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

昨天看了《黄金时代》，想起我爸，我爸生前喜欢萧红，我小学时候还没看过《呼兰河》传，就先塞给我一本萧红的传记打发我瞧，书里写萧红逃离旅馆的那一段，是三郎划着船把她救出来的，但是看电影时，说是萧红自己从窗子里蹦下来的，我想这大概是指萧红自己争取的解放，这微妙的区别，意味很是不同。

我当年第一次看萧红传记的时候实在是个小孩子，现在想起来，她的很多事情都是知道的，但是对于她这个人，却始终说不清楚，因为她自己也不是什么都交代的很清楚，人没活完，东西也没写完，如果她活到写回忆录的年纪，对于自己的一生可能会有更清晰一些的描述，但是她只活到31岁，作家嘛，对自己的经历还是会很珍惜的，不会一下子都说出来，总想留着慢慢写，可惜就死了。

从这一点来说，我始终觉得萧红虽然总有预感自己活不长，但是还是希望能活得长久的，四十岁五十岁总该有的，所以留着些东西慢慢写，她始终是有一些令他死不瞑目的东西的，这东西就是写作。

这样就造成了世人对她的误解，不解，曲解，各种乱七八糟的解，不像一个老人，活得太久，写得太多，形象怎样都会渐渐的完整起来，或者她又是极普通，普通如一般的女工，太太，小姐，大家也就对给她盖棺定论没有那么热衷，死就死了，坊间八卦多一点也不过是个谈资，她的作品又实在是好，因此整个人就成为了一个特别矛盾的存在，人人都想解读她，觉得看清了她，有人用八百字的文章说，有人用三个小时的电影说，但是她这个人，始终还是一部分很清晰，一部分很模糊，人人都想给她盖棺定论，从女人的角度，从作者的角度等等，但没办法，最后的结果是，所有试图给她盖棺定论的人都死了，她的作品带着她的魂魄，继续活了下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些从八卦绯闻来点评她的专栏作家和李樯以及许鞍华做的是一件事，虽然前者是以消费为目的，后者是为了真爱。

整个电影用一种强势的，让剧中人物纷纷出来谈论萧红的方式，直接给萧红盖棺定论，特别是电影的最后几句，我从电影的一开头就明白了李樯的用心，但还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直白，可见对萧红深爱，才会如此冒险，这样解释起来，电影所有采用的方式都是正确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来做这件事了。

想肯定一个作家的文学成就，这在电影中要怎么表现？

萧红也没有得过奥斯卡，得过诺贝尔，得过巴拉巴拉那些被世俗鼓掌欢呼的奖，完全没法表达啊，所以最后就是一帮人来谈论萧红了。

对比好莱坞的《美丽心灵》，最后表达纳什被其他的数学家接受，是纳什坐在俱乐部的桌前，所有人都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钢笔放在他的面前（这是普林斯顿大学表达敬意的传统方式）。

——这就是显性的仪式感，但这些方法用在萧红身上，完全没可能。

所以电影是有很强的预设立场的，也是强势的，不由分说的，但是也就有它造成的隔膜和不快感，因为你让一些人来说萧红伟大，可是这些人是谁，观众都不认识，打了字幕也不认识，还要回家去翻文学史，这会让普通观众很郁闷的。

因此我一边是很喜欢这电影的，一边也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喜欢它，因为它想解释萧红文学天分，这基本是个电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电影也是有电影的局限性的，因此看电影之前，立场本来就相同的观众，自然就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终于有人说出了大家这么多年心中的话，而那些只是想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女文青的八卦故事的，也可能会很失望。

何况即便是八卦，也其实没那么狗血，萧红的故事，除了十七八岁叛逆期的时候离家出走以外（具体原因我猜是豆瓣父母皆祸害小组里的那种），情史实在是素得很，不过是跟了个男朋友好多年，最后找了个相对性情平和软弱的男人结婚了罢了。

电影有很多是在东北拍的，我是东北人，代入感特别强，出来的时候给大家解释，不要怪萧红依附男人，萧红那个年代，女孩子和现在不能比，东北更甚，地主家的小姐，除了正式的嫁人，去当妓女，被包养，其实谋生能力可能还不如佣人家的女儿。

不过佣人家的女儿，也不过是另一个佣人，不像现在的姑娘至少能去肯德基打工，她连张爱玲都不能比，张爱玲身处全国文化中心，在上海写出来就立刻扬名中国，经济独立很快实现。

东北文坛本来就是边缘，更别提萧红一个出自东北农村的无名小卒，又是女人，在写作的初期，想靠写作赚钱养活自己，门儿都没有，还没人认识你呢就先饿死了。

所以那些批判萧红依附男人的，其实是对那个年代很无知的。

维吉尼亚·伍尔夫说过，写作是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是多少女作家不得不首先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萧红都是一样的，但张爱玲比萧红幸运，她投胎在上海，本身就是占着地利的优势。

出来的时候，姑娘们说在看萧红去世的时候哭了，我到没有太难过，我最鼻酸的点和大多数人不一样，是萧红和端木结婚的时候，萧红说的那几句话，她说我和端木不是激情恋爱，我想过普通人的日子，谢谢端木接受我，等等（大意），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眼泪掉下来了，因为我看到她的妥协，对平静生活的渴望，战乱，贫穷，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情带来的千疮百孔的伤痛，从内到外把她消耗尽了，所以她其实还是妥协了，这是我在看这部电影时唯一没想到的，我曾经以为她从未妥协，因此这妥协，让我感到心疼。

每个写作的女人，都要解决身为女人和身为作家双重身份的矛盾，这矛盾张爱玲有过，萧红也有过，作为作家，她们天分极高，甚至没有几个男人能比得了，可是作为女人，社会要求她们必须要做小伏低，萧军和胡兰成都以老师的身份打压过她们的才能，如果不能从才能上打压她们，就从女性的身份上，在电影中有两次，身边的友人认真的对萧军说，你的天分不如萧红，你是努力，勤奋。

萧红尴尬的笑，萧军硬着头皮说，但是她也离不开我的帮助。

我们座在那一排姑娘都在笑，我心想，这话可真是要了亲命了，果然，下一个镜头出现，萧红就被揍得五眼儿青的出场了。

也许这才是最后萧红选择了温和的端木的根本原因吧，端木欣赏她的才华，也能够接受她比自己有才华，所以萧红做了当时的选择，虽然这选择也是不如意，但是我真搞不懂世人是怎么都理解成为她作的，她分明是为了过上安生日子，先安安静静的写作，向生活做出了妥协，所以我看得很难过，算一算当时的萧红大概二十八岁，她和十八岁的时候不同了，她追求爱情的心气儿也老了，折腾不动了，虽然一辈子最爱的就是萧军一个人，但是萧军实在是太暴烈了，最后她也就只好放弃了，但事实证明，这妥协也是行不通的。

就这么点儿事，其实真没什么大不了的，怎么就被说成了作女呢，就算是二萧和端木三人同床过，其实也没什么狗血的呀，穷得叮当响的文艺小青年儿，想省点房钱，就挤着睡了，何况东北历来有全家睡大炕的，这是多么正常和纯洁的想法，我一边看电影的时候一边就想，就这么点儿事算什么事儿啊，搁一普通女孩身上，专栏作者们可能会理解和同情的显示自己的观念开放和宽容，到了萧红身上，就投射出了满满的恶意，说到底，她犯下的罪还是因为她的天分，她的作品留下来了，而这些八卦她的人知道自己永远都留不下来，所以他们要用八卦来贬低她的文学成就，她有什么罪呢？

她最大的罪过就是，身为一个女人，还名留文学史了，实在是可恶吧。

张爱玲也是这样的，她清清楚楚的明白世人对她的恶意，冷冷的活到老，活到死，她活着的时候，一言不发。

说到电影里对萧红文学天赋的定论——把萧红当成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

这才是我真正喜欢这部电影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其中有两处，不煽情，不悲苦，简单单的聊了点文字上的事儿，可能很多人都忽视过去了，却让我这个写作的人，从心里感到温暖。

