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尼凯克

采访丨北岛淳子整理丨北岛淳子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发。

Q：我们了解到《强尼·凯克》这部电影由郭采洁参与出品，可以聊一下是什么契机会让她想要投资这部电影吗？

A：郭采洁其实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参与到的。

因为之前我完全不认识她，当初我们前制的时候有一个小的导演组，郭采洁是当时的副导引荐来的。

那时候这部电影还在企划案的阶段，我们要去创投，要去募资，就在我们讨论企划案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女孩子坐在那边，一看是郭采洁，她说她来看一下电影的制作，当时我也很意外。

那场会议结束之后，工作人员才告诉我郭采洁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可能会想要投资，后来她也有参与更进一步的探讨，并说明自己会投资《强尼·凯克》。

Q：那郭采洁对剧本有参与吗？

A：完全没有。

她只是与工作人员讨论，会用什么方式来投资这部电影。

我知道的时候她已经正式成为投资方。

Q：因为我们在此之前并没有看过您的其他作品，包括短片、纪录片，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都是在电影节，例如之前的上海电影节、台北电影节，还有这次金马影展，所以您算是空降在台湾影坛。

那么请问导演，您是如何构想出《强尼·凯克》这个故事，又是怎么完成它的呢？

A：《强尼·凯克》的剧本之前是另外一个比较类型的片，但由于一些执行的问题，拍摄会涉及到台北的捷运站，在实际操作方面拍摄起来会比较困难，但电影还是想拍，所以我就把那个故事中的人物拉出来，重新写了一个剧本，把那个故事中可以用到的部分引入到《强尼·凯克》，还有感觉的部分也重新抓出来，放到新的故事里。

我的故事设定还是放在台北，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坐在咖啡厅，看看周围发生的，和自己身边的事，像散文杂记一样写成一段故事。

写着写着就有了片中三个人物，三个人物其实也是很复杂的，而瑞玛席丹演的角色就是我朋友的朋友的原型。

其实故事里很多角色都是这样被组装出来的，可能有原型，可能没有，可能完全虚构。

有了人物之后再去想他们会在台北发生什么事。

《强尼·凯克》没有三幕剧式的戏剧冲突，就是很日常的城市人的生活状态。

Q：《强尼·凯克》中三个主要人物确定之后，是怎么找到瑞玛席丹、黄远还有柯宇纶来出演这三个角色的呢？

A：柯宇纶的部分在写的时候其实投射的就是他，首先他符合那个年龄层，其次那个角色的生活感要很够，需要帅又能太帅，然后看起来要跟大家没有太大的距离感，太偶像就真的没办法，所以很快就决定是柯宇纶了。

黄远也是蛮快就决定的，很快就约他喝咖啡聊一聊，看着这个男孩子就决定是他了。

瑞玛是最难确定的。

Q：那黄熙导演是不是有看过黄远之前的作品，《强尼·凯克》中的角色与他之前演的角色其实差别很大。

A：有看过，其实每一个演员我都会去看他们之前演的作品。

但是瑞玛席丹就没有影视作品可以看，只能看她主持节目和她自己在脸书上讲话的样子。

黄远我就有看他的戏，比如王小棣的《酷马》，他演一个鬼魂，还有《不能说的夏天》，都有看。

Q：瑞玛席丹没有之前的作品可以参考，那导演是怎么想到她可以来演徐子淇这个角色？

A：我就看她讲话，后来就约她喝咖啡，我们不聊戏也不聊剧本，就像朋友一样聊天，她可能会聊到一些比较私人的话题，还有个人的经历。

慢慢地再跟她聊这个角色，看她对角色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从聊天过程中觉得她适合徐子淇这个角色。

Q：片中演员的表演都很自然，想知道导演在现场是如何指导演员，或给他们做了哪些功课？

A：每个演员他们都会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一些了解，比如黄远就需要了解亚斯伯格症。

台湾有一个小可乐剧团，他们的孩子会有这样的疾病，所以我们就会陪他们一起排练，黄远也会和这些孩子相处。

然后瑞玛就是做比较多日常的东西，主要是和那只鸟培养感情。

本来她不喜欢鸟，但是后来她与鸟就相处得非常自然。

Q：那只鸟和瑞玛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那电影拍完之后她有带回去养吗？

A：她其实很想养，但是那是摄影师养的鸟，所以后来就没有带回去养。

Q：我们知道这部电影是侯孝贤导演监制的，当时你也有两个剧本给他挑选，那侯导是为什么会选择《强尼·凯克》这个剧本？

A：这个我不知道，也没有问。

他选完我拿了本子就走，因为我很怕他改变主意或是又想到其他什么，所以也一直没有问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剧本。

Q：我们在这部电影中看到非常多关于交通工具的部分，比如捷运，还有结尾的塞车，可以谈一下你为什么你会在电影中设置这些交通工具吗？

A：因为我觉得人每天都是从A点到B点，从B点到C点，每天都是这样移动来移动去，要么就是走路，要么是公车捷运，或者是自己开车，所以我觉得移动就是一个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

