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

风华绝代，用这个词语来形容张国荣的形象与成就，我相信不会有任何一个人有异议。

因为哥哥不仅是一个唱歌很厉害的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演技派！

哥哥让人尊敬之处除了他的人格魅力，他的“美貌”，同时也因为他的歌喉，他的演技，所以说他是一个全能型的艺人，真是毋庸置疑的！

可能是珠玉在前，许多后辈也想做到相同的成就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我所指的后辈包括很多，如：黎明、杨千嬅、陈奕迅……当然也包括这部戏里的女主角——陈慧琳陈慧琳在这部戏里的演技生动了诠释了一个道理——人不要做她不擅长的事。

或者准确来说人不要轻易做她不擅长的事。

陈慧琳的流行曲当年也是唱遍了大街小巷，想当年她给我的印象是那个唱着花花世界的自信女孩，可能是唱歌事业太顺利，想要找点坎坷，所以去演戏这样就悲剧了。

陈慧琳最成功也是最失败的是选择了杜琪峰的戏成功是因为导演是杜琪峰，失败也是这个原因我没想到杜琪峰会这么容易将这一个这么容易出彩的工作这么轻易的交给了陈慧琳，虽然阿杜的戏女人的戏份都很少，但是每次都十分出彩，不会因为戏份的减少而减分！

但是陈慧琳在这次的戏份却离奇的多，这样就把整个戏的格调降低了！

陈慧琳的眼睛怎么就这么奇怪呢？

导致我看完整部戏对于陈慧琳的白眼都吐槽无力了！

连隔壁那个邵美琪戏份那么少都能抢他的镜头，所以说演戏和唱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行业。

唱歌你可以装，但是演戏不能。

没有气场就是没有，想撑也撑不起来！

因为你没有一定的经历与沉淀，就算有一个好角色给到你，唯一且必然的结局就是毁了它！

邵美琪一句台词，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瞬间将陈慧琳给秒杀了！

最后她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些装模装样的中文夹杂着英文的台词，然后就是那些个白眼。

演技这么差的歌手能够有一个主角担当。

但是以演员身份浸淫多年的张家辉所分到戏份相形之下真的很少（当然我知道这是导演有意为之，而且也并不影响他的发挥）作为一名固执的警察，那一句我就不相信抓不到这些混蛋，第一次讲只觉得搞笑，多次重复再加上他的演技，让我渐渐信服世界上真的存在像他这种锲而不舍、不撞南墙不回头，即使撞了也得撞垮它的那种人。

我生活中没遇到，不代表没有。

虽然没有支援、没有镜头的特写、没有同袍的配合，他依然去做，即使被上司责骂，被敌人追击，依然如此。

因为他相信他首先是一个警察，他的职责是捉贼，而这样的悍匪只要被放出去对市民只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当然只靠张家辉一人之力是无法让升腾起这样的想法，众多的绿叶最经典就是许绍雄，这位让人时而捧腹大笑，时而严肃深沉的绿叶焕发的是比主角更耀眼的光芒，陈慧琳之辈就靠边站吧！！！

最后再吐槽一次，任贤齐的台式普通话让人听得很没有说服力啊！

虎头一个惊艳的开头，用杜琪峰习惯的手法弄了一个很动人的长镜头。

再由一个举手投降的警察挑起了故事的主线：传媒与行政系统（警察）的矛盾与调和。

警察在看媒体报道时候的激愤、警察系统内部迅速确定的传媒大战，把故事挑逗到矛盾的高点。

蛇尾前面的铺垫把人的情绪挑到了最高，对后面无限期待，可是却发现期待中的精彩无处找寻，反而是不断有低级的处理让人越看越无法入戏。

最大败笔，非得赋予任贤齐这个负面角色有那么主动的媒体控制能力，让警方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怎么看也是在编故事。

之前听说陈慧琳在这个片子里面表现不错，事实上她基本上没有什么演技可言，几个时髦的词语、不断冒出的英文字词、面无表情的姿态一次一次把故事的评级打低。

尤勇和任贤齐的加入，我只能认为是票房的考虑，他们那种似是而非的惺惺相惜在故事中是那么的不和谐，要不你就直接玩《铁三角》中的坏人故事，何必在一个严肃的现实讨论题材中加入这种小马哥的豪情和温情？

