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派來追緝聶魯達的奧斯卡探員又在喃喃自語了，在深夜陽台上露出一副愁眉苦臉，HOTEL的霓虹閃爍，他穿著整齊，叼煙。

偉大的警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幹了什麼、要幹什麼，以及最重要的，為什麼要這樣幹。

正反兩個鏡頭，利落，有敗者的坦白，算是這部電影少數有效的畫面。

電影放完，前座阿姨冷冷抱怨我不斷磨蹭她後腦勺的膝蓋，我確實看得有點坐立難安。

阿姨抄起包走了，我定在座位上，剛落幕的電影很快顯得偏遠，和安第斯山的亂石堆一樣陌生。

根據可靠的資料，聶魯達顯然是智利的傳奇，詩歌界的南美教主。

除此之外，他還飲酒、好色。

然而這大概和眾多的藝術家甚至人類作為整體沒有巨大的差別，我更想了解的，是一個完整的聶魯達，他的決定，他的任性，他怎麼就那麼大聲驕傲，而不是他飲酒作樂的影像而已。

這部電影的癥結在於，聶魯達的詩性和他的理性是斷裂的，政治任務和詩人兩個角色交替出現，卻很少重合。

這也許就是導演所理解的聶魯達，但若真是如此，這也是就是一個本身困惑，寫一手好詩的共產主義者罷了。

聶魯達在狹長的智利版圖上逃亡，動機當然是躲避抓捕，問題在於，他本人的決心來源和抓捕的熱度完全在影片中失真。

少數無足輕重的配角必須和我們發福的聶魯達互動，卻唯有建立在預設的“聶魯達寫的詩全國人民都喜歡，他真是我們的寶貝”這樣的認識基礎上才會感到劇中人捍衛聶魯達的熱情，影片沒有解釋聶成為詩人的過程，他是已經風流的詩人，而我們好像必須嚥下這口氣。

好比不知道蝙蝠俠成長史的人看自然會困惑他怎麼那麼富裕。

一個英雄的誕生是需要扎實的劇情推動的，寥寥數筆描繪聶魯達作品受愛戴之深，戰士讀、上流讀、工人讀的群像是直白的風光本身。

智利出了個如此有號召力的詩人，這點我可以理解也可以感動，但這種感動像是感受事件本身，並非多在乎熒幕上的聶魯達，就好像如果沒有照片，聽敦刻爾克大撤退也可以讓人覺得可歌可泣一樣。

在這種情緒之，Luis Gnecco的聶魯達完全叫人提不起興致，他像是一個偉大靈魂的載體，眼眸、臉皮、身子骨都太滯塞了。

可以詬病的還有不少，比如影片明顯採用Kodak 250D這類日光底片拍攝又不進行調色的操作是完全的干擾項。

如果一部電影需要用“紫羅蘭般溫情的畫面”來還原一個充滿戰鬥性的詩人的話，攝影部門顯然是有點黔驢技窮了。

過度的光線效果和對於淺景深的迷戀使電影本身變得不方便觀看，一切都太耀眼，人物互動常常處於一種不合時宜的輝煌氣氛里。

僅有一些對聶魯達的特寫是有效的，但剪輯又把持不住一刀下去，於是觀眾沒辦法看穿聶魯達私人的一面，這和今年早些時候《使女的故事》採用淺景深作為敘事元素的做法是有根本性的區別的。

當然，剪輯的弱勢在許多場景切換中也難以忽略，最後雪地追逐的詩意就經常被通俗、簡單的畫面扯得瑣碎，情節瑣碎地嘮叨了半天，還不如就讓奧斯卡在雪地裡一個人掙扎、囈語來得透徹。

導演的意圖了不得的明顯，他要還原詩人和群眾之間的互動，并以此塑造聶魯達和奧斯卡之間相殺相愛的故事（如果導演真的認為相愛相殺只有在警探和被抓者之間才能產生的話，真是就是在裝傻了）。