城市人每天都太忙，只有在移动的片刻，在走路、搭捷运或是在车子上的时候才有可能发呆一下，那一刻人就可以稍微感性一点。

移动在我的构思里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最主要的也是绑回《强尼·凯克》最哲学的问题，也可以联系到凯克那只鸟要不要飞的那个情节。

Q：我们了解到导演曾经在国外待了很久，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现在又回到台北，那么对于导演你来说，在纽约的移动和在台北的移动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两个城市又了你什么不同的感受呢？

A：我自己本身的移动方式是不一样的，在纽约我很常走路，但是在台北我很少走路，我会骑车或开车。

台北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当你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很讨厌它，觉得它很挤很臭，可是一出去之后又会觉得好想回家。

就像一个在一起很久的情人，没有它的时候会想念它，可是在一起的时候又会觉得腻，台北对我来讲就像是这样。

Q：听说导演在拍摄之前没有画分镜，那到现场拍摄的时候会不会有比较茫然，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镜头的状况吗？

A：一开始剧组因为这个问题有些摩擦，但到后来就会磨出一个方法。

我和姚哥的沟通也比较顺利，他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导演和摄影师，他又是拍纪录片出身的，所以跟他说分镜头是一个蛮可笑的事情，我相信他会捕捉到一个演员最自然的状态。

就像黄远下雨骑车那场戏，其实就是临时加出来的，当时正好下雨，剧组处于停滞状态下，姚哥就说：“快想一下他在干嘛”，后来就有了那场戏。

Q：《强尼·凯克》哪一场戏拍最多次，最难拍呢？

A：瑞玛坐在那边发呆的那场戏，其实只有几秒的镜头，就是她拿着一个水杯坐在那里。

那时候拍摄室内温度有40多度，瑞玛又是一个非常躁的人，她静不下来就会很急，加上又很热，所以那场戏就拍了很久。

Q：结尾塞车那场戏有拍很久吗？

A：我记得是两三个take，但是他们说没有那么少，大概是五六个take。

Q：所以那场戏车坏掉，瑞玛席丹和柯宇纶在车上的对话是即兴的吗？

A：其实有给他们一个基本的台词，但是他们有自己加一些东西进去，因为制片组吓他们说这场戏只有一次机会，不然警察就会过来，那我们就没有机会拍了，这一天就完蛋了，所以后来瑞玛就很慌张，呈现出歇斯底里的状态，她吓到台词都讲错，把高架桥讲成高速公路。

其实那一个take就已经可以了，但是警察没来，我们就继续拍了。

Q：那场戏是一开始在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设定好的还是后来才想到的？

A：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想法了，就是想表现出一种台北很繁忙的样子。

后来在勘景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状况发生，刚开始制片组的评估是不可行，但我和姚哥沟通以后还是觉得可以硬拍。

Q：导演实际拍摄的素材有多少？

A：有人告诉我好像是5000多分钟。

Q：那剪辑的时候不会很困难吗？

因为很多都是即兴的东西，在剪辑的时候会不会很为难？

A：有，剪辑是一个很痛苦很痛苦的过程。

我和另一个剪辑师一起剪，我剪得很毛躁的时候就给他剪，他也是这样。

最后我们再把剪完的东西给侯导看。

其实我们有剪两个版本，一个是短版一个是长版，短的是90多分钟，现在的是一个长版。

短版比较年轻一点，节奏再快一点，很多的选择性再煽情一点。

长版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

Q：《强尼·凯克》中的角色都刻意地省略了他们过去的部分，是导演本来就没有想要拍还是篇幅的关系？

A：本来就没有想要拍，如果放进去就会显得太啰嗦。

Q：这部电影从监制到音乐都是侯孝贤的班底，也有人会觉得和侯孝贤的电影有相似之处，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A：目前为止还没有，其实我也蛮讶异有人这么认为。

我年轻的时候不是特别看得了侯导的电影，当然现在慢慢可以接受了。

《强尼·凯克》在创作中也完全没有参考任何华语电影，当别人问起我这部电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作品的时候，我也完全不知道。

所以当听到别人说像新浪潮，像侯孝贤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妙，因为我并不是一个粉丝，也完全不是那一挂的。

有人提到《一一》的时候，我就赶快把《一一》拿出来看一看，因为有人觉得像，那我就会看一看到底像在哪里，但是内心还是蛮虚的。

所以，到底哪里像？

（笑）Q：导演是如何与林强沟通这部电影的音乐的呢？

A：最早打算用爵士乐，但是当角色状态出来的时候发现爵士乐放在片子里很怪，不适合，后来我才想到应该是电音。

电音的话强哥应该是不二人选了，所以也是后来才找到强哥，并不是一开始，但是强哥也很帮忙做了音乐的部分。

Q：侯导对《强尼·凯克》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呢？

A：我觉得是他对演员的方法，他会让演员去熟悉必须熟悉的地方，会建立起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是参考侯导的方式。