一处是萧红和端木在河边聊天，萧红说的一段话，大意就是他们说我写的东西不豪迈，但是我不Care这些，为什么要规定文章一定要怎么写呢，我坚信自己要写的东西，不会拘束自己……另一处是萧红对着聂绀弩大谈儿女情长的痛苦，聂绀弩突然对萧红说，“萧红，你是生死场和商市街的作者，你要往上看。

”就这两处，让我体会到了导演和编剧的用心良苦，他们对萧红的文学成就的理解是正确的，对她的身份认同的纠结也深深同情。

我的一个画家朋友曾经说过，所有的大师作画，落笔都是确定的，自信的。

这句话在写作上也同样适用。

作为一个女性作者来说，对自己的确定和自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为在这个男性话语权的文学世界里，你的作品好不好，是以男人的语言标准来衡量的，由男人说了算的，所有的女性作者都面临着对自己性别上的不自信，导致文化上的不自信，对自己女性语言体系不自信，下笔不确定的问题，有的女作家在文章中为了显示自己的“大气”，尽力掩盖自己的女性特质，贴上胡子装男人，有的则反过来极力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写作的时候潜意识里装着一个男性的读者群体，是带着不确定和不自信的心理负担去写作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在她们那个年龄写作时，也曾经把别人评论我的作品“写得完全不像个女人，好像一个男作家的作品”当成一种夸奖，却不知道自己陷入的是文化上不自信的囹圄，最后这个问题，我花了十几年去解决它，才算想明白了，你是一个女人，如果你羞于以你自己最天然的面目示人，你不自信，你就永远写不出真正了不起的作品。

在中国的女作家中，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只有两个女人，一是张爱玲，一是萧红，都在写作的最初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或者可以说根本就从来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正是由于她们有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天才级别的悟性。

她们对自己文字上的自信，是完全天才式的自觉，根本不care男性的话语权，也不care别人看了这个文章后会怎么看自己，她们根本不屑于去写得像个男人一样豪迈，或者写得讨男人喜欢，不屑于强调自己的女性姿态，也不屑于掩盖自己的女性姿态，就那么自自然然的，浑然天成的知道自己该写什么，怎么写。

这是所有伟大作家才可能具备的素质，当你写作的时候，你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你是没有性别的，你就是一个作家，就像萧红说的，“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上说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的自由，可惜很多人不懂，还以为这句话是在歌颂民国的审查制度。

作为一个作家，萧红是伟大的，她在写作的时候，丝毫没有任何的身份不确定性，但是一回到生活中就不行了，就矛盾重重，萧红在如何讨好男人，如何撒娇争宠，扮演好自己的女性角色，拿捏男人心理这一方面，简直是完全不行的，可是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女人，对女人的定位又决定了她不得不是卑微的，每个作者都要解决自己的身份认同问题，女人尤其难，再加上社会的束缚，要突破的心理枷锁要更多，摆脱被灌输，被洗脑的可能性几乎微乎其微，至少在作为作家的萧红身上，她做到了。

在电影的最后，看到萧红慢慢的合上眼睛，我有两种矛盾的心情，一种是觉得她实在是太年轻就走了，才31岁，如果她能够活得长久一点，也许可以找到身为“卑微女人”和“伟大作家”这两种矛盾身份的解决之道。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实在太辛苦了，真的解脱了也好。

萧红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但是她曾经获得过很多人的帮助和肯定，和这个所有人都在讨论她的八卦，匆匆的写文章来消费她，却没几个人去认真读她的书的时代来比，她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兵荒马乱，流离失所，但是对于一个写作的女性，男人们也能够看到并认可她的才华，同样用接纳一个真正的作家的态度一样接纳她，珍视她，这才是他们愿意无私的帮助她的原因，男人们的胸襟是坦荡和开阔的，他们的眼界和素养都是让人敬佩的。

鲁迅第一次见到二萧就拿出一大叠钱给他们贴补生活，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爱才，但是对年轻人的私事，没干涉过半句。

胡风肯定萧红的才华，也只是对他们分手表示惋惜，那些曾经帮助过萧红的男人，很多并非能从她身上捞取到什么好处，只是身为一个作家，帮助另一个作家，都说文人相轻，但是那时候大家相依为命，同甘共苦，人和人之间有温暖，男人们也有谦谦君子之风。

而在今人狭隘的见识里，这些则统统被解读为所有的男人都是想跟萧红乱搞男女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就觉得，那个有懂你的人存在的时代，确实可以算是一个黄金时代了。

在电影的最后，编剧和导演干脆让剧中人物直接评价萧红的作品。

我听到先是一愣，然后会心的一笑，这个导演老太太和坏脾气的编剧也实在是太可爱了吧，你们鼓捣了这许久，又演了三个小时，还生怕观众听不懂，就这么直不楞登的往外说呀，这份苦口婆心的执着，真是让我觉得有点萌的。

虽然大多数人估计还是不会理解，这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那种扣人心弦的好电影，但是作为一个写作的女人，他们的这份懂得和慈悲，我心领了，并且知道这个时代还有他们这样的人存在，在那里想结个黄瓜就结个黄瓜，和我一样的臭脾气，也是件让人想想就觉得幸福的事呢。

写了这么多，都只是我个人，作为一个普通观众的一点感想，如果有人问我推荐不推荐这电影，我也不好说，我必须得承认这电影并不适合所有人观赏，但在我看来，也不算是文史资料片。

如果你是那种觉得一个黄瓜必须要开一朵黄花，接一个黄瓜的人，那你看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如果你那种能接受它愿意开黄花就开黄花，愿意结黄瓜就结黄瓜的人，如果它真一朵花也不愿意开，一根黄瓜也不结，你也不会责备它，那么你就去看一看。

看黄瓜开不开花，结不结黄瓜，其实不需要事先阅读文史资料做功课那么麻烦，去看看嘛就好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什么都没看到，也是没所谓的。

最近这些年电影电视基本上可以拍任何题材，任何故事，导演和编剧天真的以为自己很懂故事，很懂历史，很懂主人公，随便编的故事也就这样了，但是历史上真人真事儿还是悠着点吧。

作为一个东北人，从小就知道一句话”北人无文“，就是说风骚雅趣大多是江南才子与佳人的事儿，北边在大唐没落之后就没什么文学圣手了。

萧红算是近代文学史上不多的能够让人想起东北的人物。

放到现在，抽烟喝酒的女青年不是夜店里的时尚一族，就是满身文艺气息的高冷女神。

可是放在那个时候的东北，就是东北三大怪之中最普通的一个，说白了，就是大街上拿着大烟袋的老板娘，村里的地主婆而已。

为啥要说这个呢？

就是说现代人总是以自己的理解去拍电影，塑造人物，于是有了汤唯版的萧红，一个江南女子范儿的新青年。

其实我想说的是，许鞍华也好，李蔷也好，都不是东北人，都不懂一个东北女人的性格。

萧红的作品中无处不在的都是东北这块土地上的气息，萧红终生的主题也是乡土，拍萧红就是拍东北。

萧红在不同作品中的乡土，就是不同心境之下，不同地点环境之下对东北的怀念和理解，所以开句玩笑说，赵本山都比许鞍华适合拍这片儿。

于是演员们满口带有京腔儿的”普通话“说出来这片就毁了，东北女性的风骨和这片土地上的能量也没了，软了。

冯小刚要拍1942，至少里面人都说河南话，虽然听起来不那么正宗，但是人家尽力了，尽量去体会当时当地的感觉，许鞍华大概没有这种觉悟，因为香港很小很小，基本上拍的东西也就是大家身边的事儿，香港人也有一种觉得自己的生活即是世界的感觉，所以脑袋里基本没这根筋