但聶魯達和奧斯卡都演得太生澀：聶魯達不願意演出來、剪輯師不給他演下去，奧斯卡又感覺太稚嫩、太無病呻吟，或者說，就是太演了。

奧斯卡這位電影毫無疑問的二號主角需要更強的性格。

到頭來，我不能理解一個瘦弱、文質彬彬、缺乏手段的探員會被總統指派追緝頭號通緝犯。

這是人設的問題，追緝聶魯達突破不了它，就成了不尷不尬、氣喘吁吁的影像詩。

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

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

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

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

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

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

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

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

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

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

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

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

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

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

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

“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

”“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

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

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

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

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

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

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

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

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

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

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

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

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

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

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

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

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

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

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

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

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

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

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

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

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

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

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

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

”

第6届#法罗岛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第1个放映日为大家带来《追捕聂鲁达》，下面为大家带来前线逃亡者迷离虚幻的诗意评价了！

Pincent：具备叙事性的同时具备文学性和诗意，对创作者与被创作者、主角与配角、虚构与写实的处理以及警探的视角堪称精妙，追捕的过程也是追随，在雪山终于合体，残酷又美丽。

视听轻度迷幻，大量环绕镜头运动。

薛Tony：虚虚实实，好迷幻。

日烦夜烦：虚实之间的文学性电影，某种程度上有着法国新浪潮和前苏联诗电影的气质。

故事不是最重要的，结构和叙述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迷离而诗意。

淡水河边：很有诗意，非传统传记片立意也不错，但是这个剧本上很多点都有问题，角色塑造也感觉不太够吧，一个人物传记对于聂鲁达的介绍和描述感觉差一点。

了却烟硝：真的是浪费时间，看完这部电影我真的是感到一阵眩晕。

开头说政治就不太友好了，中间追捕开始还终于有了那么点样子（然而各种巧合依然很无聊），到最后强行拔高到个人身份的认知真的很让人莫名其妙。

导演如果想讲一个追捕的故事那就好好讲，别牵扯到什么哲学性的东西，不仅显得不伦不类，大家也不会买账。

fire_storm：拉美的光怪之域，一出荒诞的追捕，大量逆光摄影在柔和滤镜下赏心悦目。

聂鲁达的一生是被文学政治和女人填充的，本片进行了颇有层次的剖析，诗人、政客，直到自由意志与自我认知。

Her Majesty：调色颇似美颜相机。

如果写成小说应该很精彩了，因为足够浪漫，且故事带有文学性。

法罗岛岛主：想用梦幻的色调渲染浪漫艺术气息，奈何这粉扑扑的滤镜实在太过少女，就差没嗲兮兮地高歌一曲《我是女生》，实难和沉重的历史过往以及自我身份的认同两个极其严肃的话题联系到一起。

滤镜用力过猛全盘崩塌，常出现在东亚东南亚恐怖片中，最终效果是让电影看起来无比廉价。

结局着实感动了一下。

大大大大大白猫：也许吸引导演拍这部片的并不是聂鲁达这个人而是从聂鲁达身上抽象出来的“诗性精神”，但是后半段彻底泄了气。

建议导演多看几遍《邮差》。

我略知她一二：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

”向诗人致敬，诗人永生，今夜我能写出最悲伤的诗句，明天我也能离开最伤心的城池。

我倾听着辽阔的夜，失去她后更加辽阔的夜，诗句一字字跌落在了我的心中。

“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

” 斯诺-纳什维尔：Oscar和Neruda这两个角色刚好代表了两个群体：一边是在政权压制下幸存下来的艺术创造者，他们仍有着话语权；另一边则是独裁统治之下不公正判决的执行者。

电影讲述着两人从未停歇的猫鼠游戏，两人都试图用对方的幻想来验证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以创造者一方的胜利结束这场游戏，而执行者一方迎来属于他的结局。