图为映前发布会最中间为女主：瑞玛席丹，左（一）为导演黄熙（男的）。。。

#2017SIFF亚新奖单元#典型的没有情节，只有情绪的台湾电影。

一切是淡淡的，似漫不经心的，白描般地描述日常生活的瑣碎，寻常百态，偶有惊雷闪过，心下一颤。

最后，汽车在高架抛锚追尾打电话求救，一个远景，戛然而止，毫无设防。

生活就是这样，只能匆匆往前走，不可后退，面对所有，好的，坏的，做到波澜不惊。

具有传奇色彩经历的新人女演员瑞玛席丹（手臂上的车祸遗留的疤痕印记明显）处女表演特别松弛、舒服，毫不怯场也不用力过度，状态非常好，有那种贴近生活的质感，看好她。

后几天在酒店偶遇她，真人比银幕上脸小上一圈，漂亮精致得体，非常大方亲和地和我自拍合影。

深夜的出租屋，电脑荧幕前的自己，仿佛变成了多年前那个夜晚餐座上和父亲对抗的少年。

暴雨的夏天，表弟留在我家避雨，在等雨停的时候，他骑着新买的单车一遍遍的围着堂屋的楼梯转圈。

以后每年我回家，在午后烦闷的时候都会骑车出门， 我开始理解表弟。

在午后的山间，摩托车成了我唯一的依靠，它知道我摔过的伤，保守着物品的秘密。

也帮我载过那个过早成为人母的年轻女孩！

文|汤旅发表于公众号MOViE木卫异地来到台北生活的女主角徐子淇（瑞玛席丹饰），患有间歇性失忆症的青少年李立（黄远饰），台北工头张以风（柯宇纶饰），他们各自的生活，互相独立又交叉，不以情节点做叙事推动，而任其生活发展。

那么，这部生活流电影究竟如何呢？

众说纷纭。

茶杯里掀不起浪，屋中鸟一样的生活影片以青少年李立在捷运遇到邻居徐小姐为开场戏，李立认出徐小姐偷带鸟上捷运后，徐小姐不太搭理他，然后李立跟着徐小姐走了一路，回到了各自家里。

开头这场戏便足够漫长。

在林强做的氛围音乐配合下，李立与徐小姐的行走，产生出一种悬疑的感觉。

徐小姐回到家，与电话里的男友讲到自己最近经常被陌生人误打电话，使观众按照正常剧情逻辑会去遐想：这个事件接下来会如何发展。

而这个小事件至始至终从未被揭示，它不作为推动故事的线索存在。

作为台湾新电影的风格延续，影片由生活本身与人物情感推动向前暗流。

氛围音乐的不断渲染与小事件的发生，又使得观众在平淡生活流中，遐想连篇。

徐小姐喂鸟的这场戏，就如同侯孝贤、吴念真过去的影片，人物吃饭的五分钟，实实在在呈现在电影之中，仿佛观众与人物共同生活，而这个小事件，依然不构成叙事的推动点。

鸟飞了出去。

徐小姐在酷热晴天中，寻找鸟（即《强尼凯克》片名中的凯克鹦鹉），台北的街道生活感，充盈在电影画面中，人物在街道上，又是停留了许久。

街道这场戏的停留，把主角三人（张以风、李立、徐小淇）交织在了一个生活小碎片中，而它仅仅戛然而止。

影片之后的叙事，又分别以其他看似毫不相关的生活碎片组成，它们构成的是情感顺承关系，而非叙事顺承。

最初不经意的街道出场，帮忙抬窗户玻璃，屋顶漏雨检修，到最后徐小淇与男友争执夺门而出，坐上了张以风的车，终于在天桥上奔跑，将情感线推到了最高点。

这里电影的做法并非叙事推动，而是生活的小碎片搅拌流动，自然的情感增进。

为了更自然，导演黄熙将原本的床戏换成了奔跑，因为情感点不足以触发床戏，而奔跑则恰到好处。

生活如同茶杯里的茶叶，出现小的的震荡波澜，但立刻又归于平静。

影片中的生活，也如同屋子中的凯克，它偶然飞出去，但这并不代表什么。

不断骚扰的陌生电话、工地里捡来的发霉烟盒、屋子漏雨检修等事件就像这些小的震荡，不同于传统的，至始至终未揭露的麦格芬，这些未解开的事件不是推动情节的关键，而只是生活中的小风波，形成的是对生活和情感的小波澜呈现，而非繁杂的意象隐喻。

结尾抛锚又前行，就如同屋中之鸟，时而扇动翅膀，而又总归是平静的此生活流非彼浪潮《千禧曼波》中的豪豪（段钧豪）、高捷都出现在了《强尼凯克》中，豪豪从青年痞男，变成了中年油腻大叔，还带着一个孩子。

