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第六季

看完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原著党是满意的。

飞快的节奏、浓缩的叙事结构，避免了注水问题，还原了小说中“一事贯穿”的紧张感。

且相较于做实验的智力博弈，更浓墨重彩放大的是原著后半段，职场里踢皮球、走流程等现实问题，时代大背景下权势对底层的碾压，这些都下了十足的力道。

批判上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非常得劲儿。

差不多演到半小时，当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凑合到一起时，我就回过味了：这不就是《年会不能停！

》三人组的配置吗？

原来大鹏改编《长安的荔枝》的契机和适配度，在这里搁着。

这电影简直可以又名《荔枝不能坏！

》，那些打工人的生存痛点、日常的吐槽控诉，在这两部电影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实际上，马伯庸笔下的这个故事，在这三年间到了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写评论，都不用太费心介绍剧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短短一句诗，背后是5000里“冷链”的荔枝远征。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被上司安排接下“荔枝使”的肥差。

结果“荔枝煎”变“荔枝鲜”，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肥差转眼变成催命符。

而接下去的事，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发展路线——起初，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着是官场众生相，以及全国接力接荔、酣畅淋漓的极限挑战。

最终则是盛世之下的溃烂，是深入骨髓的悲凉与刺骨的现实，是人生大起大落后幸免于难的五味杂陈。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李善德、阿僮甚至林邑奴，表面上有阶层差异，实际上都是没得选择。

也有人是职场老油条，上至杨国忠、鱼朝恩，下至赵辛民、刘署令。

但无论是谁，最后都拗不过时代与命运的力量。

下面逐一和大家聊聊，电影里那些值得细品的细节与台词。

·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打工人最害怕的事，无外乎是有个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大老板。

为什么怕？

因为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丢命。

大家都习惯了用“行活”去维护体系运转，去保持自己向上汇报的体面，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布满天坑和想象力的活儿。

就像正职把难做的活推给外包，创意成了就是自己的，不成那就找个老实人坑，甩锅给他，无论如何都对上面有了交代。

李善德俸禄低微，却进了这么庞大的送死局。

原因就在于，他虽身处体制内，但地位实际上是个被排挤的编外人员。

但后续发展却出乎意料。

人的意志能胜天，在李善德身上给具象化了。

在长安蹉跎小半生，他一直都没用上自己的才华，和其他人一样做“行活”。

直到前路是死，放手一搏，他才走出“试试”的一步，勘察路线、精算里程、测试保鲜，算出哪段路骑行、哪段路水运，人员调配换马的速率策略，荔枝从干到枝再到果的分装策略。

把创造力拉满后，他发现只要执行力也拉到最满，沿路驿站都做好接力，就能跨过这道天降的绝境。

没有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没有他对妻子与女儿的爱，没有他走出“行活”的一举，岭南的鲜荔枝送不到长安。

大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演这样的人，从《缝纫机》《保你平安》《年会》到这部，认真努力、内心理想主义、偶尔圆滑、绝不放弃。

他真的演出了我心目中的李善德，特别是后段被拽入艰险困境时，整个人的状态，与书中别无二致。

· “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小时候总被父母PUA，成绩好没用，14亿人不缺你一个，你要把脑子放在别的事上。

“别的事”，就是所谓的“花花轿子”。

李善德算出方案、回了长安，却从管预算的户部，踢到负责发诏书的中书门下，再踢到太府寺、礼部、工部……踢完直接下了狱。

为什么职场上一心想着踏实做事的人，往往最先被干掉？

这很能说明原因了。

只是一两次没注意，李善德就陷入万劫不复。

你出头了，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脸往哪搁？

职场不是单靠能力与本事就能立足。

踢皮球甚至都算客气的，更害怕的是遭人暗算，反手举报，前途尽毁。

直至右相出场，他背后有了“靠山”，众人开始站队，一切才有了结果。

各部门站队前，他疲于奔波，是因为流程于打工人而言，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可那些他去求的人呢？

他们完全凌驾于流程之上，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流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束缚下面人的枷锁。

直到更上面的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才反向进入李善德的流程里。

不平等与潜规则，向来如此。

流程和规矩，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自己、强者用来操控局势的工具罢了。

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隐藏锋芒，要在利益分配时感谢所有人，懂得平衡。

只有让周围的人都获益，才能让事情顺利推进。

这些职场的厚黑学，李善德内心曾经不屑，但现实教会他不得不“从善如流”。

大家也迅速换了副嘴脸，让他尝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受人尊重的滋味。

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拍出了李善德的坚持，也拍出了他转变后心中的那点窃喜，太真实了。

