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劫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

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陆续拖走斩首）孙传庭：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

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得人心者得天下。

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就是粮食！

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员。

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 大明劫是最近10年来，我唯一重复看过3遍的几部电影之一。

有深度有内涵，更可贵的是有良心。

"你们四十三家都是害国之贼！

斩首示众，家产充公。

---《大明劫》票房惨败的原因，就是这句话了。

所以，票房惨败，一是不宣传、或负面宣传；二是，不给排档期，不放映。

电影院是谁的？

您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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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映第一天看着豆瓣的评分涨了点，导演王竞去年一部《万箭穿心》着实惊喜，可错过了影院上映，等个BD版也等得人“万箭穿心”。

于是决定去影院看场《大明劫》。

可这部电影很难看到。

先查了一下常去的电影院的排期，居然没有排片！

是因为第一天票房太差？

翻了翻昨天的排期，也没有！

原来这部电影根本没有在这个电影院上档！

迫不得已转战另一家电影院，看着排期也就早晚各一场，少得可怜。

这部电影很困难才看到。

入场的时候影厅里有三个人，其中有俩个还是打扫完卫生在休息的清洁阿姨，不一会儿，我旁边来了个先生，算上他三个人是看电影的，他说：“每一次来这里就像包场一样。

”既然这样，可能怪不得电影本身。

开场没多久，来了一对父女坐在旁边，接着后面又来了七八学生，其中有俩三个穿着汉服的样子。

原本在大厅遇见学生，不知道是说他们特立独行还是行为艺术或者是非主流，反正就是说不出来的怪异，其中一个汉服男生脚下一双蓝色的运动鞋露出了半截，不伦不类的，糟践一身好看的汉服。

最后看电影的也有十多个人。

故事的开场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由于认脸无能，除了从小给我留下阴影的冯远征，就连配了音的余少群都差点没认出，其他男人的脸更是辨别无力，可开始镜头还反复跳转了好几处地方，这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随着剧情的深入才慢慢解决。

《大明劫》的主线是讲瘟疫，前半段花了大量镜头来铺垫事情的发展，节奏缓慢，入戏很浅，以至于我还能分心听了邻座男人完整的讲完一通电话：——我在这看电影。

怎么没在那？

——只有这个电影院有排片。

《私奔B计划》怎么样？

——那个是法语，我不喜欢听。

我准备晚上去看？

——那好，你看完跟我说好看不好看。

原来旁边的先生，也是一位爱看电影的人，跟我一样也愿意辗转俩地，只为看一部想看的电影。

这一瞬间感觉很好。

接下来的电影，也让人感觉还好。

这个电影在踏踏实实的讲故事。

某一瞬间记起今年上半年看过一部叫《止杀令》的片子，片子也有余少群，还有几个其他见过的明星，开头看着是踏踏实实在讲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带着西域好看的画面，最终却变成了玄幻修真一样的不伦不类。

曾也以为《大明劫》也会像这样一般，神医救世，普度众生，真神下凡般的存在来塑造一个完美的结局。

可惜这部片子没有这样，它就是在踏踏实实的讲故事，它也没有刻意追求完美的结局，它一开始就告诉你俩年后大明朝的灭亡，这场“大明劫”，不止是这一场瘟疫。

我不熟悉这段历史，也不明白为什么大明会毁在这个会大叫：“开封重镇苦守三月，每天死的都是朕的子民”的崇祯皇帝手上。

但是孙传庭在电影里说的：他李自成可以失败8次十次，而我一次都不能输。

为什么一个代表着国家的作战一次的输不起？

民心向在何处？

记起《张纪中版西游记》最出彩的犀牛精那集的改编，冒充观音佛祖骗香油的妖怪们被孙悟空打死后，尸体列在台上展示，可当地的民众反而跪拜妖精，责骂师徒四人，民众说：“我们拜我们的佛，关你屁事！

就算他们是妖，我们也要拜！

真佛我们见过吗？

真佛管过我们吗？

不管他是妖还是佛，都对我们百姓有恩呐！

从此以后我们不拜佛，拜牛神啦！

”真佛和皇帝。

李自成和犀牛精。

大概就是这样的道理。

大明劫数，不知是否也为81难？

尽管这部古装片还是在于写实，可这部片子就比不得前作《万箭穿心》。

万箭穿心的真实感是流串在市井里的生活，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并且最后还”万箭穿心“，而这部是一部古装片，它即使是穿越时空回去拍的纪录片，也不会让你完完全全陷入那样的真实之中。

还有江湖游医吴又可他是一名治病救人的医师，目的只是救人，不管官兵还是寇首，他都愿意救治，这样的人物是完全正面的英雄形象，与孙传庭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而在《万箭穿心》里所有的人都有性格缺陷，有缺点才真实，有缺点才让人有盼头，有缺点才能有发展。

不管是对人还是对电影。

看完电影出来，随着后排的学生们上了厕所，穿汉服的少年把汉服换下。

原来，他们的汉服只是为了看电影！

像一种圣神的仪式一般，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内心的虔诚。

王竞导演从《我是植物人》到《万箭穿心》到《大明劫》，都有这不错的口碑，但是电影都不叫座！

尽管也有了些商业化的转变。

但是他的这部片子，不恶搞，不炫技，不雷人，踏踏实实讲故事的古装电影，很难得看到！

明末历史纷繁复杂，一直以来是历史界研究的重心之一，近几年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的大火也带热了民间的明史热，而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在其终衰的那几十年风云变幻，浩荡复杂，直接影响到了后来中华文明的继承和遗失，众多事件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反观这些年的历史题材影视剧作，满大街都是辫子戏，却鲜见清之前朝代的影视作品，电视剧少，电影则更是大面积的空白，故王竟这次以中等成本携来的严肃以明史为基准的电影，刚开始便获得了不少历史爱好者和影迷群体的关注，王竟之前现实主义题材的《万箭穿心》算是国产电影中较为难得的优秀作品，所以这次会更多的负上众人的期待，此次《大明劫》虽然投资达3000万元，属于国产片中的中等成本，但是骨子里却仍是独立电影的血统，独立电影的创作态度（较自由？