高捷则几乎是在片段镜头中，一闪而过。

林强的配乐也从当年强节奏的电子乐《A pure person》到如今的氛围音乐（Ambient）。

似乎他们都一并收起了年轻时的锐气。

林强对都市的理解，不再是一味的重节奏，像过去以“Techno”、“Disco”的电子乐风格制作。

在千禧年后转向了一段时间的实验电子乐创作，如2005年的《惊蛰》、2006年的《一年之初》（电影音乐概念）专辑。

从2007年后，林强帮贾樟柯制作配乐，转向了氛围音乐（Ambient）的制作，重在渲染氛围意境。

在这次的《强尼凯克》中也是如此。

《强尼凯克》的配乐，是影片初剪版后才加上去，林强再次回到台北都市题材，这次对都市的理解则是在氛围生活中暗涌，大部分配乐是以氛围为主，带有朦胧阴森的感觉，因此配乐对影片有了一些的误导作用，使得影片仿佛在生活流中暗藏谜题。

最终导演也不会给观众交代，并告诉观众：我这是生活流。

此生活流，非彼时新浪潮。

它不仅抛开了本可以深入的话题，也将生活更加碎片化。

在过去台湾“新电影”中，不论是《恋恋风尘》还是《南国，再见南国》等等，人物发展总是能看到一条明朗的线，给出一个结果。

《恋恋风尘》中，阿远服兵役，阿云嫁人。

那些其他电影中的小镇青年，最后也去往了大都市；《千禧曼波》里的Vicky，选择去了日本开始新的人生。

过去的作品里，即便散，也是看得见人物弧光的，人物的主动选择推动了情节发展，发生转变。

而《强尼凯克》的散体现在人物的选择、变化，也完全消散了。

李立仍然是自己骑着单车、在房间里反复听着自己录音的青少年，徐小淇的夺门而出也不是最终的转变，仅仅只是生活里鼓起的一阵风。

高捷出现在下棋的片段中，而这个片段仅仅是生活交代，不构成任何的推动连接。

大妈、邻居、家庭的家长里短还在继续，没有呈现长时间跨度的重大转折。

生活，而非小清新。

影片被人诟病的一点是，导演将台北年轻人的生活有意处理选取过，呈现得太过小清新，使得文本虚假，社会力度不足。

而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生活本就是包容万象，电影可以选择从纵深面切入（如杨德昌的人性与社会剖析），也可以单纯做主观的生活横切面。