#FIFF6#DAY1的主竞赛单元场刊评分稍后会在广播中为大家释出，请大家拭目以待了。

Pablo Larraín’s biopic about Chilean Nobel-winning poet, diplomat and politician Pablo Neruda (1904-1973) (Gnecco),revolves around his at-large cat-and-mouse game with a relentless but allegedly made-up police officer Oscar Peluchonneau (Bernal) closely tailing him during thepersecution of Communists issued by the Janus-facedPresident Gabriel González Videla (Castro) in 1948.Right out of the box, Larraín archly lays bare his derogative slant toward Videla’s government by showing a then-Senator Neruda wrangle with others in the Parliament’s resplendent bathroom, before lends him a rodomontading stage of poem recitation during a private gathering, and later doesn’t hold back in sending him into a brothel for debauchery, further on, venting barbs to his loyal helpmate Delia del Carril (an age-defying Morán), whom he must leave behind in the third act when heading to the Andes mountains where he will secretly escape to Argentina on horseback. On balance, Larraín’s view of Neruda is a solid composite of varying complexities, a larger-than-life character exuding a ghost of mystique, also on the strength of Luis Gnecco’s fine performance.But essentially the film is a meta-fictional dyad of Neruda and Oscar,it is the latter's self-inspecting voice-over traverses the entire running time and whose inexorable pursuance is futile in foresight but, by virtue of Larraín’scurve-ball construct of obfuscating the boundary between fiction and non-fiction, Oscar’s quest of finding his identity (by the time of the third act, the predator-and-prey pursuit is saliently evolved into a poetic voyage),in fact strikes a more affecting chord with audience by being sublimated into a sort of existential mulling over an individual’s congenital frailty: blindly overreaching oneself to compensate for (mostly self-induced) one’s deficiency in self-esteem.Gael García Bernal effectively engineers Oscar’s painful self-sacrifice with an almost pilgrim-like piety and gravitas.On the one hand,Larraín’s innovative deconstruction-inflected modus operandi brings a wheeze of freshness in the time-worn biopic genre (so is his JACKIE 2016),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still an inchoate approach that overly relies on a director’s artistic propensity, in this instance, the whole package of NERUDA’s saturated, purple-bluish hue, starkly freewheeling camera movement, and a disconcerted accompanying score could not be every cinephile’s cuppa, notwithstanding how stimulating it might sound on paper.referential films:Larraín’s JACKIE (2016, 7.7/10); Sebastián Lelio’s GLORIA (2013, 7.8/10); Alejandro Jodorowsky’s ENDLESS POETRY (2016, 7.2/10).

《追捕聂鲁达》的剧情实则无需赘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人生是如此的宏达，诗歌、政治与爱情，任意一个切入点都是一部仅仅两小时的电影无法完整涵括的。

Pablo Larraín选择将电影局限在聂鲁达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那段作为政治犯通辑的日子。

与Pablo Larraín上一部落入了传统传记电影形式的《第一夫人》（Jackie）不同，这次对聂鲁达人生的特写更少强调其生平，少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以戏中人物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的角度碎片化地、专注地讲述这段两人的“惺惺相惜”的日子。

其实电影无非是“看的艺术”，而怎么看，谁在看，为什么要这样看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关键。

简单来说，长时间的看，亦可解作“凝视“，但根据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Mirror Phase），“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因此凝视投射了欲望（Scopic Drive）。

而Lacan又说“欲望追求的是永远失去的目标“。

简洁明了，凝视来自于说旁白的警探，在对聂鲁达的持续追捕与失去中凝视。

首先，用第一人称旁知角度讲出独白是大部分传记片不可避免的，讲者身分往往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在观众慢慢得知旁白的身份时，讲者自己亦开始怀疑自己的身分，一个在妓院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让观众也开始质疑其角度的可信度。

