣测”，这样的自我反思，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大屠杀究竟离我们有多远，这正是此类影片应当激发的思考。

同我一样，J也认为Klaus并非一个简单的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

一方面，艾希曼究竟是“平庸之恶”，还是在法庭上精心扮演这个人设来给自己减罪，还很有争议（一些研究指出，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另一方面，对“平庸之恶”的字面理解可能以“平庸”的动机遮住了对更丰富多元的动机的探讨。

正如当年德国盛行的不仅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而是与诸如“让德国再次强大”的民族主义等思潮合流。

对“平庸之恶”的探讨应该指向《纽伦堡的审判》里提出的那个残酷又经典的问题——“你作为一个人对群体性罪行有责任吗”？

而现实好像是，随着《朗读者》等电影使“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为人熟知，观众越来越倾向于给予同情。

这是有生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对于直接关涉自己的、具体的、在眼前的苦难的感知力，强于对间接的、抽象的、远方的苦难的感知力，即使后者在数量和恐怖程度上更高。

典型的例子是，在经典“电车实验”里，选择“按下按钮”而救更多的人，比“将一个胖子推下月台”而救更多的人，更易为人接受。

而在电影里，由于电影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来驱动，聚光灯下人物的闪光点和弧光就会更为耀眼和激发共情。

因此，《波斯语课》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滥用人们的同情心和感知力。

尽管拉斯·艾丁格精湛的演技让Klaus时而显得腼腆羞涩，当他在野餐上重拳殴打Gilles时，当他为救回Gilles而拔出手枪威胁负责运送的军官时，当他沉醉地放声朗诵自己用“波斯语”写出的诗歌时而窗外是人间炼狱时，当他以为出逃在望而洋洋得意宣称自己未沾过血时，他的虚伪、残忍和对暴力的崇拜都隐隐可见。

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有研究指出，相比理性，直觉更能敦促人们做出道德判断。

他的实验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者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理性化（rationalize）自身行为。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何寻常人都能将心比心遵循“不可杀人”这样的道德律令，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却不免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许多哲学家在反思大屠杀的惨剧时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恰恰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机器的创造和大规模应用将人类从维持生存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亦让人自身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便是异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语课》的切入点——语言才显得匠心独运。

语言和文化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反面。

它们始终逃脱理性的捕获。

一门语言是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要求先将熟悉的世界和身份搁在一边。

于是我们看到Klaus在说“波斯语”时仿佛换了个人，变得温柔、羞涩和富有同情心。

这不仅是因为“波斯”二字代表的神秘东方、古老文明等一串关键词引人浮想联翩，而是另一种语言对人类认知的驯化。

它要求人们跨越边界，敞开自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因此，在《波斯语课》的结尾，当Gilles眼含热泪，缓缓背诵出2800个名字时，我们才会和影片中的人一起热泪盈眶——那里，2800条生命不是数字代号，不是可被精确计算出价钱的劳动力和生物能（人们进入集中营后，不只是贵重物品被剥夺，而是头发、指甲和牙齿都被收集用于工业生产），而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用语言铭记，这正是文化的意义——铭记他们也曾存在，他们也正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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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都听说过，一个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往往会做出许多平时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在危险来临之时会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体能等等，但这些都是人类生理机能方面的应激反应。

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故事的主角在生命受到威胁之时所做出的反应，是创造出了一门语言。

《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一开始便是一场针对犹太人的屠杀，生死存亡之际，主角利用一本半路换来的波斯语书籍冒充波斯人逃过一劫，但也因此，他被一名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后勤军官选中，负责教对方波斯语。

面对自己一无所知的语言，主角不得不凭空创造出一门“波斯语”，于是他开始用集中营中关押的犹太人的名字作为词根，创造出上千个所谓的波斯语单词。

最终，当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时候，那名纳粹军官记住的并不是能让他逃命的波斯语单词，而是2840个犹太人的名字。

这些年来，反映二战时期犹太人苦难的电影其实不少，而且佳作也不断涌现，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能够给人带来新意的东西了，但这部《波斯语课》却仍然让我感到意外。

一方面，是这部电影本身的故事过于传奇，尽管电影在开头便打出了“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字幕，但仍给人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

而另一方面，这部电影镜头所对准的群体有些“非主流”，十分值得玩味。

记住我们的名字如果要给这部电影找一个关键词，那么无疑便是“名字”这个词。

对我们来说，名字就是一个人存在的象征，在每一个由单词构成的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的生命，即使有一天，这个人不在了，只要他的名字还被人记住，他曾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的证据就不会被抹杀。

