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营救

2017年，许鞍华执导的电影《明月几时有》上映，牵出了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的往事：抗日战争期间的“香港大营救”行动，以及“东江纵队”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2018年“五四”青年节，由刘一君执导的电影《香港大营救》登陆国内影院，再次聚焦那段风云变幻、惊心动魂的历史。

看电影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那段真实的历史背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随后日军进攻香港，英军投降，港岛沦陷。

为了实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控制，日军全城搜捕以邹韬奋、茅盾为代表的文化精英。

在这一险要时刻，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直接领导廖承志及东江纵队，针对滞留香港的数百位左翼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展开了秘密营救行动。

经过近200天、足迹遍布全国11个省市、逾万里的行程后，最终左翼文化精英们安全抵达后方。

曾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作家茅盾称之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场“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近几年里多次被搬上大银幕：2015年李惠民、张广锋导演了《省港大营救》，2017年许鞍华导演了《明月几时有》。

本片同样取材于这段历史，但刻画了更多不同阶层的人物，加入了更多动作和紧张悬疑元素。

影片中，营救工作发生在沦陷时期的香港，涉及日寇、军统、中共地下党、游击队员、各界文化人士、江湖枭雄……既有多方势力纠缠，又有宏大的场面切换；既有紧张悬疑的逃离过程，又有肝肠寸断的儿女情长；既有关键时刻小人物的复杂心理转变，又有沦陷下的香港芸芸众生相。

01节奏紧张，配角出彩影片以日军攻占香港开始，使用当时日军入侵香港的珍贵影像资料，直接将观众带入那一段沉痛的历史里。

镜头一转，日军下令全城搜捕各界文化人士，自此香港全城风声鹤唳，文化届身陷险境、人人自危，紧张的节奏、密集的鼓点贯穿全片，这也是本片的一大看点。

在节奏营造上，影片从始至终呈现出惊心动魄之感。

为抓捕文化界人士，岸田、小岛布下天罗地网、步步紧逼；为营救他们，男主角叶伟强、阿根乔装潜入香港、展开生死救援。

因拒与日军合作，华声日报主编孟砚秋被枪杀，随后牵连南华日报主编王雅堂被抓，眼看着整个文化届就要被“一网打尽”……叶伟强刚寻着日军的头号通缉犯邹涛（历史上的邹韬奋），却同时被盯梢的军统特务发现；排除千难万险，叶伟强终于护送一队文化人逃上通往惠州的小船，结果遇上日军封港，所有船只不得出行，一行人再次遇险。

大家不得不乔装打扮走陆路冲破重重关卡，最后关头却被岸田分队赶到阻拦；枪林弹雨中一行人终于闯关成功，最后时刻男主角叶伟强却中弹牺牲……每一刻都千钧一发，每一步都扣人心弦，每一处都绝境逢生。

在人物刻画上，影片注重表现特殊历史环境中呈现出来的复杂人性转变过程。

影片中的反派形象王雅堂令人印象深刻，在参加孟砚秋的追悼会后，他不幸被日军抓获。

面对日军的合作要求，他不惜说出自己曾留学日本的经历、并通过一口流利地道的日语换取了日军的信任得以保命。

随后，在抓捕文人们的最后期限，日军带他前往陆路通关口指认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文化届人士。

王雅堂并不想出卖同行，危急时刻，他不惜装疯卖傻、痛斥日军来混淆日军视线，最终成功保护同行们过关，也使得自己命丧枪下。

王雅堂仰天含笑、尸躺街头的画面，用生命印证了自己的人格并不是那么卑贱，他背叛了国家却没有出卖同行。

影片对街头混混、江湖枭雄的群像刻画也非常到位，香港混混潘葆荃本是只看重利益的帮派人士，面对叶伟强救人的要求，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一根金条一个人头”的条件，但在救人的过程中，他逐步转变。

受到邹涛等人怀疑时，潘葆荃瞬间爆发：“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只是一个流氓，可是那天叶伟强赌我是中国人，中国人！

”一句“同为中国人”掷地有声，他从开始只看重利益，变成不顾个人安危也要全力护送文化名人们撤离，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与游击队员们合力突围，展现出了一个有情有义的生动“混混”。