黄熙作为新人导演，并不必要以全面的视角，去呈现社会与人际关系问题。

故事往往是从流动在人身边的无数个日常中精选组成的，从而能将人际关系与社会问题有条有理地呈现出来。

人自身很少能完全将事物洞悉剔透，剥离了深刻的思考，最触动的，反而是日常本身。

这反而更贴切日常，电影故事与观众对日常的感受，落在了相似的水平线上，观众与电影一同感受日常的无序，有小烦恼也有小惬意，不再使电影的深刻性、曲折性，凌驾观众之上。

电影作为主观的作品，必定会出现见仁见智的状况。

如何界定“真实感”与“虚假的小清新”呢？

徐小淇与张以风乘上车，在隧道、公路上驾驶穿行，获得了敞开的状态，封闭的空间（出租屋、工厂）被打开，敞开的公路环境，传达自由。

此时林强的氛围音乐加上了鼓点，回到早期作品的节奏电子乐上，将情绪渲染到高点。

对有的观众来说，它很美好；而对有的观众来说，这些场景是“虚假”的、“偶像剧式”的。

这就存在每个人的日常体验与情绪想法不同的问题。

在唯美主义盛行的时候，王尔德为艺术做出最高的辩解，“生活是对艺术的模仿”。

从上世纪的新浪潮艺术片至今，虚构作品与日常体验不断被互相影响、转化。

《祖与占》的走廊奔跑是浪漫、《千禧曼波》的驾车驰骋也是浪漫。

一切看似浪漫虚假的情节已然影响到部分青年的真实生活，青年人们也有意为之。

这些情节，或许已被纳入部分人的日常里。

在青年导演黄熙的世界里，这些取材都是身边朋友的真实故事，那么对这样的中产年轻人来说，这些自由式的行为（如出走、奔跑）也是对日常的呈现，或向往。

影片的重心，不在一味呈现新时代下台北青年的处境，即便是单亲母亲的生活、混杂语言的使用（沟通的无效）、患有病症的青年。

这些原本可以深入的话题，全被留在表面，这并不代表，它就立意浅薄。

恰巧，它也是一种留白方式，诸如此类的复杂在电影中，只成了生活中的一个小碎片，这不反过来更接近人的真实状态吗？

在复杂背景面前，人选择关注个体，淡化遗忘复杂的关系，不愿意将所有复杂的东西剖开给自己看，于是日常才显得如此无序、繁琐、平淡。

这是人的主观选择，也成其日常本身。

· END ·

电影给我一种村上村树小说的感觉。

流畅、自然，带着一点孤独，带着一点寂寥，带着一点未知和迷茫。

像一个迷了路的孩子。

-刚刚和妈妈打完电话，妈妈告诉我，前两天去的美容院里，帮她做美容的一个女孩子，和我一样二十岁，原本在哈尔滨读大学，这个学期没有去上学，到了美容院里工作。

妈妈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

女孩说觉得没有意思，感觉每天都在混日子，还不如出来工作。

妈妈说，以后有的是时间工作，混日子的时间就这么几年，还不好好珍惜一下。

妈妈感叹着说着这些话，她说如果我是这孩子的妈妈，一定会觉得崩溃的。

我想要赞同女孩子的话语就堵在了喉咙里。

-高中的时候，班里一个男生，突然有一天回了家，只每个学期的期中期末大考来一趟学校，在家里自己看书，没有老师，没有辅导班，却从中游到了年段第一。

这样大半年后，到了高三下学期，男生离家出走了，毕业考试没有参加，也失去了那一年高考的机会。

后来听到那个男孩的消息，是在高考后几天。

据说是在一个餐馆里端盘子，觉得学习太容易，太没有意思，于是跑去了工作。

当时妈妈听到这件事情也是这句话：以后有的是时间端盘子，何必呢。

-原本以为的青春，是荷尔蒙旺盛的小说式生活，有着一个暗恋的男孩，纯粹的喜欢，却像是偷情似的刺激美妙。

那个人或许也喜欢我，或许不是，但我会为了他而每天辗转反侧，被他表情中每一个细微的弧度牵动自己的全部心神，为了他茶饭不思，或者是为了他奋发图强。

原本以为的大学，是没有了禁锢之后的自由解放。

想干嘛干嘛，既可以几天几天宅在寝室里和一帮子网上的哥们热火朝天地打着游戏，也可以约一帮子帅哥靓女挫男丑女一起没日没夜地喝酒、唱歌、疯玩，然后在考试前一周悬梁刺股，打了鸡血似的一起举着手电筒学习。

现实却是全然差强人意的走向。

所有的兴奋、忐忑，所有的热血、刺激都没有如同意料之中地发生。

从开始到现在，贯穿全程的，只有平淡到了极点的苍白。

青春是大堆大堆做不完的习题，大学，是大把大把奉献给手机和电脑的时间。

偶尔一抬头，是长时间低头后颈椎的咯咯作响，是长时间注视着屏幕的视线发白。

班队课上，团支书一个人在台上像是一个独角戏演员一般卖力而尴尬地表演着，在检查人员的注视下硬着头皮和台下互动，收获的，却是一大片一大片对着自己的头顶心，响应的声音寥寥无几，衬得教室里更加安静。

曾经小学、中学老师无数次期待过、无数次镇压想要得到的安静，终于在大学达到了。

却附带着一份让人不知所措的悲哀。

很多次下课时一抬头，会有一种分不清身处何时何地的茫然感，在寂静中环视一圈，讲台上的老师也好，座位上一排排散落的同学也好，都是同样一副疲惫而冷漠的神情，专注却又有些烦躁地盯着自己手中的那一块屏幕，偶尔耳中会传进后排男生的话语，是一连串让人厌恶的脏话和低咒骂声。

有些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我们都是一样的，有着同样苍白无比的面容，同样贫瘠荒芜的内心。

梦想或许有，目标或许也有，但很多时候，像是悬在天空里的那一轮太阳，远远地，看一眼，人就会低下头去；还有一些时候，像是火堆中最后一点火星子，闪了一下，然后就熄灭了。

很多人开始承认自己的平常，开始反驳对普通的苛责，歌颂平庸的伟大。

但我却时常觉得，这与庸碌是不同的。

大多数的我们，受制于天赋，终其一生，或许都只能在一个地方，在一个领域，在一个圈子里，做着那个固定不变的人。

有一天，掉入了人海，就再也照不出来但这似乎不是借口，惫懒而徒劳地停留在原地、无所事事消磨着每一寸光阴的借口。

活着的每一刻，似乎都和死去没有什么区别。

-不止一次地感受到束缚和桎梏。

不止一次地在长时间地节食后，自暴自弃一般暴饮暴食，然后看着体重秤上飞涨的数字，自怨自艾或者索性麻木。

不止一次地在夜晚奔跑或者骑行，带着一点负气似的用力和冲动，仿佛是在和谁较劲又仿佛是在发泄着什么。

影片的最后看到高架桥，听着耳机里一句接着一句的对白，看着高架桥上的车水马龙，眼睛在不自觉地寻找着车流之中的主角，心里浮上不自觉地焦躁。

车辆熄火的时候，女主突然爆发的情绪，一开始觉得格外突兀，回想起来，却仿佛是融入那一刻的自己的情感。

蓦地感受到那种累积的情绪，从一开始高架桥的出现就开始的不耐和焦躁，那种不安，那种熟悉的束缚感。

其实从一开始主角抱着那只装着鸟儿的纸盒上捷运，从那只鹦鹉飞走、然后彻底离开就应该感觉到的。

那种出于对既有的人生和现实的无可奈何，那种对一些憧憬的求而不得甚至是到最后连幻想都不复存在。

是对庸碌的人生的不满和无可奈何。

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过去，一天又一天的浑浑噩噩，想要挣脱，却又不得其法，像每一个被困在现实中的我们，像一只被禁锢在笼子里的鸟。