在看完《波斯语课》这部电影后，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从头到尾也没有透露出他自己的真实姓名。

他在这部电影中所用的名字只是他所冒用的那个波斯人的名字，而他本人的真名实姓却始终没有机会讲出来，可以说他是个真正的“无名之辈”。

而在这部电影中，所谓的“无名之辈”却又并不是主角本人，而是那些上千个跟他一样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犹太人，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每天沉默地从事着沉重的体力劳动，然后又默默地在纳粹的枪口下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们是谁？

他们叫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又最终埋尸何处？

没人知道。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让我印象深刻，那就是在集中营第一次清空后，外出躲避的主角再次回来，在空地上，他捡起一个布娃娃，很显然，这是一个犹太孩子被带走消灭时丢下的，娃娃上面还缝着的一个带“AVIVA”名字的布条。

主角撕下了这张布条，等他回到曾经住满了人如今却是空荡荡的集中营宿舍后，他给这个名字赋予了“波斯语”的意义：生命。

而紧接着出现的画面，便是一辆辆载满犹太人尸体的板车，它们驶向焚尸炉，将这些失去生命的名字彻底抹除。

这才是整部影片最传奇也最让人动容的关键：一个活下来的“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经活过的“无名之辈”，只要他再次念出那些名字，那些人就不会消失。

而记住这些名字的，还有一个人。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用到这部电影里，可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以往我们在谈论在战争中犯下恐怖罪行的人时，谈到的都是那些发动战争和策划阴谋的头目角色；而在以往的相关电影中，担任反派的也往往是那些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纳粹军官。

但我们却往往在这种时候忽略了那些看似平庸，实则是罪恶帮凶的人，比如集中营的看守、运送犹太人的司机、负责按下毒气室开关的士兵等等，他们似乎都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只是一台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并没有那么罪大恶极。

但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罪恶的帮凶。

让我们再将视线转回这部电影，这部电影中最大的反派，是一个名叫科赫的纳粹党卫军上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科赫的官职，在这个集中营里，他并不是掌握所有人生杀大权的集中营最高指挥官，而只是一名负责集中营后勤的军官，说通俗点，他就是一个管食堂的。

而就是在这个人物身上，才真正体现出了“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句话的真正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科赫这个人跟以往我们印象中的纳粹军官有着很大的不同：他只是个负责后勤的，从来没有开枪杀过人；他向往自由和平的生活；他爱写诗，爱自己的家人，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去和自己远逃伊朗的兄弟一起开一家餐馆相依为命。

他似乎是个特别不一样的纳粹党卫军军官，但在本质上，他和所有那些残忍嗜杀的党卫军军官并没有区别，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其他人种的生命，在他的眼里，除了他们“高贵”的雅利安人种，别的人种都是猪狗，其他人如何屠杀这些“猪狗”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的是如何给这些人提供精良的食物让他们能够更有劲儿的去杀戮。

而本片的主角对他来说，也不过就是一条可以拿来看家护院的狗而已。

在学习所谓的“波斯语”时，科赫不断地赞叹着这本语言真美，甚至还用他学到的这门优美的语言写了一首恬静的诗，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些被他称为优美的单词，实际上却是他所轻蔑和漠视的那些生命的名字；那些在他的窗外消失他却漠不关心的名字，却被他不断地记忆和背诵。

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Call me by our names在影片的最后，这2840个名字出现了两遍，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结果。

第一次出现是在伊朗海关。

科赫自以为傲的说着自己学到的“波斯语”，实际上却是背诵着那些在他的帮凶下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的名字，如同冤鬼索命一般，这些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冤魂一起，打碎了科赫逃离审判的美梦。

而第二次出现，则是在盟军的营地中。

获救的主角被问道能不能回忆起当初集中营里和他一起关押的人们的名字时，主角开始一个个念出那些名字，那些已经刻进他脑海深处，曾经是他保命王牌的名字，随着这些名字的念出，周围的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看着主角一个个的背出那些名字，就像看到那些名字所代表的生命，一个个的又重新站在这片土地上，向世界诉说着自己的冤屈。

用同胞的名字编成一门语言教给侵略者，可以说这是一种最柔软的抵抗了，甚至根本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实际上，这才是最具杀伤力的抵抗，因为它能让那些罪恶的帮凶们一辈子都被这些名字所缠绕，成为他们一生的噩梦，也成为那些冤魂们曾经存在过的铁证。