大多数人的是被时代推着走，而在这个电影里的萧红是走在自己的黄金时代。

有人说，电影里没有时代，只有人物。

这不正是编剧和导演所要的吗？

只是大家习惯了用男性视角看大时代，看大开大合，看热血沸腾。

而一部女性视角的电影就让大众觉得冗长、不适、冷淡。

她是如此追求自由，她背叛家族，她怀着孕抽烟，她跳窗逃走，她把第一个孩子送人，她给鲁迅寄去生死场，她只身去日本，她说她只想找个地方好好写作，她不想政治，她随意花钱给高额的小费，她第二个孩子的莫名死去，她为自己的肿瘤手术签字。

她有小女生的烂漫和脆弱，也有女人的坚韧和柔软。

她在漫天雪地里说，鞋带散了，带着少女的顽劣的态度。

她在火车的窗口深情地劝箫军跟她一起走，带着女人独有的温柔。

她挡在端木的前面，面对动手的箫军，带着她独有的侠女的气度。

电影里说，萧红的《呼兰河传》是一个异数，大家都在写革命，她在写故乡。

而当多年后，人们远离了战争的满目疮痍，才发现这颗明珠般的作品。

电影里的萧红用一生都在证明她这种逆时代洪流的性格。

最开始，通过鲁迅讨论上海左倾作家就是墙头草的时候点了一次，当她在日本的“黄金时代”的时候，她说她在笼子里又点了一次，当她选择懦弱的端木的时候再凸显了一次，而对《呼兰河传》的评价继续点题。

记得妹尾河童在自传体小说里《少年H》有这么一段：“H观察人们接下来会怎么做，发现众人都很巧妙地随波逐流。

就如同H潜入海中所见到的裙带菜一样。

裙带菜会随着潮流晃动而不抵抗。

可是根部仍然附着在岩石上。

或许应该活得像裙带菜一样才自然。

“不过我办不到，我不要当裙带菜，我又得继续当抵抗水流站立的木桩了，”H心里想。

现在我们也是一群裙带菜。

”成长好像是一个妥协地过程，而在大时代里，萧红却没有做裙带菜，没有随波逐流，她安静柔韧地坚持自己的写作，像一个木桩一样。

尽管一路漂泊，从呼兰河－青岛－上海－日本－临汾－西安－武汉－重庆－九龙－港岛，她却一直没有改变，她还是凭借自己天生的才华谱写自己的黄金时代。

她也受了很重的伤，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她仍然坚强面对。

身体上她有肺结核，还有肿瘤。

心理上，在面对背叛、暴力、懦弱的时候，她还在婚宴上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

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

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她被许多人怀念人，热爱着。

有鲁迅，有作家，有编辑，有恋人。

虽然她说你们都是箫军地朋友，但其实大家更深深爱着这个才华横溢和敢爱敢恨的小女孩。

从这个角度，电影里采访式的镜头，正好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萧红的爱，而镜头前最有力的两次哭泣也是为了说明所有与她接触的人都被她人格的魅力所感动，连吃下糖果都无法阻止由于失去她，带来的苦涩和泪水。

选择汤唯来演这个角色是绝妙的，她也不负所托。

萧红的安静、自由、任性、才华、美好、敏感和坚韧也一定程度上与汤唯的经历共鸣。

没有一定经历的女人，演不出“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的萧红。

汤唯眼底不灭的倔强和嘴角那一点清浅，是萧红最好的诠释。

本科的时候上香港电影赏析，知道有个女性电影很强的导演，叫关锦鹏。

上课的老师很爱他的电影，给我们看《阮玲玉》和《胭脂扣》。

而许鞍华和李樯跟他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部《黄金时代》也是这种女性电影的一种延续。

它叙事缓慢，它注重细节，它神秘朦胧，它平静却炙热，它脆弱又坚强，它的优点和缺点一样突出。

很多人说他们不适应这样的电影，这也确实是由于主流社会对于物质、欲望、权利、政治、功利这一切男权的东西看得太重，而对于人性、情感、细节和体谅这些女权的品质看得太轻。

看完电影11点，一个人坐着凌晨的公交车，在十一国庆北京的小雨下回家，跟喧嚣和拥挤完全隔绝。

心里却是十分安静，感谢这部有内心力量的电影，修改电影里面丁玲的两句话来结束——“站在这个伟大的作品前的时候，应该忘掉自己的渺小，坚守自己而又坚强面对”；——能在这个时候，“与这部电影相识，就是三十而立的人生，最好的纪念品。

”

是一部讲述女作家萧红的故事的电影。

电影的开始时的场景是在平和的东北村庄，结束时却已经到了战乱中的香港，时间也跨越了中国那个大时代的将近40年，充分说明了萧红这个女作家丰富且坎坷的种种际遇。

经历了美好的童年，不堪的青年，又步入了满目疮痍的青年，最后苍凉的死在了一家落破的香港医院。

在外人看来她的一生或许是痛苦的，但她却少有的留下一些那个年代的人所能感知到的那个年代的单纯。

虽然经历了战争，贫苦，流亡，爱情，背叛甚至是死亡，但她却始终用一种单纯的，真实的的态度面对这一切，就像她自己说的:支撑自己活下来的，是这个世界还有一些能够让她死不瞑目的东西。

是什么呢？

看过这个电影，我突然顿悟到一点，许多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民国时期及其后的作品以及作家，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其艺术造诣的高水平当是一定的原因，但我相信那时同样艺术造诣甚或是更高水平的作品未必就没有其他，但他们却没有成为我们主流文化，其原因或许就不是艺术造诣，而是政治造诣了。

艾青，丁玲，鲁迅，郭沫若这些文人墨客，学问固然是好的，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他们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首先站到了正确的队伍之中，那么当这个队伍变成主宰中国政治的一方时，他们以及他们的作品就理所当然的变成了主流文化，灌输给一代又一代。

而像萧红，张爱玲这样不问政治，却更注重文学本质的作品，反而被当成了一种边缘化的小众的艺术创作。

中国自秦统一六国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后经历了两千一百多年，数十个朝代的更迭。

就算辛亥革命至今，恐怕历经的政权也不下10个。

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哪一种艺术创作才是在主流政治不断更替的大背景下能够恒久流传下去的呢？

9.28去看。

無限期待。

轉一篇今天看到的影評……（已看。

敘述方式果然有點先鋒，一下子適應不來呢。

感覺過於含蓄了。

）原文地址：http://dajia.qq.com/blog/443447088721723《黄金时代》：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杨早《黄金时代》，是跟老婆大人一起看的。

散场出来，相视一笑：“熟悉吗？

”“太熟悉了。

”回家后伊发了条朋友圈，说仿佛“上了三小时课”。

我倒觉得是花三个钟头，看了一篇很小心、很平稳的论文。

真的像论文哎。

电影用萧红的自述与同时代诸人的旁白做了串连，每一句话，每一个场景，每一个细节，都是有出处的。

我不是萧红研究专家，最多算个爱好者，但也能分明地指出每一处的资料来源，偶尔与老婆大人窃窃私语，也是两名中国现代文学出身的学者在印证史料。

这不难。

章海宁编过一套《萧红印象》，《序跋》、《研究》、《书衣》那三本涉及不多，只要细读过《记忆》一册，便可得其七八，白朗、梅志、许广平、胡风、聂绀弩、丁玲、蒋锡金、骆宾基……当然萧红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读，《商市街》、《弃儿》、《回忆鲁迅先生》，有一本《萧红小说散文精品》就行，能读四卷本《萧红全集》则更佳。

还有萧军编《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端木侄子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葛浩文、季红真、林贤治、叶群、章海宁诸位写的传记。