电影的噱头很大——大事件、大新闻、大场面，但节奏很稳，稳中有进，不紧不慢，是一场不烂尾的大秀。

这边公关上演公关专业的大阅兵，使出浑身解数，madam冷静利落，尽显港女职业本色。

另一边大楼里，警匪之间贴身肉搏，匪徒和人质共处一室。

不论如何剑拔弩张，人总是要吃饭，匪徒要吃饭，人质要吃饭，警察也要吃饭。

要造最大的事件，就要做最小的事情。

煮饭切菜、喝酒干杯。

杜琪峰在刻画大场景的时候极尽巧思，把香港警匪片玩出花来的老故事拍出新的视觉体验，长镜头行云流水，镜头语言如老广靓汤，拍得任贤齐帅比古天乐。

但当故事落到楼里的那户单身父亲家庭，又收起了大导演的工具箱，以极其落地的质感展示了发生在这户平民家庭中的荒诞故事。

紧张的对峙之余，不忘展示不靠谱的老豆，天塌下来也要写作业的姐姐，以及擅长网络的正义小弟——港人对于市井的尊重是刻在骨子里的。

《大事件》一如银河映像的其他影片，都不执着于话题探讨、人性深度，但影片结尾电梯间里警察、抢劫犯、杀手三人的对话，却也有意思极了。

你为什么不做绑匪？

你为什么不做杀手？

你为什么不做警察在家里，抢劫犯刚对正义直言的小男孩说，我小时候也想要长大了做警察。

之后在电梯间里三人对峙，互相发文，却无人回答。

演员陈慧琳：美人木头的质感陈慧琳饰演的Rebecca和张家辉饰演的队长二人，都有些愣和执着在身上，只是二人的专业不同，于是产生冲突。

全片下来，张家辉最生动的戏份都在与Rebecca接电话的对手戏上，糊弄又认真的样子显得十分可爱，其余大部分时间就是重复一句台词然后追追追、打打打。

弹幕里不少人苛责陈慧琳的演技，但我觉得她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没什么可挑剔，《大事件》不是力图展示人性深度的影片，陈慧琳饰演这个专业利落，但直来直往，从一而终的女警司，恰如其分。

杜琪峰也没有让女角色刻意降智以凸显男性主角光辉，不论是Rebecca抑或是手底下的女警官，都专业、不废话、不卖弄。

说到陈慧琳，这并不是一个我认为演技多么高超的演员，但神奇的是总能在电影里发挥恰到好处的魅力。

我愿称之为，香港男导演限定的一款红玫瑰。

陈慧琳长得轮廓分明，眼神直来直往，你知道她是受过教育的，有教养有智识，没那么天真烂漫，但也不会卖弄风情、处心积虑。

但当她出现在警匪片里，遇上劫匪、警员、卧底，狠戾无情的试图与她调情，乖张不服管的与她周旋，疲惫不堪则被她治愈，倒也都是场场好戏。

陈慧琳是一款美人木头，与金城武类似，会用的导演会把这类演员沉香木的质地拍出来，吵闹的电影变得沉静，悬浮的电影因而可信。

我的短评：想探讨媒体时代环境背景下警方与群众的关系，然而什么都没探讨出来，反倒是一贯“人文关怀”把温情留给贼，把官僚和愚蠢留给差。

如果我们是坐在电视机前被动看这场秀的观众的话也许什么感觉也没有，但是我们看到了事件的全貌，于是警方好像成了做作虚伪的一方。

这种作品也成了“香港记者跑得快”而已想说说为什么我说最后这句话。

因为看到一半的时候，两个罪犯拿出生鲜原料做起菜来了，这种微妙到让人露出笑容的滑稽画面真是令人措手不及，而且看起来完全偏离了影片的中心。

这想表达什么？

罪犯也有人生？

罪犯也曾经有理想做大厨？

罪犯也是人？

可是对不起，当这些人开枪的时候，就已经不能以“社会人”的身份去定义他们了。

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路。

而记者做了什么呢？

把这些根本就不该再作为“社会人”去对待的人当作普通人，去挖掘他们的生平，去挖掘他们温情的一面以此证明他们有血有肉。

听起来耳熟吗？

不就是这几年常见的新闻吗，当校园暴力发生的时候，当自杀袭击发生的时候，镜头不去对准事件的后续处理，反而开始挖掘加害者的苦衷。

你看着一张张受害者的日常生活照却从来看不到加害者清晰无码的嘴脸时，你的良心会受谴责吗？

我相信这些爱听故事胜过了解事件本身的人，肯定不会。

当他们坐在电脑前，毫不受到自身道德规范约束，而打出“这个女人／孩子肯定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们肯定不会。