想要愤怒地、用力地去冲撞笼子的铁丝，想要彻底逃离这一切，却又因为在乎自己华丽的羽毛而始终停留在想象的阶段，永远不去付诸实际。

是对现实的愤怒和不甘，又何尝不是对屈从于这个现实的、怂包的自己。

在First看的第一部长片，侯孝贤监制。

我不是因为侯孝贤的名字走进电影院（个人更喜欢李安和杨德昌），而是因为被影片简介所吸引。

故事围饶都市里三个年轻人展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寄托，在偌大的城市里游走，失落，再次前行。

有的人批评故事太散，但我觉得导演其实侧重想讲的是人，人的处境，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而它好就好在并没有刻意地去强调里面的人物有多苦，多不容易，而是举重若轻、娓娓道来。

尤其是柯宇纶饰演的张以风这个人物，一个只能在车里刷牙洗脸的年轻人，背后有着悲苦的故事，但却善良而乐观，从小父母离婚，将中学的历史老师视作家人，常常给他们搬回一个新马桶什么的；下雨天，怕屋顶漏雨，一个人爬上房顶修补；这些很小的细节使人物立刻鲜活了起来，柯宇纶也演得非常好，他的好体现在不用力，和影片的风格一致，很淡然，很润物细无声，但你会在某个瞬间被他打动。

我其实很希望导演能在他这一条线上有多一点发展，但导演很克制，点到即止。

当然，瑞玛席丹的表演也不错，在两文三语中随意切换都没有什么突兀感，是未来很值得期待的一个演员。

也喜欢影片中关于“鸟在那一瞬间是动还是不动”的思考，我们到底是动还是不动的呢？

有这个想法，是因为父子冲突那场戏戏里，豪豪怼他爸说“你每天跟角叔腻在一起恶不恶心”刚才还在帮他的妈妈马上大声喝止了他。

如果角叔只是父亲的老朋友，儿子应该不会用“恶心”这样的字眼。

只是一句争吵话可能有过度解读的嫌疑。

记得还有一个镜头是角叔和爸爸一起岁月静好地把药装到小盒子里，暖黄色的灯光打在两人脸上，张国柱线条僵硬的老脸终于松弛下来，那种默契和舒适的气氛从来没在家庭戏中出现过。

然后下一场马上接的戏是徐小姐跟她男友的冲突，吸尘器发出巨大的让人极度烦躁的噪音，用“无法听到对方在说什么”表现有裂痕的恋人之间沟通的不能。

两场戏声音之间的对比似乎也是在暗示角叔和爸爸的恋人关系。

再对照前边豪豪跟柯宇纶的窗边聊天，说妈妈常会因为很小的事情跟他爸大吵特吵，吵完他爸就去角叔家住几天…于是这样解释就很通顺了：知道自己丈夫是同志的母亲只能把几十年来心中无法言说的巨大怨念拆解为无数个小矛盾，发泄在日常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深柜的父亲长久以来在家庭责任和自己的同性爱人之间反复挣扎，知道儿子知道了自己性取向后，产生父权坍塌的无力感（生日这天故意让豪豪收碗就是这种无力感的挣扎；规定自己的书房孙子翔翔不能进去，可能就是因为儿子小时候曾经进去过，发现了父亲是基佬的秘密）；作为儿子的豪豪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内心非常清楚所有的原因，所以才会非常心疼母亲憎恶父亲，即使离婚也没搬走选择留在家里照顾母亲。

导演的这种刻意留白，对主人公前史只言片语带过，在表意和理解上大大拓宽了影像文本的丰富性，也为像我这样的“过度解读”留了很大脑补的空间。

比如柯宇纶跟豪豪一家的关系、徐小姐女儿是跟生的、呆萌的失忆症少年他哥哥发生了什么……慢慢回味的话都能在有限的文本中延伸出很丰富的细节，非常有意思。

西宁 | 11th FIRST 青年电影展 | 《强尼·凯克》 | 导演：黄熙 | 监制：侯孝贤我太喜欢这部片子了，以至于看过十几个小时之后，还是没有想到合适的方式去表达我对这部片子的喜欢。

我喜欢影片所营造的「台北感」，那些和我们关系亲密的人，我们之间除了琐碎，无话可说，可是对于那些我们觉得陌生的人，我们却愿意吐露内心。

以至于张以风说出那句「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太近就会不知道怎么去爱」的时候，我突然从电影里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位置。