紧够了，大部分高校现代文学专业的硕士论文，参考文献也差不多是这样。

当然，于坊间写萧红传挣钱的、骂萧红博点击率的写手，这也是一份必读书单。

倘我是匿名评审或答辩委员，或许会给《黄金时代》一个“治学严谨”的评语。

它不仅小心到每一句对白、每一句旁述几乎都是直接引语，萧红史料中几乎所有的、为研究者或八卦派喜闻乐见的细节，它都没有漏过。

哈尔滨的大水，商市街的苦中作乐，牵牛坊的朋友欢聚，上海与鲁迅的初见，萧军历次出轨与情变，两个儿子或送人或夭亡，乃至武汉文协的过道地铺、宜昌码头的倒地不起、重庆寓所的不别而行，最后是香港倾城中的挣扎与伤逝。

“二萧分手”这个高潮，影片甚至排出了萧军、端木、聂绀弩三方不同的说法，而未加任何判断。

同学们，你们应该好好向李樯编剧与许鞍华导演学习。

我还要赞赏的，是《黄金时代》对细节的铺陈，这是另一部萧红传记片远不能及的地方。

有人说这部影片是“舌尖上的民国”，又有人嫌它拿这么多镜头拍穷街陋巷，让鲁迅梅志与萧红大谈穿衣之道，其实这正是电影的好处。

除了用影像，我们还怎么还原那个时代？

而镜头应该对准的，是风云变幻还是日常生活？

香港前辈导演李翰祥曾分辨道：“大陆演员是在镜头前演戏，香港演员是在镜头前生活。

”这话推及两岸的导演，也大致可行。

回想《花样年华》对“食物”与“衣裳”的浓笔重彩，大致可以勾画出“港式文艺片”的重心何在。

不是说《黄金时代》在史料细节上无瑕可指（那我还怎么当评审委员？

），我记得的槽点，比如鲁迅在灯下首次批阅《生死场》的手稿，那时这部小说的标题是《麦场》（或说未起名），后来才因胡风的建议改作《生死场》，手稿封面岂能就有生死场这三个大字？

又如王志文将鲁迅话里“作为倒过去的资本”的“倒”念四声，其实该念三声，是“倒向”之意。

另外有些细节改动明显是有意的，如宜昌码头上扶起待产萧红的，骆宾基记作船工，影片改为拄着双拐的伤残军人，是否要借此展现萧红与抗战的微妙关系？

论文是写给同行看的，不是大众读物。

这也是我对《黄金时代》的印象。

一边会心地瞧着银幕上各位演员顶着熟悉的名头，熟悉的形象，说着那些熟悉的话，我一边在担心：这部电影怎么让小白们看下去呢？

有多少人会读完十几本书再来看这部电影？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黄金时代》算热闹么？

我已经看到有媒体人在朋友圈里抱怨此片“难看到宇宙尽头”了，不知“全国文青拼命”（另一媒体人评语）能否给《黄金时代》一个合理的票房？

票房从来高难问，还是回到我的舒适区。

之所以倍感“熟悉”，一半是缘于史料与作品的熟悉，另一半，在压力山大的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中国现代文学方向，有一句评语是我和我的同学们无比熟悉的，那便是“被史料压垮了”。

这话的另一种说法是“不会写文章”。

研究生们被要求在史料方面“竭泽而渔”，花费大量时间在史料的搜集与梳理上，最后丢出来的，如鲁迅评郑振铎的文学史：不是史，只是史料长编。

堆砌史实，面面俱到而无所见地，即便是论文，也不是好的论文。

《黄金时代》从剧本到表演，都相当的“收”，对于中国电影喜欢画公仔画出肠的低智化倾向，或许是一种反拨，但用来呈现一位人物而不是一个故事，却造成了明显的失焦。

“为什么要拍一个脑子不好的女人？

”也难怪会有这样的疑问，萧红原本是一个不世出的文学天才，她和沈从文一样，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人生路线充满不确定性，际遇往往随时俯仰，因人而异。

他们都是用生命写作的那种人，后世对他们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也正是建立在他们作品的价值之上。

电影当然更适合书写传奇人生，而非探寻作品意义。

但以精神为志业的作家，他们的灵魂会呈现于他们的作品，也会投射于他们的人生。

如果不能表现出这一点，萧红就只是一个神经质的怪女人，“情商极低”。

散场后，我们讨论到这一点：“如果你之前不了解萧红，你会因为看完这部电影而爱上她吗？

”“不会。

”这就意味着，电影只会是一种叠加，而非改变。

研究界、史学界、情感界……关于萧红的争议历来多有，而看了《黄金时代》，也只是喜欢她的人仍然喜欢，不喜欢她的人或许更不喜欢。

可是电影与研究的区别在哪里？

电影是不是应该塑造一个活生生的萧红，让不了解不理解她的人，感受她的人生困境，领会她的人生逻辑，获得一个书本中得不到的萧红？

片方宣传语说，许鞍华导演用她的温暖中和了李樯编剧的残酷。

许鞍华的确是温暖的，像《女人四十》里的争执与和解，父，子，媳，每一方都让观众体会到他/她的为难与温情，更别说《天水围的日与夜》与《桃姐》了。

但在《黄金时代》里，许鞍华像一个无所作为的速记员，只是将镜头语言与演员表演，处理得含蓄平和，却任由纷纭的史料，将人物（特别是萧红）压成了扁平。

萧红、萧军、端木这个三角关系，无论是当时还是日后的舆论中，端木都处在绝对的弱势。

按照胡适提出的箭垛子理论，这里面肯定有问题，大有值得探寻的裂隙。

但《黄金时代》似乎受到主流说法的影响，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对端木蕻良的丑化。

西安那场戏，聂绀弩与萧军一同回来，端木跑到聂的房中，给他刷衣服上的尘土。

这个细节出自聂绀弩的回忆，但聂也只是说“他低着头说：‘辛苦了！

’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而影片却让端木自己说出了“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

”这句话，坐实了端木面对萧军的“畏惧，惭愧”，在这一点的处理上，《黄金时代》比充满偏见的聂绀弩偏见更深。

二萧的分手，在萧红的生命史里有着象征性的意味。

《黄金时代》不是没有碰触到这一点，但始终未能有更深的推进。

萧红为什么对朋友们都是“萧军党”如此介意？

为什么反复强调“只想安静地好好写作”？

她又为什么在余下不多的生命里写《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和《马伯乐》？

电影中的碎珠，始终没有串成一条线。

包括最后借舒群之口评价萧红“逆向性自主选择”，都很难让观众感觉到这里面的意识冲突，并非只是男女情变那么简单。

萧军萧红不和，几次欲离难离，朋友圈里众所周知。

但为什么他们仍然强烈地希望二人在一起？

聂绀弩近乎粗暴的干涉，胡风相当严厉的批评，朋友们拒绝参加萧红与端木的婚礼，是仅仅因为萧军讨人喜欢，而端木惹人厌恶？

我想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聂胡的批评都比较含蓄，而另一位萧红十八岁认识的好友高原，刚从延安归来，在武汉碰见了寄住在文协总会过道上的萧红，他的批评是如此的直白与严厉：“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

”（《离合悲欢忆萧红》）这真是吓人的罪名了。

这里面有什么超过男女关系的“政治影响”、“后果”，以致是“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呢？

联想聂绀弩说的那话：“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二萧是东北流亡作家，而且是被左翼旗手鲁迅一手发掘的，以他们的文坛影响力，堪称左翼阵营的金童玉女。

因此，他们在一起，是有“政治影响”的，二萧的分手，绝非只是两三人之间的小情小爱，而是组织密切关注，有所期许的。

萧红当然不会感受不到这种压力。

但是她不愿意屈服，就像她不愿意过丁玲那样的生活，不愿热血冲动地打游击，也不愿写组织希望她写的文字。

她决然嫁给端木，不惜远离抗战后方的中心重庆，在相对边缘的香港孤独着，用笔追忆遥远的童年，这是从人生到文字的抗争与独立。

这一点，识她未久的骆宾基是有感觉的，因此在《萧红小传》里这样写：“十一时，萧红终于掷下求解放的大旗，离开了人间。

”“求解放”，这才是对萧红一生最好的写照。

在她的软弱，她的冲动，她的悲哀下面，始终有一颗倔强的心在跳动，不甘去“奴隶的死所”。

我隐隐地感觉，《黄金时代》碰触到了这些东西。

如征途中（多少有些突兀）的批判托派汉奸，萧红与丁玲的相对无言，萧红与萧军关于打游击还是写作的争论，还有片尾对《呼兰河传》的引用：“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