愿我们都不要成为那片“雪花”。

波斯语课 (2020)8.12020 / 俄罗斯 德国 白俄罗斯 / 剧情 / 瓦迪姆·佩尔曼 / 纳威尔·佩雷兹·毕斯卡亚特 拉斯·艾丁格1.集中营——现代性的症状集中营再次通过《波斯语课》回到了大众的视野，但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对于集中营和纳粹反思的电影之后，我们能否对集中营惨案的发生做出一个更加合适的反思，而非将其诉诸于阿伦特“平庸之恶”等苛求于主体的概念。

这时回归鲍曼和阿甘本就显得更加必要，他们都为理解集中营本身提出了不同的思考路径，并将对集中营的批判置于了一个更具解释力的维度之中，使其不简单归咎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某种极端、独特的现象“或者”一些偶然性因素导致的普遍的虐待狂心理”这类的庸俗解释，这些解释显然只将此类事件视为历史发展的某种特殊，或者人类心智上的非理性，或是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需要被“修正”的“失误”。

如果我们考察现代性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自宗教改革以来，现代性不断蔓延的本身就是这些所谓“极端”或者说是黑格尔意义上的“非理性”普遍化的结果，宗教改革、对阿尔比派异端的血腥大屠杀、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以及英国在布尔战争时期所发明的集中营等等，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些历史上的悲惨经历当作一种特殊，而并没有看到它内在不一致性的维度，也就等于我们容忍了它，将它与我们的“正常生活秩序”分隔开来，用鲍曼的话来说，那就是承认了“现代性无法压制在本质上与之相异的非理性因素”，如果用拉康派精神分析的话语来说，就是将这些悲惨事件视为“现代性”这个大他者的一个错失，主体愈加怪罪大他者，也就愈加自恋，即使大他者本身是不存在的。

但是问题是，与其说大屠杀是非理性发展的一个极端，不如说是在那一时刻验证了现代性的存在，因为，按黑格尔所发现的那样：理性的核心就是非理性。

从韦伯的研究中，我们不难发现，从摆脱正常教会秩序和传统“理性”的福音教义，到工业革命后经济传统主义到新教伦理极端“克制”的转变，人们在看似“理性”的进程中的驱动力实际上是“非理性”，只是“非理性”在事件之后被回溯性地生成为所谓“理性”。

而大屠杀则恰恰是这般“理性”事件之后再次被回溯性地生成为”非理性”，而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窥见这个所谓”现代性“的大他者，因为”非理性”终于在“理性”之中显现了，就如同“遭遇真实界”那样，当触及到无法被象征化，也就是“理性化”的地方：集中营的时候，“现代性”这个大他者才显现了出来，这也是为什么鲍曼拒斥将“大屠杀宣称为现代文明的一个‘范式’，是它‘自然的’、‘正常的’结果，也是它的‘历史趋势’”。

因为，这样的思考就只会像鲍曼所说：“大屠杀就将被提升到现代性之真相的地位（而不是被当作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

这里的“可能性”，其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无法将其“现代化”的真实界——也即非理性的内核。

为什么说大屠杀是一种“非理性”现象下的“理性”？

在费恩戈尔德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在俗世的一个延伸。

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么多单位量被仔细地标注在管理者的生产表上。

而现代工厂体系的象征———烟囱———则将焚化人的躯体产生的浓烟滚滚排出。

还有现代欧洲布局精密的铁路网向工厂输送着新的‘原料’。

在毒气室里，受害者们吸入由氢氰酸小球放出的毒气，这种小球又是出自德国先进的化学工业。

工程师们设计出了火葬场，管理者们设计了以落后国家可能会忌妒的热情与效率运转着的官僚制度体系。

我们目睹的一切的只不过是社会工程一个庞大的工作计划”。

在电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集中营的一切都是依据“现代”的工业、或是“理性”标准设置的：职责分明的官僚科层制，德维茨、科赫、拜尔、埃尔莎之间清晰的指责和权限划分，韦伯创造的科层制这个“理性化”产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权威分层、劳动分工、成文的规章制度、公文的传达与记录和非人格化，很显然集中营也是科层制延伸的一个缩影，科层制能够保证集中营体系的稳定运转和高效率，并对犹太人进行细致的管辖（每个人名字、编号和进出时间的详细登记）。

当然，现代化的流水线和大生产也自然是其物质上的保证，如果没有近现代科技的进步，高效率的集中营体系也很难建立起来。

2.生命政治——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在不同于现代性的轨迹上讲，集中营也可以是阿甘本意义上“生命政治”的一个征兆，“生命政治”首先由福柯在1976年提出，他在“必须保卫社会”的讲座上，提出了一个区别于“君主社会”的权力形式，对于君主时代，福柯认为：“君主的权力只能从君主可以杀人开始才有效果。