那么回到这部电影。

你看到那些永远冲在第一线不顾生死的记者，却以挖掘失误和丑闻为乐的记者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们有一丝讨厌？

因为他们在消费事件。

想想那些殉职的警员，他们应该被这样消费吗？

我不是在说“死者为大”或者“不能批评”这类不讲理的话，我只是在说，在这个多媒体的时代，我们在死伤现场自拍，为丑闻狂欢的时候，我们是在消费这些本不应该被消费的事物的。

像电影里的警方，似乎一切要为社会服务的岗位都要被放大再放大无数倍，以至于任何的失误都会被无情地公开批斗，甚至连一盒盒饭的好坏都能成为记者笔下的新闻。

有时候舆论监督的力量是好事，但似乎更多时候它沦为了一种社会的消费和娱乐。

这大概是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趋势。

在这部电影里，温情留给了罪犯，正如某弹幕最后夸任贤齐的反派是“有脑有胆有情有义”一样，而与之强烈对比的则是警方似乎一直在做一些很官僚的决定，并且非常容易就被媒体的视线抓住把柄。

警方那么想打赢这场媒体战，然而却一直被对方步步为营，直到最后击毙。

而且说真的，梁家辉演的警察最后已经处于“失去理智”的状态了吧，小巴司机那个位置非常容易中枪，一旦车子在街上失控难道不会殃及无辜群众吗？

到时岂不是又是一场媒体盛宴？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即使这部作品真的试图探讨什么媒体时代的关系，或者反讽贼与差的立场，都只是一场消费警察这个特殊职业的秀罢了。

其实警方把殉职警官的家属请到镜头前哭诉是消费，而用电影去探讨贼有情有义并且强烈对比警方的无能虚伪，也是消费。

不要忘记了，谁都有自己的人生，谁都有你们所谓的温情一面，警官和罪犯明明是平等的，但是却被镜头放大了各自的另外一面。

可是，为什么我们要去探讨威胁其他人生命健康的人有什么温情和梦想呢？

正如梁家辉演的警察那句呐喊“你干嘛不去当警察啊”。

一个群体用生命维持秩序，却要被放大黑点，这也难怪开头的普通警员在看到了报道现场的街警做投降状的新闻后有怒砸水杯的愤懑了。

如果你要说，这就是艺术作品的手法啊，不然哪里来故事，没错，我没什么可反驳的。

因为我们本身就都是消费这些而过活的人罢了。

你以为只有掌握镜头的是坏人吗，不，我们这些观众是同罪的。

——————为什么我以前没有在警匪片里讨论过这个问题？

1。

因为持枪匪徒的有情有义与警方对方太过明显，警方根本没有与之对比起来更丰满的人物形象。

2。

因为影片很大一部分侧重点在于媒体战，而警方官僚式的作派与匪徒“人性化”的对比太过明显。

影片的观众（观众1）不是影片中接收香港媒体新闻报道的观众（观众2），观众1接收的信息比观众2更全面因此也不会信服观众2所得知的官方解释，而以此造成的区别让观众1站在了官僚主义作派的警方的对立面。