但是影片也有不足，在对男主角叶伟强的人物塑造上，表现他的心路历程和英勇无敌时较为饱满，但是对他的技能展示犹如抗日神剧里的男主角一样颇为夸张。

叶伟强身手敏捷、枪法奇准，飞檐走壁无所不能，斩杀日军神不知鬼不觉，以两把短驳壳枪、一人之力突出十人小分队的日军机关枪包围圈，全程开挂、最后却倒在前来接应的同志们面前。

同时，影片在刻画一群文化人士时也稍显脸谱化，远不如混混们出彩。

影片里的部分台词在缺乏足够的情感铺陈时也稍显生硬，叶伟强摆脱盯梢的军统特务朱英时，对她说都是中国人不要这样做，随后朱英迅速转变心理放弃抓捕邹涛。

在团结文化人士准备逃出香港时，大家高喊“在一起”话剧腔满满，不较影片后面危难重重时、大家无奈下同意走陆路时的逐句表态“我同意”来得打动人心。

影片在细节处下足了功夫，通过大规模的场景搭建真实还原当时的香港市景。

历史上的营救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水路，一条是陆路。

影片真实还原了当时的营救路线，展现了曲折的逃难历程，也体现了角色们的大无畏精神。

02中国版“逃离德黑兰”而这样一部艰辛的逃难电影也容易让人想起《逃离德黑兰》，虽然与《逃离德黑兰》多有不同，但对比那场逃离，这场逃离的过程、意义也毫不逊色。

《逃离德黑兰》的导演、主演是本·阿弗莱克，曾获得了第8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奖。

它讲述的是1979年伊朗革命后，美国大使馆被占领，50多名人质被扣，只有6名工作人员暂时逃离，躲在加拿大大使家里；营救对象只有6名。

而《香港大营救》讲的是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大批左翼文化人、民主人士身陷险境；我党的营救对象有800多名。

《逃离德黑兰》的被救对象分别是商人、使馆工作人员及家属，而《香港大营救》的被救对象是邹韬奋、茅盾、夏衍、邹静之、蔡楚生、王莹等近现代文化史上著名人物。

《逃离德黑兰》里被救对象可以通过正常飞机直接逃出，《香港大营救》里的整个营救工作历时大半年、大部分通过陆路逃出。

《逃离德黑兰》里，美国、加拿大、瑞士三国联手，对抗伊朗革命卫队，《香港大营救》里是中共地下党领导东江纵队对抗驻港日本侵略军。

《逃离德黑兰》中主要是通过成立电影制片厂伪造电影拍摄项目，利用几张加拿大护照帮助几人成功逃脱，无一人伤亡；《香港大营救》里男主角叶伟强牺牲、助手阿根牺牲，而真实历史中牺牲的人数则更多。

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曲折过程，同样的英勇无畏，同样的人性光辉。

追求自由与正义的人们，生死营救，争分夺秒；冒着枪林弹雨，死不旋踵。

向着正义勇往直前，即使倒下也是向着光明的方向。

《香港大营救》正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的电影。

-FIN - ※本文谨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首发于公号：小鲜电影 xiaoxianmovie

刘一君之《香港大营救》：很文艺，很深刻，很火爆文／笑傲江湖集导演、编剧、制片人和诗人于一身的刘一君身上带有一股文人的气质，有悲悯和傲骨之心。

这种气质使得他的文字，他的镜头变得柔软，柔软中又带着如刀一般的锋芒。

就像他的先锋诗人的身份标签一样，总会在镜头里流露出那藏于骨子里的傲气，既是对生活的关注又是对现实人生活之困境的表达，既是敬畏又是对文人身份的恪守。

以至于，圈中许多人都称他为“文人导演”。

不过，从他之前拍过的电影来看，如《爱情在线》、《一百万》、《留守孩子》、《父子返乡》等电影，都流露出强烈的人文气质，又颇具故事性与艺术性，令人充满了期待。

今年，刘一君又将镜头对准他钟情的“文人”，与成泰燊、颜丙燕等人拍摄了营救大片《香港大营救》。

该片讲述的是，1941年底，为了营救被日军通缉的文化名人邹韬奋、蔡楚生、王莹、林哀南等人，中共地下党员叶伟强（成泰燊饰）联手香港混混潘葆荃（梁俊一饰），与日军斗智斗勇，成功营救的故事。