父亲角色的遗失可被解读成缺席对象，即凝视中的对欲望对象在场的渴望。

拥有这样身世的角色，对聂鲁达的凝视投射的渴望亦是强于常人的。

而有趣的是，正如Lacan所认为的“幻想最终只能抵达欲望自身——掏空了的现实填充物“，警探姓中的“peluche“在西班牙语和法语都代表著填充动物玩具的意思。

在聂鲁达离开妻子后，警探追到屋子询问下落，在不断转换背景，但持续进行对话的镜头下，妻子指出警探实际上是被聂鲁达创造的。

警探像永远慢一步的猎犬，按照诗人布置的线索走向被指定的道路，在警匪小说的字里行间存在。

在对话中警探询问妻子：- 我是虚构的吗？

- 是。

- 你是虚构的吗？

- 不是，我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里的永恒在尾声再次被提及，警探的旁白是那样渴望聂鲁达说出他的名字，唯有被说出名字，他才不再是一个配角。

“不说出就没有人会知道我存在过”的观点也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是萨特的个人意义方向：在电影裡面警探的意义究竟是自我赋予的，导演赋予的，抑或是聂鲁达赋予的？

另一方面是电影存在方向：究竟电影存在的价值是如André Bazin所说“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还是由观众所赋予，甚至是由电影中的角色自身创造的？

导演访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意在创造聂鲁达的世界，聂鲁达的宇宙。

那么何以仅靠一部分逃亡的人生段落表达这个世界，警探角色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是为了衬托主角聂鲁达是如何艺术性地逃脱与抗争，但最终，聂鲁达如警探期待那般说出他的名字后，警探从棺盖下重现睁开双眼： 聂鲁达让我成为了永恒，我本来自于字裡行间，而现在我已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

全片的叙事者突然从配角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不再是被诗人所书写的一生，相应地，诗人的世界由他来创造，来观察，来叙述给观众所知。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

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碎片式的剪辑，彷彿诗歌富有想像力般，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构。

角色间对话在不间断进行的同时，场景也在不断变换。

连续的对话创造了时空的连续感，但变换的背景却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实际上这段逃亡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聂鲁达为自己书写的不在纸张上的诗？

如Pablo Larraín在导演访谈所说，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

同样地，是聂鲁达塑造了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警探亦塑造了他。

是聂鲁达塑造了真实的人民，人民亦塑造了真实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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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春天，《巴黎评论》杂志在聂鲁达内格拉岛的家中采访了他，问了一个颇为犀利（或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你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聂鲁达回答道：「你无法在想象的事情里做选择。

」第二年秋天，瑞典文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智利的诗人、政治家以及共产党领袖。

此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聂鲁达曾被推选为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然而由于左翼的分裂，数月之后，聂鲁达黯然辞去了职务。

《追捕聂鲁达》香港版海报让时间回到1949年，也就是故事开始的时间。

其时的智利政治形式可谓风云激荡，各方势力纷纷登场，以聂鲁达为首的左翼势力将冈萨雷斯推上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很快，这位新总统就亮出了獠牙，调头开始对付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左翼盟友。

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大批人士被关进监狱。

作为智利国会议员的聂鲁达也遭到弹劾，他领导的运动变成非法，他自己随时可能被投入监狱。

诗人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聂鲁达决定转入地下活动，于是，一场漫长的追捕，一场诗人与刽子手、大众情人与秘密警察对决拉开了序幕。

《追捕聂鲁达》日文版海报影片原名「Neruda」，即「聂鲁达」，国内译为《追捕聂鲁达》。

虽然我一贯不喜欢译名额外发挥，但纵观整部影片的内容，《追捕聂鲁达》倒也不坏，直观地告诉观众电影的主要内容。

当然原片名叫「聂鲁达」亦有自己的道理。

主要原因在于，影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片，而是一部——请允许我如此形容——融合了侦探元素的悬疑片。

由上面两张海报即可看出，聂鲁达并非影片惟一的主角。

这是两人对决的双主角影片——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也许说到底，恐怕还是聂鲁达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也许有人会说，影片是单主角还是双主角究竟有什么关系。

单主角也好，双主角也好，对影片有何影响？

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一部悬疑片。

影片最大的悬念不是聂鲁达到底逃掉没有，或如何逃掉的——当然是逃掉了，不然如何在岛上买房子，自在惬意地接受采访，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智利总统的难题？

