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完片子的第一个感受是,无语。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概括。
程耳集编剧、导演、剪辑于一身,写他想写的,导他想导的,剪他想留的,所以可以肯定,我坐在影院里看到的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对白,都是程耳想表达的,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影片讲述了大上海的几个黑帮大佬的家庭,在历经日本入侵等战争动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背叛与仇杀,最后复仇的故事,影片弹着钢琴开场,弹着钢琴吃饭,弹着钢琴杀人,从《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个标题猜测,导演似乎想表达:被灭门的不只是黑帮大佬陆先生的家庭,还有那个时代罗曼蒂克的大上海,都随着那场战争的结束,而消亡。
然而,我不得不说,整个片子看完之后,我觉得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并不是上海人,并不是黑帮陆先生本人,而是那位日本人——一开始假装其乐融融、冒充老上海、乐不思蜀的日本妹夫,而后来却成了亲手将姐夫陆先生一家——包括自己的老婆都送上西天的腹黑罪魁。
你可以看到这个日本人的潜伏——他的假扮婚姻,他的假扮忠诚,他在麻将桌上用地道的上海话调侃;你可以看到他的心计——设计了偌大一场饭局仇杀,不过是为了造成自己这个间谍身份的假死,从而开始新的人生,踏上大东亚圣战的战场;可以看到他的欲望,因为一只耳环而喷薄而出、再也无法压抑的欲望,他和章子怡禁室培欲般的生活场景:吃饭、做爱、吃饭、做爱、吃饭、做爱;也可以看到他的挣扎,想扼死章子怡却并没有,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枪杀。
全片最大的亮点,最复杂,最有血有肉的人物,就是浅野忠信演的这个日本人。
然而,他是日本人,他假装热爱上海,假装是上海人,假装说日本人来了,他要保卫上海的日本人,正是他这样的日本人,一手葬送了罗曼蒂克的上海。
而与这个腹黑、残忍的日本间谍相比之下,其他的上海人,陆先生家中的每一个人,却显得是如此平淡如水,喜欢调戏送早点小哥的管家王妈,完全被男人吸引和摆布的前嫂子,完全没有识破丈夫是日本间谍的妹妹,脑子里只有表格、家伙和女人的打手,还有面无表情的黑帮老大。
其中有一场戏,陆先生和黑帮老大戴先生两家人坐在一起围桌吃饭,大家讲些八卦的笑话,王妈过来戴先生还会逗她开心,简直像是TVB版的黑帮合家欢,一屋老友记。
我似乎开始明白。
在程耳的笔下、镜头中,中国人或上海人,和日本人,完全成为了两个特征和对比鲜明的群体。
上海的中国人没有计划,没有宏图,没有进取心,混日子,却乐得自在,享受家庭,重视每一顿早餐,只有一个原因:那是他们自己的城市。
他们爱那个城市,对于每一个想来破坏这座城市的人(比如开头的赵宝刚),只想极力踢走他。
但日本人不是,他们计划周密,步步紧逼,潜伏多年,心狠手辣,不达目的不罢休。
他们最终得到了上海,也最终失去了上海,只有一个原因:那里本来也不是他们的。
我不知程耳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始终把葛优饰演的陆先生“去黑帮化”,演他爱吃,爱女人,爱喝茶,举止文雅,谈笑风生,关爱家人,有情有义,只有在维护上海这座城市的时候,才会出手杀人。
这哪里是黑帮,简直是城市英雄。
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一个悼念大上海罗曼蒂克时代的片子,塑造最成功的一个人竟然是日本间谍,这是一种反差效果。
导演似乎有意无意在用这个“温柔的黑帮”与“翻脸无情的日本间谍妹夫”在做对比,说,再大的黑帮,也比日本侵略者善良。
片中葛优饰演的陆先生,身材单薄,看似手无缚鸡之力,和几块腹肌的日本间谍浅野忠信比起来简直是弱鸡,这也是种刻意的反差对比,用瘦弱的外形,反衬善良的内心。
相比较手撕鬼子那种抗日神剧,导演力图用更加温和的方式曲线救国。
所以这个片子,就成了“花样年华+布达佩斯大饭店”的华丽文艺片外壳包裹下的反法西斯电影。
忽然想起看过的一首讽刺诗:当勃兰特在华沙双膝跪下,全世界看到了一个反差,跪着的德国总理,比站着的日本首相,高大。
片中的柔弱黑帮陆先生,正是用来反衬的主角。
然而非得用黑帮来体现上海的善良么,这种逻辑恐怕也只有导演自己清楚了。
但这至少比手撕鬼子有内涵多了。
程耳通过黑帮大佬陆先生一家的遭遇,聪明地点出了一个题:我们之所以战胜了日本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在战场上手撕鬼子,只是因为,我们躲得更远,活得更久,拖得更久,就像陆先生一样。
战争,终究是一个时间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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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一种观感,《罗曼蒂克消亡史》在某种角度上和《布达佩斯大饭店》异曲同工,两者都指向一个非常崇高而具有人文精神的主题:关注某种文明遭遇战争暴力时,发生的令人无限感伤的没落。
用中国古代的说法,这个主题叫“礼崩乐坏”。
《布达佩斯大饭店》主人公古斯塔夫·H有一段台词:“微弱的文明之光,仍存留在这野蛮的屠场里,这就是人性。
这确实就是我们这些谦逊、卑微、渺小的人可以提供的。
”这段话也可以作为《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注解。
理解《罗曼蒂克消亡史》要看懂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厘清程耳导演精心编排的时间脉络,对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和时间线进行梳理,这时候可以了解这个爱恨情仇的群像式悲剧;第二个层面,了解时代背景,民国时期上海的政治经济生态(甚至还有电影史的部分),理解角色做派、言行举止背后所代表的文化与味道;第三个层面,发生在上海的这些爱恨情仇、帮派斗争、家国情怀的故事,到底指向什么核心。
只有想破了这三个层面,才会真正明白“罗曼蒂克消亡史”的内涵,到底何为罗曼蒂克,又到底如何消亡。
罗曼蒂克是一个纯然外来词的音译,也就是“浪漫”的古旧式说法,这个词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很常见,尤其是“海派”小说里,罗曼蒂克成为爱情故事的代名词。
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葛优与钟欣桐,浅野忠信与妻子,章子怡与韩庚,袁泉和吕行,杜江与霍思燕等几对比较明显的情爱关系,都是罗曼蒂克的,但不是每一种罗曼蒂克都是优美委婉富有诗意的,或者说,每一种罗曼蒂克都是危机四伏的,在那个风云诡谲的时代中发生了种种变幻:趋向消亡。
可能是为情义赴汤蹈火,可能是处心积虑玩弄心计,可能是出于懦弱献妻自保,也可能是纯然为性爱所吸引如飞蛾扑火般热烈:这些变幻中的消亡,不仅仅是爱情的消亡(变味,不再纯粹),危险也变得了无生趣,不再是“英雄救美,美人舍生报恩”这类的浪漫剧情,只剩下干巴巴的现实,惨烈的遭遇和毫无美感的苟且。
爱情的消亡,是诗意的消亡。
罗曼蒂克,并不仅仅是爱情,而是一种诗意和美感。
对大多数人来讲,这种“诗意和美感”是无用的,属于生活的非必需品,是某些阶级的无病呻吟,但正是无用的“罗曼蒂克”,真正定义了一个时代的精神,赋予了这段历史特殊的味道。
男女之间的相爱,帮派之间处理事端的规矩,人与人相交要恪守的礼仪,包括对侵略者的态度,对民族大义的担当,都是罗曼蒂克的一部分:这是一种泛化的、缥缈而又真切的精神。
所谓的老上海,就是由这些无用构成的风韵与魅力,程耳导演的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专注于这种诗意和美感不断消亡的主题上,爱情——多数人所理解的罗曼蒂克——只是这个十里洋场中最为旖旎多姿的幌子。
葛优饰演的陆先生,正是“罗曼蒂克”的化身,开场戏就是他来处理一起罢工风波,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法和手段,精准地定位了这个角色:他说话讲究,做事有原则,举止端庄,决不是简单的流氓头目。
——陆先生所代表的上海黑帮的上层人物,都非常注重端庄,从言行神态到衣服着装,极有做派。
角色的这份做派,是程耳导演的惯常风格,在他很少的电影作品中,角色都是一种“与现实产生间距”的状态,可以说“端着”,《第三个人》中徐峥的角色已经有点苗头但并不明显,在《边境风云》里彻底成为风格化:孙红雷饰演的毒品头目,张默饰演的警察,杨坤饰演的毒贩,三个主角的性格各有分别,但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是有做派的——寡言少语,沉着机敏,极为克制,呈现出优雅考究的独特味道。