）加上中等成本（在独立电影中算是不菲），再加上吸引人的明末战争史，《大明劫》是一部被特定人群寄予了众多期望的电影。

毕竟是独立电影，内容题材演员都不够大众化和娱乐化，影院的排片毫不留情以商业姿态的冷酷对待了这部国产佳作，影院内观众寥寥无几，导演王竟等以此姿态杀入院线与孙传庭弱军出潼关送死似乎没有多大区别。

纵观此片，王竟长期停留在“电视剧水准”的电影技法（例如：转场调度、镜头运作等）似乎没有多大进步，但电影技法上的技穷无法掩盖此片的精神光芒与人文历史光芒，此片严肃认真对待历史的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良心。

影片中的两位主角吴又可与孙传庭都是真实的明末历史人物，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之中两者并不相干，影片把两者以戏剧的方式放在的同一历史时空，虽是戏说，但是在影片中的安排与处理并没有超出界限，反而为这部剧的剧本贡献出了相当有价值的剧情及冲突，实乃在历史剧严肃范围的中画龙点睛之笔：一位是志在医人的郎中，一位是志在医国的将军，一文一武，一张一弛，两者的身份和终极使命的矛盾给这部剧贡献了最重要的精神内核。

明末天下大乱，病人膏肓的末代汉人王朝需要一剂猛药，而电影中瘟疫大起的军营也需要一剂猛药来安定军心，两人不同的身份和使命在电影之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碰撞与对比，在历史面前不堪一击的两个“医者”在变革的大潮之中选择了不同的人生轨迹，这种相撞又交叉的人物宿命构成了真正的历史。

明末国体已入膏肓，制度的积弊，吏治的腐败、天灾、人祸在影片之中均有一定的展现，大明之劫已在劫难逃，劫难在电影主要展开在这孙传庭部的遭遇，各种弊端和灾祸在个小小的军事集体之中就得到多方面的体现，一个国家的细胞都已经崩坏如斯，更何况是整个国体。

影片中所展现病入膏肓不仅仅在制度上，也在人心之中，地主士绅、官兵将军、社会的各个阶层，恐怕那时的明人也会对天叹几句人心不古吧。

社会的细胞已经崩坏，再好的医生也将回天无力。

吴又可可以医好人，但是百个千个孙传庭也医不好国了，作为一个末代王朝的忠臣良将，最好的结果恐怕就是玉石俱焚吧，（看看洪承畴的骂名）这是封建军人使命带来的宿命。

吴又可与孙传庭均算是懂史之人，在始盛终衰的历史规律面前，两者在荒野之中的那段对白已算是讲透，个体在历史之中的宿命与选择也多有展现，两者的冲突与矛盾，选择与逃避，出士与入士，宿命与使命，端端正正的融入了这段大历史。

另外影片选取大众较为不熟悉的一个历史截面作为剧点需要一定的勇气，影片以明末李自成闯军第二到第三次开封之围为起点，描绘崇祯帝催孙入豫前后发生的故事，由于资金所限，对战争一笔带过，预告片打着古装战争片的幌子欲意掩盖其古装剧情片的本质，即使到了最后的潼关之围，孙传庭壮烈战死，影片也只是以战场上孙传庭的一具尸身的画面带过，难掩其成本上的捉襟见肘。

其实《大明劫》故事背后具有较为复杂的历史信息，对于一些不熟悉历史，纯粹为娱乐而来的观众而言，《大明劫》恐怕不一定适合他们。

《大明劫》的叙事和技法上并无亮点，但是整体所营造的压抑氛围很到位，拧巴严肃的展现残酷的历史，灰暗色的基底之，让人心生压抑。

其实《大明劫》也说不上是借古喻今，但是以此姿态面对历史，挖掘历史背后深层次的内容，也权算是影视界的知识分子面对历史的一次不大不小的文人怀古之嗟叹吧。

《大明劫》以戏剧影像的方式挖掘出了一段历史的深层次内容，以呈现而不是下结论的姿态展现出了一段复杂富有深意而缺乏足够影像塑造的历史横截面，既有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感，也有影视创作者在创作中的一种狡黠和诚意，影片各方面均较为完整，虽无大的突破，但也基本上完成了使命。

更值得称赞的是《大明劫》从精神到电影细节对历史 严肃与认真的认知态度，这让《大明劫》在众多国产古装剧中鹤立鸡群，甚至能说得上是出类拔萃，虽然中小成本独立制作的《大明劫》肯定不会大红大紫，但是在特定观影者的心中，它在今年的国产电影之中，是占有足够的分量的。

《大明劫》既是官军之劫，也是大明之劫，更是百姓之劫，纵观历史上兵家输赢，不论是谁输，最大的输家莫过于普通百姓，影片中吴又可与孙传庭之间的对白并不多，两者仅有的几段双雄戏很直白的点明了部分影片的部分内在，故事在医人与医国之间的相似与相悖之间，影片以作者的姿态完成了一次表达。

《国语•晋语八》：“文子曰：‘医及国家乎？

’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

”古人认为最好的医生是医国的，次等的医生才是医人的，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时代这个纵深历史层面之上去看，两者之间并无上下之分，这让我想起历史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卷末的一句话：成功的方式只有一种，那便是以自己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自古以来，我们就习惯于以“国家”“民族”“集体”的名义粗暴剥夺个人的权利，极端的集体主义下，恐怕还是极端的个人主义。

明已无药可医，孙传庭最终马革裹尸，战死沙场，青史留名，这是将军的方式，于孙来说这是死得其所；而朝代更迭，行医济世不会断，吴又可悬壶世间，放舟江上，也便是他一生之宿命。

两个医者之间价值矛盾与人性挣扎渲染出了一个现实残酷的大世代。

孙与吴，这便是大明之大厦将倾之时，历史上两个渺小瞬间的交叉与平行。

今年最满意的影院观影体验没有之一。

有些地方让我想起去年的1942，另一些则让我不无欣慰地感慨国内终于有了气质近似Alatriste的历史剧。

全片大抵可以看作一次祛魅之旅。

摈弃了对观众惯性想象的迁就，无所顾忌地展示着历史原初不洁的面目，冷静得一如拍摄斩首场景时亦无分毫闪避的镜头。

帝王、官宦、吏胥、士绅、军阀、兵勇、流寇、黔首、妇孺……为医者、为将者，无不困在各自的角色中，遵循各自的立场逻辑做徒劳的挣扎，终不免被同一股沉默的浊流裹挟而去——没有至高全能的道义，没有虚幻的出路，没有廉价的慰藉，有的只是真实的荒谬处境。