可执行的改良方法1. 丰满警方人物形象2. 弱化为匪徒开脱嫌疑的剧情总结要么是一个警方与匪徒硬碰硬的故事，且警方一黑到底，要么就对两方人物复杂性进行平衡探讨。

拒绝从匪徒角度阐述故事并省去匪徒黑暗一面的做法。

（建立在媒体战剧情作为中心无法省略的前提下——————当然，我不是导演我也不会拍电影。

这篇影评也不会有人看。

更加没几个人会同意我。

看到最后 我还是不知道这部电影到底想说什么到底是警察内部的勾心斗角外加暧昧不清 还是匪徒之间的惺惺相惜外加抢得银行进得厨房的绝种好男人的潜力？

陈大美人演的警司从头到尾就一个表情 也不不知道她到底是冷静是严肃还是面部表情僵硬 外加还要和身边英魂不散的男警司（貌似是一个经典配角）勾心斗角 当然到最后一般是正义战胜邪恶 无心战胜有心 最后男警司只得醋溜溜的说一句：你终于成英雄了还有那个张家辉的超人小队长 大街上枪战他不死 大厦里面和匪徒的小喽啰对射他不死 在走廊炸弹爆炸他不死 电梯间和两个老大还可以耍嘴皮子 追小齐是车撞他不死 骑着摩托和小齐枪战他不死 到最后小齐开枪射翻他的摩托他都可以一瘸一拐的追上 终于 终于 他终于最后打了小齐一枪 你看他多不容易 忍了一个多小时 受了这么多罪 终于亲手射了他一枪 他哪里是警察 他根本就是超人 他不去参加马拉松真的是浪费人才！！

还有我们可爱的小齐 他最后那一句：如果有的选 我会选你做我的女主角！

我真的忍不住想把我刚喝下去的水喷到屏幕上

被严重低估的好电影，有太多有趣的设置和值得玩味的情节。

表面上是一场庸俗的警匪戏，但我觉得它像是一部黑色基调的《两杆大烟枪》。

它抛开前情迅速将警司、悍匪、重案组三条线交汇至一处。

每一方都有自己看似聪明的方略和原则，结果却像是被命运作弄般阴差阳错弄得满地鸡毛。

但与喜剧不同的是，它保留了人物对目标努力和追逐的过程。

这部电影解构了传统警匪片正邪善恶财死食亡的路数，用了一个更高的视角来讲述整个故事，即在女警司的叙事中，这出近乎闹剧般的警匪对峙都是一场秀，为港府警署面子挽尊的一场秀。

它揭示了这样一个逻辑：雷厉风行的警署是生造的。

上司要经费，媒体要故事，等他们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程序、手段乃至结果也就不再重要。

而女警司又用她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一个能力不行、控制欲强又急于表现的人，能折腾出多少的烂摊子。

对内不知道合理分派警力，面对媒体又谎话连篇，面对罪犯无法有效抓捕。

一场严肃的抓捕行动竟然平添了几分置气打骂的情趣，而这样的一个独断而跋扈的人却几乎掌握着整场营救行动的节奏。

重案组这边，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悍匪和警员分别作秀吃着晚餐的时候，最了解情况的重案组只得在逼仄的楼道里挨饿；没有信息的飞虎被悍匪耍得团团转的时候，发现悍匪意图的重案组却被排除在外。

任贤齐就一直不停地追啊追，跟丢了目标他就搜查大楼，悍匪想逃他第一个追上，摩托车摔了他就步行。

他们好像是这部影片里最辛苦的人，也总是徒劳无功被不停戏耍的角色。

而悍匪一方就太令人喜爱了，一个爱做饭的劫匪和一个爱做饭的杀手通过一顿饭，竟然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想法。

-那你干嘛不转行当劫匪啊？

-那你干嘛不转行当杀手啊？

-你为什么没想过去当警察？

在杜琪峰的故事中，重案组和悍匪都是一群有原则讲信义的人。

电梯井中三人的对话仿佛三种不同命运的交汇，里面如火如荼的此刻，外面的警官却在向媒体虚张声势。

这和拘泥于遮羞布的警司的圆满计划相比，近乎嘲弄。

最令我喜欢的一个部分是两个主谋本可以全身而退，最后却不约而同决定摆脱自己的命运，宁可拼命也要为对方的目标尽一把力表达敬意。

最终劫匪成了杀手，杀手成了劫匪，两人双双毙命。

对目标贯彻始终的任贤齐得到了他应得的荣誉，和狗血淋头的警司一起。

而倘若结合警司和劫匪的对话来看，则更值得玩味：R：你当这是一场戏?C：从你用枪指着巡警，他举手求饶开始，我们所做一切，都是一场戏R：我是反派，你呢?C：这个秀我做主。