这种角色做派,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登峰造极。
在这部电影里,不管角色大小,不管戏份轻重,角色的状态都是“端庄”的,从葛优、章子怡、浅野忠信、倪大红这样的上层人物,到闫妮、杜淳、杜江、霍思燕饰演的底层人物,每个人心里都有一股劲,人之为人,上海之为上海,就在于这种“端”,不能随心所欲的“塌”,《罗曼蒂克消亡史》呈现的真实,不是生活层面的真实(台词很符合角色身份,但表达方式经过了设计),呈现的是更高的真实:这些人物所代表的时代气质。
这种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是更深、更精确的真实。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极具个人风格的作品,程耳导演的个人气质、美学喜好、价值观都完整而真诚地呈现在每一帧画面之中,他偏爱的对称构图,更多的是一种美学本能,他对画面美感有着极致追求,画面很静,突出角色的动作细节,微小的戏剧性在安静稳定的构图中将爆发出强大的感染力,有时候还是一种俏皮的小幽默,让他的画面都非常耐看。
从《边境风云》就能感受到程耳对俯拍镜头的偏好,通常这种“上帝视角”是一种置身事外、冷静观察的角度,但程耳的俯拍有一种别样的味道在其中:慈悲。
最典型的一处俯拍,就是本片中葛优饰演的陆先生在枪战之后,穿过偌大的宅邸离开,一路上经过血流成河尸体遍地的现场,这时候使用的是俯拍慢镜头,配乐是英文版《带我回家,我父》,形成一种恢弘的、有宗教情怀的氛围。
——在电影后半部分,有一处对称的俯拍镜头,葛优在繁华不在、破败不堪的宅邸中游走,前后反差出了“消亡”后的景象。
程耳导演的对称,不仅是构图上的,还有叙事上的。
之所以说《罗曼蒂克消亡史》极具个人风格,指的就是程耳导演对这部电影在各个方面的深度渗入,几乎不掺杂质地将这部作品凝聚成一个整体,从内容到形式都完美契合的整体。
他的镜头使用,和画面构图,和要表达的角色气质、剧情发展、电影主题,都是统一的。
这是一个导演成熟的最重要的标志——《罗曼蒂克消亡史》这部电影在视觉上是端庄考究的,故事里的人物也是端庄考究的。
不同形态的“端庄”,这就是文明,就是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孟子所谓“人异于禽兽者,几希”,战争到来,暴力与破坏到来,消亡的就是这份端庄和背后的文明,露出的就是人作为动物的粗暴本性,没有那份端着,剩下的将是一份废墟。
葛优饰演的陆先生,离开枪战现场是处变不惊地离开,如此命悬一线,也要如此做派,如此端着,因为这就是陆先生安身立命的所在,他若惊慌失措抱头鼠窜,整个人物将完全坍塌。
《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古斯塔夫·H端着的,是茨威格笔下对古典欧洲的人文精神的留恋,《罗曼蒂克消亡史》中陆先生端着的,是对礼仪秩序、美丽精致的信念。
古斯塔夫的某些端着是可笑荒谬的,陆先生的某些端着也不尽然是正当优雅的——比如袁泉角色的剧情部分,在陆先生的介入下,充满着屈辱悲切,这一部分,也是最激烈、最直接的“罗曼蒂克消亡”。
当罗曼蒂克从爱情泛化到一种文明状态时,浅野忠信的角色显出翻倍的“恶”。
渡部在衣食住行言谈举止上和上海本地人几乎没有差别,但最后真面目出现,原来这一切只是筹划久已的间谍阴谋(电影里许多细节都在不断暗示),他与章子怡之间的关系,便是“暴力对浪漫的施虐”。
渡部和陆先生,本是一家,最后却成为有着血海深厚的仇人,从家到国,莫不如此,在菲律宾日军战俘营的那场戏,是陆先生对他的凶狠报复,也是罗曼蒂克对暴力的一次微弱报复——此时山河已破,这种报复显得更加苍白而空虚。
我们反复说罗曼蒂克到底是什么,消亡到底如何消亡,还容易忽略程耳导演的另一层主题:对战争和暴力的反思。
“反战”的主题,在国产电影中非常罕见,显然西方电影中出现更多。
但《罗曼蒂克消亡史》在“反战”上有着很深入的表达:罗曼蒂克消亡的一方,已经面目全非(所有角色);造成罗曼蒂克消亡的一方,也损失惨重(浅野忠信)。
没有疑问,《罗曼蒂克消亡史》将是本年度国产片中最特殊的存在,它从立意上就已经超越了国产片惯常的境界,进入到一种风格化的、腔调十足的电影世界中,肯定不是讨好观众的,而是一种邀请你来体验的姿态。
体验到了否,这事儿谁也决定不了。
走出电影院时我有些茫然,觉得心脏一阵阵冷,竟然还下意识的低头摸了摸胸口。
旁边的人奇怪的打量我一眼,估计觉得我有毛病。
“好看”“精彩”“有趣”这些词拿来评价这电影都太恍惚,甚至于可以说略浅薄。
刚坐下的时候还在嘀咕,《罗曼蒂克消亡史》,到底是什么名字,听起来拿腔拿调,而且略好笑。
走出来的时候想:大概没有更适合的起名了。
当然是值得去电影院看的。
这片子的节奏,如果是放在其它影片里,我怕是坐不住,但看它的时候,在影院里瘫了两小时,只觉得舒服。
竟隐隐有些舍不得移开眼。
并不喜欢那些动辙“镜头语言”的分析腔,自己也在这上面的也并不专业。
看起来舒服这几个字,是我能想出来的最贴切评价了。
似乎并不特地讨好观众,却又不赶客。
像是敞了门的老院落,随人进出,住户却又只管做自己的。
明明演员一堆所谓的腕,却看不到露骨的炫演技,内敛又自顾自的优雅着。
明明是血雨腥风的环境,战火连天的背景。
你知镜外必有这些发生,笔墨却不落在上面。
安静和惨烈竟并存了。
仿佛每个人坐在那里,都能自营出一个小天地。
哪怕是做饭的老妈子,也自成风流。
即使死亡到眼前时,依旧如此。
每个人都把自己活成了一把乐器,或提琴,或长笛,或二胡,长长短短的鸣奏,汇成一出旧上海的共响。
势虽高昂,声却低扬。
像暗夜里厚重的群潮,层层的淹没了观看者。
前半有个镜头印象特别深刻:拒绝了和日本人一起开设东亚共荣银行的陆先生,面临刺伤。
枪声连响中,一片混乱里,他拂身而退。
明明是在逃命,却不见慌乱,步子稳重而静,泰然自若,带着一种似乎生来就有而又竭力维持着的体面。
甚至于他回到自己家,见到满目尸体,血浸一地时,仍是如此。
影片后半,是为间谍的日本人主导的戏份,基调慢慢变得阴郁又隐隐迷乱,像老公馆里的墙面,慢慢剥落,露出下面深深浅浅的刮痕。
快结束时,却看得惊讶了。
战俘营的渡部,坐在昔日姐夫面前,隔着血海深仇,感谢他抚养自己儿子长大。
并斩钉截铁的说:“你不会动他们的。
我太了解你们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里是傲慢和嘲笑,言语里带着一丝毒意和得意。
明知对方是横行上海的老流氓,却明明白白的君子欺之以方。
回答他的是一声枪响。
倒地的是陆先生的大外甥,被灭门的那个夜晚,他曾小心慈爱的拍抚两个孩子。
被蒙住耳朵捂住眼的是吓哭的小外甥,他和他哥何其无辜,然又身负原罪。
看多了如何抚养战争孤儿内容,歌诵的都是慈与大爱,纵然也有以直报怨的宣称,却没想到报仇对象还含着他们。
那瞬间真的是慒然和胆寒的。
一时间只觉得温柔而彻骨的杀意。
仿佛一个积年的老雕塑,华美陈腐的摆放已久,突然活了起来,振袖而起,如世间最身手漂亮的刺客。
向着屏幕外的观众。
刺出当胸一剑。
接着如失主的名器,迅速的覆灰,破碎,片片迸裂。
片名是罗曼蒂克消亡史,这一击,自然是最后的夺目了。
朱轮华毂,光车骏马,那些旧日的华贵气,清晰的在攘攘排队逃难的人群里沉了下去。
影片的最后,昔日名震上海的黑帮老大,千里辑凶的复仇者。
如同一个最普通的老人。
在嘈杂的喝叱声里。
静谧的脱了帽。
程耳是一个有天赋的导演,这一点,他刚出道时候的《犯罪分子》就证明了;到《边境风云》,已经有了风格化的自觉。
但最近上映的《罗曼蒂克消亡史》却走得过火,显得有些装腔作势。
旧上海在影片中呈现出“老克腊”式的审美趣味,这种怀旧美学风格在侯孝贤的《海上花》里似曾相识,到近期的谍战电影中则比比皆是:衣冠楚楚的黑帮,不动声色的暴力,一尘不染的场景,光洁有腔调的人物。
它们迎合的是有关那段历史的大众想象,确实使得整个故事成了一种打磨过的、漂浮着的“罗曼蒂克”。
电影的起点时间是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前夜。
里面的人物很容易被索隐式地进行解读,比如“戴先生”与戴笠、“吴小姐”和胡蝶、“陆先生”与杜月笙……之间的虚实对应。
“罗曼蒂克的消亡”因而坐实了怀旧的对象和年代,这从观念上来说实在是相当腐朽陈旧的——我原本以为他会进行浪漫主义的反讽。
导演这么设置应该是出于对观众口味的猜测,是在前期市场调研中对目标受众趣味的判断,因为影片中有自我嘲讽(比如对于艺术片的挖苦)——他应该是个聪明人,也许聪明过头了。
无论是英文片名The Wasted Times,还是叙事结构上线性时间线索的打乱和重组,《罗曼蒂克消亡史》都显示出对时间的敏感。
这难免不让人想起王家卫,但程耳试图通过时间轴的调整超越王家卫。
这是个冒险,最终使影片变得华而不实。
因为我们看到时间线的重构并没有提供叙事功能——它仅仅是调整了时间前后讲述的次序,但改变次序似乎并没有改变故事。
如果说形式即内容,那么这里的形式还就仅仅是形式。
如果对照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中时间线的打碎与拼贴,就能看得更明显。