影片最大的悬念是——追捕者的身份，即他是谁。

通过他的内心独白，我们知道，他是奥斯卡·佩卢恰努，秘密警察机构的探长，不被承认的特务机构创始人奥利维拉·佩卢恰努的私生子，妓女之子，牺牲个人情感只为抓到聂鲁达。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是谁？

追捕者、探长奥斯卡·佩卢恰努（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作为诗人，聂鲁达却从来不避讳提及他喜欢侦探小说这一点。

他提起埃里克·安布勒、乔治·西默农、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达希尔·哈米特等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字，就像随口提起他熟知的诗人的名字一样。

他时常为侦探小说家们鸣不平，认为他们从未得到文学评论家们公正的评价，就像他为智利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一样。

他认为北美的侦探小说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评最为尖锐的人。

他说：「没有比这些侦探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对政客与警察的疲惫与腐败、大城市里金钱的影响力、北美体制所有部分里充斥的腐败，以及美国式生活更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了。

」在影片中，随着这场追捕的深入，向来喜欢侦探小说的聂鲁达干脆自己写起了侦探小说——讲的正是追捕者和他自己的故事，一面放松自己，忘记被追捕的事实，另一方面，似乎是想用这种手段激怒追捕屡屡失手的对方。

就这一层面而言，影片可谓相当聂鲁达，以聂鲁达最喜爱的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整个故事，进而完成了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致敬——一种文学上的致敬。

当影片步入尾声，追捕来到了最高潮。

面对步步紧逼的探长，聂鲁达几乎逃无可逃，不得不冒险求助于当地人，越过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逃往领国阿根廷。

在纯净的雪山上，诗人与刽子手终于相遇——仿佛注定的结局。

影片最大的悬念随之揭晓——追捕者，探长，妓女之子，奥斯卡·佩卢恰努，正是聂鲁达创造出来的角色，正是那部侦探小说里的角色。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抵达了终点——可谁是猫，谁是老鼠？

聂鲁达塑造了他，是否他也塑造了聂鲁达？

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影片记录了诗人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同时以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镜头，诗意的篇章结束了这段历程。

就用影片最后一段话结束此文吧——「我本存在于文字空间，但现今我业已成为有血有肉之人，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

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

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

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

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单纯的传记易沦为流水账，人物，特别是艺术人物的作品亦很难在作品中得到凸显。

那么对一位写情诗写到极致的诗人而言，最浪漫的表达方式无疑是让他在种种交锋中完成对自己敌人的书写，带有同情与愤怒，蔑视与慈悲，畏惧与调戏，挑战与无奈。

与爱情不同，这场追捕从开始就注定了你死我亡的结局，聂鲁达活了下来，而这个警察，妓女的儿子，国家警察头目精神上的儿子，大雪中茕茕独行，最终他倒在了这场旅途的终点，殷红的鲜血印在皑皑白雪上，恰如皓鹤夺鲜，白鹇失素。

《追捕聂鲁达》港译为《流亡诗人聂鲁达》，两个翻译也恰似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场声势浩大的行动，300个警察在全国搜捕一个著名的共党诗人。

追捕是站在政府的角度，非常官方。

流亡诗人多多少少有几分知识分子的傲气与洒脱。

这是我在香港电影节看的最后一部电影，匆匆从九龙塘又一城赶到，在门口的摊位花掉身上最后的110元港币买了一本108元的杨德昌特刊，然而忙了三天到现在还没翻开。

刚刚落座电影就开始了，香港文化中心这个剧院挺大的，和上海的大光明相差无几，香港电影院大都屏蔽手机信号，这点真的值得学习。

在看电影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布达佩斯大饭店》，这里面其实也蕴含着一种追捕，继承人对得到名画的饭店大堂经理一行人的追捕，同样一方有钱有势，一方相对弱势但得道多助，比如他们的酒店联合会。