R：你做不了主的。

你全部的恩怨、义气、努力、原则、血液和生命只是别人的一场戏，它近乎宿命，你无法反抗它，影片在这样的基调中结束太意犹未尽了。

这部影片里，看到了求功心切的官僚，鞠躬尽瘁的衙役，搬弄是非的媒体，英雄相惜的悍匪。

这哪是警匪片拍的东西呢，这分明就是一个江湖，一个世道，一种命运。

不同角度看警匪片，不是非黑即白，劫匪也有人性的一面。

从头到尾是一场秀，又不完全是。

就像方警官说的，这是个media的时代，警方捉贼，劫匪反击，都可以通过网络反馈，通过电视直播，通过媒体跟进。

而你看到的，是否眼见为实，还是媒体抑或另一方想要你看到的所谓“真相”呢，不得而知。

阿元摸着小男孩的头，让他长大做个好警察，把坏人都抓走。

而他跟杀手在厨房的对话，也说长大想要做个警察。

谁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变故，谁也不会清楚，也许没有人生来就想做坏人。

他最后问方警官，你为什么不举手投降，最后也没对她下手，对应他前面打掉举手投降警察的警帽，耐人寻味。

整个电影最有意思的一幕，在我看来倒不是开头的枪战，是三个不同身份的人在电梯井中的对话。

杀手问，你为什么不做劫匪。

劫匪问，你为什么不做杀手。

警察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做警察啊。

最后杀手跟劫匪互相做了对方的任务死了。

另外两个人听到警察的反问都笑了，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人生，可以选择的话他们会怎么选呢。

电影《大事件》故事由一帮抢匪与香港警察街头枪战开始，本身应该只是一次治安事件，但是从记者拍到劫匪把抢指向巡警，而巡警选择举手投降开始，这一次治安事件便开始走向另一条轨道了，逐渐演变为一场社会事件。

如同电影中所说：现在是一个media年代。

Media，就是指媒介、传媒、资讯，巡警举手投降的画面通过传媒暴露在了公众视野，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人们开始怀疑香港警察的能力，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警察的形象在这次大量媒体的发酵中毫无疑问受到了严重的毁坏，所以警队必须要重新挽回声誉。

陈慧琳饰演的女警司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警察形象，她不像传统警察那样在公众视野外抓匪徒，而是要走到屏幕上，主动走到公众视野中去抓匪徒，目的是要通过媒体重新挽回并宣传警队的形象。

在她出场时，便说了一句台词：“栽在传媒手上，就要从媒体手上赢回来”。

根据这句台词以及接下来警队和匪徒的一系列行动，我们可以站在传播学的角度说：这不是一场警匪大战，而是一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大战。

以陈慧琳为代表的警方是传统媒体一派，他们联合公共关系科与各大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社、外国通讯社等传统媒体合作，掌握了信息传播的咽喉，可以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

而以任贤齐为代表的匪徒则与人质一起，代表原来被动接收传统媒体讯息的普通受众，通过互联网，打破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样也将意见传达到了公众那里，并引起了激烈的反响。

而影片还有一个第三方，就是以张家辉为代表的传统意义上的警察，他们没有认识到或者感知到媒介的发展变化，不会利用媒介宣传自己，也屏蔽外界信息，一心只想抓匪徒，尽警察的本职（后面警局为作秀而派饭时我家辉哥还饿着肚子找“混蛋”呢）。

这里主要分析以陈慧琳为代表的新警察与以任贤齐为首的警匪人质之间的双方在媒介信息传播中的博弈。

首先，警方主动出击，在每个指挥官身上装上镜头，警队从流动指挥车进入现场的那一刻开始，已经开始录影，而画面会在第一时间传送给全港市民。

警方扮演着传统媒体的角色，他们掌握着大众信息传播的通道，可以说兼具着“把关人”这一重要角色。

把关人理论，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群体生活的渠道》一文中提出的。

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

在实际的信息传播活动中，传播者不可避免地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和视角上，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这种对信息进行筛选和过滤的传播行为就叫做把关（即守门），凡有这种传播行为的人就叫做把关人（守门人）。

它的实质是：1、大众媒介的新闻报道与信息传播并不具有纯粹的“客观中立性”，而是根据传媒的立场、方针和价值标准而进行的取舍选择和加工活动。

2、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尽管受到媒体的经营目标、受众需求以及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但是与媒介方针和利益一致或相符的内容更容易优先入选、优先得到传播。