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这些说的当然是萧红对自由、独立的向往，对“组织化”的疏离。

也正是到了“二萧分手”之后，汤唯饰演的萧红才偶尔显出了她的活泼、顽皮、不羁的一面，可是，这些片断未能与前半部的逃亡、流浪与突围形成有效的呼应，萧红的形象仍然不够鲜明，她面临的时代困境（“娜拉走后怎样”的诘问），她贯穿一生的追求（包括被视为伊之原罪的依附男性、放弃新生儿，都与此有关）也便很难让观者有深入的感受。

《黄金时代》，终于是一篇被史料压垮了的论文。

散场后，我笑道：“出了这部电影，最高兴的该是你们教现代文学史的老师吧？

上课放一遍就好，省得讲萧红了。

”“三个小时？

哪儿有那么长的课啊？

剪剪还差不多。

”

和张莉老师是多年老友，她是做文学评论的，特别是专门做过萧红研究，因此是我身边对萧红最有发言权的，一直期待她能写文，终于来了，必须转一下。

我觉得《黄金时代》还不错，但是也认为电影本身有硬伤的，也和身边朋友探讨过这个问题，以及解决的方式。

看了朋友的评论以后，就更加清晰了，也更有说服力，电影永远是遗憾的艺术，就不多说了，这篇文章，深入浅出的解释了为什么萧红在文坛有这样的地位，也是给那些只把萧红理解为奇葩和荡妇淫娃的人解个惑。

为什么鲁迅曾断言萧红一定会取代丁玲。

张莉老师认为电影不够好的理由也解释的很清楚，意见很中肯。

文/张莉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批评家银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电影里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文|张莉留下无数疑问的传记电影这是由朋友叙述建构而来的女人萧红，看完《黄金时代》后，我想。

它既不象宣传海报上拍得那么美轮美奂，也不象另一些人批评得那么不堪。

平心而论，在当下的中国影坛，它确也算得上一部有追求、有情怀和有水准的艺术电影。

由朋友们讲述的那个萧红，倔强、执拗、软弱、神经质、受到疾病困扰、对养育孩子没有责任感，一生经历传奇，结局令人扼腕。

这是一个有生活气息的、年轻的、不谙世事的萧红，一个让很多人猜不透的女人。

电影为观众留下了许多疑惑。

比如，作为现代文学教父的鲁迅为何会对年轻的二萧如此看重？

萧红为什么要执意离开萧军，一意孤行？

萧红为什么会被当时的很多朋友尊敬、帮助和爱护？

萧红死后为什么会令那么多人念念不忘，被大书特书？

——难道仅仅因为她传奇而悲惨的一生？

看完一部传记电影，如果普通观众不了解传主身上的非凡特质、对传主的选择完全不能认同和理解，未必全是观众的欣赏能力，也可能因为电影的表现能力。

一部传记电影有义务在忠实史料的基础上呈现作家的一生，但也有责任使读者去进一步认识和理解这位作家对于文学及人类的贡献。

对于后一要求，《黄金时代》显然力有不逮。

当屏幕上出现鲁迅的面容时，观众中有人惊呼，萧红认识鲁迅！

鲁迅温和、家常，言谈也不乏锐利，只是，与其它人相比，他的肢体动作有些僵硬，话语方式过于书面。

在当年，二萧被鲁迅看重的原因是什么？

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来信吗？

这是看《黄金时代》时第一个困惑。

可惜电影没有给予有力的说法。

鲁迅与二萧之间自然有情谊，最初相助，一为文学，二为家国。

鲁迅看重二萧的文学才华，为二萧的第一部著作写序并帮助出版，二人也因鲁迅先生的推荐而为文坛瞩目。

鲁迅对二萧，有知遇之恩。

另一个原因也在于，二萧是来自东北的青年。

他们作品中有东北人民的生活情状，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而使当时的读者关注东北沦陷。

鲁迅对萧红尤其欣赏，他对她《生死场》的评价是“力透纸背”，有“越轨的笔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也预言，在未来，萧红将取代丁玲，正如丁玲取代冰心一样。

以上种种信息，电影并没有给予充分交待，因而，我们只看到坐在鲁迅家无所事事的萧红而没有认识到这两位作家有着相近的文学追求。

囿于萧军朋友圈的讲述如果把电影中讲述者们放在一起会发现，大概除了许广平、白朗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都跟萧军关系更好，更认同萧军的立场。

在当年，那些认为萧红写作有问题、认为萧红写作不如萧军的其实也是这些朋友。

那么，在萧红死后的讲述中，这些人的叙述有没有为“活者”（萧军）讳；有没有基于他们立场、人际关系及审美趣味而导致的对萧红个人生活选择上理解的偏差？

主创是否应该有辨析？

电影中，二人分手的重场戏里，萧军是担当的，端木是畏缩的，萧红是执拗的，朋友们是遗憾的。

仔细想来，这些印象都是全部出于萧军及朋友立场。

并不全面，也不一定是事实。

大概是由当红小生的扮演，原本有武夫气质的1米6的萧军被塑造得高大、英朗，平白获得了很多同情分，出轨都出得都理直气壮。

顺着这位男一号的眼睛看去，萧红的发脾气、不高兴以及最后分手的情节实在象“作女”。

对萧红有此等理解的观众并非少数。

这并非观众的问题。

电影并没有明确给出，年轻的萧红有她无数的苦楚。

生完孩子后就被妇科病缠身，血流不止，一生都身体衰弱，这是二人夫妻关系不睦的导火索。

除了电影表现的，萧红早年就曾因家暴出走，萧军朋友都冷淡视之，使她无路可走，只得再次回到萧军身边。

这在萧红的文字里是有记载的。

许多资料显示，在萧军及朋友圈里，萧红只会写几笔散文并不会写小说，很消极，文学成绩也并不如萧军。

对萧红文学创作的轻视也一直持续到萧军晚年。

作为作家，萧军至死不能理解八十年代后为何有那么多人喜欢萧红的作品。

萧红并不按当时写作套路写作，也不为时代要求和宣传而作。

这是二萧文学理念的巨大分歧，这是志不同道不合。

——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家暴，出轨成习惯，同时也并不认同她的创作理念和精神追求，对她所做的一切不屑一顾，她有何理由和他在一起？

在萧军形象处理上，电影给出的信息是暧昧的，有意遮掩其不堪一面，何以如此？

有关萧红的回忆中，聂绀驽的谈话可信性很高，萧红提到她对于鲁迅精神世界的理解，谈到鲁迅小说，这些认识都让聂感到震惊和佩服。

在那个场景里，在文学层面上萧红是强大的和自信的。

可惜，电影里却只引用了聂绀驽象导师一样鼓励萧红要向上飞。

屏幕上，聂绀驽在二萧分手后有个说明，二萧从此再没见过面，并补充说萧军后来跟王德芬结婚，一生相守，生育了八个孩子。

这话说完，影院里惊呼一片。

补充动机何在？

是暗示观众，萧红没有抓住这个“好男人”么？

主创们确信这不是朋友在对死去萧红的“神补刀”？

王追随萧军一生固然是事实，但萧军后来也多次出轨并使一位女大学生生下孩子。

在事实面前，电影里却出现这个说明——这样的交待何其讽刺，这样的立场何其令人遗憾。

在萧军的朋友圈看来，端木胆小而不值得爱，那么顺着这样的逻辑，萧红何以选择端木，而骆宾基为何会给予萧红那样深切的照顾电影也都一笔带过。

对于萧红传记而言，这是粗暴而不负责任的。

因为萧红生命中不仅仅只有萧军，她的选择在当时也有她的道理。

电影对端木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除却为人处事，端木的文学成就也未必逊于萧军。

只介绍端木为人而忽略其文学成就的作法，是不客观的，对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也是不尊重的。