归根结底，他身上掌握的生与死的权力本质实际上是杀人的权力”。

在这个时期，每个臣民是作为一个个体被君主的“生杀大权”所统治的，在其一生的任何时刻，都要面临着死亡的风险，充满着对主权者的敬畏。

然而，福柯这样总结自18世纪末之后的权力组织形式：“使人活和让人死的权力”，伴随着国家、法律等由人们普遍意志建立起来的庞大系统占据了世界的主流，这个时期的政治治理的核心指向了本共同体（国家、种族）内部个体的生命，那么法律和政治制度的目的不再是对人的惩罚或处死，而是如何让个体“活”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新的权力技术转向了对一个群体或者说一“类”人的的治理，现代技术的发展更是加持了对“人”的治理：人口统计学、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优生学的出现，都是为了使得某个共同体内的“人”作为一个群体更好地延续：出生、死亡、生产、疾病等生命过程都被无形中管辖了。

但是，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的主要所指并非纳粹政权，集中营体系在福柯意义上更多仍然是一种细致到个人的“规训”机制，集中营中更多充斥着空间性质的监视和矫正，例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监工、宿管等角色，看似犹太人被作为一个“类”被治理着，实际上仍然是由个体的规训组成为集体的服从，“让人死”的权力时刻威胁着犹太人，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物学意义而非政治意义上的“生命权力”——即“劣等种族、低等种族的死亡，将使整体生命更加健康更加纯粹”。

并且伴随着生命权力的普遍化，“杀人”的权力不仅存在于国家，还被赋予了一系列的人（党卫军和冲锋队）。

生命自由的新特点，例如为新生儿注射疫苗、补充营养等等，也就是说，即使新自由主义使得政治在个人生活的领域相对退场，或者转化为了朗西埃意义上的“警治”（la police），但在人口的安全机制上讲，生物学和医学等现代技术代替了政治出场，更加隐性地时刻干预着个体的生命活动，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体自己选择，但在实际上医学和生命科学为个体提供量化标准的治理体系恰恰是个体不能拒绝的，因为一旦它被拒绝，也就象征着你脱离了权力的管辖，也就成为了不被权力系统所承认的、外在于“人群”的“人”，这也就引出了阿甘本“神圣人”的概念。

3.赤裸生命——对生命政治的激进化解读可以说，福柯对于“生命政治”的思考带来了两个不同的向度：一方面生命政治有其积极的一面:这种人口的集体性概念能替代原子化的个人，成为超越资本主义的一种替代方式，奈格里和哈特将其视为生成“诸众”的可能性，由此带来一般智力下的解放出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将所有差异抹除的“人口”将人类还原为了某种空无的存在——阶级、性别等等之间的差异被忽视了，用阿甘本的话语来说，就是还原为了一种“赤裸生命”，或者说“牲人”、“神圣人”（homo sacer）。

阿甘本通过整合施米特的主权概念和福柯的生命政治，和对古罗马法中“神圣人”的思考，提出了全新的内在于人自身的“赤裸生命”范畴，阿甘本通过哲学考古学发现，古希腊人用两个不同的词来表示生命的所指，第一个词是zoé，它表达一切生物（包括动物、人和神）所共享的生命，也就是人与动物同质的生物性存在，另一个词是bios，它则指代人类里某一个体或者群体特有的生存方式，在当时希腊的政治组织形式中自然以城邦生活为中心的共同体式生存，也可以是参与城邦政治的权利，或者说是“关系的总和”。

从中可以看出，希腊古典政治学中存在着人作为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鲜明的二分，然而，一个人的bios是可以被城邦这个共同体所剥夺的（比如陶片放逐法），这也是政治权力的最初现身——政治权力因赤裸生命和形式生命（阿甘本所认为的人的本真性存在）的分离而产生，也必然需要赤裸生命来延续自身。

在被放逐（被剥夺bios）之后，他就变成了一个zoé的存在，而其他城邦中的人可以随意处置他，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成为了一个“神圣人”，需要注意的是，“神圣人”或者zoé只是赤裸生命的一种形式，赤裸生命并非简单等同于zoé，赤裸生命更多指涉的是zoé和bios分裂之后生成的一种悬置——处于法律之外和政治之内的悖论性存在。