透过影片，可以发现，导演刘一君的能力。

一方面，指涉的是他建构故事，还原故事的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文”气质的延续力。

也就是说，刘一君注重了故事性、艺术性与趣味性，使得这部《香港大营救》呈现出别具风格的主旋律电影，成为继许鞍华导演的《明月几时有》之后，又一部聚焦文人的不凡之作。

具体而言，谈论《香港大营救》，显然得“重回历史语境”之中，因为它标榜的是还原历史事件，更是为了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

虽说，1941年底香港沦陷，滞留香港的数百位中国内地文人、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日军的追捕下，危机重重。

但是，刘一君在处理这一背景时，只是截取了营救邹韬奋、蔡楚生、王莹、林哀南等人的事件，展开一场包含了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和日军的三方势力，从而窥探出创作者的叙事策略。

这种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适当的选取，成为了《香港大营救》故事性的绝佳看点。

导演刘一君为了强调影片的饿真实性与刺激感，并且减少历史的疏离感，通过悬疑的首手法，展现出叶伟强营救的紧迫感、邹韬奋、蔡楚生等文化人逃离的紧张与焦急感，乃至日军疯狂屠杀的血腥感。

最终，完成了“大营救”的历史书写。

此外，在影像和镜头的处理上，刘一君仍然花费了一番心思，透过历史背景的布景，颇具力量的视觉冲击力，以及灵活自如且快速切换的带有节奏感的镜头，完成了《香港大营救》的“火爆”之气，“人文”之魅。

例如，在叶伟强带领大家逃走时，他留在最后的战斗，无论是飞檐走壁，还是横空飞跃，都在枪炮中一一完成，伴随着各种镜头，呈现出营救前后的风雨历史，以此为我们带来一场扣人心弦的营救。

与此同时，这“营救”本身就带着“人文”的（或者说“英雄”的）气质，而这种“气质”正是导演刘一君本身所带有的。

从诗人到导演，这些年的刘一君有一点始终没变，就是对中国现实、中国历史的关注与书写。

这种书写，使得他的身上有一股“老派中国文化的情怀”，有责任，而且还浪漫。

在电影《香港大营救》中，刘一君用一颗匠心，用故事性、艺术性的真诚而清醒的姿态完成了历史的书写，透露出强烈的文人气质与浪漫气息。

整个一看电视的感觉，谍战剧，抗日剧，这类剧仿似市场的大白菜，谁都见过，谁都吃过，要出彩就得情节抓人，情感抓人，否则就容易落入平凡。

作为电影这种短剧应有的张驰与扣人的力，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未能呈现出来，开篇情景置换，节奏让人有一种期待，期待什么时候剧情暴一下，但一直未能等到，影片过半就让人有一种无味的观影感受，如果作为在家里看电视一样，弃剧是必然的结果，事件本身的家仇国恨，民族大义在电影中未能表现出来，从而导致未能营造出出彩与观众共鸣的点，当作记录片看还是不错，给二星

香港大营救，这样的一个故事够得上一部电视剧的体量，建议拍成电视剧！

否则真对不起这段辉煌的故事！

香港大营救，这样的一个故事够得上一部电视剧的体量，建议拍成电视剧！

否则真对不起这段辉煌的故事！

香港大营救，这样的一个故事够得上一部电视剧的体量，建议拍成电视剧！

否则真对不起这段辉煌的故事！

先前一部周迅霍建华的电影《明月几时有》影片开头就有东江纵队营救香港文化人士的情节，但只是一笔带过。

这部香港大营救全篇叙述这一惊心动魄的营救过程，乱世中的动荡，平民百姓的流离失所，在片中都有动人的细节呈现，与此同时，大量的动作戏和枪战场面，让本就跌宕起伏的营救过程显得更为紧张惊险 。

线索并不明晰，主角人物并没有立起来，然铁骨铮铮，在乱世中，我们能依赖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自己独有的民族身份，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伟大的国家，国家的建设者正是我们自己。