事实上，萧红是因《生死场》、《商市街》成名后成为当年一代文学青年的偶像，而端木与她的文学气质相近也对她颇为仰慕，这是两人走到一起的前提，而骆宾基则是萧红的读者和仰慕者。

电影中这些信息并未得到足够呈现。

而这对塑造作家萧红的形象极为关键。

另一面，关于丁玲的呈现则有过度之嫌，丁玲《风雨中忆萧红》固然回忆萧红，但也不过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罢了，彼时的丁玲在延安也正风雨飘摇。

单纯坚强乐观的革命女性只是电影的一厢情愿，而且《黄金时代》似乎对丁玲过于偏爱了，她甚至被拿来作为一面镜子，比照萧红的苍白和软弱和不坚定。

去与不去西北，并不意味着萧红必然离世。

这种推论，过于肤浅和简化。

梳理由萧军主导的话语系统，整体理解一个作家萧红，不难发现一个简单事实：在1931－1941年间，萧红共写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一年十万字，这对于这位疾病缠身、怀孕生子、贫寒交困、备受情感纠葛的青年女性何其不易。

而且，在她最后三四年和端木生活的时光里，她写下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未完成），这是她一生中创作最为旺盛的时期。

离开西北并不意味着她不关心国事，在武汉以及抗战爆发后，萧红也有关于民族兴亡的作品——她没有在革命第一线，并不证明他们没有家国情怀。

她当然支持抗战，但同时也认为作家写作终究是对着人类的愚昧和苦闷，她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个没有文学生活的萧红跳出“朋友们所说”的视角会发现，作为作家，萧红有她的超越时代的一面，她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在于“独具我见，不合众嚣”，她写作的独特性恰也是当时她的伴侣、她的朋友们所不能理解的。

——忽略了讲述者们的理解力和倾向性，对于文学意义的萧红没有足够的理解力，这是《黄金时代》最致命的局限。

因而，尽管看起来电影在追求真实和史料搜集上下足了功夫，众人的穿插讲述也自有效果，但由萧军朋友们拼凑出来的萧红却苍白而令人迷惑。

作为作家，萧红大部分时光难道不是在写作吗？

在疾病中、在饥饿中、在奔波中、在痛苦中。

电影中关于这些场景很少。

而且，这个女人写的到底是什么？

她只写了花园吗，只写了自然吗，她写的小团圆媳妇、有二伯、冯二麻子，都是当时受苦的人。

这是一位对大时代和卑微个体一视同仁的作家，这样的选择和追求，是需要受到尊敬和重视的。

萧红的写作在当时影响如何，年轻人如何读她，同行如何评价她，她如何无视批评执着写作，全是空白。

当别人不能理解她的很多所作所为时她也是被动的和失语的。

电影中，只呈现的是众说纷纭的萧红罢了。

但那个风暴中心的人，从不为自己解释。

于是，我们只看到了疲于奔命不断抽烟不负责任的萧红，只看到一个跟大时代选择背道而弛天真地要“找死”的萧红，却看不到她有她的想法，她的特立独行并非全无意义。

甚至你在电影里都看不到这些文学青年们在一起讨论文学，在电影里，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她的书出版的场景，而这也是她维持生计的方式之一。

可是，对于一个作家传记片，这些镜头难道不是必须的吗？

还需要提及的是，电影在叙述抗战时二萧的选择时，想象力和理解力也是偏狭的。

如果我们不把萧军的选择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不把萧红在病床上去世作为她选择不去西北的坏结果，那么我们会看到，彼时与萧军不同、与萧红有共同选择坚守在国统区的作家既有巴金、老舍、茅盾，也有沈从文、钱钟书等人。

（萧红当时的悲惨境遇，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事故及战乱，也由于她身体的衰弱。

）如果我们的史料不囿于萧军朋友圈，那么我们还会读到萧红当年的其它朋友对她的评价和纪念，茅盾先生在萧红去世后为《呼兰河传》写下的序言，诗人戴望舒在萧红墓前写下的诗篇：“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在萧红死后，有无数传记和悼念文字出版，每年都有万千孩子诵读她的作品……一个文学层面让无数同辈后辈深切尊重的作家，一个生逢乱世命运坎坷的青年，当这两个形象合而为一时，才是完整的萧红，也才是今天为何那么多人纪念和心痛的原因。

《黄金时代》完整还原了萧红作为普通人的一生轨迹，却忽视了她在有生之年所进行的精神跋涉和她的文学成长轨迹；在对民国大时代的想象中，《黄金时代》还原了革命青年的热血和朝气，但却对抗战时期民国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没有充分认知。

看许鞍华和李樯滔滔不绝的访问以及各种宣传，原以为这是一部充满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创作，却不是；《黄金时代》完全可以在塑造萧红和民国知识分子方面完成得更好，可惜它没有。

PS:关于电影，我后来和其他朋友讨论时，朋友也说这些要怎么表现呢？

我设想是有几场戏是可以加进去的，一是当时文学青年们讨论文学，二是二萧创作理念上的冲突（这也是萧红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之一）三是当年左派杂志《七月》会议，萧红的发言，她说过三句话：第一句，她在武汉《七月》杂志座谈会上说的，作家不属于哪个阶级，而属于人类。

第二句，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自觉地在那受罪，而鲁迅先生是自觉地和大家一起受罪。

第三句，我的笔锋，就是要对准人类的愚昧。

所以萧红的创作动机，要探索生命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

加几场戏，减几场朋友的叙述，萧红这个人物形象作为作家的一面，她在创作上的探索和境界，会立刻被拎起来，丰满起来。

比后来让沙溢直接说那段盖棺定论的话要好一些。

上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国，那是一个民气十足、海阔天空的时代，一群年轻人经历了一段放任自流的时光，自由地追求梦想与爱情，有人在流离中刻骨求爱，有人在抗争中企盼家国未来。

萧红，一个特立独行的女子，一路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一边躲避战乱，一边经历着令人唏嘘又痛彻心扉的爱情与人生。

对生的坚强对死的挣扎在她笔下穿透纸背，她的人生亦是如此。

这部电影非常过瘾，有些在文章里间接看到的场面，都成为了直观的画面。

萧红和她的那些男朋友们，我个人非常欣赏，也很喜欢导演这样的处理。

多数人都会有一些八卦心理，在电影《黄金时代》里，这些都“非常堂正”地表现了出来，连小小的细节都很到位。

萧红实在留给了我们太多的传奇色彩，她31岁就已经完成了一生。

悲剧也罢，喜剧也罢，轰轰烈烈地完成了，这是那个时代赋予她的。

她的一生颠沛流离、短促悲凉，饱 受被放逐的寂寞、孤独和痛苦。

但她却在困境中追求爱与自由，写下 一篇又一篇的经典的小说。

萧红二十岁逃婚，从哈尔滨到北平读书， 山穷水尽之时，家里包办的那个男人找到了她并强迫发生关系并同居 半年，说回家取钱，却拿着行李一去不回，留下她一个人大着肚子， 被当成人质扣在旅馆的阁楼，房东只盼着等她的孩子生下来，卖到妓 院里，多少填补那个男人欠下的六百元房租。

没有阳光、没有饱饭的 阁楼里，她孤独、饥饿、无聊、窘迫，只能在墙壁上吟诗作画打发时 间，万般无奈之下向报社打电话求助，报社记者萧军来到阁楼像一束 光，点燃了她的人生。

这算是萧红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与萧 军在困境中挣扎——他们努力地创作小说，接受着鲁迅先生的指导。