3、媒介的“把关”是一个多环节、有组织的过程，其中虽有记者、编辑个人的活动，但是“把关”的结果在总体上是传媒组织的立场和方针的体现。

这一角色在影片中所表现的行为就是，从警方将匪徒包围在一栋居民楼开始，警方在实际上是处于被动中的，匪徒四处扔炸弹，警察屡次被炸。

然而警方作为“把关人”通过信息筛选，只选择警察开枪追捕疑犯的画面，并挑选所谓“又帅又酷”的警察，并且还要用电脑修饰照片，将警方出发的片段请电影导演重新剪辑，并且加上配乐，这样一来，观众只会看到英勇的警察开枪追捕疑匪，把他们逼进一个单位里面，其他什么都看不到。

通过即时播报的市民采访片段可以看到，受众通过传统媒体接收到了经过筛选重新编排的信息，并且很快有了反馈：“有警察陪着，不怕”、“警察十五分钟就到了，行动很快”、“香港还是一个安全的城市”……然而匪徒也是很聪明的，面对警方的传媒攻势，他们作为普通受众的代表，感知到了媒介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快以互联网为自己的阵地，通过互联网为自己发声，向传统媒体发起反攻：将实际行动中警察被炸得四处逃窜的画面用手机拍下，并且将自己与人质一起吃饭的画面录下，通过人质家的网络发表，向公众传递了警察在撒谎，自己善待人质的信息以攻击警方、博取同情。

这一信息很快传播到了公众视野，并引起了传统媒体的关注，事件开始持续发酵。

市民开始指责警方撒谎欺骗市民，外界不满的声音逐渐增加。

匪徒成功通过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警方“把关人”的角色被弱化。

面对这一突然反击，警方很快采取了行动，开始通过大众媒介转移视线。

找来“成龙大哥”作为警察之星作为意见领袖，公开声援警方，同时警方也将自己派饭的画面拍下，并且拉拢记者，与记者一起吃饭，以此告诉市民：不只匪徒和人质要吃饭，警察也是人，也会饿，也要吃饭。

还访问了殉职同事的家属，让其父母、女友声泪俱下发声，并拍摄受伤警员面临截肢的画面，也博取同情。

最重要的是，还找到了最开始举手投降的巡警，让其发声，声明自己没有错，他没有犯任何警例，警队不鼓励冒任何不必要的危险，当警察不等于送死；并且又展现了自己作为父亲与老公的责任，要照顾妻子和孩子，自己是一个家庭的支柱。

这样，就如同电影中所说：“会利用传媒，他就是英雄”。

于是从中还可以看到一个传播学的经典理论——媒介议程设置理论产生的效果。

“议程设置功能”作为一种理论假说，最早见于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题目是《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

这篇论文是他们在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作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

1968年，麦克姆斯和肖对总统大选进行了调查，看媒介议程对公众议程有多大的影响。

1972年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

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去想什么。

其主要观点是：1） 大众媒介往往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是可以通过提供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某些事实和意见，以及他们对议论的先后顺序，新闻媒介提供给公众的是他们的议程。

2） 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该理论强调：受众会因媒介提供议题而改变对事物重要性的认识，对媒介认为重要的事件首先采取行动。

3） 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对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是简单的吻合，这与其接触传媒的多少有关，常接触大众传媒的人的个人议程和大众媒介的议程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4）不仅关注媒介强调哪些议题，而且关注这些议题是如何表达的，对受众的影响因素除了媒介所强调的议题外，还包括其他因素，这些影响包括对态度和行为的两种影响。

通过议程设置，警方让受众的视线转移，不再聚焦到警察撒谎这一行为上，而是关注警察背后的艰辛与警察职业道德的广泛讨论（有关举手投降的巡警）。

影片最后警察也抓到了匪徒，行动大获成功。

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传统媒体面对现代互联网媒体的强烈冲击，其传统的“把关人”地位受到挑战，媒介议程设置功能也被削弱。

而媒介的更加多样化，使本来只能被动接收信息的“受众”变为了主动传播信息的“传者”，传播者的角色也发声了巨大变化，这些都展示了现代媒介发展带来的信息传播渠道的改变。

电影《大事件》的开端是警方在抓捕一帮银行劫匪时，发生街头枪战，当时正好有电视台的摄影组在附件报道一起交通事故，无意中拍到了警方被几名悍匪强大火力压制，伤亡惨重的场面，特别是一名巡警被匪徒用枪指着头时竟然高举双手下跪求饶。