“神圣人”的原意是指罗马法中的一种特殊献祭刑罚对象，神圣人被宣判为死罪，任何人都可以不受任何惩罚地杀死他，同时他不能被作为宗教仪式上的牺牲品，而杀死他的人也不能被认定为凶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也就是“神圣人”是被置于法律的例外状态和神性之外的人，是被二重的共同体（法律和宗教）所放逐的人（被剥夺bios），被还原为了zoé性质的存在。

而到了现代时期，用阿甘本自己的话来说：“在现代时期的肇始处，自然生命已开始被纳入到国家权力的诸种机制和算计之中，政治转变成生命政治（biopolitics）”。

其中最为典型的生命政治的表现，就是纳粹的集中营体制，即使阿多诺断言：”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的一起文化、包括对它的迫切的批判都是垃圾”。

阿甘本依然说：“西方的政治范式不再是城邦国家，而是集中营，我们从雅典走到了奥斯维辛”。

在阿甘本看来，集中营之中不再是一个个拥有bios的人，而是纯粹的zoé，甚至下降到了不及zoé的地位，比如集中营中的“穆斯林”（“穆斯林”指集中营里因为营养不良而丧失对周围一切感受的人，可以说是“活死人”）。

影片中的男主雷扎显然是通过自创一门“语言”摆脱了沦为zoé的命运，因为他通过假波斯语与党卫军军官科赫建立了共同体，从而不被“理性”的科赫认为是“不值得活着的生命”（lebensunwerten Leben），保留了二人之间相对正常的bios关系，然而当雷扎的谎言一度被识破的时候，科赫便通过“主权决断”（实则是党卫军对犹太人的生命权力）将雷扎悬置在了二人之间的共同体之外，雷扎一度被降格为了zoé，被送往采石场工作。

这样来看，犹太人就是这样被悬置在法律的例外状态和政治之内，此时对法律的超越和集中营的体制恰恰是政治权力，或者说生命权力所必要的。

阿甘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指出：“它还无处不在地重复着，与我们近在咫尺”。

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现在依然对发生在中东等地区屠杀的熟视无睹，或者说在享受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色，现代国家更是通过“紧急状态”将例外状态常态化了，最好的例证就是9·11之后小布什总统宣布美国进入“战争状态”，以这种悬置状态加强飞机的安保和出入境的管理，更不用说流离失所的难民在进入欧洲后成为了无身份的存在，只得进入被日渐常态化的收容区，而在收容区里，法的例外状态得到了最纯粹的实现，民法刑法都被悬置了起来，阿甘本这样评价收容区：“有史以来得到贯彻的最绝对的生命政治学空间——在此空间中权力只与纯粹的生物生命面对面，没有任何中介。

就政治成为生命政治而神圣人与公民变得不可分而言，收容所就是政治空间的范式本身”。

回到我们自身的经验，疫情时代下各种措施也伴随着“紧急状态”的无限延后常态化了，阿甘本和集中营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于例外状态的存在，我们随时面临着现代国家因政治号召而变为赤裸生命的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赤裸生命是内在于我们自身的，每一次bios的丧失，就越迫近与zoé的状态，所以，奥斯维辛或集中营的悲剧仍在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再现，或是生命政治的延续而存在。

参考文献：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费恩戈尔德《大屠杀到底有多么独特？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安全、领土与人口》吉奥乔·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无目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奥斯维辛的剩余:见证与档案》

一 你知道的，我不写日记的。

但凡写点什么，都像是写给你的。

况且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下，我顾不上许多，只盼着战争早点结束，我就去德黑兰找你。