很快，他们走出了困境，萧红以为从此以后过上平稳的日子了。

却没 想到萧军背叛了她，萧红当然十分地生气，但它却无能为力，只能用 写小说来舒缓她内心的忧伤，而萧红的小说创作正是她的悲剧人生的 真实写照。

后来，萧红认识了端木，他们结婚了，可是端木却是个没 有担当的人，很快，萧红病倒了。

萧红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们也 是普通人，一样会肚子饿，会受伤，但是他们有自己的操守，在最困 难的时候萧红就算是那么饿，也不会去偷邻居的列巴圈，这是很能表 现气节的事情。

还记得电影中最后的一句台词：她是一个很有魅力 的女人，魅力强大到哪怕贫病交加，身怀六甲，生命垂危，也一样有 人爱。

这是阿洛对她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准确的。

萧红拥有着与别 人不同的气质，有人问她：“为什么写作？

”。

她说：“因为没有其 他更快乐的事情去做。

她的一生是孤独的，寂寞的，而她是不羁的， 有才的，鲁迅先生称她为“一位很有潜力的女作家”，而端木也评价 她说是靠感觉和天分去写作。

所以她埋头于写作，创作出着名的长篇 小说《呼兰河传》，中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其中《呼兰河传》 中的火烧云这篇文章仍让我历历在目。

在民族灾难的大背景下，她 经历了反叛、觉醒和抗争，一次次与命运搏击，终究在风华正茂的第 31 个春秋输给了命运。

临死前她曾经在纸上写下：“半生尽遭白眼 冷遇，出师未捷身先死，不甘，不甘。

” 萧红虽然输给了命运，但她却 拥有着不屈的灵魂，是她的灵魂造就了她不平凡的一生。

影片以民国时代为大背景，以民国传奇女作家萧红特立独行的人生以及爱情经历为引子，塑造当年一群意气风发的热血青年，还原了一个充满自由理想、海阔天空的时代由许鞍华执导，李樯编剧和监制，汤唯，冯绍峰，王志文，朱亚文，黄轩，郝蕾，袁泉等主演作品不仅渗透着时代深刻的烙印，同时也揭示了萧红那短暂而又热烈的文学人生。

汤唯用她那独有的气质，把倔强中的单纯，俏皮中的性感，忧郁中的开朗，沉沦时的理想生动地演绎了出来。

看完《黄金时代》出来，我按电梯，手上有伤，还不停颤抖，引得左右人悄然侧目。

一部分因为心情上的不平静，另一部分因为饿，低血糖，三小时时长的电影，要保有文艺青年不在影院吃东西的气节有些难度。

电影好奇妙，看完《速度与激情》，只觉满街车都是乌龟爬行，看完《地心引力》，好半天不肯相信自己是真的着陆了，而看完《黄金时代》离开影院，正午时分，日光投射，步行街上树影斑驳，明明灭灭都是命运。

看一部好电影，人总是要沉闷好些日子，对于敏感多思的人而言，这种沉闷几乎接近于抑郁，又过瘾又伤神。

但我还是决定要看两次《黄金时代》，为惨淡票房尽绵薄之力，它是当得起的。

有人问我，你最喜欢萧红的哪部小说？

我说，我一部也不喜欢。

这个回答顶狡猾，因为迴避详谈，其实看萧红的书是好几年前了，无多大别的印象，唯有寒冷和饥饿，强烈到令人避之不及，誰又喜歡餓與冷？

看完电影出来，我也是饿，立即坐电梯到底楼餐馆吃了份石锅拌饭，囫囵塞下，浑身仍是发抖。

电影可以单独看，它是另一个艺术品，取材于人物，只要自身够饱满，完全可以获得独立。

而我本身对有旁白的电影特别喜爱，国外许多这样的电影，伦理片、传记片居多，都是我偏爱的题材。

从旁白先谈到演员的台词功夫，我以为郝蕾表现最佳。

演员表现都不错，除了田原的开场白略唐突，王志文的文艺腔稍稍过火，以及被人盛赞的张译讲着讲着哭的那一瞬，我觉得并不很好以外。

说到台词，对白，还是郝蕾给我留下了最深闪光印象。

同时我也相信，让郝蕾演萧红，或许比汤唯扮演更合适。

我喜欢汤唯，但她身上所具备的气质着实太过凉薄、不安，发音上与众人一比略逊一筹，输在有现代感，多多少少的港台味，使人容易出戏，其中对白最明显，而独白尚可。

郝蕾那种不要命的气质，豁得出去的火的绝望，以及她的那张脸，可以写满的倦怠凄凉，更贴近于我所理解的萧红。

冯绍峰比想象中演得好些，这个演员的演技被俊俏的容貌拖累了，一直有些被小看。

而素来不太喜欢的袁泉，在这部电影里，浑然天成。

“我叫萧红，生于……死于……”开场白。

这种开场，平静而悲哀。

电影做的功课非常足，据我后来温习萧红的传记再看时发现，其中的文字内容、情节，大多有翔实出处，托了片中一干人都是写作者的福，总会留下些什么，不至于在历史中完全销声匿迹。

虽然难免各说各的，但能从不同的角度中提取出一个较为统一的画面，就是不幸中的幸事。

叙述节奏平缓，间插了旁白，让人有思索和停顿的空间，旁白间插的频率也挺好，不同的角色独白承接时间与空间的转换，以萧红为中心，话题的插入点，而这些声音和声音的主人，担当了电影的群像，将时代的画面一角显现得更为饱满。

看电影的过程中真觉得，萧红的生命在这些声音里得到传递，其中有热度，有厚度，听者安心。

不管喜不喜欢萧红的小说，她的才气与悟性毋庸置疑。

电影里她与端木在河边聊天，说，“我不信那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应该有各式各样的小说……”，那种自信与端然。

1938年4月29日，在《七月》杂志社举办的第三次座谈会上，对于“上战场高于一切”的主流观点，她说：“作家是不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是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可知她成为左翼作家实属无奈，因为时局，因为身边人，但自由的心性她是很分明的。

所以电影里也有两三次，她说：“我只想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可以写作。

”人作家性别，恰恰也是我心里的顺位排列，再往后，才是政治属性。

而作品更在这几者之上，甚至于可以跳脱道德框架，以及人性的有限范围。

一个作家的先决条件，是心自由，遗憾的是，人无法不从属于时代的裹挟，更不可能脱离于政治之外生活，尤其生逢乱世。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上天所给予的每一份礼物都暗中标好了价码，萧红从少女时开始显现叛逆，与表哥私奔，与家庭决裂，遭到表哥的背叛后投奔未婚夫汪恩甲，这就是她为“自由”付出的一笔账单。

有人要问了，她那么热爱自由，为什么一再投奔男人，并且总是怀着一个男人的孩子和另一个男人同居。

先说在武汉时，萧红与梅志曾经打听流产事宜，惊闻需要一百四十元手术费，不得不这个念头，这才有电影里后来在香港重逢，梅志说“幸好当时在武汉没有把他流掉”（不然就没有襁褓里的那个小婴儿了）。

萧红托蒋锡金帮忙找医生堕胎，但此举是犯法的，没有几个医生敢接，终于未能如愿。

也就是说，对于这样尴尬的现实，萧红不是没有作出努力。

而第一个孩子，她喊了声“不要”，连一眼都不想看的孩子，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讨伐的，不是每个人都必须天生就喜欢孩子，也不是必须喜欢自己的孩子，尤其在她连基本的温饱都无法负担的情况下，这个孩子来得确实直叫人觉得恐怖。

这种恐怖的根源是，生活的艰难。

要是物质饱足，能请个保姆天天好吃好喝伺候着，我相信萧红纵使再冷酷，也不至于送掉自己的孩儿。

意志的理想高度，先是作家，再是性别。

但现实里，意志却很难不受制于性别。

萧红是个女人，只身漂泊，身怀六甲，身体羸弱，没有钱没有朋友。

没有钱真的很重要好吗？

没有朋友的情况下，被囚禁于仓库的孤独无助，她读了萧军写的那篇《孤雏》，单这名字就叫她有共鸣了，所以她叫住要离开的萧军，“我们谈一谈。

”有两个画面我印象深刻，如果没记错，一是萧红东渡日本，船只在大海上漂泊，雾霭沉沉。

二是香港沦陷，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于深夜担着重病的萧红用小船偷渡到港岛，船上灯火幽暗，似要熄灭。