我们要为自己每天的行为负责，为自己做出的成就骄傲。

这点破事 这种剧情 真是够烂的了 和CHC的水浒系列一样糟糕 完全没有所谓大的感觉 看完就觉得是一件很小的事被人为放大一样 说的想国魂一样伟大 却是一两个特工➕一两个混混轻描淡写简简单单就办完了 这些泰斗们也是历经千辛磨难才逃回来的好吗 尊重一下人家的苦难好不好 本来挺伟大的是 硬是给你们这帮人拍的小气了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雅堂，先不论有人评论说他可能是个潜藏的地下党，或者受党指挥的进步人士，就算他与地下党毫无关系，在这部剧中，他的人性是最真实的。

文化届人士也是普通人，没有经历过流血牺牲的考验和家破人亡的惨痛，就可以毅然舍身成仁，我觉得是不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做到的。

虽然一开始为了生存，王雅堂选择了妥协和合作，但我认为他仅仅只是为了生存，维持报纸的正常发行不仅是刊发日军的消息，在那个资讯不发达的年代，报纸也给港岛内外的各界人士一个了解香港局势的窗口。

王雅堂并没有直接出卖谁，也没有利用自己和其他文化界人士的关系来主动帮助日军去寻找他们，他的妥协在某种意义上是缓解了日军在计划受挫时的狂躁，让邹涛等人有了一点喘息的时间去设法离开香港。

单就王雅堂的内心来说，我觉得他不是没有考虑过一死成就文人的气节，可能是怕死，也可能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到最后的关头，他毫无犹豫地选择了牺牲自己，保全他人，这个时候我想他已经把所有的顾虑放下，痛快地释放自己内心的想法，死亡是无声的自白，他倒下的那一刻一定是幸福的，坦然的。

这个形象塑造得真实，就在于体现了真实的人性。

国破山河在，山河若破，魂魄也不可丢。

魂魄若在，山河可复，国家可重建。

山河国家的魂魄何在呢？

在民族的血液之中，在民族的文化深处，而这魂魄的唤起者和传承者是文人，他们会接续文脉，会唤醒民众，会重塑良知。

五四青年节上映的电影《香港大营救》讲述的正是一场营救文人的秘密行动，由刘一君导演，成泰燊、颜丙燕主演。

电影中，国家话剧院演员王晖饰演的教授许灿在日军追捕时还在给学生上课，他气愤激昂地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现在是国破半壁，日本人在东北、华北开办学堂，就是要改变中国的文化，日本人想要从思想上、从骨子里奴役我们。

”成泰燊饰演的营救队叶队长一再催促，日军步步紧逼，许教授却坚持要把话说完：“倘若哪一天整个国家都沦丧了，希望你们还能坚守一个读书人的气节，一个中国人的良知。

”故事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日军占领香港讲起，而有关这些文人的历史却从1941年“皖南事变”就悄然发生了。

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至5月，在中共中央、周恩来的安排下，众多文化名人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

风云变幻，命途多舛，1942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滞留在港的文化人士，一时间危在旦夕。

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一场惊心动魄的粤港秘密大营救拉开了序幕。

《香港大营救》中的故事正式上演，围绕着如何将茅盾、蔡楚生、邹韬奋等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送出香港展开。

颜丙燕饰演的戏曲名家白玉兰与成泰燊饰演的东江纵队营救队队长本是夫妻，叶队长因儿子在抗战中死去而投入前线，与妻子白玉兰分开了，此次营救中又相逢。

此时日本军队一方面要笼络文化名人，白玉兰在瑶园戏苑摆设灵堂公祭孟砚秋先生，七天连排宋朝抗金名曲《生死恨》，日军将军说“一出好戏，一本好书，抵得上一个师团”。

日军要抓，军统要杀，共产党要救，三方围绕着几个文化名人展开角逐。

而此时只有一个机会出去，因为香港沦陷、粮食不足，日军要在三天内赶走一批难民，办法就是这一批人扮成难民逃出香港。

这一群人种恰好又有导演和演员，化妆成难民，扮演一个新的角色逃出生天。

不禁让人恍惚，这不正是中国版《逃离德黑兰》。

危机重重，信任与背叛、追杀与逃匿，惊心动魄，真实历史中茅盾曾如此评价此次大营救：“这是难以想象的周密安排，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真是一场秘密大营救。