记得我们在街上碰见纳粹军的事吗，那个时候，你很害怕，我的肩膀分明地感到你的颤抖。

我趁着人群拥住你，当时不知怎的，我很想笑，你比我小，说话办事感觉比我更像个成熟的大人。

我知道你有见地，从未看过你有“不确定”的时刻。

我也知道自己不是一般的神经质，在你这儿，我愿永远做个小孩儿。

我只是个厨子，你知道吗，只是人高马大一点，看起来像个真正的军官。

还在厨房做小工的时候，有一次那些指挥官们要出去郊游，吩咐下来准备二十五个人的特色菜。

我已经颇能独当一面了，当晚领班突然晕倒，我情急之下叫大家更换食谱，这才让他们军官有饭可吃。

说实在的，我是有点得意的。

可及至饭点，接到情报员消息，立刻转移，军官们已经撤走，看来哪里又遭到突袭。

厨房里再次乱成一团，那些用精美的瓷盘，瓷壶，紫砂器皿装盛的佳肴，转瞬成了剩菜。

我追着指挥官的后脑勺愣住了，他在受谁指挥呢？

我第一次看到了某种“规则”，就是平日里我们死也要遵守的那些——只是一个空房子，这个房子被不断装满，腾空，装满，腾空，最后房子倒塌，仿佛什么也没有存在过。

在紧急转移的路上，我和同伴都身心俱疲，我死死盯着无名指上的戒指，极慢极慢地把它摘了下来。

有了军衔不久，我就在自己的办公室装了一面壁橱，里面屯满了肉罐，酒，面包...屯满了规则。

大规则是恨犹太人，小规则是爱肉罐。

是在监狱后面的树林里和一位老侦察兵谈话时萌生了战争结束后去德黑兰经商的想法。

你离开之前我就知道你大概早就不做司机了，至于你现在何以谋生，我不得而知，但我想在你生活的地方开一家餐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二 周二上午，我刚听完女助理云里雾里的报告，士兵带过来一个自称是波斯人的犹太人。

他当然是个犹太人了，不用“我觉得”，“说不定”，“有可能”...他就是。

年龄会带给一个人这种用直觉判断的能力，就像我只是向那位林中的老人提起你，他便明白了，明白了一切，所以没有问。

是啊，有太多问题，我们第一个应该先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答案，那别人也没有。

而眼前这位犹太人自称会波斯语，这让我一下子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我还是决定留他在身边。

每天晚上睡前复习波斯语时，最想念你。

你懂词素，词根，词缀——那些规则，我不懂，有你来教我，我一定学更快。

现在我先学单词，再学介词，后来连词成句，和扎雷对话时，倒也凑合。

我问扎雷“我爱你”用波斯语怎么说？

他咬着音向我示范。

那一刻，我感到了语言的神奇。

我们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母语中最寻常的概念的时候，似乎会冲淡其中的压力，把里面的心情洗得很纯粹。

“我爱你”就是“我爱你”，没有犹豫，没有期待回答。

三 你到底在不在德黑兰呢？

我的眼睛钉在花名册上。

“尤恩”是个多美的姓氏啊，“尤恩·扎雷”“尤恩·欧伊克”“尤恩·麦斯”......总之，你不在这上面。

宿舍风波后，扎雷明显虚弱很多。

我知道他也在想办法逃出去，我要帮他。

我想你也会支持我这么做的。

而我知道，他不会让我帮他的。

我们都有自己无法控制的，不能避免的，无论如何都要去的地方，一个人的命运也好，一场战争的走向也好。

这是我们胜利或失败，离别或团聚的唯一原因。

可只要我说着我们的“共同语言”，我就用不着劝他，我只消说 “跟我走”，就比命令更好用。

否则他宁可死。

你看他，穿着有犹太人标示的褂子，顶着都不属于他的名字，在尝试了一百种一千种活下去的方法后准备去死...你我就是这样走散的啊！

我叫住了他。

四 扎雷和我的争吵让我清晰地回忆起我和你的争吵。

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不停地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从生疏，到熟练，到升华语言之中的含义，直到发现并不能真正的沟通——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吗？

有谁是从一开始就是对的吗？

尽管如此，那是这门“假波斯语”最后一次发挥作用。

当我在机场被团团围住的时候，我接受了——不是我不该来，而是你不在德黑兰。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首先表明我个人的态度吧，我个人认为，讲述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是不应该采取一种小品化的呈现方式的。

之所以说《波斯语课》对于大屠杀的呈现过于小品化，是因为整部电影的戏剧冲突是建立在犹太人男主教授纳粹军官假波斯语这一个戏剧性事件之上，整个故事围绕着这两人的关系进行结构。

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里，对于集中营里所有被关押的其他囚犯，电影都仅仅是一带而过，仅仅作为一个被男主记忆的名字，迅速地在镜头前露了一面。

这些最终被屠杀的人，不仅仅成为了男主编造新波斯语的符号工具，也成为了电影里完成最后煽情提升的符号工具。

然而在此之前，观众完全无法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情感上的移情，因为他们甚至不是作为一个故事角色进行讲述。

唯一进行了角色化讲述的是一对意大利犹太兄弟，然而对这两兄弟的展示也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危机事件。

一个真正的波斯人出现，这个波斯人甚至没有一句台词，意大利哥哥为了救男主，就把这个真波斯人割喉了。

对于这个完全无辜的波斯人，观众很难完全在情感上投注在哥哥身上，随后哥哥被击毙也就少了情感上的共鸣（对于波斯人之死其实也没多少冲击和共鸣，导演刻意不让其发声，再一次去角色化而符号化）。