其实大疫之后，两个主角都已经拥有了察知这一荒谬性的超然目光。

只是吴又可听从出世之心的指引走上出世之路，让医道长存于世道之外；孙传庭则怀出世之心而入世，依旧投身于他知道会将他吞没的浊流之中，清醒地为他的世道殉死。

乱世苍生，各有各的宿命——这便是影片的“核”吧。

PS.开场攻城战，短，但是讲究，基本起到了罗克鲁瓦之于Alatriste的作用。

大部分观众并非军宅，无需太多冷僻的细枝末节来讨好；但非军宅的观众毕竟也有智商和鉴赏力，所以能够让两军穿着不太离谱的服饰摆出正经交战的架势，安排一两个如子母铳这般具有时代特征又足够醒目的细节，拍个三五分钟，我们就已经很感动了！

核心提示：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本文摘自：北方网，作者：佚名，原题：《老鼠是压垮明朝“稻草”？

明末北京鼠疫流行》1644年的中国，正是明清交替。

历史舞台上有三位主角：明朝皇帝朱由检、农民起义军闯王李自成、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或许还应加上一位，明朝的辽东总兵吴三桂。

其实，还有一位主角一直为人们忽略：小老鼠。

1644年，农历3月15日，闯王李自成率大顺军抵达北京城北郊的居庸关。

这里是北京城的最后一道天险，然而关隘却无人防守，明朝总兵唐通出降。

接下来发生的事，人人皆知：李自成的队伍势如破竹，在3月18日攻破北京城，朱由检吊死在景山一棵老槐树上。

然而，1644年3月李自成所面对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疫病蹂躏的鬼城。

这场大疫，是从崇祯六年到崇祯十七年间流行，发源地大致在山西的兴县，然后到大同，再到潞安。

接着，鼠疫传到陕西的榆林等地。

崇祯十四年时，大疫传到河北大名府、顺天府等地，那里的地方志上，都有“瘟疫，人死大半。

互相杀食”的记载。

崇祯十六年，也就是北京城破的前一年，北京也发生大疫。

为何判定北京的这场大疫是鼠疫？

明人当时的笔记称这场大疫为“疙瘩瘟”、“疙疽病”，这实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称呼，而当时的传染性之烈，“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

”只有鼠疫才能有如此烈性威力。

到崇祯十六年四月时，北京每天死人上万，以至于城门都被运出的棺材堵塞。

沿街的小户居民，十之五六死去，死在门口的最多，街头连玩耍的孩子都没有了。

有一个统计数字，这场大疫夺走20万北京人的性命，而北京城当时的人口，估计在80万到100万，也就是说，每四到五个北京人中，就死掉一人。

“堪称是一场超级大瘟疫”。

当时的北京城里盛传种种白衣人勾魂的流言，一到晚上，民间整夜敲击铜铁器驱鬼，“声达九重”，官方也没法制止——这是怎样的一座鬼气森森的城市！

这时候，政府还能做点什么？

当时的皇帝似乎已经顾不上这事。

虽然在崇祯十六年二月疫情就爆发了，直到了七月，驸马巩永革上疏说，请皇帝“轸念孓遗，亟赐拯救”，这时朱由检才下了一道谕旨，拨银两万两，令五城巡城御史收埋死尸，再拨一千两银子给太医院，医治病民。

然而病人、死人太多，这点银子杯水车薪，根本不够用。

即使贵为宫廷官宦，也不能幸免鼠疫的肆虐。

开始宫中每死一人，还能得到四千钱的抚恤，后来，连这个钱也没了。

可以想象，这时驻在北京的明朝军队怎能幸免于瘟疫。

当时在北京的明朝军队，名义上说有十来万，大疫过后，少了一半。

按一位明朝遗民张怡的说法，当时李自成的队伍杀过来时，能上京城城墙上防守的军人，连一万人都凑不齐。

不但是士兵、小贩、雇工大批倒毙，北京城连叫花子都找不到了。

当时的守城将官低声下气求人来守城，“逾五六日尚未集”，朱由检下令让太监三四千人上了城墙。

到了李自成兵临城下时，北京内城上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而且都是老弱病残，“鸠形鹄面，充数而已”，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已经到了西直门时，京城还没什么像样的防御，而士兵们每天只有百余文钱去买粥充饥，怎能抵挡李自成的精锐之师？

有史料说，当时的明朝军队打仗时，士兵躺在地上不肯动，军官“鞭一人则一人起”，可是这个起了那个又趴下，说他们是军心涣散也罢，全无斗志也罢，或许，这都是一群半死的病人。

但是，这里仍有疑问。

首先就是，李自成的队伍攻进一个大疫之城，他们自己难道不会被传染？

专家对此的解释是，李自成进城的时刻恰逢其时。

正好到这个时候，北京的腺鼠疫已经基本平息，而肺鼠疫，因为天气转暖，还没能流行开来。

这里要解释一下腺鼠疫与肺鼠疫。

一般人们都知道，鼠疫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烈性传染病。

具体说，是由老鼠身上所带的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给了人。

这是腺鼠疫。

腺鼠疫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

而肺鼠疫，常常是由腺鼠疫转化而来，表现为剧烈胸痛、咳嗽、吐血。

肺鼠疫的厉害，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的传染，已经不需要老鼠作为中介。

但是肺鼠疫的流行一般都是在冬天，需要在气温低的条件下。

每一种疾病，有每一种疾病的机理。

腺鼠疫的流行，到了老鼠和人都死到一定程度时，它就会平息下来。

这个时候李自成来了。

如果李自成早几个月进来，他们也会被鼠疫消灭掉，不过，到最终清军还会进来，这个大趋势不会变。

历史的演变真是非常有意思。

如果没有战事，或许明朝政府还可以集中精力去应付灾荒。

但明朝末年的时候，明王朝面临着强大的外敌入侵。

为了应付辽东防务的沉重负担，于是加紧对社会摊派苛捐杂税，这又导致社会矛盾激化，激起一轮又一轮的民变。

战争，又导致灾荒和疫病的后果成倍扩大，无法收拾。

灾荒、疫病、战争，1640年代的中国，这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使得神州大地生灵涂炭，山河破碎。