· “为求安全就会层层加码。

”“荔枝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如何权衡？

”在大银幕上看到砍荔枝园这段戏，依然会被气到上头。

太可笑了，一个不合理的KPI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无非是上面要求三十丛，可到下面执行时，为保证任务能超额完成、万无一失，便毫无节制地 “加码”，直接将整座荔枝园砍掉。

大家平时工作时，肯定经常听到一个词：“取上得中”。

为了一个漂亮的结果，必须设置不合理的目标。

这何其荒谬，何其残忍。

看似是在积极办事、为上头着想，实则是只想着自身仕途，丝毫不顾及底层人的生计。

一棵棵果农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沿路驿站的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无情摧毁。

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全都被那些要求层层加码的人所忽视。

李善德的“掀桌”，是整部电影最酣畅淋漓又令人心碎的高光部分。

他本可就此揽下送荔枝的活，每年辛苦一个月，就此平步青云。

但他却选择直面杨国忠，撕破“不劳一文”的弥天大谎——“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从何而来？

只能从黄草驿馆、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

”他比谁都清楚“掀桌”的代价，但他更无法忘记岭南朋友们的损失，还有这些天的沿途所见。

从百姓们身上刮取的两万贯荔枝钱，加上每驿垫付半年的三万六千多贯开支，结余的两万五千多贯尽入私囊。

而就算是不进右相的私囊呢？

这五万多贯，相当于190套首都的房子，相当于今天上亿甚至几个亿的钱财。

多少家破人亡，才换来一盘荔枝，值得吗？

· 它只是众多水果里的一种，甚至没被吃“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知与不知，有何分别呢？

荔枝上桌后，贵妃本想吃一颗，却被安禄山的献舞打断，手缩了回去。

镜头渐渐拉远，原来荔枝也只占宴桌上的一小角，其他的水果、珍馐佳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热带水果。

一个镜头，瞬间让我的脑子一激灵。

还有多少人，在做“芒果使”、“香蕉使”？

还有多少家庭，毁在这宴席之下？

还有多少像林邑奴这样的底层失声者累毙，尸骨无存，才换来这几秒钟欢愉？

我们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问题，代入他，看到他的不易，看到底层的血泪。

但却忘了，历史是统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只有上位者才是看到最终结果的人。

而结果是，这趟奇迹般的荔枝转运，上位者也只是听个响。

无人问津的巨大反差，瞬间带来一种震撼的虚无感。

所有的汗水、鲜血，殒命的驿卒、被毁的果园，也轻飘飘地消散了。

· “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处理，就是结尾李善德知道安史之乱的烽烟吞噬了长安后，狂吃荔枝、嚎啕大哭。

这一刻，他没有先庆幸自己躲过一劫，而是哭到不能自已。

结合上面两句台词，立意瞬间拔高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情绪那么大？

因为自己晃悠了半辈子，读书、为官，起初就像初入职场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到头来期望落空，一输再输，却依然带着不甘，触怒权贵，撕破对方的虚伪，因荔枝而“离职”也“离枝”。

结果只是短短一年，多少百姓陷入战争，朋友杜少陵又会过上多么痛苦的日子。

自己坚信了半生“落户长安、为民做官”的人生观，曾经的所有打拼，顷刻间化为乌有，白费了。

但真的全白费了吗？

此刻在岭南，有无条件爱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内心归于安定的自己。

荔枝树下，李善德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事功成，而是平凡人守护“小我”的坚韧与良知。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放下与释怀，唯有脚踏实地的生活、劳作与情义，才是真实的依托。

荔枝易朽，人心难灭。

“长安的荔枝”是个偏正词组，遵循常规的语法结构，它的主体成分是荔枝，长安只是作为修饰的前缀。

但看过这故事的人都知道，荔枝，其实原本与长安无关。

试图改写这份无关的、试图在无关里强行建立相关性的，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与其说是荔枝受宠若惊地趋向和靠拢了长安，不如说，是长安偶然看见和想到了荔枝，是长安蛮横地占有和收编了荔枝，是长安不可遏制地要把荔枝纳入自己野心四溢的餐盘，是长安妄图用违背天然的方式、持久地保留荔枝的天然。

那么好，真正的主角浮现，真正的主角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主动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主动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控制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控制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长安试着用荔枝来证明自己的盛大和不朽，但最终，电影拍的是荔枝所烛照与透视出的长安，是被小小荔枝所戳破的、所揭穿的长安。

荔枝像一个钻孔与一把尖刀，足以破开与窥探出所有关于长安的昏聩、傲慢、虚伪、狰狞和凶残。

但操作钻孔和尖刀的依旧是长安，是长安亲手启动了对自己的戳破和揭穿。

它带着一些很商业化的基因、一些肉眼可见的卖座元素，比如屌丝逆袭，比如废柴联盟，比如异域风情，比如闯关打怪，比如倒计时的紧张和无中生有的破局，比如政治斗争的棋局上小人物的缝隙求生，比如前倨后恭，比如快意恩仇，比如最后一分钟营救，比如深藏功与名的远走。