诺兰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时间的错乱与主人公的寻找身份、建立认同是同构的,形式进入到角色的塑造之中。
但是《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时间形式到最后也没有增进人物的复杂或性格的深度,甚至都没有制造基本的悬念之类的要素——它只是在添乱,在迷惑观众。
这就像薛神医啪啪啪打了一通,你以为那是陈家洛的百花错拳,其实只是胡抡的王八拳,这种拳除了唬人,没有杀伤力,还不如萧峰老老实实打一套太祖长拳。
时间轴的重构,我猜想其动机是要将“罗曼司”式的艺术探索加入到传奇故事、类型电影中的尝试。
我这里要解释一下我所谓的罗曼司。
作家兼批评家戴维·洛奇曾经通过虚构的人物安吉丽卡来区分罗曼司与史诗、悲剧这些文类的不同:史诗、悲剧那些“古典文类”在叙述中不断挑拨好奇心和欲望,同时又延宕着对好奇与欲望的满足,蓄积着的张力围绕着未知与认知展开,最终随着谜底的解开、美德的奖赏、罪恶的惩罚、行动的完成而得到释放,高潮一旦来临,也就意味着终结。
而罗曼司是一种连续性的、无始无终的叙事,叙述的结构一张一合,无休无止,总是试图制造连续性的高潮体验。
一般的商业电影往往都是类似史诗、传奇、悲剧之类的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戏剧结构模式。
程耳有种野心,他可能希望营造出一种间断和并置的叙事来形成不同侧面的“罗曼蒂克”——一种罗曼司追求。
当然,他的野心没有实践成功。
初出茅庐的黑帮小弟与偶发善心的青楼女子之间不知所终的感情,电影明星在无良丈夫的不可救药中归于工商“大佬”,空虚浪漫的姨太太不加克制的欲望导致情人死亡和自己沦为性奴,藏得很深的日本间谍挣扎在身份与情欲的纠缠之中……不同势力和人物在权力与战争的博弈中不可避免地沦为大时代中的微尘。
这种不加取舍的并置,放弃了国家、民族的立场与价值,是超越性的,因而也是空洞的、无聊的、陈词滥调的。
简言之,这是个失败的罗曼司。
影片中有至少两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高空俯拍,这是典型的上帝视角。
上帝的全知全能与罗曼司进行中的个体限度是相互配合的,它呈现为零度叙事式的无情与冷漠,而这又构成了对于怀旧温情的背离。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诡异和令人费解的奇怪。
我认为是因为导演没有解决好整体的协调,而又不愿意放弃灵机一动蹦出来的精彩片段和风格呈现。
但因此,也让他的人物都成为时间必然性的囚徒,而脱去了性格和行动所可能造成的张力——人物在片中都是审慎的,非理性的、酒神式的人性因素被剥离了,他们都是无个性的。
那些左右上海大势的黑帮人物个个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与其说充满了人性的复杂,倒不如说他们都是概念化的扁平物,刻意营造的仪式感让吃饭这种日常行为都缺乏烟火气息。
迅速形成自己的风格,能够具有辨识度,是当下文艺生产的一条捷径。
当然,它并非一条坦途,因为任何一种艺术门类,都积淀了长久的历史遗产,充斥着无数试图开创新局之人。
电影尽管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不同区域流派与类型、层出不穷的执业者、新媒体技术中蜂起的各种草根电影……也已经让变化的空间变得狭小无比。
但也惟其如此,树立差异性和鲜明的特色,更加成为电影导演尤其是那些有着“作者电影”意图的导演的驱动力。
程耳可能就是要挤上这道窄门的一员。
从片中大量的几何构图和大面积的暗色光来说,程耳确实颇具匠心;但是对于一部电影而言,形式与内容、技巧与思想、技术与观念的平衡很重要。
如果某一个方面显得突出,那一定是剑走偏锋。
而剑走偏锋一方面固然有可能出奇制胜,成为某种Cult,另一方面也有可能走火入魔——后者的可能性还大一点。
当形式大于内容,或者形式成为形式主义之后,风格化就变成符号化。
风格与风格化在逻辑上有个先后顺序,也就是说,风格的形成最初可能有或者并没有确定不移的主张,在实践过程之中逐渐面目清晰起来,风格化则是在风格形成之后的刻意维持或仿效。
后者的尺度精妙幽微,一不留神就容易走上抽象与刻板,让观众看到的不过是徒劳的幻象。
作为大众艺术,去除那些电影黄金年代里的艺术实验,成功的电影往往是观众喜闻乐见的,尤其是放置到市场上角逐的商业电影。
观众的喜闻乐见绝不是衡量影片的唯一尺度,却也绝不能抛弃。
情绪中的缺乏烟火气息和形式上的别出心裁,往好了说是不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往坏了说则是矫情。
当然,这两方面都可以视作别出心裁的卖点,我不满的地方在于即便是矫情,程耳也没有做到位。
影片的风格化不够一气贯注,在某些地方细弱而拖沓,比如吴小姐与王妈对话的片段。
那些地方让我想起了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和陈凯歌的《风月》,都不是很成功的老上海影像记忆式叙事——明星阵容自带型范,反倒缺少一种互相配合的协调气场。
葛优四平八稳地念台词,让人恍若置身北京,而他和倪大红都缺少必要的杀气与霸气。
章子怡的冷硬也不适合交际花角色,因而与葛优之间的暧昧气氛就营造不出来。
在这些年急剧发展的视觉文化普及和电影工业扩张中,观众的口味和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各种各样的技法与形式探索,在经验已经日益丰富和多元的观众那里,都并不新鲜。
他们对电影有了更高的期待。
而在《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罗曼司在期待视野中应该带来的如同海浪一样连绵不绝的高潮并没有出现,而是像湖水被荡起的涟漪,刚激起几个浪花,一会儿就平复下去了,又变成了一个看似叛逆实则中规中矩的传奇故事。
《文汇报》2016-12-22
第一篇长评给了罗曼蒂克消亡史,看时有些想不明白的,琢磨很久,所以想写下来自己的一些观点 。
罗曼蒂克消亡史很像巨人的陨落,我们生于这个时代,这是不幸也是幸运,命运的洪潮随着时代流动,小人物的小故事也是这个时代的缩影。
1944是一个混乱的年代,正如片中袁泉饰演的吴小姐与闫妮饰演的王妈之间的对话:吴:“其实我也看不懂演的是什么,导演说是留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王妈:“那我们全都死了,看不到了哦。
”历史的对错总是胜利者书写,而混乱的年代里每一方势力都在维护自己认为的真理。
如何正视这段历史,只能留予后人评说。
导演以国民党的角度叙述抗日战争前后的故事,小人物和大人物的命运纠葛。
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另一面,血色,浪漫,也是苦涩。
中国人,无论党派,其实都具备家国情怀。
影片开始,一间茶楼里陆先生(敬爱的葛大爷)和妹夫(操着上海话的日本人)正在和共产地下党先生(疑似工人罢工领袖)交锋,陆先生怀疑最近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绑架和他有关,地下党先生矢口否认啊,陆先生坚信是他干的,利诱,没成功,不行,剁你老婆兼同志的手,招不招,怂了,之后就把地下党先生送老家(埋了)。
可见陆先生是个狠角色吧,他坚信这一切都是维护上海的和平和稳定。
这是个铺垫。
陆王张三个老板映射杜月笙,黄金荣, 张啸林。
大老板戴先生,正是特务头子戴笠。
故事是从日本人要在上海开银行说起的,两个日本军人找陆先生和二爷谈合作,利诱啊,陆先生也不愿意,含糊过去。
日本人很生气啊,同时也看出二爷想合作,这就要弄死陆先生。
所以设计一出戏,打死了王妈。
陆先生想为王妈报仇,带着马仔杜淳,在妹夫的日本餐馆设局杀日本人,不巧日本人早有准备,二爷也出卖了陆先生,一番厮杀,妹夫死了,陆先生和马仔杜淳逃走了,其他小兄弟基本都挂了,剩个呆萌大眼爸杜江,插了段他和霍思燕的爱情不细表了。
陆先生回家一看,家里人全部遭到血洗,妹妹儿子都死了,只有妹妹的两个孩子藏在床底下逃过一劫。
所以带着孩子和马仔跑路香港啦,当然有特务头子戴先生的支持,得有钱,真理。
然后故事倒叙到三年前,出现两个关键人物,注意啦,两个,发生两件事。
一个是章子怡,原型戴笠第二个老婆露兰春。
喜欢风花雪月,罗曼蒂克的十三点(剧里译silly)女人。
章小姐拍电影时勾搭上韩庚饰演的大明星赵先生,搞在一起被戴先生知道了,戴先生脸色不好看哦,面子啊过不去。
但是心软不想弄死章小姐,(章小姐魅力大哦,陆先生也不想杀),就让陆先生的日本妹夫送章和赵远走他乡去。
另一件是袁泉饰演的大明星吴小姐,原型胡蝶。
有一个演技不咋地,人还花心的配角老公(吕行)勾搭上一个大人物的三姨太进局子了。
吴小姐来找陆先生求情,陆先生带吴小姐去见大老板戴先生。
吴小姐万万没想到,老公放出来了,戴老板却看上自己。
吴小姐的老公也怂,给点好处就把吴撇给戴,自己去云南了。
就这两件事,在和谐其乐融融的家和上海埋下浓重的伏笔。
故事又回到1943年,二爷和日本人合作开了银行,如日中天。
陆先生气啊,这小瘪三,敢阴我,还混这么好,不行!