结果在电视上播出后，全港市民哗然，纷纷指责警方的无能，质疑在香港还有没有安全感可言。

这时，香港警方遭遇危机，港警的形象大损，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在随即开始的高层会议中，一名年轻的女警司提出：因为警方形象是通过媒体损毁的，所以必须用一场媒体直播的show来挽回形象。

长官接受了这个想法，并且让她掌控局面。

香港警方在面临危机时，可以抛开等级限制和传统思维，充分发挥媒体的力量，确立对媒体全面公开的策略，选择用危机管理来化险为夷。

并且可以做出快速反应，在承认危机的基础上，充分使用媒体，做好充足准备，为接下来成功挽回警队形象打好了基础。

从始至终，方警司就一直围绕“重塑警队形象，恢复警员信心”的目标，选择从多个方面来展现香港警方的正面形象，在不断变化的环境里随机应变。

从show开始的那刻，她就用录像向媒体报道现状，并且还就调来专业的公共关系科协助。

说明她做足准备，严正以待，所以才可以广泛的开展公关行动。

针对办案警察效率低，不协调的负面形象，公共关系科便“拍摄”了警队的神勇出击送到电视台。

到达劫匪窝点，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井然有序，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媒体的直播之下。

同时，方警司事先写好了新闻稿，让公共关系科调整后向媒体进行通告，并且每过30分钟就进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体现了实时性频繁性的公关要求，并且可控性也很强。

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也给劫匪提供了运用媒体反击的机会。

为了全面反映警民良好关系，当警察搀着老人下楼时，不知是否有意安排，记者采访到的居民无一例外都是说警方好话的。

然而，事故总是发生的那么突然，在警方强行突破，产生火拼时，歹徒引爆了手榴弹，造成爆炸。

由于之前不实的夸大警方形象，加上匪徒通过互联网上传警方节节败退的的图片，媒体瞬时倒戈，抨击警方不诚信。

有一个细节：警方发言人说楼上发生了轻微爆炸，到了记者口中变成了严重爆炸。

说明媒体还是有一种对警方敌的对立场。

这反映了方警司公关策略的一个败笔：掩盖事实真相，自以为能够骗过媒体。

结果反被歹徒乘机摆了一道。

说明我们在处理危机时，前后要一致，口径要相同，与媒体真诚的沟通。

当然，警方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便想要转移媒体视线。

然后，就出来了一位大哥级人物，声援警方，怒斥歹徒，有效的减轻刚才爆炸的负面影响。

在匪徒又通过互联网展示他们吃饭的一幕，来表现优待人质时，警方随即也采取相关行动。

她让公共关系科的人准备最好的午餐，发放给每一位警员，还要让记者们也有份，并且让记者去拍摄，反映仁爱关怀的精神。

其中比较好的一点是，方警司考虑到要展现警察“人”的一面，为之后彻底转变“求饶警察”的形象，埋下了伏笔。

这反映了危机公关的连续性。

前面记者只是关注了“警察投降”，却忽视了另一位警察的牺牲。

为了挽回警察形象，方警司打了一次很好的“人道主义牌”。

借用媒体和大众同情弱者，愿意给弱者提供舆论支持的特点，接着之前“警察也是人”的铺垫，进一步转化那位投降者的形象。

注意这一过程：先是出现殉职警察家属痛哭流涕的视频片段；然后是一位被流弹击中的警察，要被截肢的不幸遭遇；最后才是特意安排的，采访求饶警察的片段，同时还请他的太太以及他们襁褓中的孩子共同在电视中露面。

采访中，这名警察动情地道出心声：警察也是人，也会害怕。

在生死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有家人需要他照顾，不能白白送死，并理直气壮地说出：“我没有错。

我没有触犯哪条条例。

我们从来都不主张冒险，我还要照顾好妻子跟刚满月的儿子，若要重新选择，我还是会那样做。

”这一番饱含亲情的话，立即扭转了市民对这个贪生怕死的警察，乃至整个香港警队的看法。

懦夫变英雄，就看媒体如何表现出来。

用方警司的话说：“谁会利用media，谁就是英雄”。

最后，虽然总结任务成功的话说的太早，被随即的爆炸给破坏了。

但在方警司被劫持时的临危不惧，以及张志恒督察的穷追不舍的表现下，媒体还是站在了港警的一方，为港警说了好话，基本扭转了香港警方的形象。

不得不说，方警司那种大局观念是本次危机公关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来说，警方的这次show还是比较成功的，基本扭转了警方形象。