据学者统计，明清易代之际，因非正常死亡，中国的人口减少了约四五千万。

前夜看了个电影，《大明劫》。

据说2013年上映时票房惨淡。

这次的疫情将这部讲述明末瘟疫的电影推到了前台。

我一般不看讲述冷兵器时代乱世的影视作品，玻璃心，看看古人留下来的诗文就已经悲愤欲泣，“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化成影像变为实景真怕心脏受不了。

但是还是去看了，实在不行可以暂停或快进。

影片的主角是两位，一位是游医吴又可，另一位是奉崇祯圣旨讨伐李自成的将军孙传庭。

这两位的出场其实很耐人寻味。

吴又可看不惯官僚机构整天扯皮，辞官做了个走街串巷的游医，不按常理出牌，给病人下猛药，别人指责他，他据理力争。

药方虽然是对的，但到底过于特立独行，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容不下他，于是他也就“性格决定命运”，最终到了孙传庭的眼皮子底下。

而孙传庭刚从监狱里出来，他曾经也是把李自成打得只剩十八骑，剿匪功勋卓著，可是却因政见不合被进谗言下了狱。

闯军打开封，崇祯无人可用，只好把孙传庭从牢里提出来委以重任。

吴又可和孙传庭，一个行医一个为将。

战争将他们联系到了一起。

这两个人何尝不是心存好意。

吴又可一心一意治病救人，管你是朝廷还是起义军，眼里只有病人。

他只为无辜生命痛惜。

这是一个乱世还存着人性的人，生长于太平年代的我们自然推崇他。

影片也花了不少的笔墨描绘了孙传庭的形象，对比吴又可，孙传庭却是极为可怜的。

孙传庭一心为公，毋庸置疑，只恨大明江山积弊已久，非一人一时之力可以挽救。

也许是杀敌心切，也许是被崇祯一道道催兵的圣旨逼得烦躁，也许是被军营前方后方上上下下的腐朽不堪搞得光火，又也许是将人本冷血，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杀人。

杀了贺人龙，是崇祯的圣旨，“贺疯子”虽然打仗是一把好手，但是拥兵自重不听话（这里有一段猝不及防的贺人龙纵容下属侮辱妇女的画面，立刻暂停，缓了好久），后来的杀人就显得残暴又无奈了。

粮官以沙子充好米，反身就是一刀；乡绅霸占良田，一边坐享富贵一边不肯出钱，掰脖子一剑割喉；得了瘟疫又叛逃的将士，先骗他是要带回去治病，一得手就杀，还砍了两刀；临近出关要上战场，为绝后患，下令烧死了所有因病被隔离的染病士兵；最后，被俘的闯军中的秀才李天佑，也被正法了。

在烧死士兵的那一夜，孙传庭特意把吴又可叫过去一起喝酒听孙夫人弹古筝。

孙传庭作了首诗，吴又可读完后，心直口快道督师杀气有点重。

古语有云，慈不掌兵。

孙传庭固然下得了狠心，但也未必不是无奈。

有两个场景很能说明问题。

一个场景，是大晚上吴又可给一个士兵看病回去，路遇出来散心的孙传庭。

两个人在惨淡的月光下聊天，轻松的环境总是能使人轻易敞开心扉。

吴又可感激孙传庭对自己的信任，孙传庭却留个背影给他，说：我信你，谁又来信我呢？

是啊，摊上崇祯这么个疑心病晚期患者，跟他的老祖宗朱元璋一模一样，恨不得杀光了能臣干将，幻想因此江山永固，结果，一个，叔叔起兵反侄儿，侄儿无人可用；一个，内忧外患，孙传庭战死潼关，“传庭死，而明亡矣”，袁崇焕也因为反间计被凌迟处死。

崇祯一个劲地催孙传庭出关，却不给他请求的补给，就是怕他成为下一个贺人龙，不听话，还有兵，万一跟李自成同流合污呢？

另一个场景，是孙传庭叫经历司造册，算出那些乡绅霸占了多少良田，他要收回来补贴军用，然而这群乡绅贿赂了他身边的亲信，一把火烧了经历司。

孙传庭在残垣断壁间怒吼：“投笔从戎十几年，我到底为谁而战？

”于是他只能撕下和善的面具，在宴席上把那些乡绅一锅端，直接杀人抢钱。

他说，“天下糜烂，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

得人心者得天下，你们知道什么是人心吗？

人心就是粮食，就是源源不断的后备兵源。

这就是为什么他李自成可以输个十回八回，而我孙传庭连一回都输不起。

”吃得饱穿得暖，谁愿意造反？

李自成的闯军也是官逼民反的典范，还记得读书时候讲到这段提到的民间歌谣：“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

”孙传庭杀李天佑，是官方杀反贼，立场不同，可孙传庭和吴又可又何尝不知，自古百姓所求无非是一亩三分地，安居乐业，家和万事兴。

很简单，但很难。

粮官也是无奈，上面贪污腐败不给粮，前线军队也是人也要吃饭，你要他怎么办？

一时激愤杀了粮官，可怜粮官家里人，孤儿寡母，又没有社会保障，又是乱世，生存真的太难。

战争场面不多，对于这个集瘟疫、旱灾、战争于一身的该死的明末，导演对人间惨剧拍得也是克制的。

真要拍出来恐怕是个限制级了。

遥想当年五胡乱华时那些羯族简直是畜生不如……要不是冉闵，北方还有汉人？

简直不能想。

再想想明末，史可法死守扬州，明知守不住还要守，把多铎惹恼了，进城后就屠城，史称“扬州十日”，传说死者八十万……史可法去向成谜，义子只能建衣冠冢，即“梅花岭”。

还记得曾在史可法纪念馆亲眼看到过的他亲笔写给妻子的遗书：“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