但这样的电影，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自我庸俗化，就是主动上赶着拍成了“机智勇敢、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抱定信念和时间赛跑、把不可能变成奇迹与荣耀”的励志剧，拍成了“今天我充当替死鬼孤身远走，明日我总揽大权王者归来”的复仇爽文，拍成了算学小吏到荔枝大使的盛唐版杜拉拉升迁记。

甚至，拍出大鹏最擅长的职场黑色幽默，拍出甩锅、顶缸、踢皮球、层层加码、“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的当代社畜魔幻体验大全，也是不够的。

这个电影必须拍出的，是这一切背后的荒谬、绝望和虚无，是只求片瓦安身的良民如何被卷入了九死一生的腥膻，是官僚系统的乖张、冷血和愚蠢，是帝国的内耗和自欺，是一个灵魂怎样被体制所异化、扭曲和蚕食蜕变，是无限扩张毫无约束可言的权力肌体、怎样玩火自毙。

千顷良田、万里烽烟、百条人命、十方征敛，最后只是桌角一枚捻起又放下的谈资。

“我尝了一颗，也就那么个味儿”。

别忘了，最开始，也不过是偶然有个谁，向圣人说起了岭南的荔枝。

圣人其实没有当回事，圣人肯定没有当回事。

那些曾让无数人万劫不复的事，最初，都没有被当回事。

第一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天真地以为，自己代表的是长安。

虽然他那时候很矬、很穷、很low、很弱，但他的心理结构是与长安同构的。

他来寻找、购买和运送荔枝的理由动机，也是希望能够在长安真正地证明自己，希望能让长安真正地接纳和收留自己。

不仅是他，那一刻岭南的大多数人，都抱有对长安的向往、至少是敬畏，苏谅在投资一个为朝廷效劳的机会，林邑奴想要去传说中人人平等的京城再喝一杯自由的酒浆，哪怕是热力四射无拘无束的蛮族少女阿僮，也天真地以为，荔枝园一旦变成皇庄，就能具备一个永恒生效的护身符。

第二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已经理直气壮地，被赋予了代表长安的资格。

所有曾经能囚禁和摧毁他一生的东西，所有他曾经敬畏和奉行一生的东西，现今都会被他腰间那枚令牌击作粉碎。

但他目睹了这枚令牌的潘多拉魔盒效应，他目睹了令牌下的民不聊生与家破人亡，不对，他挂着令牌亲自开启了民不聊生，亲身参与了家破人亡，谁的家破人亡？

天下人的家破人亡，也是那些帮助过他的岭南人、那些曾经向往和敬畏过长安的岭南人的家破人亡。

当他发现，被长安所承认和加冕、被允诺成为长安代言符号的他，并不真正地快乐与满足，他的内心，已经从长安，位移向了荔枝。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总以为自己来自长安、奔向长安、服从和效忠长安、最终能够回到长安、并被封赏于长安，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荔枝。

你的格眼账本里装不下长安的计划，在那更大的格眼账本里，你自己也只是一条要被删除的烂账。

长安是圣人和贵妃的，长安是杨国忠和鱼内侍的，长安是刘署令和招福寺典座的，长安甚至是远居岭南的肥胖节帅的。

长安唯独不是我们的。

长安有时会偶然想起我们、用我们去装点自己，但更多时候，长安只是在践踏我们，砍伐我们，丢弃我们，嫌弃我们。

所以那一路上的夺命狂奔、赴汤蹈火、浴血相搏，与其说是李善德要把荔枝运向长安，倒不如说，他是在长安设置的关卡和长安安排的杀戮跟前，保护着他的荔枝、保护着和他一样微渺却拥有新鲜生命的荔枝。

所以你固然可以抒情说，比长安更不朽的，注定是荔枝，因为李善德远遁归隐种植荔枝的日子里，长安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安史之乱的灾殃，李善德手植的荔枝成熟的那刻，也是长安沦陷的消息传来当日。

荔枝似乎赢下了时间、赢下了历史的审判。

但这终归是创作者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打赏，因为长安沦陷后，还会有新的长安。

而荔枝再次成熟后，除了等待来自新的长安的新的征召令，再没有其它命运。

我们都爱荔枝，我们都爱那些远离长安的荔枝，但只要长安想起了荔枝，荔枝就始终只能是长安的荔枝。

一骑妃子笑，万古无人知。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大鹏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华语片导演，除了《缝纫机乐队》，他执导的其余的电影我都能给出好评，包括《煎饼侠》，不管他作品的观感如何，我都能感受到某种来自于他本身的真诚和信念感，这也是目前华语喜剧类型片导演最缺乏的东西。