南美的老爷车，粗粗的眉毛，古铜色的皮肤，弥漫在空气里的燥热和香气，复古华丽的服装，对欧洲拙劣的模仿，印加人的彩织披风，统一的宣传画，夸张的彩色广告，这一切的一切属于那个时代的智利，这个不像国家的国家，如同拍打在安第斯山脉上的凝固的波浪。

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意义，警察给这场追捕附加了更崇高的意味，是承担个人自我价值的所在，如果成功捕获聂鲁达那么他将功成名就，完成作为国家警察头目精神上的儿子的责任，成为总统维护国家稳定的得力助手。

在政府看来，追捕活动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他们并不希望真的抓获聂鲁达，所以总是相差一步，倘若抓获这个国民诗人他们将成为整个智利的敌人，甚至成为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敌人，但是介于聂鲁达的共党身份又必需做出追捕的姿态。

聂鲁达本人也是渴望这场追捕的，他希望这个活动成为一个盛大的全国性的事件，这个事件将成为他最伟大的诗作。

诗人成为注意力的焦点，他的声誉随着一次次追捕失败而日益高涨，自恋的诗人在即将通过边境时主动讲出了那个战斗的名字，他无法抛弃这一切，他注定要完成这场浪漫的追捕。

在原住民农场主看来，这场追捕不过是游戏一场，站在政府对立面要有趣得多，所以他们选择帮助聂鲁达，其实应该是政府倒行逆施不得民心所致，但是幽默消解了危险性，为这大胆的行为增添了几分任性与洒脱。

最好的诗人都是孩子，一身新衣的聂鲁达在街上偶遇了一个破落的小乞丐，诗人一无所有，他唯有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离开后孩子身上多了件洁白的不合身的新衣，而诗人也借此金蝉脱壳。

一如这场追捕，天真的诗人总因为自己的纯净而轻盈地逃脱。

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你委身于我的姿态就像这世界。

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此文出自情诗之王，智利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自己的诗歌，1923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随后一年，他发表了享誉世界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被誉为“情诗圣经”，全球销量已超过1亿册。

聂鲁达被评为“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

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获奖理由是：“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一位可以用文字让人高潮的诗人。

除了歌颂爱情和性爱，聂鲁达的一生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政治。

在人生的中晚期，聂鲁达步入政坛，他的晚年遭受了故乡的流放，排挤，背叛。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这种意识渗透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在流放和回国期间，他创作了《漫歌集》，他以诗的优美融合诠释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开创了政治诗歌的先河。

如何以文字之外的影像化手段表现聂鲁达的传奇人生，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再创造工作。

曾经指导传记片《第一夫人》，《神父俱乐部》，《智利说不》等影片的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利用蒙太奇的虚实交映，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魅力非凡的，有关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奇幻故事。

其最新影片，《追捕聂鲁达》讲述了聂鲁达在1948年，遭受本地政府排挤，被迫出逃时期的一段故事。

该片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利用梦一般的剪辑手段，配合聂鲁达的文字，以诗意的方式，行云流水般的讲述了一个有关“追捕”的故事。

从片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导演的巧妙之处，整个故事的切入点没有直接放在聂鲁达身上，而是以另外一个人的“追捕”，从侧面，从他人的视角中给我们呈现一个浪漫诗人的聂鲁达形象。

在建构聂鲁达形象时，我们同时看到了另外一个角色，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角色建构，来自于他的内心冲突，身份焦虑，推进着剧情，同时以镜像化的方式丰富着聂鲁达的形象。

全片的主线故事，其实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认同经历，故事中，他的人物弧光转变是叙事脊梁。

影片在他的旁白，聂鲁达的诗文，人物台词之间不断互文中，构成了戏剧冲突，模糊着虚实，让人完全沉迷在叙事的精密建构之下。

《追捕聂鲁达》看似讲述的是，警察抓捕聂鲁达的故事，其实是聂鲁达凭借着自我的绝对精神，非凡的个人魅力，摄人心魄的诗歌最终成功“抓捕”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脉络非常简单，1948年，聂鲁达的政治理念遭受国内以贵族集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排挤，他被当做全国逃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奉命执行抓捕行动。