马仔杜淳打听到二爷秘密搭乘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并主动请缨前往上海刺杀二爷。
陆先生联系自己马子五儿,钟欣桐搞到枪。
小钟对陆先生痴情啊,想亲手杀二爷,结果瓦特了。
马仔小杜干掉二爷,鼓掌。
1944年日本侵华战争的硝烟继续扩大,已经蔓延到了香港,陆先生在香港啊,香港不安全了。
戴老板让陆先生转移到重庆,自己和吴小姐也要到重庆啦。
袁泉饰演的吴小姐来到重庆,看到此时的我们(历史有点了解)都知道戴先生乘坐去往重庆的飞机坠毁了,无论是陆先生还是吴小姐都失去最大的依仗。
饭桌上,吴小姐向陆先生抱怨吃不惯重庆的菜,“喜欢上海就喜欢吃上海菜,不喜欢重庆就不喜欢吃重庆菜。
”一语惊醒梦中人陆先生,从而怀疑开了家日本餐馆的日本妹夫有重大作案嫌疑。
他联想起以前种种疑点,回到上海寻找失踪的章子怡,从她口中得知当年的血案的真相。
原来当年的血案,皆是妹夫与另外一个日本特务所谋,妹夫一直是日本潜伏在上海的特务。
他对章子怡垂涎已久,在送章子怡离开时打死司机和情妇赵先生,将章子怡软禁成为禁脔。
他策划这场血案是为了日本的利益,而独独放走陆先生是为了让他帮自己养大两个孩子。
而自己假死,换身份继续潜伏执行任务。
直到太平洋战争他要上战场,临走想掩盖真相杀章子怡灭口,但最后心软给了章子怡一条生路。
太平洋战争日本失利,日本妹夫战败成为俘虏,在菲律宾关着呢(武士道精神呢)。
知道这些的陆先生便带着要复仇的章子怡和马仔杜淳一路追到菲律宾俘虏营追杀日本妹夫。
军营在警戒线内是禁止射杀俘虏的。
陆先生利用日本妹夫的两个孩子(杀了一个,就问你葛大爷这角色狠不狠!
跟片头一样!
真当我们不是真流氓啊,哼~),逼他出来,干掉日本妹夫。
报了国仇家恨的陆先生,一身的萧索(联想),到香港度过此生。
我感慨于剧中每一个人物都那么鲜活真实,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立的性格。
陆先生对于敌人时的阴狠,和家人的柔情仁慈。
章子怡在电影中的精致灵气和生活中的放浪花痴,吴小姐于事业的聪明和对于老公的盲目爱情。
王传君饰演的小马仔对杜江的嘲笑和在危险当头挺身救他的义气。
日本妹夫操着一口上海话说我是上海人,而之后被俘嘴里说的都是日本话。
他面对孩子时有亲情,面对老婆时明知血案她必死的不舍,对爱人章子怡变态的爱和最后的心软,对陆先生表面的谦卑、谋划血案的冷酷到最后真相败露的有恃无恐、孩子被杀死时的痛苦。
人很真的复杂,有虚假的,有真实的一面,有感性,有冷酷的一面。
有傻气,有聪明的一面,多面构建了真实。
一个动荡的时代,一群鲜活的人,一段辉煌过退出舞台正中的历史。
死亡是必然,爱情和亲情是过程。
罗曼蒂克是血色的,消亡是常忍的痛苦。
我想导演想说的不仅仅是1944。
一、童子鸡与妓女的罗曼蒂克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第一部令我情不自禁连看两遍的神作。
第一遍我只看到“消亡”,第二遍我才深深地体悟到“罗曼蒂克”。
先说说杜江扮演的童子鸡。
他一出场就很呆萌,是和王传君扮演的同伴在茶楼包厢外吃点心。
据童子鸡的扮演者杜江说:“我和王传君前一天晚上喝多了,说早晨拍戏有点晕,先吃点饼,杜淳在来的路上就买了三个饼,摄影师在对机位,我们仨就在边上吃饼,导演说吃饼不错,就拍吃饼吧。
” 于是就有了两个马仔在包厢外吃饼的温馨小细节。
而屋内是日本妹夫与赵宝刚扮演的工人领袖在谈话,内容亦是恶趣味的闲扯八卦,讲送菜的小张是如何耍滑头错过了美好姻缘,不得不娶了个又丑又穷的老婆。
八卦讲完笑完,画风陡转。
赵宝刚扮演的工人领袖,为了起义闹事唯恐天下不乱,因而绑架了三十几名工人来扩大罢工事端。
面对日本妹夫的逼问他拒不承认,面对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好言相劝,他面不改色地以太太和母亲的名义发誓此事与自己无关。
而久经江湖的帮派大佬也有自己的一套。
杜江与王传君扮演的两个马仔,这边厢温馨地在包厢外吃饼,那边厢便来到工人领袖家中,斩落了他情妇戴着玉镯的纤纤玉手,还不忘装在锦盒里,体面地给他送过来。
在赵宝刚被吓得招供签字之后,两个马仔将他送去郊外毁尸灭迹。
起先的画面也十分温馨趣致:坐在副驾的王传君回头与杜江闲聊,旋即聊到杜江在老家的相好。
在得知杜江快满二十岁却还是“童子鸡”的时候,王传君惊声怪叫,言之凿凿地提起他学医的表哥说的“二十岁之前一定要把东西拿出来用一用,不然就不好用了”——然而他那表哥虽然学医,却竟只是个牙医。
这一段实在令人莞尔。
然而镜头一转,却是工人领袖赵宝刚被打得一脸青肿,双手绑在头顶,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的座位上盯着他们看。
像这样残酷而充满嘲讽意味的黑色幽默,贯穿了整部影片。
杜江扮演的这个刚刚由老家进城、未经世事的纯良“童子鸡”,照理说,在暴力与血腥面前应当是怯懦的。
然而当他们将赵宝刚扔进土坑后,赵宝刚悲凉的一句“我有个儿子,和你一边儿大”却丝毫没勾起他的恻隐之心。
纯良的童子鸡举起锄头,恶狠狠地一下接一下敲在赵宝刚的脑袋上,鲜血飞迸。
杀完人之后他一跃跳上土坑,连王传君都看得傻眼,夸他将来要成大事。
属于童子鸡的下一场戏,是在日本餐馆外面。
里头是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带领心腹与日本人生死交锋,在屋外候着的两个小马仔却依旧在无所事事地嬉闹。
据演员王传君说,这原本只是他和杜江等拍戏时无聊的互动,导演看了却觉得有趣。
于是便有了两个小马仔站在夜色下,讨论谁的脚更大。
王传君得意洋洋地说:“脚大,‘家伙’大——表哥讲的。
”杜江无奈:“你的世界里只有表哥和‘家伙’啊?
”王传君一本正经地回答:“不,还有女人。
” 旋即,当了叛徒的帮派二哥张先生开车来扫射,杀了他们个措手不及。
王传君听表哥说过“童子鸡不能投胎转世”,于是本能地挺身为杜江挡掉了大部分的子弹。
死里逃生的杜江从血泊里爬出来,拿着王传君留给他的钥匙,来到了妓女的屋里。
这边厢妓女清晨睡醒,见到满身血污的小男生坐在自己房门口,却也不惊不乍——在那个动乱年代委身风尘的女人,恐怕是见多了各种各样离奇的画面。
似这般死里逃生还要来找她的男人,带给她的趣致大抵远胜于惊恐。
更何况,擦净血污,还看到他生得那样一张清纯好看的脸庞。
镜头一转已是多日之后,杜江伤也养好了,两人对坐在餐桌前,显然关系早已不一般。
霍思燕扮演的妓女冷冷地说着话,却分明是在克制感情。
她叫他回老家去找他的相好结婚,他却说他再也不回去了。
笨嘴拙舌的他只知道说自己是“弄上瘾了”——或许这是“我爱上你了”的另一种的表达方式吧?