而他也是我观看《长安的荔枝》唯一的理由，但是可惜，《长安的荔枝》并没有像《热烈》和《保你平安》那般打动我。

我没有读过《长安的荔枝》的小说，但是听别人的描述，确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聚焦古代牛马的生存、普通人的境遇和王朝的崩塌，展现个体面对迂腐体制的无力感，不过我个人一直不喜欢马伯庸的小说，他的小说特别容易为了放大某些点而忽略角色的塑造和叙事的合理性，情节也比较模式化，而这一次大鹏的改编非但没有克服马伯庸小说的问题，同时也放大了自己在创作上的问题。

看得出来《长安的荔枝》的改编思路是打造一部古装版的《年会不能停》，不但加入了很多直白的职场元素，还让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再度聚首，可惜的是，《长安的荔枝》不论是作为喜剧、讽刺剧还是时代正剧都差了半口气。

大鹏以往的创作都有几个比较大的问题，第一是总是用比较机械的结构套故事，套好了就是《保你平安》、《热烈》，套的不好就是《缝纫机乐队》，以至于所有的情节转折你几乎都是可以预料的，叙事上给人的惊喜就不多。

第二，大鹏一直不是很会处理主角的成长，比如《保你平安》的男主角从头到尾都是“贞洁”卫士，《热烈》中的王一博从头到尾就是要跳舞，角色会比较死脑筋，非常需要绿叶的陪衬。

第三，他总是喜欢在影片最后玩大煽情，容易用力过猛。

而这些问题都出现在了《长安的荔枝》之中。

影片聚焦着大鹏饰演的李善德被同僚做局被迫去岭南运新鲜荔枝的全过程，他在岭南结识了帮助自己的商人苏谅和种植荔枝的阿僮，三人共同努力合作完成运送荔枝的各种实验，找寻能够把新鲜荔枝运送到长安的方法，而找到方法之后，李善德回到长安寻求官员的帮助，却见识到了官场的迂腐，因为杨国忠的帮助才能号令同僚，也就开始了真正运送荔枝的旅程。

影片的整体结构看似工整，但是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流水账，和《缝纫机乐队》一样，主角从头到尾并没有真正的困难（除了最后的截杀），而克服困难的过程中也没有呈现足够的角色情感以及人物关系的变化。

这一点在岭南的部分最为明显，李善德和白客饰演的商人苏谅以及庄达菲饰演的阿僮，整个关系的构建和走向都比较敷衍，几乎都是一场戏就完成了角色之间的合作，之后就是合作不断密切，从好到更好，包括运送荔枝的模拟也就是一段一段的蒙太奇，完全作用不到角色的情感之上，整个段落我们就是看着角色顺拐地合作，顺拐地解决了问题。

而每当情节发展到瓶颈的时候，外力就来搅个局，推动一下剧情，然后进入下一段流水账。

而从李善德回到长安，整个故事才有一种正戏开始的感觉，对于官场的讽刺，高位阴谋家的出场，才让整个故事情节的看点强了起来，影片也从前面轻松但不好笑的喜剧转向了小人物悲剧和历史正剧，前后的割裂感也就显现了出来。

用一个官场小人物执行不可能的任务来折射官场的迂腐，上位者的傲慢和底层的苦难，大面上看着没有问题，但是细看，我们会发现李善德整个人物从头到尾是没有真正的成长或者转变的，他一开始是一个被欺负的老实人被迫去完成一个完不成会死的任务，然后一步步发现任务可以完成，而在任务完成之后他没有选择同流合污，但问题就是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没有私心的好人，他只是从一个老实人变成了更好的人，也就是因为这样的角色设计，使得他也无法和其他主要角色建立矛盾，所以，当高潮他拼死保护荔枝的时候，我个人是完全不理解他的心理动机的。

对于期待笑点的观众来说，本片肯定是会让人失望的，即使请了很多喜剧人客串，影片的笑料可以说少之又少，我原本以为影片可以走《驴得水》那种先喜后悲的路线，然而影片前面的“喜”也没有做起来。

《年会不能停》之所以好看是因为前面做了很多错位的笑料，周边角色也很出彩，但是《长安的荔枝》从李善德知道要运鲜荔枝开始，人物的整体基调就是偏悲的，以至于前半部分可以说毫无喜剧的大梁子，如果他到了岭南才发现自己要送的是鲜荔枝，先把荔枝使的表面光鲜和小人物自以为被重用的感觉做起来，前半部分会更好看，可能也能让后期的悲怆更具意外感，戏剧张力可能也会更强。

而影片后半段的悲凉个人觉得是用力过猛的，尤其是李善德和杨国忠的对手戏和结尾的大哭，反而结尾让李善德得知安史之乱的消息之后大笑，化唏嘘为小人物对于大时代的“嘲笑”才是更准确的结尾，其实最后的大哭我个人也不是很能理解的。