那位意大利弟弟也很符号化地被设计成一个哑巴，为了完成男主从自救到反抗的转变。

然而男主的这种转变其实也铺垫不足（虽然是符合现实情理的，但在戏剧性上是缺少铺垫的）。

因为男主的戏剧张力是围绕着他与纳粹军官关系展开的，这两人的关系在戏剧情景上过于极端，以致于无法真的发展（军官随时可以要了男主的命），所以两次他们关系的深入走心，也只能是军官对于个人情感和个人过往的短暂回忆。

有趣的是，《波斯语课》没有把叙事视角过多放在集中营其他犯人身上，却把很大一部分叙事比重放在了集中营中下层军官的日常生活上。

这本身就我来说是一种不错的尝试，还原这些军官作为正常人的一面，他们也会谈恋爱、也会关心午餐吃什么、也会聊上司的八卦、也会担心身材走样。

但与此同时，这些正常人会把犹太人的手掌按在滚烫的铁板上，会随意地开枪击杀犹太人。

但电影也仅仅停留在对于这种平庸之恶的日常化展示而已，从而让这部电影的很多叙事显得有头无尾。

那个始终想杀死男主的年轻下级军人，最后发现了男主被纳粹军官私自带走后，试图报告上级，但结果是不了了之，电影最后对这个年轻下级军人就没任何交待了。

其他着墨颇多的几个纳粹女性，最后也是没有任何交待。

那电影前面展示他们正常人一面到底要表达什么叙事目的呢？

而最让人遗憾的地方就是男主与纳粹军官两人关系最后的戛然而止。

正如前面所说，因为男主与纳粹军官在集中营这样一个过于极端的戏剧情景里，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很难进行深化。

那么在集中营被攻陷，纳粹军官带着男主逃亡的时候，两人的关系从囚犯—军官变成了两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进行一次深入地对话交流了。

或者再戏剧性一点，解放后纳粹军官作为战犯被关押，男主作为证人进行指证，两人身份互换，再进行一次交流对话，都可以让两人的关系进行一种更深入地探讨。

我始终认为，那些被屠杀的囚犯的名字，让男主说出来，戏剧张力远远不如让纳粹军官自己说出来要震撼地多。

对这位代表着平庸之恶的纳粹军官而言，那些无名之辈，那些随便死了都跟他无关的人，这些人的名字，正是他日日夜夜背诵记忆、他所认可的优美动人的“波斯语”。

而电影里，男主与纳粹军官的最后一次分别对话，居然仅仅是男主问：“你何必救我？

”纳粹军官说了一句：“我跟你赌了20盒罐头，我不想输。

”也就是说，两人关系的结点，居然是让纳粹军官作为一个拯救者贯穿始终了。

以至于最后纳粹军官在德黑兰露馅儿被抓，很有一部分观众替他觉得心疼，甚至有种被男主背叛了的不爽感（痴心错付了啊）。

当然，如果这不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的电影，男主与纳粹军官的这种戏剧化甚至带点喜剧色彩的人物关系，是完全没问题的。

然而这是一部大屠杀题材电影，纳粹军官是一个双手染满无辜者鲜血的屠杀者帮凶，他与男主的人物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他最后拯救了男主角，那这样的电影至少是让我失望的。

即使是《辛德勒的名单》，把故事重点放在一个拯救犹太人的白人身上，辛德勒最后也反过来向那些被他拯救的犹太人忏悔说：“如果我当时卖了这辆车，我还能再救5个人，如果我当时卖了这块手表，我还能再救2个人！

”那一幕是我看《辛德勒的名单》真正落泪的一刻。

在如此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面前，辛德勒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中的一员，他不是犹太人的拯救者，而仅仅是为了自己无法阻止这桩罪行而进行弥补的赎罪者。

而比起辛德勒，《波斯语课》里的纳粹军官就更称不上是一名拯救者了。

那么导演和编剧，就必须让两人的关系往前继续发展，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纳粹军官保护、庇护、拯救男主这种关系上。

最后我想作为一个创作者，谈一点我自己对于创作人物的想法。

创作故事人物的时候，一定不能脸谱化，要呈现故事中人物的复杂性、多面性、暧昧性。

但作为创作者，一定不要畏惧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观点和立场。

我想要讲述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对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的人物有我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连自己的想法都不敢袒露给观众，我何必去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呢？

对我而言，讲述故事的乐趣之一，便是创作者与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博弈。

笔下人物完全没有主动性是不行的，角色人物不能完全沦为创作者推动故事的工具，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角色，一定是基于自身主动性去行动、做抉择。