旋即,他竟胆敢大声地朝她做下承诺:“你不要再做事了,我养你!
” 这一刻,大概是这个清纯的小马仔,此生罗曼蒂克的巅峰。
导演说,这部片里有太多罗曼蒂克的“消亡”。
他想保留一点点美好的东西,所以故意留白,让马仔和妓女的故事在这一刻戛然而止,不再交代消亡的后续。
然而倘若去阅读原著,便可以补齐后续——所有的温存,终究还是要消亡的。
二、姨太太与金主的罗曼蒂克 这世上的人分很多种类。
很多时候,即使他们在互相配合着做同一件事,他们的需求却可能是截然不同的。
流氓大亨的脑子里是施恩望报的忠义,而姨太太的心里却是温柔缠绵的牵念。
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始终也没有把阿娇扮演的姨太太,太过牵挂在心上。
开头夜晚与梅先生的饭局,他就不愿带她出席,引起了外宅管家张妈的不满与冷嘲。
当他问阿娇是否不满时,阿娇却恳切地保证:“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生你的气。
” 爱一个人的时候,大概内心就是这样柔软,怎么也舍不得对他生气。
平素分明是在社交场合应对黑白两道都游刃有余的老江湖,到了自己的男人面前,她却软糯得像是一滩水。
我起先还道这亦不过是阿娇身为姨太太的惯用姿态罢了,后来才发觉,一个人能在另一个人面前,做到这般的温柔顺从毫无怨言,多半还是因为有情。
在陆先生被日本人灭门而不得不逃亡香港之后,身居外宅逃过一劫的阿娇,在波谲云诡的大上海过得风生水起,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几年后,陆先生半夜打来电话,不过传达一句公式化的指令,请她弄个通行证,方便杜淳扮演的杀手回来刺杀叛徒二哥。
命令传到,陆先生便毫不迟疑地挂断电话,徒留阿娇颤巍巍的一句“侬好勿啦(你好不好)”的问候,轻轻地响在深夜寂静的房间里。
陆先生是百花丛中过的老江湖,除了有家庭有儿子之外,还与章子怡扮演的交际花一直保持暧昧纠缠不清。
阿娇扮演的姨太太,对于他来说,大概不过是一个受了他恩惠与荫蔽的小女人,平日里身边需要个女伴,带上她也无可无不可。
他对她至多是意存怜惜,她对他,却是关切到以死相报。
这个姨太太的角色让我想起王晶的商业片《大上海》里的阿宝:那部影片同样是以旧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为原型,也同样塑造了一个痴心奉献的妻子。
里面的阿宝为了保护丈夫而不惜委身贼人,最后亦为了拯救爱人而牺牲了性命。
令我最为动容的,莫过于阿宝那一句:“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那帮人一直欺负我老公。
” 在别人眼里,你是叱咤风云的枭雄。
在她眼里,你却处处都需要她来保护。
阿娇最后亲自出现在了火车站。
杜淳叫她赶紧回去,她非但不听,还主动叫住了匆匆行过的二哥,并亲自掏枪行刺,试图为自己爱的男人报仇雪恨。
也是多亏她转移了注意力,兼且杀掉了许多马仔,这才为杜淳争取了时间,将二哥一枪毙命。
可是满身弹孔的她,鲜血淋漓的她,当真能换来金主陆先生的一个深情的凝眸么?
或许,这世间的罗曼蒂克,果真要足够绝望,才能足够凄美吧。
三、影后与软饭男的罗曼蒂克 这部片中历史典故影射太多,到了袁泉扮演的影后吴小姐这一节,尤其明显。
影后吴小姐与高官戴先生的一段风流韵事,明显是在影射近代赫赫有名的影后胡蝶,以及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
很早以前我看到戴笠与胡蝶的故事,便忍不住啧啧称奇。
因为这绝对不是一个高官垂涎影后美色而迫使其就范的猥琐故事,却是一个男人被一个女人深深吸引之后,所做出来的认真追求。
他一直在谋求的,其实是她的心。
他追求她的目的不是简单地玩玩,而是希望能迎娶她作为自己的终身伴侣——权色交易原本并不稀奇,高官包养影星也很常见,然而像戴局长这样一片赤诚经久不改的,却是极其罕见了。
当时局势如此动荡,人人朝不虑夕,戴局长身为军统特务首领,身居要职,肩负着党国的安危,却还能抽出空来,认认真真地找喜欢的人谈个恋爱。
这本身就已经浪漫到不可思议。
其实现实中的胡蝶与丈夫潘有声感情甚笃:胡蝶在与初恋情人林雪怀解除婚约不欢而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烦闷消沉的情绪中。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在舞会上结识了潘有声。
两人一个情伤未愈、一个稳重风雅,彼此的感情是细水长流慢慢发展的。
在相识四年之后,二十七岁的胡蝶终于披上了嫁衣。
此时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日本人的侵华动作日益明目张胆,还试图拉拢胡蝶、梅兰芳等知名人士来为他们站台。
就在这样四面楚歌的情形下,树大招风的影后胡蝶,面临家当被打劫、丈夫被抓走的遭遇,这才不得不求助于位高权重而又精于此道的戴笠。
然而这部影片中,却弱化了时代的作用,将胡蝶与潘有声的感情处理得更加戏剧化,将这段情感的起因与结果,都归结到了个人因素上。
许多人看到袁泉扮演的吴小姐,对吃软饭不成材还出轨的丈夫百般包容忍让,都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想不明白这样优秀的女人怎么会看上如此不堪的男人。
事实上,一段感情能带来的伤害,必定和它曾带来的欢愉成正比。
吴小姐能够做到那样一心一意的奉献,必定是这个男人之前给她带来过同等程度的快乐与温暖。
温存旖旎,在无聊现实的消磨下尚且不堪一击——更何况是在那遑遑乱世?
影片中没有向我们介绍吴小姐夫妇是如何建立感情,却是一上来便以“消亡”入手,让我们自行脑补他们曾经的“罗曼蒂克”。
身为影后的吴小姐,比她那身为蹩脚演员的丈夫,要更加懂戏。
在他们二人合演的电影里,丈夫下毒杀死了妻子,下毒过程中丈夫一直在心虚手抖。
拍摄前,她教导丈夫说:“你应该认真地做这件事,你应该理直气壮地杀掉我。
”因为她认为,丈夫在下毒杀害自己时,心里并不觉得做错了,所以此时不应该心虚。
而真正拍摄的时候,导演却教导她丈夫,在这场戏里,丈夫应当是情绪起伏,内心“波澜壮阔”,所以他就应该要心虚手抖、不断回头看。
待至到了现实中,当吴小姐面临强行被包养的威胁,她那庸懦的丈夫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保,接受戴先生给他的稳定优厚的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出了自己的妻子。
当吴小姐绝望地说:“你知道,你一离开上海,我就要搬到戴公馆去了。
”他却大言不惭地说起甜言蜜语:“没关系。
你知道,无论我身在何方,我这颗心永远和你在一起。
我相信你跟我是一样的。
无论你在哪里,你那颗心也永远跟我在一起,对么?
” 吴小姐忍不住苦笑出声。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的丈夫是个糟透了的演员,但刚才这两句台词却说得漂亮。
她丈夫站起身来,无声的眼神里仿佛藏着一些说不出来的话——也许,是一直欠她的一句“对不起”。
那一刻我分明觉得,他对她,也是有情的。
然而这世间的深情往往如此:说得出口的,大都不过是些动听却讽刺的台词,说不出口的,才是足以蔓延一生的心结。
当丈夫朝吴小姐微微欠身礼貌而去,吴小姐呆坐原地喉头梗塞。
随着冷漠的关门声响起,镜头给了吴小姐一个漫长的特写。
她比预想中的要冷静,眸中雾气一敛,便低下头来,望着戴先生托王妈送给她的那枚钻戒。
戒指上硕大的钻石闪闪发光,于她而言,其意义却恰如她演过的影片里,丈夫给她放在床头的那一杯掺了毒药的水。
爱人对你的每一分伤害,往往都是理直气壮的。
他不会愧疚,也不该愧疚。
而你,在每一次含笑饮鸩的时候,心中亦谈不上什么波澜壮阔,反倒冷静平和得不可思议,甚至还会微微地感到几分满足。
因为你早经知道,这才是人生啊。
四、黑帮老大与交际花的罗曼蒂克 影片一共将时间轴倒回了三次,选择的都是不同的视角。
第一次倒回,是在葛优扮演的陆先生被灭门之后,时间倒回到三年前,镜头锁定了美艳的交际花章子怡,和她的舞伴钟汉良。
正当二人肢体交缠情到浓处,葛优扮演的陆先生闯入屋内,吓得钟汉良猛地后退欠身。
葛优说自己是为老板来当说客,而章子怡的角色则是他老板刚刚离婚迎娶的新婚妻子——这一段彻底佐证了我对于历史的索隐猜测:葛优扮演的陆先生是影射上海滩出名善做人的流氓大亨杜月笙,而他的老板、倪大红扮演的王先生,便是影射杜月笙的师父黄金荣。
历史上的黄金荣,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决定,莫过于为了自己名下“共舞台”的台柱、名伶露兰春,而与处处提携照顾他的结发妻子林桂生离婚。
此后他一生的霉运也是由此而起。
然而这部片中弱化了黄金荣的贪财、好色与短视,却将王先生塑造成了一个十分体面的绅士。
你出轨,我丢了面子,我便让人把你请回来;你不愿回来,我便以利相诱,让你去演你最垂涎的影片。
你又和男影星搞到一起,还与我的手下有暧昧,令他为你出面求情——好,我不揭破,但我成全所有人。
我送你们远走高飞,我给你些钱让你好好生活。
一个男人能将风度做到这个份上,也是毫无可指摘之处了。
最有意思的是,王先生还对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叮嘱道:“以后这事谁都不许提。
谁提,我骂谁!