故事里有太多疏离躲避，孤独无依的「台北人」，像极了钢筋水泥的城市内部，所隐藏着的普罗大众。

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一个人去河边淋雨，然后骑着车在路边的浅水区来回打转，水的倒影和人成了一副水墨画。

妈妈问他去干嘛了，他说哥哥虽然不在了，但是哥哥走过的那条路还在啊。

一句简单的台词，一下子戳中了泪点。

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单亲妈妈，她和住在香港的女儿疏远到无话可说，和前夫也除了「性」，没有别的可以沟通的话题。

她不认识强尼，却最近总是接到强尼周边的人打来的电话，聊天的内容听多了，竟也因此开始了解强尼。

他小的时候，父母离异，爸爸妈妈让他在两个人之间做一个选择。

年幼的他很想和爸爸一起生活，可是却还是选择了生病的妈妈，因为他不能让妈妈一个人。

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太近就会不知道怎么去爱」，从此之后就再也不向亲近的人说心里话。

他遇到了她，两个人奔跑在台北的街道，并且分享了各自的秘密，简短却又力透纸背地将现代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与温暖的反差呈现在大银幕。

我很喜欢这一场戏，导演最大的魅力在于她的「取舍」，她很巧妙的将故事中人物最为有张力的部分，以一种「散点式」的方式呈现出来。

多了就矫情，少了就缺点意味。

这部片子的分寸拿捏得真好，有机会一定要仔细研究一下这部片子中人物的「交代与隐藏」，太棒了。

还很喜欢的一场戏是处理「父子关系」：他离婚后，一直跟着父母生活，可是他和父亲的关系很僵硬。

父亲生日那天，没来由地冲他发脾气，父子二人就那样呛在那里，谁也不服输。

没有太多台词，可是那种争执氛围的营造，让所有创作技巧在情绪面前，一无所用。

真实直观的表现，永远具有生命力，单单为了这一场戏，也值得看一看这部片子。

影片的结尾，张以风的车坏在了高架桥上，租断了整条交通，车流如水般堵在了高架桥上，很是壮观。

镜头通过远景，展现了整个台北的繁华与璀璨，然后故事就此结束。

我问一个朋友，这样的一个结尾，你是怎么理解的？

朋友说：车坏在了高架桥上，后面的陌生人为了尽快通过高架桥，不得不主动帮助张以风，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

这种由陌生人带来的温暖与前一场「父子矛盾」形成鲜明的对比，然后最终车辆通行，生活依旧要继续，我是这么理解的。

另一个朋友听到之后，感慨道：看到影片结尾繁华的台北，心里莫名的失落，就是会有些事情，我们想得却不可得，一到看到类似的故事，就难过。

我问：那为什么还要看这样的片子？

朋友说：如果连难过都主动选择躲避，人活着还应该有什么样的情绪呢？

此时木卫二走了过来，看了看我们觉得有些尴尬，然后又离开了。

你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难琢磨呢？

喜欢《强尼·凯克》，希望它在金马电影节获奖，祝福。

台北电影节对《强尼凯克》的评语是：“堪称是当代版的《千禧曼波》”。

这大概源自于两个层面，一是《强尼凯克》采用了侯孝贤的班底，比如摄影姚宏易、剪辑指导廖庆松，音乐林强，影片在视听语言上经意或不经意之间会带着侯孝贤电影的滋味；另一方面，影片试图切入到当代台湾人的生活，这也是《千禧曼波》所要处理的议题。

侯孝贤的电影多是段落化的，他经常使用大段的长镜头，去捕捉景框内人与人自然而真实的反应或者景框外的世界，依靠“云块剪接法”将它们贯通起来，情节属于其次。

所以，观看侯孝贤电影，往往是必须先感受，至于潜在的主题，要等待观众慢慢挖掘。

黄熙导演自然没有那么极致，它将影像与剧作做了平衡，人物的情绪和主题在观影过程中逐渐显露。

《强尼凯克》设置了三个主要人物，为生活奔波屡遭挫折的张以风，陷入情感困境的独居者徐子淇，记不住时间的大男孩李立，他们所遭受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生活、情感与记忆。

这个故事始于三个人在捷运上的相遇，继而深入到他们各自的生活。

一个显著的现象是：陌生人因为距离感与不熟悉，可以相安无事地交往，亲人们与恋人们总是面临相处的困境，争吵频发。

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李立在母亲的便签纸的提示下才能如期回家，李妈妈为了维持生计做起了出租房租的生意。