人浮沉于世，正如船只行于海，为风浪所迫，身不由己。

烛火眼看就要熄灭了，有一只手伸过来，当然立即抓住，哪怕一点点庇护也是好的。

人同此心，从道德的角度去苛责萧红，实在没有必要，那些用难堪的字眼天天声讨审判的人，恨不得隔空去矫正他人的人生，却不太喜欢观察自己的言行是否符合自己制定的标准。

况且我们看到了，并非完全怪罪于人性软弱，萧红所处的年代，女性刚刚知晓精神独立，而远远达不到真正的生活独立，萧红所拖欠的第一笔账单，使得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负数，要挣脱这负数，本可以写文章勉强活命，但报馆一间间查封，东北又不如上海北平这样的具有相对开明的写作环境，于是一路被命运放逐流离，她所经受的太多，理解和陪伴如此可贵。

感动于萧军刚当了家教，两人去外面吃饭，萧军兴奋地说：“这个馆子味道很好，洋车夫和工人们平常都爱到这里来吃。

”车夫和工人爱吃的馆子就是上好的馆子了，文人落魄如此，能不心酸？

他们要了肉，又忍不住要了“肉丸子还有汤”，还要酒，我笑起来，人一高兴啊，总是会忘却理智，突破承受范围。

你不能指望他们刚有两个钱就变成实惠精明的生活家，忘形才是人的本性。

两人喝醉了，走在街上，萧红像个快乐的摇摆的企鹅，忽然叫住萧军，道：“我鞋带断了。

”萧军蹬蹬蹬跑回来，在路边捡了瓦片隔断自己的鞋带给她系上。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我对你好，就是把我不多的部分分点给你，你也短一截，我也短一截，我们拥抱彼此的残缺得到安慰。

像鲁迅先生那样的经济状况，有余钱周济文学青年，有餐饭给他们饥肠辘辘以饕餮，在当时的中国又有几位呢？

萧红是个大麻烦，走到哪里都给人添堵，聂绀弩说：“你这样，被爱的人会很难受的。

”许广平说：“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她孤独，寂寞，我能表示不欢迎吗？

”武汉要沦陷了，她将唯一的一张船票给了端木，因为出生良好的端木，布尔乔亚，软弱，在萧红心里近乎无能。

但她留下来，去找蒋锡金，非得要在杂志社打地铺，于是又成为蒋锡金的麻烦。

总有人爱谈萧红的“悲剧”，但在我看来，她最大的不幸就是体弱。

汪恩甲离开她，是家庭压力社会不容，她与萧军的分手，是二人在出现裂痕分歧之后尝试努力修复感情，终未成功的结果，至于端木，虽然一个人先去了重庆，虽然让她独自去江津生孩子，虽然在香港的时候曾经想过要逃离，最终没有丢下她。

人对于安稳生活的向往是没有错的，对于萧红这样一个有才的，甚至是”天才“的女性，他们本能地被她所吸引，也本能地想要逃开。

才华是利器，拥有才华的人好比猛烈燃烧的火烛，常常不自知地殃及池鱼。

电影展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他们的独白，还原了一个相對完整的轮廓。

胡风对萧红的激赏，聂绀弩兄长般的鼓励，蒋锡金跑到书店去为她借钱，并且承诺让她用稿子还，这是多大的信任……他们爱才惜才，思想开明，懂得尊重，纵然萧红性情乖戾，私生活颇不平常，仍旧包容了她，帮助她。

萧红跳窗的那段，背后没讲的故事，是她在窗口等萧军去接，看到船先跳了，二人错过。

这在萧红后来的小说和萧军晚年的回忆里都有印证。

而并非人们以为的，遇人不淑，萧军不管她死活了。

在香港，萧红被误诊，嗓子上开了洞洞，很难愈合，端木附身为她吸痰，然后仔细地擦拭酒精，那样的相濡以沫，乱世之中彼此支撑，看着她的伤口，以及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突然哭了出来。

可能是联想到自己痛苦的时候了吧，我竟然抽噎到不能控制了。

我常在想，那些振振有词指手画脚的人，是有多顺风顺水的人生？

他们大抵真的没有吃过苦，所以才轻视他人的苦，萧红即便不是萧红，只是乱世中的一个风流不羁的荡妇，那样的情形，也足以令人原谅她的全部了。

性情若是能更改，就没有这个人物，没有她留下来的文字，更没有这部电影。

三个小时的影片，看到后来我竟会觉得短，许鞍华力图刻画时代的群像，不太容易，于是她表达的只是作为时代背景一小片的彼时作家暴风雨里辗转的命运。

必须要说，作家因为有笔，有话语权，在任何时代都不是最悲惨的阶级，他们擅长撰写自己，擅长修饰现实，能够留下让人纪念的凭证。

而同时代的其他人呢，无一例外地淹没了。

没有人会记得。

因为流言不得不几次转学的萧红的弟弟，被连累失去工作的萧红的父亲，“从此销声匿迹”的汪氏一家；在武汉码头牵起大肚子的萧红的残废老军人；被她拖欠了房费、在洪水来时不得不弃了旅店逃命去的老板一家；凄风苦雨的夜晚，港岛之间伸手要了钱才准他们上船的泛舟人。

平凡的生命在战火硝烟离乱人世中苟且偷生，有多少悄然死去了，从来没有名字。

影片里面，这些人作为模糊的背景色，同样在汪洋里载浮载沉，我只觉得，没有一个生命难以被理解，一眼看去都是可怜人，这些人相互支撑着，在承担他人生命的同时获得一些自己生存下去的动力，我看着端木一次次为萧红换医院，不离不弃，虽然明白他拘于时地无可奈何，却不能不为之动容。

或许为此，萧红才是值得记取的。

因为有她那样勇于突破的写作方式，赤裸裸地呈现出眼前看到的一切，她写生活，真实得几乎将整颗心挖出来送到你面前，她的笔下饥饿就是一副气息奄奄的垂死的模样，却不肯放弃最后的希冀，仍旧张望着，张望着，一边吞口水，一边张望。

这样的作品再多一些，我们对于世间人事的理解和体谅也会更多一点。

萧红的生命长短，相较于她的文字多少，是很惊人的比例。

动荡不安中，文字就是她的安身立命之所。

在日本，她写信给萧军说，这是我的黄金时代了。

是啊，平凡如我，也会突然如她所言，仿佛有警钟来到心上，在深夜里，清晨里，忽而灵魂清冽地醒来，觉得这日子真好，我经济无忧，有勉强维持的健康，有食物和书籍，何其自由富足，真是黄金时代。

“如果我有飞翔的翅膀，为什么还要脚呢？

”这是弗里达必须截肢的时候写的诗。

弗里达的飞翔在绘画里，而萧红则是在文字中。

黄金时代，要创作，将生活的一切都向创作献祭，这是属于创作者特有的本领，能帮助他们超脱于痛苦，至少，是暂时的超脱。

“太疲倦了，来拉着我的手，让我打个盹儿，这样我才能安心一点。

”萧红对骆宾基说。

在病中，得知端木一定要突围（大约是争取离开的意思），她脆弱地哭出来。

她一早知道自己活不长久（不知对萧军说的那句台词是不是有出处），而那时刻，想必是身心疲累到了极点。

“苦得很。

”鲁迅在与萧红聊天时谈及人生曾说道。

这两句话我都说过，很平常，看到仍禁不住为之一颤。

PS.关于电影中稍显精致的衣着，后来查证的过程中发现， 符合当时情形，是依据照片还原的。

萧红的的确确能做出漂亮衣服的。

真是一双巧手啊，她在西安和端木谈话时候的红帽子，是用萧军早年的破毡帽改的，在香港的旗袍，也是自己做的，那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