” 这位黑帮老大实在是太过可爱。
即使是“戴绿帽”这种在中国男人看来是万年笑柄的丑事,他也不会好勇斗狠地对议论者用一个“杀”字。
这种时候,反应越是过激,便越被看作是丑态。
反倒越是轻描淡写,倒越突显出难言的名士风流。
章子怡扮演的交际花,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个天生的花痴、十三点、狐狸精。
她对暧昧气氛的把握十分敏锐,这大概是一项天赋。
因而她一生被男人宠爱着成长,叱咤风云的黑帮老大为了她说离婚就离婚,八面玲珑的流氓大亨为了保她性命辗转难眠,舞蹈教练与影帝也都为她乱了方寸。
她说人生没意思,叫陆先生索性替老板杀了她,那是因为她吃定了这些男人都舍不得。
王先生这乱世枭雄,却是难得的怜香惜玉。
更难得的是他活得敞亮,不单只自己心存仁善,更有一种凡事看破不说破的人生大智慧。
也难怪那些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的人,个个都对他心悦诚服。
王先生对情妇的放手,已然不是我国传统直男癌那套“女人如衣服”的故作不屑,却是一种带着尊重、愿君安好的坦然豁达。
如果你想驯服一只鸟,那么你就打开笼子放它走。
倘若它还会飞回来的话,那么它就是你的了。
倘若它再也不回来,那也没有关系啊。
起码你可以相信,在你放手的那一刻,它一定是快乐的。
五、间谍与性奴的罗曼蒂克 终于写到男女主角了。
其实这部影片是一部群戏,众生万象,每个角色都描摹得丰满深刻。
然而存在感最为浓墨重彩的一对,始终还是浅野忠信扮演的日本妹夫,和章子怡扮演的交际花。
关于日本妹夫的间谍身份,导演程耳这样解释:“因为在那个年代的上海,包括武汉、南京,日本人是非常处心积虑地在准备战争,渗透了非常多的日本人。
他们从小在中国长大、生活,其实那些看似日常很生活化的小生意人,很多都是日本人的间谍机构。
” 日本妹夫的人设充满了矛盾,却又有种异样的宁静和谐。
开头的他穿着长衫说着上海话,跟所有寻常上海人一样,吃着小笼包,泡着澡堂子,不与日本人来往,还与身为帮派首领的大舅子一同杀伐决断。
镜头一转,他却又出现在一间精致的日料店,作标准日本人的装扮,手法娴熟地切生鱼片烹调日餐,连温声细语地嘱咐跑进屋里的小猫不要抢他的饭吃,说的也句句都是日语。
这时的配乐轻柔和缓,恰如画面所透露出来的脉脉温情。
第一遍出现日本餐馆的场景时,有个镜头一闪而过,是妹夫烹制了两份一模一样的饭菜,一转眼便端走了一份,自己则闲闲坐下来吃另一份。
那么他端走的那一份饭菜,又上哪儿去了呢?
我几乎要怀疑这是自己的错觉。
另一边,章子怡扮演的交际花在一堆男人之间游刃有余,最终与韩庚扮演的影帝相遇成鸳侣,还获得了黑帮老大丈夫的成全,派人开车护送他们私奔至苏州。
被派来护送他们的人,恰恰是陆先生的日本妹夫浅野忠信。
而这个男人,偏偏也是喜欢她的。
浅野忠信对章子怡的喜爱程度,一点也不比上述的其他男人浅。
一条手帕,便很能说明问题。
最初章子怡接演《花好月圆》后,在餐桌上兴致勃勃地谈起导演老是莫名其妙对着她掉泪。
席间她的白色手帕掉落在地,坐在一旁的日本妹夫不声不响地替她拾起,并叠好了轻轻放回她的旁边。
当一个人对与你有关的所有情况,都能作出异常敏捷且自然的反应——那只能说明,这个人已经注意你很久了。
这条手帕,也成了后文中的重要线索。
那是在日本妹夫临时起意,当着章子怡的面开枪杀死了她的情夫和司机,并狠狠强暴了她之后。
第二天,他在麦田里刨坑埋尸,她起先是想开枪杀了他,最后却下不了手,只是递了自己的手帕来,让他擦净自己身上的血污。
当章子怡熟睡在后座时,男人将染血的帕子揽在怀里,沉默地坐了许久许久。
那个画面令我蓦然心惊:难道他对这个女人,并不单只是情欲,还有……爱?
随后的几个场景验证了我的猜想。
在日军大规模侵华之际,接到新任务的妹夫与搭档商量,要杀掉章子怡灭口。
他把她摁倒在地试图掐死,却在关键的一刻放手而去。
她拼命地喘息求生,然后越过一道道的门逃生,仿似一个人历经轮回而涅槃重生,三魂七魄却难以保全——这一段的画面切割与光线设计,都极具美感与禅意。
在放过章子怡之后,有一个镜头,呈现的是这个日本男人将自己隐匿在黑暗里。
我们只看到他双眼含泪,仿佛无限隐忍。
正当我在猜测他此时在想什么的时候,镜头一转,却是他当年杀人埋尸时,章子怡站在金黄色的麦田里,小心翼翼地为他递来手帕。
原来如此。
因为他想起曾经她放他一命,所以今朝,他亦放过了她。
那片染满血腥的金黄色麦田,或许是他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据导演程耳说,日本妹夫杀死情夫与司机、强奸交际花,并非是谋划已久的行为:“我作为观众之一,我不认为浅野是处心积虑的,他是临时起意。
第一,装满士兵开往前线的军车刺激到了他;第二,子怡戴的耳环正好是朵樱花,所以正好是这两点刺激到他作为一个长期的卧底,他的内心产生了波动。
” 他们迎面碰到军车而不得不避让,刺眼的灯光照在每个人脸上,让人有种被居高临下的受屈辱感,尤其是对隐藏了军人身份的浅野来说。
同时,章子怡戴的耳环图案,正好是象征着大日本帝国的樱花。
作为一个长期伪装自我的卧底,他明知开战在即,自己定然也是朝不虑夕,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
此时他一时欲念作祟,便放纵自我,做了件大大出格的事。
即便是一个多年来将自己完全伪装起来的人,也并非生来便是我们想象的禁欲派,他也有想放纵七情六欲的时刻。
因此,在放纵过后,他或有意或无意地,把自己的手枪留在了车上。
当章子怡举起枪试图杀他的时候,他漫不经心地背过身去,将自己的命全权交到了她手里。
杀就杀吧。
如果她真的扣动扳机,那他便也不用再活在隐忍与谎言里了。
那倒也是一种痛快的解脱。
或许章子怡也知道,杀了他,会比不杀他,令自己更难活下去。
于是她放过他,还任由他将自己带回日本餐馆的地下室,将她改造成日本女人,终日囚禁起来——直到这里我们才知道,原来最初的最初,那无端消失的一份饭菜,是送到地下室给了性奴章子怡。
许多人都在讨论影片中那段吃饭与做爱不断交替出现的镜头。
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吃饭与做爱,恰恰是人活于世,能感知到自身生命力的,最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
浅野忠信在这种行为里得以喘息休憩,找回自己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非一件工具的些许温度。
而章子怡,却恰恰也是在这种行为里彻底被摧残精神,沦为了一件没有灵魂的工具。
作为一个花痴,从前她与每个男人调笑时,浑身都灵动得发颤,四肢百骸里都是欢愉。
而在与浅野忠信每一次做爱的过程中,她的表情却永远都木然之极。
当日军在菲律宾节节败退时,浅野忠信满身污脏坐在废墟里,依旧吹着口哨,仿佛还是那个在上海卧底时伪死的自己。
他仿佛是对着某个人,情真意切地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从来没有希望战争结束,从来没有希望能够活下去。
现在我却想活下去。
你能去帮我找到儿子么?
把他们带到日本的横滨,我在那里有房子、有土地,可以种庄稼养活你们。
等着一切结束之后,我会想办法去找你们。
” 这番话是说给谁听的呢?