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

”再看看眼下的疫情，看看奋战一线的医护人员，再看看腐烂至极的湖北官场。

“疫情是个照妖镜”，照得一个个身居高位的牛鬼蛇神都现原形，也照得小老百姓的日子真的是难过。

还是读读古诗，正好是在孙传庭战死的潼关写的：“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

社会是个复杂集合体，认识这种复杂，不同观点因经历和眼界看到的只是有限方面。

历史则是尘封的社会，探讨历史兴衰，答案不在历史课本里所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或者玄乎的天道气数，而是细节层面的个体命运、具体事件和社会症候，若干个这样的真实细节拼图出来，就能够描述一段历史，并力趋还原。

表现当下的社会，人们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新闻，从领导人会议到股市房价，这种充满现实感的一手二手材料随手拈来，大家不以为意，甚至在当下信息爆炸的时代，都显得有些重复和冗余；表现一段历史，除了不太大众的学术研究，主要手段就是讲故事了。

一般历史故事，选材更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政经形势飞机大炮这样宏大的东西，一俟宏大则便于扭曲，仅成一种话语，而且不好理解。

因此，能选择独特社会症候作为切口，能够体现具体环境中个人、集体命运的历史题材文本，价值较空洞的宏大叙述来得更高。

就普通观众而言，名将孙传庭的知名度或许不低，但吴又可和《瘟疫论》这样专业的东西就非人人知晓。

真实历史当中二人可能并无交集，电影当中潼关瘟疫、吴在孙的军营治病的故事或许只是编剧需要，但能够选择这么一个独特的切口探讨明亡旧事，算是别出心裁，以身喻国，以病喻乱，将孙吴二人置于以“挽救”为主题的同等历史使命下，可谓以小见大的极好隐喻。

这种戏剧化呈现虽不是信史，但这种以一管窥见全豹，在个别社会事件当中集中展现明末社会诸多矛盾的手法，比那些整天讲朝廷官员和政经局势的文本，高明许多。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可谓个中典范，此书算是费正清一脉中国研究的扛鼎之作之一，近年知名度颇高。

老孔以翔实的史料和扎实的论证，选取了“妖术”这样一个社会症候作为切口研究乾隆晚期的中国，让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病灶和传统中国的政治有了一个很具体的认识，毫无疑问这是严肃历史研究，但其精彩程度远超任何编剧的故事，因为它将中国传统社会的问题落地到了具体的事件上，不仅可信而且便于大众理解。

《大明劫》在精神旨归和方法论上至少和《叫魂》有些交集，因此注定这电影在智力水平和三观上起码属于中上水准，甩拜金商业大片和一些无脑电影N条街。

明亡的原因在老百姓眼中无非是又一次兴衰交替的改朝换代，在官方意识形态里则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固有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加上其他各方观点，众说纷纭，《大明劫》从主题上无疑也要处理“明因何亡”这个大问题。

基于历史的复杂性和电影叙事的限制，在两个小时内说清这个问题殊为不易，但我个人觉得此片通过将恰当的戏剧化处理（设定瘟疫的背景和孙吴二人共处的环境），给出了说得通的答案——片中的不少情节，实际上反映出来明末社会存在的严重问题，加上片末孙吴二人总结性的台词，“明因何亡”的答案已经揭示：明亡，实则亡于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到明代难以解决的基本问题导致的社会溃败：1.中央权威和地方势力的固有矛盾在极端条件下的激化。

自秦代正式确立郡县制开始，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以及双方事权和财权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

简而言之，中央自然希望地方能以更少财权承担更多事权，而且帝制天生又是倾向于中央集权的，但中央集权越严重，地方就越少财权，承担事权时只好变相横征暴敛，削弱朝廷合法性。

这在王朝强盛没有太多紧急情况时，尚能控制，不致威胁政权稳定，但在明末内有流寇外有异族的艰难岁月，就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片子一开始崇祯皇帝放孙传庭出狱剿匪，一来孙确实精明强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贺人龙这样的地方军阀借剿匪之名行自身坐大之实，古代山高皇帝远，时间一长则无法掌控。

剧中崇祯在京开始担心孙传庭在陕西稳固势力，对中央形成威胁，因此不断发信催促出潼关与农民军作战。

明末的战争、自然灾害和严重积弊导致朝廷打仗财政吃紧，自然要地方出粮出钱，而地方又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更无钱粮，于是和中央矛盾重重，再加之总有不少奉行实用主义的地方大员以战争绑架中央，自己坐山观虎斗，这无疑会把整个朝廷置于更大的风险当中。

2.帝制条件下专制皇权和官僚集团无法克服的矛盾。

中国悠久的中央集权体制里，皇权和官僚之间相互利用和博弈的关系，皇帝靠广大官僚管理国家，官僚靠皇帝提供自身行为的合法性。

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官僚内部是层层向上负责，而非对百姓负责，因此鱼肉百姓远比得罪上级要好办；官僚集团整体则为皇帝办事，只要能够有效帮助皇帝坐稳位置，那种不致激起农民起义的横征暴敛和贪污腐化，皇帝是默许的，康熙深谙此道，他公开讲过“天下没有不贪的官”——这也算是官僚集团为主子卖命的红利。

由于科举制度和封建土地关系，官僚集团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器和中坚力量，皇权会随改朝换代变更，但官僚集团异常稳固，皇帝换了自己则仍旧为官做事，支撑整个社会。

这种矛盾在历代体现为皇权和相权的博弈，众所周知，明朝是专制皇权的高峰，朱元璋废相导致皇权和相权更无法平衡，这样的政治体制是无法处理棘手问题的，因为没有一个稳固的地主官僚集团，很多事无人做，很多社会矛盾无法缓冲，遇到明末的极端历史条件，只有死路一条。

片中马精武饰演的潼关豪绅头目，就是这个官僚集团的代表，他们既是大地主同时也是官僚集团利益的代理人，孙传庭在捍卫皇权需要征缴军饷时，他们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售卖官军烧掉账册，这就是皇权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你死我活的冲突。