虽然影片叙事和情节上的问题很多，但是整部电影还是非常有诚意的，我也能感受到大鹏真情投入。

原本，我不觉得这片子值得IMAX大银幕，但是看了IMAX点映场之后，不得不说影片在画面质感、服化道和摄影上真的是下了血本，视听设计和场面设计都亮点不少，配得上IMAX的大银幕。

而大鹏的表演也是他自导自演的电影到现在最好的，之前诸如《保你平安》、《缝纫机乐队》还有他主演的《年会不能停》、《受益人》，都有一种硬拗屌丝感的用力，尤其是他之前很喜欢撅着嘴巴演戏，但是本片中，他的表演自然了很多，情感的处理也是丝滑了很多，而且前后造型的反差也是上了大分。

最后，我真的希望大鹏别再像徐峥一样沉迷于中年loser的叙事当中了，你有更多可能。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

好在切实聚焦历史的当代性。

基本沿袭的是《年会不能停》的风格，拿戏谑对抗庄重，用轻巧消解宏大，以荒诞对抗法典。

比《妖猫传》好。

《妖猫传》是惋惜，对偌大的长安城被毁灭之后的惋惜。

翻开新旧《唐书》，翻开《通鉴》，天宝年、多浩瀚，字字珠玑，行行锦绣。

圣心宸断、庙堂博弈、边疆烽火、异域来朝……陈凯歌一辈子饯行小布尔乔亚的悲哀与欢歌，《妖猫传》的惋惜，甚至带着一种近乎宗教感的悲悯。

《长安的荔枝》是践踏。

阿房皇皇，我住得吗？

锦绣长安，我居得吗？

万国笙歌醉太平，与我有关吗？

比小说也好。

类型片要的就是商业、直接、狂欢、“爽”。

掘进历史的泥泞，扒开盛世华服下溃烂的疮疤。

小说没有写出来的高潮戏，大鹏拍出来了。

圣人不在意荔枝，娘娘也不在意。

杨国忠不在意，鱼朝恩也不在意。

这颗小小的玩意，不是大人物们在意的东西。

他们有更重要的东西考量，国格、荣辱、仕途、天威，以及“面子”。

史书逻辑，向来是自上而下的俯瞰。

荔枝也好，稻田也罢，都是黔首在乎的东西。

再苦一苦百姓，熬过这一阵就好了。

上大人怕的是史书上遗臭万年，老百姓怕的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

“罪己诏”也好，“登多景楼”也罢，本质上都是权力体系内部的自我修正与表演。

饿死的人，再也活不了了。

读史的人，往往陷入一种“悲壮”陷阱。

史册墨痕未干处，尽是帝王将相的“不得已”：崇祯煤山自缢，“君王死社稷”、悲壮；岳武穆风波亭血染，“忠良蒙冤”、悲壮；颜鲁公骂贼而死，“气节千秋”、悲壮……笔墨酣畅，慷慨激昂，读史者捶胸顿足，热泪盈眶。

“悲壮”，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叙事。

它只属于青史留名者。

它赋予失败以美学，赋予死亡以崇高。

所有支撑这“悲壮”的、沉默的、被消耗的亿万生命，他们的恐惧、饥饿、血泪、无声的消亡，则被排除在这悲壮的戏剧之外。

“悲壮”陷阱，巧妙地将历史罪责与苦难转移、升华。

它将系统性、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人命运的跌宕；将万千蝼蚁的集体性死亡，消解为英雄史诗的必要注脚。

读史者沉浸在“出师未捷身先死”“人生自古谁无死”中，涕泪俱下。

《长安的荔枝》电影好，它拍出了悲悯。

真正的悲悯，应当向下，穿透这层障壁，照亮那些连悲壮都配不上的、沉默的牺牲。

所谓盛世大唐、锦绣长安，从来都与人民无关，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赞许称道那个遥远的朝代？

因为它荟聚了无数文人大家的热忱激情与诗酒才华，也集结了无数平凡读书人的青春抱负和理想宏愿，以及无数黎民百姓日子人的自强不息、晨昏辛苦。

然而历史已知，最终长安沦陷，大唐消亡。

而《长安的荔枝》讲述了李善德中年的败落与理想的消亡。

恪尽职守、正直清廉却被同僚坑骗陷害落于难题绝境，百折不挠、苦思冥想摸索出了运送荔枝之法终沦为了权势斗争的工具，明知这桩事肮脏荒唐但为了妻女无恙也还是要冲下去。

他见百株老树被砍伐、无数贫民不堪苛税逃驿离家、舍生取义相随的人马枉死于长安脚下，他用好友以命换命留下的白发残躯和最后一坛荔枝策马狂奔在灯火通明的宫门长街，殚精竭虑熬干心血九死一生得来的几颗荔枝是让人恸极反讥的笑话。