浅野说话时望着镜头,分明是对他说话的对象怀着极大的温柔与深情。
然而镜头拉远,偌大的战场上只有死尸与苍蝇。
他含情脉脉地看着的方向,竟是空无一人。
是了,是了。
这一刻还活在世上的,唯一还能令他对现世安稳有所寄望的人,除了她,还能是谁呢?
美国大兵嘲笑这群投降的日本人是“愚蠢的猴子”,说他们前一秒还不顾生死地要拼命,后一秒便无条件投降,还给自己修起了战俘营。
日本大军三十万之众,而上岛的美国兵不过一千人,所以美国人想不通,怎么他们就这样投降了呢?
美国人在二战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壁上观大发横财。
后来是因自己也遭到侵犯,这才中途加入战争,进而扭转了局势。
作为一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怎会懂得多年鏖战的苦?
他们又怎会懂得,这种积累量变最终到质变的绝望和软弱?
其实不是不可以继续战斗下去,只不过投降的人恐怕大都像浅野一样,突然有那么一刻,野心烟消云散,本能的求生冲动盖过了一切——他们突然之间,只是想好好活下去,只是想回家去见见自己牵挂的人。
我不禁想起浅野的那个死在上海的,对一切懵然不知的妻子。
在被灭门的当天清晨,浅野的妻子正在絮絮地抱怨自己的腰变粗了,明天要去做件新旗袍才好。
浅野却知道,眼前的女人再也没有明天了。
于是他伸手将妻子揽在怀里,隐忍的愧疚酝酿成澎湃的情感,使得他开始亲近她的肉体。
妻子娇嗔着唤他疯子,叫他停下来。
那些无法说出口的愧疚,便在这些突如其来的温存里,戛然而止。
他在明媚的阳光下伸手抱起两个儿子,一切看似静好如初,实则却已到了命运的岔口。
后来的镜头,两次闪回到他妻子趴在血泊里死不瞑目的惊愕的脸,也与浅野后来表现出的一切病态的情感,形成了一种鲜明的比照。
最后浅野终于被引渡出了战俘营,由他心爱的女人亲手射杀而死。
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带着心腹杜淳、故人章子怡,以及自己的两个外甥来到战俘营找浅野复仇时,有一个细节很是精妙。
当浅野走入房间,放在他面前的是一张信笺和一支钢笔。
这与影片开头,他们帮派的人逼供赵宝刚扮演的工人领袖,是一模一样的配置。
虽然这一回让浅野签的是引渡同意书,但这同样的形式,不得不说是刻意为之。
这既是一种对仇人的恶意嘲讽,却也是一种对帮派传统的致敬,冷嘲之中亦透出守旧的风骨。
当杜淳奉命杀死了葛优的大外甥,葛优以复仇为交换条件,放小外甥逃去了日本人的战俘营,这个大家族的最后一点血脉温情,也彻底断了。
而当章子怡开枪杀死浅野的时候,她的眼中分明有泪。
她有爱过他么?
导演说,他也不知道章子怡对浅野所做的一切,到底是爱情,还是仅仅出于求生的本能。
“虽然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是她还是选择活下去。
” 于是,她如同她扮演过的那个角色一样,历经磨难却最终活了下来。
但她却亲手将属于自己的罗曼蒂克,彻底杀死在了战俘营外的郊野小路上。
肉身的确是活了下来,可最后的那一点灵魂,却随着她的那颗如释重负的泪水,一同落入了尘埃。
六、流氓大亨与旧上海的罗曼蒂克 前段时间我和一个朋友讨论城市气质,她说她喜欢粗糙而潇洒的北京,我说我对于精致优雅的上海始终有情结。
她不屑地说:“上海人喜欢一切皮质的东西——亮皮鞋、皮裤,处处突显小家子气。
” 就连我那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妹妹也在说,她更喜欢定义为自己是北方人,因为她一点也不喜欢上海人唯利是图、眼高于顶的那份肤浅庸俗。
我多想对她们说:你们看到的,那并不是上海啊!
而我又有什么资格这么说呢?
我自己也就去过上海那么寥寥数次,对它的情怀,全都停留在那些与民国有关的文艺作品里。
可我就是知道,上海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
这部影片其实全都是在北京搭景拍摄,然而却深深地描摹出了独属于上海的城市气质。
上海的气质,不是所谓的小资情调,亦不是什么天生的优越感——而是那种深入骨髓的优雅克制,那种藏在纸醉金迷下的恣意与残忍。
那种,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喽啰,都或多或少杂糅于体内的名士风度。
端,雅,入,骨——这四个字,才是用以形容我心目中的上海。
杜月笙是旧上海的传奇,也难怪那么多文艺作品喜欢对他的形象加以演绎。
作为与国民党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青帮首领,敏锐如他,早该知道国民党的兵败之势,也不会不知道老蒋早已开始将一批批的物资运往台湾。
而他自己,却一直等到1949年4月,才搬迁到了香港,而后不过两年就因气喘病而在寓所去世。
导演程耳是这样写影片中的陆先生:“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
没有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待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
不久他就死在香港,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件或说过的话,他基本没再说话,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一切都不值一提,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
” “没有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待什么,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
”这句话,我初次读到,便感到一阵莫名的心酸。
这就好比我每次去影院看电影,都有一个古怪的习惯:我喜欢在全场灯亮、观众尽数离席之后,仍然坐在那里,听音乐放完,看字幕出完,等等看片尾有没有彩蛋。
有时明知不会有彩蛋了,却还是喜欢磨磨蹭蹭地坐在那里不走,仿佛是在进行一场郑重的告别仪式。
这位流氓大亨的一生是这样丰富:幼年辍学,进水果行当学徒,加入八股党贩毒而受到上海法租界华探长头目黄金荣的赏识,再到与两位青帮巨头黄金荣、张啸林一同成为了“上海三大亨”。
时人有言:“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
”民国总统黎元洪的秘书长还亲赠一副对联,使得未上过几天学却满身书卷气的杜月笙,从此被人比作“当代春申君”——这个称号,实乃一枚极耀眼的勋章。
影片中的陆先生也是这样一个,一面阴狠凌厉,一面宽厚忠诚,一面杀伐决断,一面又极善于处理人际事务的全才。
“三大亨”之中,黄金荣式微、张啸林叛国投敌,唯有杜月笙在历经国仇家恨之后,果断站在国民党一方,随着抗日的脚步,在香港、重庆等地,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他撑过了一无所有的少年时期,撑过了波谲云诡的上海滩,撑过了血雨腥风的列强侵略战争,最后,却败给了一场命运的黑色幽默。
其实在电影开篇,葛优扮演的陆先生对工人领袖的那番话,就已经说得很清楚:“这一次的罢工,拖那么久、闹那么僵,是因为有人混在工人里。
其实他们不想解决问题,不想让罢工结束,故意要把局面搞乱。
这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他们不喜欢现在这些,高楼啊,秩序啊,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
或者是有其他什么目的,毁掉上海也不可惜。
” 影片用了几次上帝视角的俯拍镜头,充满悲悯地呈现了战前车水马龙的上海,也呈现了战时成为一片废墟的上海。
然而,真正彻底毁掉上海的城市气质的,从来也不是那场战争。
一九四九年,陆先生终于也离开内地迁往香港。
至于在他离开的那片故土,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已经知道。
今时今日的上海,城市气质毕竟不同以往。
在历经一场场翻天覆地的清洗与变故之后,这片曾经最优雅最摩登的土地,那些昔日浸润在空气中的名士风流,而今唯余“礼乐崩坏”四个字而已。
或许,令陆先生恋恋不舍的那个上海,才是我心目中那个真正的上海。
或许,值得记挂与神往的,都只不过是尘封在历史画册里的记忆罢了。
导演程耳极善于表现这种残酷凌厉的美感。
影片中数次出现金黄色的麦田,这种充满浪漫诗意与生命力的场景,却每一回都与血腥和死亡脱不了干系。
同样宁静凄厉而绝望的美感,我只在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才体会过。
关于暴力美学的呈现,程耳融进了一些充满浪漫色彩的个人烙印。
如两个小马仔一边青涩地讨论破处,一边面不改色地杀人。
如浅野忠信和章子怡,在沾满血污、趴着两具死尸的汽车后座疯狂做爱。
程耳说,现今活着的导演里,他最喜欢的之一便要数昆汀:“不光是暴力美学、镜头这方面,我觉得昆汀给我的更多是一种既庄重又不羁的精神上的指引。
昆汀给我的影响非常大。
” 相比起昆汀影片里粗粝的直男气质,程耳的影片里,更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儒雅。
影片虽然主题残酷,却又处处充满温情,其中便包括大量对食物的描摹。
光是上海小笼包就出现了数次。
许多改变命运的大事,也都是在饭桌上发生的。
最后吴小姐的一句“不喜欢重庆,所以不喜欢重庆菜”,更如醍醐灌顶般,使陆先生联想起了日本妹夫开的日本餐馆,由此揭开了本片最大的疑团。
葛优扮演的陆先生算是一个载体,带我们在旧上海的泱泱繁华里走了一遭,将波澜壮阔的国仇家恨、霁月光风的手足之义、跌宕起伏的儿女私情,通通或体验或见证了一遍。
导演说,他最喜欢的台词,是多年后在上海的战后临时收容所里,陆先生重遇交际花时所说的话:“我看见你上了车,你应该是去了苏州,从苏州再坐火车往北走。
我有时候会想到你。
” 这种思念,大概不是多么的深沉刻骨,却是细细密密,绵延不绝。
面对这个曾经与他有暧昧的美艳女子,他心底终究还是牵挂的,却未曾想此生还能再见。
据说原本的结局,是陆先生与交际花在香港再度重逢。
然而最后上映时,被导演剪辑成了现在的样子。
还是现在这样好。
留白,才能给人以遐想。
若是两人真的在香港重续前缘,那么章子怡岂不成了孟小冬?