中国历史上无数的改朝换代让整个官僚集团认清了这一点：皇帝可以随便换掉，但自己才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人。

事实如此，到了清兵入关，首先投降的就是这些满口忠君爱朝廷的官僚集团，而凭借这个掌握话语权和生产力的阶层的投诚，清朝迅速坐稳了江山。

3.现代意义上“想象共同体”的缺失导致无法实现社会动员应对危机。

中国在20世纪建立现代化民族国家之前的漫长的历史当中，人们观念当中只有江山而无国家，只有朝廷而无政府，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民族、国家、政府的概念完全是西方的舶来品，正是这些产生在近代西方文明中的概念，可以有效地将人组织动员起来推动社会进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中的共同体》一书论述了形成诸如“民族”这样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没有现代概念里的民族、国家、政府这样的概念和身份认同，意识不到大家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的共同体、他人的命运和自己相关，人们思想上就没有集体的观念，进而社会形成不了组织机制，无组织机制则整个社会就无法实现动员，遇到自然灾害、外敌入侵、疾病瘟疫则不能集合最大多数人去应对。

《大明劫》设定了一个将传统中国各种艰难情况至于一体的环境（战乱和瘟疫是直接表现，明末的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是大的历史背景，没有突出而已），人们在乱世当中根本没有身份认同，这种情况到了抗战时依然存在，不少老百姓认为日本人来了也只是改朝换代而已，这样思想水平的民众自然无法实现有效动员，社会危机根本不能应对，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一书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结论是：这是一场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战争，双方不在一个发展程度上，前现代国家根本无法有效动员国民，而现代战争是个大规模动员的复杂行为，因此中国的失败，败于没有社会发展阶段的落后。

片中出现的李天佑的角色值得玩味，他是个读过书的人，应该算是接受传统士大夫意识形态洗脑的底层知识分子，但由于明末社会矛盾加剧，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下行，生活无着只好“官逼民反”，他的台词体现了“有江山而无国家”的观念，他对吴又可说：“你不如随我投了闯军，将来打了江山，也好衣锦还乡。

”李天佑的角色实际上和闯王帐下的谋臣李岩很相似，李岩是历代农民起义当中底层知识分子的代表，和他的前辈吴用、朱升、刘伯温一样，他也提出来“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这样能够直接反应农民诉求的斗争口号，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他将又是一段开国元勋的传奇。

这些底层知识分子是受过代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洗脑的人，他们渴望成为官僚阶层的一员，但是面对朝廷的危机，他们选择站在造反派一边，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无疑在扇传统中国意识形态当中忠孝仁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耳光，同时恰恰证明了传统中国居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破产，固然有文天祥史可法这样意识形态的捍卫者，但绝大多数人都是吴三桂和洪承畴这样“有奶就是娘”的选择，所谓“天道、气数”这些词，或许只是这些意识形态卫道士用来投靠新主子的借口。

靠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这种意识形态教育出来的知识阶层，自然极少其舍身取义，不会引导民众完成建立想象共同体，更不会承担领导和组织社会动员的重任，这一任务，留给了近代国门洞开被迫学习西方的现代教育、科技和制度的中国人。

4.传统中国社会专业分工、行业进步和科技积累之无法实现电影中设定一个以身殉职的医生赵川，固然起到了衬托主人公吴又可英明神武、反映瘟疫杀伤力巨大的作用，但这个角色更多让人体会到了中国传统技艺在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时的无力。

吴又可这个角色，外表是一个明代游医，实则灌注的是现代人的思维，其实也是现代观念和观众观影愿望在“穿越”到历史环境中的投射。

他大胆否定传统医方，敢用猛药，知道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知道将病患隔离分类……这完全是是一个现代医生的做派——但这种现代文明的做派，恰恰令人感到中国传统技艺的悲哀。

正如“李约瑟之谜”：中国文明悠久科技发展很早，不少科技和发明长期引领世界风骚，但元明以后中国社会和科技几乎停滞不前，这是因为中国的科技成果多停留在经验总结水平上，没有向抽象世界和规律探讨的跃升。

此言不虚，中医就是这种情况的集大成者，所有中医的验方基本都是常年累月的治疗经验，对这种经验的解释，都是些“气血寒热”之类比较难以理解的说法，必须通过长年的积累方能得到，而西方医学强调试验和观察，无疑更利于学习普及和学科本身的积累，解决现实问题的效率更高。

片中最后说吴又可开创的瘟疫学研究领先西方200多年，其“达原饮”配方在非典当中收到奇效，这实际上是令人颇感悲凉的事情——中国人不乏先进的科技成果和聪慧的大脑，但这些智慧结晶只是被少数人学习或者束之高阁，知识根本无法实现有效积累、普及和提升，罪魁祸首则是家天下的专制主义：因为任何的知识普及、行业发展都会导致民众智力进步和社会多元化，这些都是专制统治之梦魇。

西方的科学所具备的分工、专业和便于系统化学习的特点，无疑是西方文明领先的重要原因，但这种西化的特质，吴又可居然神奇地具备，活脱脱一个现代医生。

关于“李约瑟之谜”的陈述，中国在漫长的传统儒家意识形态指导下，将科技商业手工业这些和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直接相关的领域斥之为“奇技淫巧”（尤其是程朱理学之后人为“人心”第一，轻视技术进步），从业人员被划为下九流，社会优质的智力资源投入不到这些领域当中，政府不提倡加之人为阻碍打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则是科技水平在宋元之后几乎很少实质进步——而这从根本上和专制集权更有关系，皇帝要消除老百姓造反甚至进步的可能性，于是愚民，以道德伦理内容垄断教育、以科举钦定内容固化知识结构、以焚书坑儒和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在这种环境下，文化不得昌明，而科学和技术这些生产力的推动因素长期处在简单经验积累的原始状态，无力解决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片中医生赵川固守组训，以伤寒药房治瘟疫，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他的命运实际上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技艺的命运，在长期固步自封和因循守旧当中，毫无解决实际复杂状况的能力。