在制造留言，泼脏水，武力危险等手段相继失败后，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对聂鲁达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次抓捕行动让他逐渐看清了真实的自己，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的欲望。

片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行动中，自我认同发生了三次明显转变。

影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看见奥斯卡·佩卢恰努，只听见他的旁白，听见他对于聂鲁达这类文人的偏见，腐败的生活，流连于酒精和女人。

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他把位于警察局中心的雕塑，智利警察系统的建立先驱当做自己的父亲。

他把自己看作警察的儿子！

可抓捕行动并不成功，聂鲁达被政治势力所保护，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抓捕总是晚了一部。

他每到一处，都会发现聂鲁达留给他的小说，那同样是一本有关抓捕的小说，里面有罪犯和警察。

他唯一一次差点抓捕到聂鲁达是在妓院中。

可惜，聂鲁达不光受到政治势力的保护，连人民也爱戴他，迷恋他，保护他。

妓院的遭遇让奥斯卡·佩卢恰努想起了他的出身，平民，母亲是妓女，不知道他的父亲究竟是谁。

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转变，他痛恨自己，他说自己的所有妓女的儿子，是性病的儿子。

正是因为父亲身份的缺失，让他的自我认同总是摇摆不定。

奥斯卡·佩卢恰努只能从旁人口中得知聂鲁达的形象，这个形象经过他的个人经历，变成了二手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他在抓捕聂鲁达，不如说他是在抓捕那个失去的“父位”，抓捕那个他的生命源头，抓捕他自我的身份！

影片第二幕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抓住了聂鲁达的第二任妻子，她告诉奥斯卡·佩卢恰努，你不过是聂鲁达小说中的配角，是聂鲁达创造了你。

这一刻，奥斯卡·佩卢恰努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波澜，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的视角展现事物，鼓励读者与角色的认同。

我们在与我们所读的那些人物的认同中成为我们自己。

在整个抓捕行动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始终满怀着欲望，寻根的欲望，找到自我的欲望。

正是这个“先在”的欲望实现了认同！

使认同是富有欲望的主体存在！

整个《追捕聂鲁达》的故事就是以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认同欲望为源动力所驱使的。

在一个又一个，奥斯卡·佩卢恰努望向镜子的“镜像阶段”的场景中，他形成了自己新的身份。

在片尾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遭受了背叛，他躺在雪地中，生命似乎快走到尽头。

他终于看到了抓捕的对象，聂鲁达本人，他流露出喜悦，忘记了生死。

这时旁人问聂鲁达，“你认识他吗”？

聂鲁达说，“不认识”。

若有所思后，聂鲁达又说，“认识”！

聂鲁达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过去，当他认知他的现在，奥斯卡·佩卢恰努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绝对精神，什么也不是，同时又是一切。

我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是谁，但是我认识他。

片尾，奥斯卡·佩卢恰努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我是人民的儿子！

其实，这个抓捕是双向的。

一方面，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聂鲁达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聂鲁达也完成了自我从爱情诗人往革命诗人的转变！

他从情圣变成了革命者。

那本激情蓬勃的《漫歌》，他在流放时期的伟大创作，就是他完成自我身份转变的最好证明。

在《漫歌集》中，聂鲁达的创作意图不再是表现世界，而且要揭示世界，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实实在在的“我”。

影片《追捕聂鲁达》借用诗歌的意识化形态，给我们送上了一个叙事交映的聂鲁达，他具有当时社会人民的共性，同时又具有非凡的自我个性。

我们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抓捕到了我们自己。

广角，镜头光晕，过曝的光源，游移的镜头。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诗。

诗人普世的爱在每个卑微的生命心头游走，没有人能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无处不在。

沿海岸线纵深的追捕，一段痴迷的惦念，最终会造就两个互不相识却彼此交融的人。

我在你的诗里走过一遭，滚烫的鲜血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沸腾，而你也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