不过，当时的他回眸一看幼女和妻子饱含慰藉与心疼的泪眼，也只顾打马，奔向这场背负平民血泪生死闹剧的终点。

他本可以在这场弄权媚上闹剧中圆满谢幕，悄然隐去，但为心照可宣无愧天地间，为无数理仍在头破血流、命悬一线时发出了不需要回答也不会被回答的叩问“取之于民，用至于上，又何谈不劳一文”。

沾着血恨的荔枝催化着大唐衰败，而对黎民死生漠然罔顾的又岂止长安的荔枝。

后来，被发配岭南而幸免于安史之乱的李善德在荔枝树下泪流满面痛吃荔枝不止，哭得不是圣人权贵，哭得是寻常烟火万家流离失所，哭得是当年在长安寄托清白愿望的少年郎。

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热诚悲壮的故事自然值得大银幕呈现。

大鹏演绎李善德真的太有信服感和感染力了，淋漓尽致完美诠释了毕生努力理想宏愿崩溃于一瞬间的破碎绝望与坚守孤勇。

无论是被盘算前的清白质朴，去岭南万里跋涉的落魄潦倒，后来背水一战、双目猩红的殊死一搏，演得都太动人细腻。

最绝的，还是李善德后来满头白发、满面血污、耗尽气力、苦苦支撑在华灯明亮的宫街上策马奔驰，鼓声马蹄声渐起，就忍不住跟着哭，被一声嘶喊直击心门。

除了大鹏极具张力，其他演员也不差，特别地，素面朝天的杨幂好出彩，一双水汪汪的明眸盛下太多深情牵挂，太多泪水心疼。

还是宫街重逢那一场，两两相望泪眼，无语凝噎。

木棉花尽荔支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在电影中悲喜交集、荡气回肠的氛围里具象化了。

虽非主线的夫妻同命，感人至深。

一路走来到《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演员大鹏——尤其是演员大鹏，值得心悦诚服的五星。

对了，片尾曲《庙堂之外》真好。

年度电影歌曲+1，词曲唱演都是绝佳，但尤其唐恬老师的词啊句句入心，清雅，悲悯，且浩气长存，如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敬来路敬高山，愿我此生也能逐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无愧天地间。

马伯庸是理科出身，这个故事也是理科生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李善德考上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考公做了公务员，没想到清水衙门真的是清水，工作了二十年还没买上房，最后在佛系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双双诱骗下，买了一套回龙观住宅。

李善德月薪九千，但房贷有两百多万，北京居不易。

这天政府搞了个科研项目，他以为是个好事，结果发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唐朝。

马伯庸的理科思维体现在这个故事里就是：如何能在唐朝这种技术、交通都极其有限的环境中，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

Google地图显示，广州到西安，公路距离1626公里，三千里地。

古代马的速度大约一天八十公里，则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这个故事的戏眼。

本质上，这是一个地球上的《火星救援》，唐朝版的《挽救计划》，我把它称之为古代科幻类型片，即我们现代人轻松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个技术更低、时间更早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怎么做。

于是本剧中激动人心的环节都是技术的胜利。

李善德发明了AB test（甚至是ABCD），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为记录实验结果而发明了Excel，甚至是Gantt Chart的项目流程管理图。

这才是技术干部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荣耀时刻，如同《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种出了土豆，《挽救计划》里的宇航科学家找到了和外星人的对话方法。

可惜，电影没有集中在这些实验、论证、失败和成功的情节上。

马伯庸为了让书篇幅长一些，加了政治斗争和忧国忧民的情节，而电影为了观众市场，又加了武戏和感情戏。

这就使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三部电影：一部唐朝科幻，一部主旋律，和一部武打片。

政治情节是为让技术部分更丰满，这个能理解。

但如果能把林邑奴的情节全部去掉（这段书里本来也没有很大篇幅，电影加上也不够时间叙述），船上和路上的打戏去掉，而把重点放在唐代全国水陆交通和荔枝运输实验的得失上，李善德最后孤单英雄单骑送荔枝进大明宫，身后飘着木棉花瓣的高潮场面一样能用上，而我们小镇做题家观众会觉得更好看。

比如，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全水路比陆路的荔枝坏得更快？

和海风和湿气有关系吗？

走陆路的话，广东往北只有一条梅关道，翻过大瘐岭就是赣州，直到我的家乡吉州，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江南西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之后往西走湖南从汨罗江到江陵要比走九江沿长江逆流而上要好呢？

建国之初就修了穿过湖南的京广线，而放弃了经过江南西道的京九线，也是这个原因吗？

联想到今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铁，这本该是个多好的古今地理公路统筹管理题材啊。