电影结尾吴又可和孙传庭讨论大明前程，孙说大明朝是否真的已经无药可医？

吴则引《黄帝内经》说：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

大明朝积弊已久，非一剂猛药可以医治。

细细想来，积弊已久，实际上不是明王朝自己的问题，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明代，其社会运转和文明内部无法克服的根本问题呈现出的严重溃败。

中国传统文明也和这个老迈的庞大帝国一样，自身更新和重塑的能力慢慢消减下去，甚至统治阶级还在极力扼杀促成这种自新能力的种种可能，这些颓败之势，当然明末的一些思想家如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已经看到问题所在，也努力发出了自己呼吁革新的声音，但社会整体未启蒙，顽固势力又及其强大，于是有清一代也延续明朝衣钵，将残酷的专制皇权推向顶峰，清代这个表面上看起来疆域广大、开创盛世的王朝，实际上始终麻烦不断，财政亏空、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民族矛盾等问题迭出，而凭借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和智力资源，根本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于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社会开始被动地接受西方文明，后来算是奋起觉醒的洋务运动还是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终败于全面西化的日本，才导致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对传统中国文明的全面反思和鞑伐。

有趣的是，近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始终强调保留中国文化本位，结果是非但西方没学成，自己的传统也没有很好保存，反观日本，从器物到制度全面西化，自己的民族传统却完好留存下来——这实际上反映了一个问题：传统的中国文明发展到明清，已经开始全面拒绝吸收和更新外来元素，所谓“中学问题西学为用”只是一种抱残守缺的借口，但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一样，从来都是一个不断吸收和融合外来的动态共同体，在汉唐时期这种吸收融合做得好，对待多元化的态度比较宽容、专制程度较轻，文明得以快速进步。

当然，为何宋以降中国的这种大气和多元不复存在，文明进入固步自封的阶段，这个问题更为复杂，一个简单的理解则是唐之前中国在文明形态和生产关系上是全面领先周边的，但随着周边民族吸收中国文化的进步，双方差距缩小，中国文明的优势不复存在——而这种结果，或也反证了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及文明形态本身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

电影《大明劫》设置是极端条件下的一个事件恰恰是明末中国社会发展程度的一个症候；一叶而天下知秋，名医吴又可只能做到有限控制乱世里的一场瘟疫，最后还要靠孙传庭毁灭性的杀人来彻底根除，名将孙传庭面对一个内忧外患的孱弱王朝也只能疲于奔命内心痛苦，去奔赴一场注定失败的棋局——无论是吴又可还是孙传庭，个人再英雄也无力对抗社会积弊已久的系统风险和固有问题。

大明没有亡于崇祯、李自成或者多尔衮，大明亡于传统中国儒家意识形态及相应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发展程度，如果要简单归因，程度不断加深的专制皇权和中央集权帝制统治就是终极原因，一个敌视民众、不能为大多数人谋普遍福利、视天下为一人所有的制度，不会让所有人对它共同拥戴、贡献智慧力量，只会导致争权夺利和改朝换代，大明因此而亡（此后的大清也不能幸免），这才是大明之劫，同理，如果任何统治者继续行愚化民众、敌视进步、固步自封的策略，必将重蹈大明之劫。

就像电影《大腕》里关之琳问葛优什么是“境界”，葛优扔石子说：“你能看这么远，我看的比你远，泰勒看的比我远，佛看的无限远。

”诚如此言，以我现在的水平，或许只能理解到如上所述的浅薄境界，我一个业余观众没有实力去评判这电影的演员演技如何，镜头如何、电影语言等专业问题，但这部电影能引发思考，在我心里这就是好片，一部值得多看几遍的电影。

就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来，先抑后扬。

　　我认为本片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剧本的节奏起伏太平，整体张力略显不足，某些情节的衔接因为不够自然甚至令人感到有点散乱，虽然故事不断在往前推进，却使观众难免偶尔走神。

　　其次是演员。

冯远征演得很好，微表情小细节挺多，是个有想法的演员，可惜吴又可这个角色性格有些模糊，作为主角之一略显苍白。

而孙传庭的扮演者戴立忍虽然造型气质颇佳，演技也算沉着，但口音实在太出戏，令人扼腕。

即使有上述问题，在我心里它依然是一部上佳之作。

撇去眼下国产电影的窘境不谈，国史片的厚重历史感是一种很难把握的玄妙气质，而没有宏大场面与华丽特效的《大明劫》竟做到了，这一点不得不令人叹服。

崇祯时期的影视类作品不甚枚举，但大多浮于表面。

也许是我狩猎狭窄，印象中几乎没有真正展现出当时末世气氛的作品。

太多目光投射在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之类的八卦上，忽略了那个中国历史上最为光怪陆离的妖孽王朝覆灭的真正原因。

　　众所周知，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面对积重难返的危局却无力回天，最后于煤山自缢。

这个故事还有许多细节，比如他在宫中亲自持剑砍杀妻妾、女儿，幼女昭仁公主致死，长女长平公主断臂重伤，周皇后上吊等等……试想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恐怖，当事人的内心是多么绝望。

这鲜血淋漓的断头路究竟是如何一步步铺陈，最终通往地狱的呢？

《大明劫》从军中瘟疫这个视角切入，为我们打开了了解明末历史的一扇窗。

除了闯军，还有流寇，还有瘟疫，还有因官商勾结而名存实亡的军屯……本片的摄影有几个镜头令我印象深刻，其中最为动人的当属开战在即，随着帐幕被掀开，凉薄的晨光乍现，错落在案前的孙传庭身上，他侧过头迎向它，迎向自己的宿命！

历史真是好无情！

像滚滚的车轮碾压过来，从不停留。

吴又可还能及时抽身逃过此劫，而孙传庭已经被死死钉在这条绝路上，同大明王朝一样，劫数难逃。

本来还想多写一点，月头要干活了……OTL

“1642年，距明朝覆灭还有两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包围开封，明朝大厦将倾”。

惨烈的攻城场面、交错重叠的炮火声和喊杀声，影片一开头就将观众拉回了那个动荡残酷的年代。

残破的大明军旗、千疮百孔的城墙像是一个无声的注解，指向开头字幕上那句“明朝大厦将倾”。

瘟疫横行连年灾荒，又赶上闯军压境军饷缺乏，潼关甚至大明朝危在旦夕，影片的第一位主人公也是本文中的第一位知识分子孙传庭，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