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

比如：（1）应该切断歹徒与外界交流的渠道，因为警方的报道必然不可能是事实的全部，很可能被歹徒利用，造成舆论的不信任（2）上下级警员的关系更应该处理好，并且面临危机时能够及时形成“非常领导小组”，节约时间（3）与民众形成良好关系，不能粗鲁（4）应该及时选派游说小组，让记者站在警方角度，至少应该客观报道，而不能站在对立面上。

小结：我们应该学习香港警方那种全面、冷静和敏捷反应地处理问题的做法，辩证的吸取经验，弥补不足，为以后顺利进行危机管理做好准备。

大事件觀後感(原文於Jun 17 2004, 17:20:11 刊於bbs.org.hk香港網站)看了《大事件》，深覺此片是唸電影、傳播理論、新聞以至文化研究的必看港產電影。

無怪乎會被康城影展看中──誠然，《大事件》一片，其雅俗共賞的拍攝手法，簡單的取材（老生常談的兵捉賊遊戲）以至劇情和對白引伸出來的種種諷喻，確是杜琪峰回應當下香港社會以至回應「電影」這種藝術本身的誠意之作。

＊以影像語言揶揄影像語言──真實與虛構：從長鏡頭到分裂後再拼湊＊ 如果錯過了影片開首的數分鐘長鏡頭，確是觀眾的損失。

那長鏡頭就如一個客觀的第三者，由軍裝警員喝問悍匪「袋入面係ｄ咩黎？

」開始，由左至右，低至高，目擊整場槍戰如何發生，一如紀錄片般真實。

劇情中提及，由陳慧琳飾演的督察Rebecca，如何利用割裂後再拼湊的，經過刻意選取的影像（蒙太奇），挽回警隊的形象。

於是，片開首時的長鏡頭（真實），與劇情中督察處理辦案影片的手法（不真實），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對應。

電影語言中的「蒙太奇」，本身就如督察處理辦案影片的手法一樣，是經過有目的地篩選，剪裁，拼合，以圖表達特定的訊息（在片中，要表達的訊息就是警察英勇行為）。

杜琪峰以電影語言（影片本身），去揶揄影像媒體本身的真實性，其心思和精細的設計，確是港產片中少見的。

此外，影片最後安排由從頭到尾都沒有戴上過攝影鏡頭在身上，沒有在電視上曝過光的警員張家輝，成功拯救自以為叫所有警員戴上鏡頭就可以知道所有實況，可以控制大局的督察Rebecca，亦是很有心思的安排──影像訊息再廣再強也好，始終也沒有人可以知道所有真相。

＊媒體與權力──誰操控媒體誰就有權力＊ 媒體和權力的關係，亦是影片探討的重點之一。

兵捉賊，雙方鬥智鬥力各不相讓的橋段，在港產片中屢見不鮮，但杜琪峰卻玩出了新趣味。

警方利用剪接後的影像，在電視發放給公眾，企圖挽回警隊聲譽；匪幫卻以互聯網這個傳播力比電視更強的渠道，發放警方被匪幫的炸彈趕入窮巷和「匪民同樂，同檯食飯」的影像，拆穿警方的西洋鏡，令警方在公眾和傳媒面前大出洋相。

在此，警匪雙方的勝負，已經不僅是建立在「捉得到」和「走得甩」之上，亦建立在「誰更能操控媒體和訊息的發放」之上。

在這個資訊泛濫的年代，誰操控了媒體，誰操控了訊息的發放，誰就擁有權力。

這個已幾乎是全球性的權力遊戲了。

杜琪 峰對這種現象的質疑和感嘆，在片中表露無遺。

＊雅俗共賞──在探討與質疑以外亦不失娛樂性＊ 杜琪峰的《大事件》，確實做到了「雅俗共賞」。

尋常觀眾可以從警匪鬥智和幽默笑位中 得到警匪類型片的娛樂趣味，對社會／媒體議題較為敏感的觀眾亦能從影片的深層閱讀中找出趣味。

其實除了上述種種以外，杜琪峰對當下香港傳媒質素以至政治現實，都有諷喻，不過我且在此擱筆，讓其他站友繼續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