大鹏好，白客非常好，杨幂自从看过《酱园弄》之后对她印象改观了。

庄达菲不是一般的差，刘德华……就还是刘德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也是想象。

但他想象得妙，短短二十八个字，长安回望，千门次第，妃子一笑，无数个意象成了千年经典。

这部电影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场面。

虽然宫门为李善德打开了，“无人知是荔枝来”也拍出来了，但站在骊山上，回望郁郁葱葱锦绣成堆，烽火中单骑而来，山顶的重重宫门为妃子的一笑而打开，本应该是这部剧的高潮，也是马伯庸从一首诗写到一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本来能用视听语言表述的美、肃穆、时代技术的悲壮凯歌没有表现出来，可惜。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脑子里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次“对不起原著，也对不起观众”的改编。

”，以下纯吐槽，请享受： 原本，这应该是一段充满张力的作品：唐代小吏，为将新鲜荔枝运至帝都长安，历尽艰险、穿越山海，最终耗尽的不只是个人体力，而是整个系统对底层人力的无声碾压。

可惜到了这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回事——一场“喜剧导演执拗地套用自己擅长的叙事模板”，再加上现代语录、搞笑符咒、说唱配乐、段子节奏，强行讲了一个“感动自己”的故事。

关于各大角色，大鹏一出场，熟悉的节奏就回来了——眼神迷离，说话语气充满当代喜剧腔。

在他身上，你几乎感受不到“盛唐小官”的气息，他仍是那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演“被命运扇耳光”的都市社畜形象。

更致命的是，这种“现代嘴脸+表演惯性”不只属于大鹏。

杨幂饰演的李善德之妻一出场便直接甩耳光，演成了都市爽剧里的“打工人老婆怒斥废柴丈夫”。

对了，很有《屌丝男士》的即视感。

正常来说，一个唐代基层官员的妻子，在家国阶级制度之下，哪怕再强势，也不会一出场就以“扇脸+训斥”式的现代情绪管理丈夫——更不该像杨幂这样带着那种精英女性表演腔调出现。

来到岭南，宋小宝的角色更像是一场“喜剧拼盘”，东北口音、巫术符咒、节奏装神弄鬼，仿佛随时能跳进《欢乐喜剧人》直播间。

肥雪呢，更是直接cosplay 起了肾虚公子身边的四大美女。

白客饰演的原著五十多岁的苏谅，为了塞入白客这个所谓的年会三人组，硬生生创造了西域神棍富二代，像误入棚拍综艺《吐槽大会·唐代版》的道具人员。

这些角色，以观众熟悉的“演法”重新上线，出戏出到天上去。

另外影片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在审美和场景构建上的彻底混乱。

岭南被拍成了一个泛西域化的街景，不是南方山区，不是稻田河道，而是“像极了横店棚拍的异域商市”。

人物造型杂糅、场景构图廉价、群众演员眼神空洞，整个环境像是为“套滤镜”而生的。

我很少吐槽BGM，但是大鹏成功做到了让我连BGM都受不了，当角色从岭南出发，背景BGM突然响起一段现代说唱。

导演可能想通过节奏和歌词制造出“艰难旅程的另类节奏”，但实际效果是观众尴尬得想按快进键。

相信我，它的问题不是风格混搭，而是混而不搭。

更离谱的，在大鹏在各大部门吃到闭门羹后，还画蛇添足的为“表现体制推诿”而设计的蹴鞠段落——各部门像小学生比赛一样踢着皮球象征“踢责任”。

大鹏或许以为这很讽刺，但它更像是“看不懂制度，就拍个动作象征”。

这是视觉化的偷懒，是把复杂问题交给“比喻动作”来替代思考。

当代段子、强行幽默、过度明喻、刻意情绪，这些都构成了影片的视觉逻辑基础——可惜这些逻辑，观众早就看腻了。

马伯庸的小说并不复杂，写的是“制度荒诞之下的个体挣扎”，而非“个体意志反制制度”的爽感。

它讲的是如何用千军万马之力运送一颗荔枝，只为讨好天子口腹，不是讲你站出来说几句话就能改变朝堂格局。

但电影最后却把故事引向了一场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然后被打、差点送命、皇帝送绿李保命的“高潮”。

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叙事结构， 但为什么李善德能骂杨国忠？

为什么没被当场腰斩？

为什么皇帝知道他此刻正要死，就及时送绿李来拯救？

在唐代那种阶层秩序、官场等级铁律森严的体制下，一个小吏公然斥责宰相+不当场伏诛我跟你信。

这些问题没人解释。

导演选择了最容易感动观众的一条路，却抛弃了原著对制度复杂性的表达欲。

最后他在岭南荔枝树下听到安史之乱，嚎啕大哭，还怼脸拍，把我看笑了 影片上映这几天，我看到大量影视自媒体、up主、博主、KOL同步发文力挺——有人说它“讽刺做到尺度上限”，有人说“技术有限但情感丰沛”，还有人夸它“有温度、有视角、有时代代入感”。