作为一名儒将，孙传庭身上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抱负和家国情怀。

尽管身处牢狱他仍然牵挂着前线战事，甚至将潼关的地图画在了监狱的墙上。

其实，大明王朝的前途命运，他早就了然于胸。

围杀重病患的那晚，孙传庭在书房里问吴又可，“又可兄，容我私问一句，你觉得大明朝气数已尽了吗”，吴又可回答说，“非一味猛药可以痊愈”。

其实问题的答案孙传庭又何尝不知，大明王朝的种种积弊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天下糜烂， 百姓从贼，皆因饥饿，百姓饥饿，皆因无地可耕，得人心者得天下。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明知大明王朝气数已尽还是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气魄与担当。

影片的另一位主人公，医官吴又可也是一名知识分子。

他胆大心细敢于打破常规，在行医中使用异于常人的用药方法，在乱军刀剑面前大义凛然坚持“骄恣不论于理者不治”。

但是当孙传庭请他去军营控制疫情的时候，吴又可却犹豫再三连连推却，说自己“才疏学浅，不可能担此重任”。

要知道，当与师父在用药上出现分歧时，他可是自信满满，声称自己“诊治过成百上千的病患”。

为什么在吴又可身上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笔者认为在吴又可身上集中体现了知识分子阶层的软弱性。

他们满腹诗书，不能说没有真才实学更不能说没有责任担当，但却总在关键时刻犹犹豫豫畏首畏尾，就像朝堂之上那帮身着宽大朝服唯唯诺诺见风使舵的文臣。

儒家经典只教给了他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却没有办法教给他们实践这种抱负的胆魄与气概。

孙传庭所言一针见血：“刚刚说的斩钉截铁，真要委以重任，又临阵退缩，怪不得我大明有今日之祸，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面对国家存亡之际不敢挺身而出”。

吴又可身上的这种软弱性是明代知识分子的通病，儒家的繁复礼仪和道德说教磨掉了他们的血性，让他们变得隐忍顺从谨小慎微，做事前思后虑但求周全，关键时刻又总是畏首畏尾不敢决断。

据记载，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赐死后宫妃嫔手刃多名公主，最后自缢于煤山，与他们的主子正相反，满朝文武却都争先恐后的去大顺官府请求录用。

对此，后人评论说“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之心。

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而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

其实他们未必没有羞耻之心，只不过他们看的太清楚了，他深谙王朝兴衰改朝换代的历史规律，他们不是没有羞耻只是不以此为耻。

明代诗人曹学佺写过一副对联：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

从这点上来说孙传庭像是知识分子中的一个异类，他沉着坚毅，有担当敢决断。

将四十三家乡绅斩首抄家，把几百名重病患纵火烧杀，其实他又何尝不是百般无奈，否则他也不会深夜还在帐外“透气”，不将乡绅斩首抄家就凑不够足够的军饷，不杀掉重病患就会给大军留下后顾之忧。

影片结尾，孙传庭劝说吴又可随军出关，吴又可却不辞而别。

他在留下的书信中说：王朝兴衰唯有医道长存，又可有心无力，唯有不辞而别。

乱世苍生各有宿命。

孙传庭看后闭目垂首深深叹息。

这就是他浴血奋战要保护的大明臣民，在他们眼中只有礼义廉耻没有民族兴亡平日里口口声声为天下苍生关键时刻却又顺天从命。

孙传庭一声叹息令人唏嘘，所谓“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是一部向改革者致敬的作品，立意很高，但制作略显粗糙。

瘟疫是一个隐喻，象征着其时犹如病入膏肓的大明。

吴又可和孙传庭，这一文一武，背井离乡，机缘巧合之下在潼关一起卷入了这场危机，共同临危受命，治病救国。

这个设定，本身就很有戏剧性。

整个剧情的主线，是围绕两人互相启发、互相影响而展开的。

影片一开始凸显了孙传庭的气焰：只带五千精兵、斩杀贺人龙、收揽地方军政大权，而紧接着就制造了现实与希望的极大落差，描绘了一幅内忧外患的情景——潼关守军装备残破、府库不足、兵士倦怠，根本不堪大用，直到瘟疫的爆发，把这场危机推向顶峰。

此刻大家都很清楚，不变革，就无出路，就必死无疑。

然而，像所有的改革者一样，吴和孙首先面临的是重重阻力：传统和权威的掣肘：吴又可的师傅一再强调《伤寒论》的老方子，不肯分析新问题、研究新方法，贬斥吴又可中央的不信任：皇帝担忧兵权在握的孙传庭时久生变，一再催促出兵却不发粮饷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地方上的土豪士绅为维护自己的田产，处处阻挠孙部征地征粮内部的分裂：大敌当前，而自己身边不断地冒出吃里扒外的叛徒那些想要挽救的人，偏偏还不愿配合：得病的士兵不肯吃药最后，吴又可“重症用猛药”的一席话，点醒了孙传庭：改革没有退路，披荆斩棘也要前进。

孙传庭终于大开杀戒，直到夜袭伤兵营一幕，把全剧推向高潮。

此时孙传庭已放下了所有的怜悯和仁慈，而他与吴又可潜在的矛盾，此时已再也不能调和——同是改革家，吴是医者之心，悬壶济世，不分敌我；而孙是军人，国难当前，不能不痛下杀手。

影片的最后，孙传庭壮烈战死。

他是一个悲剧人物，就算此役战胜，也不可能有所善终（那些土豪朝中的内应会无动于衷么）。

他背负了改革者的原罪——牺牲无辜，他杀业深重，死是他唯一的结局，也只有其死，才能对应吴又可作为救人者的生。

吴又可发现了克制瘟疫的方法，但是最终没有救成那些病号；孙传庭励精图治，最后也没能挽救大明。

积重难返之下，人亡，国亦亡，这个劫数，终究逃不过。

世上最可悲的事，是找到了方法，却已没有时间。

改革，何必待到危亡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