”文人相轻，更相惜。

《香港大营救》中有一位带着女人的诗人林南，此人名不见经传，也不在营救名单之中，最后化名“方华”逃出了香港，他带着全程红色裙子的女儿，像极了《辛德勒名单》中的那个唯一有亮色的小姑娘。

这个角色让我想起导演刘一君，他曾经还现在都是一位诗人，1990年到1996年主编诗刊《组成》，1991年获“诗韵”国际华文诗歌创作奖，出版过诗集《无限的美》。

去年此时，导演刘一君写过一首《日本和日本演员》的短诗：“日本和日本演员/新片拍摄中/我从日本约来的这个演员/确实感动了我/对于我的每一次指令/他都准确地表现/同时还有独特发挥/是的/他是在演我们的敌人/但他的演技和敬业/让我不知所措/我在导演椅上抽着闷烟/只能偷偷告诉摄影师/把他后景墙上的天皇像/鼻子以上/卡去一半儿”。

这个诗人的角色像是导演自己，他把自己扔进那段乱世之中，炮火连天，他跟随着民国文化名人们从香港逃到大陆，更像是精神的追随。

而这一点像极了徐悲鸿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创作油画《田横五百士》时的心态，当时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徐悲鸿想借历史画来表达了他对社会正义的呼唤，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于是也把自己画进了油画里，那个穿着黄色衣服注视着田横的男子。

《香港大营救》改编自历史事实，融入了导演的个人情怀，把我们引入那段历史，更让我们审视现实。

就像影片最后的一段话“如果没有这次大营救，中国近代文学史、学术史、政治史、艺术史都可能会是另一番面貌……”在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更应该重申“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的真理论断。

《香港大营救》在节奏把握上也有所欠缺,前期悬疑紧张刺激,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迫感。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影片越往后节奏越拖沓,尤其是最后的高潮,显得过于平淡,如果说营救人员在通关的过程还算紧张的话,那么前来接应的东江游击队员和日本人的大决战则太过平淡,双方在一个小山坡上各开了几枪,然后就是男主角和日本大反派你一枪我一枪同归于尽,而其他士兵则只是旁观,收场有些草草了事。

正在全国各地影院热映的《香港大营救》，凭借跌宕起伏的剧情、精准到位的表演、酣畅流利的剪辑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看过电影的观众，一定对剧中南华日报主编王雅堂留有深刻印象。

大部分观众一般都会如此解读王雅堂：曾经留学日本的王雅堂，在日军的威胁下，丧失民族气节，开始跟日本人合作，并在《南华日报》上刊发日本人的相关信息，后来，日本人要王雅堂到人群中去辨认爱国志士和文化名人，在辨认过程中，王雅堂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与日本人产生矛盾，最后被日本人开枪打死。

上述解读，应该和电影主创的真实意思表达，有很大的差距。

光头编剧刘宁波认为，王雅堂在剧中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至少是暗藏香港受党指挥的进步人士。

当然，王雅堂的这个身份，电影主创们并没有在剧中交代得清清楚楚，这正是他们高明的地方。

观众朋友们不妨这样想想：如果香港所有报纸都都不与日军合作，都不刊发日军消息，是不是所有报纸都有停刊的可能，如果没有报纸，叶伟强就没有了“密码本”，行动就得失败。

我们应该可以这么认为，王雅堂答应与日本人合作，其实是用暗度陈仓的方式协助营救行动顺利进行；影片结尾部分，王雅堂与日本人争吵的戏，不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而是为了掩护同志而舍身成仁。

此解密是否有道理，观众朋友可以二刷电影进行验证。

饰演王雅堂的演员有些特别，他的身份也隐藏着一条有意思的信息。

剧中王雅堂日语台词极为流利，让人印象深刻。

这些日语台词完全由演员亲自说出，没有后期配音。

演员能如此流利地说出如此多的日语台词，这个演员要么是语言天才，要么日语是他的母语。

没错，饰演王雅堂的，确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演员，他的名字叫大冢匡将，曾经在《厨子戏子痞子》、《永不磨灭的番号》、《恋人路上》、 《玩酷青春》、 《天安门》、《国歌》、《虎刺红》等影视作品中有过精彩演出。

我国的影视剧中，中国人演日本角色很普遍，但日本演员饰演中国角色，而且表现得如此出色，却很少有，这应该也算《香港大营救》的亮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