就人物关系而言，徐子淇的那条线与《千禧曼波》较为接近，它们讲述的都是，一个女人在与男友的感情进入瓶颈期之后，与另一个男人开启了一段介于爱情和友情之间的情感。

张以风带着徐子淇到亲戚家为叔（或伯）过生日，摄影机左右来回缓慢移动，捕捉人物在言语冲撞中的真实反应，像极了侯孝贤常常拍摄的吃饭戏的做法。

这种“采撷”式的方法能够抓取到生活的“真实感”。

非常有意思的是，导演也将镜头对准了徐子淇养的鹦鹉身上。

其中一只鹦鹉蹒跚着脚步，靠近和攻击另一只。

这个场景真是生动极了。

如果说演员可以指导，鹦鹉则是很难训练的。

这样的“不期而遇”的情景可谓妙笔。

不仅如此，鹦鹉之间因亲密而产生的碰撞亦是对人类的一种映射。

影片在拍摄之前没有画分镜头，导演与摄影师姚宏易也就此达成了共识。

即兴的拍摄手法有赖于主创的艺术直觉和创造性。

某次下雨，剧组处于停滞状态，反而促成了李立下雨骑车那场戏。

李立在一条长满青草的小道上逗留很久，骑行至一处洼地，反复在此穿行，摄影机凝视着水纹晕开、散去，再次晕开，林强辽阔而旷远的电子音乐漾开，散发出一种潮湿的诗意。

这音乐将出神的李妈妈、孤身的张爸爸串联起来，都意在指出“人人是孤岛”的境况。

让人感佩的是，李立跟妈妈后来说的那句“哥哥不在了，那条路还在啊”，让那场添加进来的戏产生了意义。

李立记不住时间，总也忘不掉失去的哥哥，如果观众可以将此与母亲的出神连缀起来，那次的诗意便漫延出了悲伤。

影片的最后一场戏，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侯孝贤的杰作《南国再见，南国》。

小高、扁头和小麻花一直期盼着可以去大陆开餐馆，在经过被骗、被打之后，重新走上漫游之旅，却又被陷入了“南国”的某一处荒郊野外。

他们被困在曾经的故乡与梦想的都市之间，动弹不得。

或是效仿，张以风和徐子淇短暂相处，非常愉悦，两人驱车谈天，突然在高架桥上抛锚，身后众多车子按起喇叭催促。

徐子淇暴躁起来，两人的美好关系出现了裂缝。

“被困”也是《强尼凯克》的主题。

鹦鹉被困在笼子里，就像人被困在焦灼的关系中和城市中，无法脱离。

在这部影片中，人都是孤独的，近距离地相处则会导致争吵和疏离，而美好的相遇终于也为当下所困。

导演用“迷失的强尼”和“飞走的凯克”拼合成片名，以不可见的人与物强化我们看到的人与人之间渐趋冷漠和疏离的现状，编织出一则冷静客观的城市寓言。

我喜欢这部电影 强尼凯克 是 我知道大家好像觉得一般 对于导演对叙事 对故事的节奏都有疑问 但就像我也很喜欢千禧曼波一样 我也很喜欢这部强尼凯克我并不觉得 没有很强或者一条故事线 这样会有问题 我觉得只要氛围营造起来了 那 观者就能够进入这个氛围 我很喜欢强尼凯克营造的氛围 所以我觉得 有没有一个故事的梗概或者这个故事的梗概清不清晰就不太重要其实 确实电影没什么主线 但也可以说有 通过几个相对联系又没什么关系的故事 来共同描述城市中人的寂寞 每个人孤独背后的故事 所以氛围营造起来了 并不一定需要很强的故事去讲述 而是让观者进入这个氛围导演很会描述生活 平常人的生活 这是有得到侯导的真传吧 我会觉得一些生活中的状况对话 出现在电影里 像外婆吃香蕉 我就真真切切的有体会 我奶奶也爱吃香蕉 晚年也因为血糖的关系 很多东西都不能吃 然后 有时候偷偷吃也总是害怕被人说 看得我感觉看到了奶奶 以及便利店门口吃东西喝酒 感觉 那就是年轻的时候会做的事情 大家一起在简陋的地方在深夜话仙 几杯酒下肚 聊着人生 过往与感悟当然 那一段奔跑的戏我也很喜欢 大家说很像千禧曼波里舒淇那段 是吧 很喜欢这段戏的氛围 那种情绪 男与女 他们互有好感 但可能还是保守 导演放弃了床戏 用这样一段奔跑的戏来描述两人的情愫 以及林强的音乐也很好的烘托两人的内心 以及跑完后两人坐着大笑 我觉得这样的安排比一场床戏好太多了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跑步的戏不是一个长镜头 感觉一个长镜头 情绪会不会更饱满些？

或者说导演还是想跟侯导做的不太一样 片中的一些场景也让我想起现实中的场景 像奔跑的天桥 让我想起那年去香港 深夜漫步香港街头 穿过很多很多的天桥 那种夜晚香港的感觉到现在都在脑海里 以及夜晚灯光中支撑高架桥的大柱子 看到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大学的时候 厦门大桥下的支撑柱 那么整齐 巨大 看到的时候觉得好威武 突然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当然是对这个整齐与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