但与此同时，创作者的态度、立场，让创作者一定要去掌控这个人物的发展，从而传达出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观众可以不认同创作者的态度和立场，可以与创作者争论，甚至可以骂创作者是傻逼，但不能阻止创作者表达的权利。

而作为创作者，一定要真诚、勇敢地在故事里袒露自己、甚至暴露自己，这样的创作才是有力量的。

所以对我而言，《波斯语课》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却是一部不及格的大屠杀题材电影。

看完《波斯语课》，我敲出了这些东西。

这是近两年第一次有写诗的冲动。

“克劳克劳 克劳克劳这是你名字的一部分像是手枪挂在军大衣行走时的克啷克啷你捧着他们最爱的土豆泥烤火腿然后听他们克啷克啷消失在夜幕带来清晨的鞭笞和狗吠而你 克劳克劳挂着最标准的绅士微笑拉起黑压压一片 掩盖白雪上的血痕无垠然后用那些你从未看过的符号写出语言最美的造物——诗‘他玩蛇他写信他写当夜幕降临德国你的金发啊玛格丽特’这是你吗 克劳克劳你说你热爱自由渴望和平想去德黑兰开餐厅你谈到爱人面露羞赧 你善待朋友你认真学习2840个“波斯语”词可那囚笼不止关住他们你也深陷其中 而丝毫不觉他们湮没在雪地苍山 连同名字熊熊燃烧而你的名字 克劳克劳也将如他们的生命般残缺或许并没有其中的2840个完整”

看完之后，坦白讲，我同情纳粹军官Klaus。

如果生在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纳粹犹太之分，那么他应该事业有成、爱情得意、友情顺遂，从各方面看都是社会精英阶层的人，而且还没有抛却真善美，依然向往诗性。

但当理智压过情感，这种同情还是被压下去了。

他说他最讨厌盗窃和欺骗，但他分明就在盗窃和欺骗。

他给那些刽子手供应餐食，自己也觉得犹太人的生命可以夺取，相当于间接盗窃了那么多人的自由、生命。

他没有发现波斯语是假的吗？

我觉得这不是智商问题，而是他也想早点结束战争，回到德黑兰开酒馆，这种渴望压倒了理智，让他愿意去相信，他正在学波斯语。

那些单词卡片承载着他对和平、对未来的渴望。

但是他没有想过，他的未来本就沾染着和诗性绝对相斥的血腥。

再或者，他只要看一眼姓名册就能发现不对劲，但是他没有，他选择对这些生命和背后的杀戮视而不见，其实他在欺骗自己。

看到有些影评说Klaus重情重义，为在乎的人可以两肋插刀。

我也这么想过。

但是，这样不对等的关系算是哪门子朋友关系，小卷的生命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稍微触碰到敏感神经便是拳打脚踢、生不如死。

因而，尽管Klaus有诸多优点，但是仍然掩盖不了他是民族主义者的事实，与这种恶相比，他展露出的人格魅力和真善美都不过如同披着羊皮的狼暂时休憩时伸的懒腰。

这一幕中克劳斯人格的矛盾全在里面了。

“他们把当做符号的东西写成了诗”，我朋友的朋友如是说道。

去年高考做阅读题的时候，听年级语文老师讲《红楼梦》，解读“悲悯”这个词，悲是悲书中人的命运，而“悯”则是悯特定时代下的众生。

我觉得这个词超脱出了主观情绪，用以形容我对Klaus的态度很合适。

看完的第二天早上，我喝着豆浆的时候，想起这部电影，庆幸还好在今天。

但转念一想，今天我们摆脱偏见了吗？

答案恐怕显而易见。

宪法中，不同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的人，都不应遭受歧视，因为他们都是人，都有人格。

放眼现今社会，性别歧视、地域歧视等等依然存在。

一旦这些歧视被煽动，依然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只不过到不了电影里面的程度。

罗翔老师说，人的一生都是在摆脱偏见的过程。

这句话很经典，但它后面的一句话鲜少在网络被提及，“但是人终归要为偏见付出代价。

”所以，这部电影是有现实意义的。

尊重他人的选择、平视他人、保持理性很难做到，但是要努力去做。

对了，有一个细节我很在意。

假波斯语当中“echo”是理解的意思。

这也是她的英文名。

她和爱人荷西一起走遍了世界，看过撒哈拉的沙，听过海峡的涛声。

而走到一处，她和那里的原住民都能打成一片。

echo也是英文中回声的意思如果所有人都拥有理解和包容，那么每段相遇大概都能碰撞成动听的回响，这个世界该有多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