但影片内容并未提供这些评价的支撑点。

“讽刺”沦为搞笑动作，“技术”遮不住美术上的粗糙，“温度”变成演员眼眶发红的套路化反应。

观众当然乐意看到国产电影进步，但如果我们只能用“它努力了”来换取“它值得被夸”，那这场对电影的鼓励就变得廉价。

努力不等于完成，立意不等于成片质量。

我们依然可以鼓励大鹏继续拍电影，但不代表要对他这次的失败闭口不言。

真正的尊重，是敢于批评。

而不是，看着一颗未熟的荔枝腐烂，还要说它“甜得带着苦”。

送上票根，免得说我尬黑。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看完《长安的荔枝》，对大鹏的认知变得更加明确了。

一直以来，他都被许多人视作“接地气的创作者”、“真诚的表达者”，但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大鹏其实更像一位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他和陈思诚——这两位常被拿来对比的“票房赢家”——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

之所以大鹏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他不像陈思诚那样频繁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个人趣味与审美偏执，观众不会在银幕前被突如其来的男性凝视、古怪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骚动刺激得出戏。

相反，大鹏在创作中极力控制自我表达的分寸，他的作品很“懂事”——在视觉节奏上迎合当下主流的快感需求，也乐于调配催泪、燃情、逆袭等情绪爆点，确保观众在单位时间内情绪被最大程度调动。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电影在情绪的操控上有时显得过于工整而缺乏留白——像一个“精算师”，将爽感与感动的剂量配比得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真正出人意料的灵魂触动。

大鹏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热烈》、《年会不能停》、包括这次的《长安的荔枝》都可算在这个套路之下，可以看出他在不断打磨一套非常保险的创作模式：选题不出错，情绪要对路，角色必须讨喜，冲突最终都会被感动所中和。

和陈思诚不同的是，大鹏更善于把握社会的主流情绪。

他的电影就像时代滤镜下的热搜剪辑，把观众容易共情的部分挑选出来，拼贴成一个爽点密集的通俗叙事。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作品真的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

还是只是在精准共情后产生了某种惯性的好评？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作为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它原本有机会在古装轻喜剧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结构与阶层通达，但大鹏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在意观众是否“看爽了”。

相比原著中更具层次的角色塑造，电影中人物变得更为扁平、脸谱化，他们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服务于观众的情绪释放而非内在逻辑的递进。

剧情安排上也显得过于顺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像提前设计好的KPI，目的明确，情绪无误。

结果是，观众的情绪确实“到了”，但电影本身是否真的抵达了一定层次和深度？

大鹏本人的表演在最后是否真的承接住了影片情绪的高潮？

当人物到达情感的极值，银幕上的大鹏究竟是匹配了这个强度，还是仅仅完成了功能性的剧情完结？

这是我对大鹏创作的担忧。

他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品的完整与多义。

他在努力做出“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通俗电影教科书式的示范”，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能成为值得反复咀嚼的作品。

说到底，大鹏没问题，他只是太懂观众了。

而电影这件事，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点不懂的勇气。

大鹏展翅震长空，底层出身的大鹏拍出了原著小说的精髓，小人物撬动大历史，小切口见大时代，充分融入了现代的思考维度，这种小人物的视角特别能引发共鸣。

在他的电影里，喜剧是可以高级的，但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曲高和寡，只有雅俗共赏，必须是直通人间烟火气的。

大鹏的成长故事特别励志，从屌丝男士茁壮成长为电影大师，走的不也正是岭南送荔之路，《屌丝男士》收获基础受众群体，《煎饼侠》赢得了市场却透支了口碑，但也让他真正了解电影，聪明的人总是特别擅于学习并总结，《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保你平安》、《热烈》…各种类型片都能够自如驾驭，直到《长安的荔枝》，如此庞杂的制作规模，更能看到大鹏已臻成熟的电影语言控制能力，叙事结构及节奏丝滑流畅，美术置景精致考究，人物塑造也足够出色，几个眼神就拍出了最好的杨幂，刘德华十来分钟的杨国忠也拍出了权臣的威严及狠辣，当然，最出彩的还是大鹏的李善德，小人物的各种微表情展示太立体太到位了，他有小市民的算计、懦弱和世故，被命运抛入绝境后，才爆发出惊人的韧性、智慧和勇气，整个过程真实可信，特别有共情能力。

最得劲儿还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

“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为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做事见贤思齐，永远感恩上级”…深刻讽刺了官僚体系的僵化、腐败和冷酷，对权力、制度、民生进行了犀利而不失温度的剖析，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