说来倒是巧,章子怡还当真演过孟小冬。
或许这个交际花的角色,原本就是露兰春与孟小冬的结合?
导演说他可能还要拍第二部,算是一个前传,届时将与我们好好讲讲闫妮扮演的王妈。
有人猜测,闫妮扮演的王妈与杜淳扮演的车夫,都是戴笠从军统派来潜伏在陆先生身边的人,一方面为了保护,一方面也为了监控——所以才会有餐桌上的那一番举荐,也就有了王妈居高临下地叮嘱车夫,该如何拿出演戏般的冷静眼神,将这个杀手的角色做好。
其实杜淳的这个角色也十分出彩:作为一个杀手,整天拉着一辆空车在街上转,无论去做什么任务都只收来回的车钱。
如此设定,充满了诡秘的侠气,极具唐传奇武侠小说里的浪漫色彩。
这大概也是对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优雅气质的承继了吧。
影片的最后,陆先生走过香港的海关安检,他只有孑然一人,身上的刀枪俱已除尽,身边亦不再跟着马仔和保镖,也不再有莺莺燕燕的追随。
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到最后,也不过沦为浩瀚人群中的一只平凡无奇的蝼蚁。
当他摘下帽子张开双臂,我们终于意识到,也是时候与旧时代的辉煌挥手作别了。
黄粱一梦,浮屠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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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刷了,有些感触疑点:1.日本妹夫两个孩子是怎么活下来的?
是偶然还是设计好的?
2.孩子是怎么藏到暗格去的?
3.陆先生一家被屠杀后,陆先生妹妹有一幕留下了一滴眼泪,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内情?
4.出现日本妹夫孩子幸存的时候,背景音乐耐人寻味:where are you?
father……take me home。
请注意take me home的最后一句是用日语唱的。
这意味着什么?
5.菲律宾战场上,妹夫渡部的那些话是对谁说的?
6.为什么要杀了日本妹夫的大儿子?
推论:一、首先给出结论:孩子活下来并非偶然。
妹夫渡部是一个行事周密的日本间谍,计划没有把握绝不出手。
因此,他非常确定自己两个儿子能够幸存,才刻意放走陆先生,意图留他活口抚养孩子。
很明显,他非常有把握,这一切像是事先设计好的。
二、孩子是怎么藏到暗格的?
有几种可能:(1)杀手所为;(2)家人所为;(3)孩子所为;来分析三种情况的可能性。
(1)不大可能是杀手。
因为杀手们是黑帮二哥的人,而此时的二哥已为了自身利益,做了汉奸;以妹夫渡部的谨慎不会去告诉一个刚做汉奸的人,他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更何况此时的他还未暴露身份,刻意告知杀手留下活口(自己的儿子),等于昭告天下他是间谍了。
(2)不大可能是家人。
有人说可能是屠杀发生过程中,家人有所警觉,将孩子藏进暗格。
然而,在这月高风黑杀人夜,什么突发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以妹夫渡部的谨慎不会将儿子的性命寄托于这样的偶然性,稍有疏忽,保住儿子活口的计划就前功尽弃。
(3)因此,最大的可能性:是孩子自己藏到暗格,等待这夜血雨腥风过去。
如果这一假设成立,说明:渡部早已将内情告诉孩子,一再叮嘱要守口如瓶,爸爸最后会接你们回家的。
支持这一假设,在影片中有如下线索:(1)渡部自己虽然讲一口地道上海话,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孩子的日本教育。
连最小的儿子也是会说日语的。
在影片最后,在战俘营,渡部和小儿子交代后事,用了大段日语;当小儿子跑进战俘营时,也用地道的日语说:“我是日本人!
”。
(2)这让人联想当渡部离开家之前,抱着俩孩子玩闹时跑很远。
他是否也临行前嘱咐过什么?
陆先生妹妹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时,神情是惆怅的。
这至少说明妹夫对孩子进行日式教育时是决不允许她靠近的,她一直是个“外人”。
另外,前文提到的背景音乐,《你在何处,我父》。
这首歌谣的歌词反映了:日本孩子对父亲,对日本的认同和依赖。
全歌英文。
但中间夹了两句日文,意为:带上我一起走吧......与我一起。
分享大石幸次郎的单曲,点击听 ☞ 《你在何处,我父》 (@网易云音乐)这首歌谣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一次是在陆家灭门后,两个孩子被陆先生接走。
一次是在战俘营外杀了大儿子。
这个歌现实中,也正是有一位日本小朋友大石幸次郎所唱。
可以说,这首《你在何处,我父》,隐喻地道出孩子们的心声:“我是日本人,爸爸终有一天会接我回日本!
”灭门当晚,陆先生妹妹倒在血泊,留下一滴眼泪。
因为在最后一刻,她被自己的亲人(丈夫、孩子)背叛。
三、在菲律宾战场上,渡部一番话很可能是和小五(章子怡饰)说的。
渡部很可能产生了幻觉,说完才发现四下无人。
四下无人渡部天真的以为:经过多年的囚禁、奴化以及不杀之恩,让章小五(章子怡饰)产生感情,会帮他找到孩子带回日本抚养。
也或许是在当年他离开小五时说的。
“…找到孩子,带到横滨,我可以种庄稼养活你们,等一切结束后,我会想办法去找你们”。
终了,陆先生狠心杀大侄儿的缘由就很明了。
拥有一半日本血统的大儿子。
他其实是知道事情的,是他带弟弟躲到暗格。
但他对此一直守口如瓶,暗自坚信爸爸渡部会接他们回日本。
他选择父亲(日本),背叛了自己的母亲(中国)。
对于陆先生来说,是汉奸,就该杀。
一如他千方百计做掉了他的二哥。
关于爱情男人对女人说的一些话中,有些是旗帜般的谎言,就比如嫖客对妓女说的‘我养你’,负心汉对痴情女说的‘只要我的心是和你在一起的’。
每当这两句台词被念及,有一些很美好的东西就那样无声的碎了,众目睽睽却又残酷的尸骨无存,我想,这就是导演所谓的最表层的罗曼蒂克吧。
在这部电影的前半场我们目睹了童子鸡和吴小姐的先生对这两个场景精彩的再现,圆滑的妓女笑盈盈的望着一夜变质的嫖客,一直把笑容奋力维系到最后一刻的吴小姐终于还是流下了泪水,和小六一样她也是一个演员,却无法面对这样经典的戏码。
戏外的我们知道吴小姐的原型是民国影星胡蝶,童子鸡却好像我们身边熟悉的很多面孔,曾经闪烁着怯懦的双眸扭头就充满了鳄鱼的泪水。
这就是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罗曼蒂克,为什么你要说谎,为什么你不爱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爱情没了,罗曼蒂克消亡了,看起来像是借口一般的回答也许刚好就是最好的答案。
生活中的情景岂能如嫖客对妓女,负心汉对痴情女这样经典而简约,这种只有一方单纯的欺骗可能是对于人世间失败的感情最一厢情愿的解读了,真实的生活中,又何尝仅仅是单方面的不幸呢?
于是,在回避了对失败的自我的苛责,又省略了千言万语之后,只能把罪推给罗曼蒂克的消亡了,罗曼蒂克并没有消亡,而是勇气与善意消亡在两个人之中。
关于朋友圈朋友的相处可能是人类情感中最高贵也最无力的维系,《教父I》里面老教父临死前对儿子说:谁是第一个来找你谈的人就是背叛者。
而通常,这个背叛者必然是和我们并肩前行的‘朋友’,这就是朋友圈的鸡汤文里常提到的‘能伤到你又伤得最深的’只有你的朋友。
以上海民国青帮三大佬中的张啸林为原型的老二, 为戴笠前来跟吴小姐说合的王妈,潜伏在上海的日本童子军渡边,都是这场大戏里面陆先生的朋友,俨然一个真人版的民国朋友圈。
(真的很难见到像程耳这么会勾勒人物的导演与编剧,寥寥几笔就将所有主角的身份背景一一交待)关于老二的三个镜头,‘银行你说的股份是多少?
’,刺杀当晚驶过料理店的侧影,报纸上与日本人合作的合影,塑造了一个多么立体的有奶就是娘的小人形像,再回想他死时穿着的大貂毛领子,还有那笔挺的缎面大褂,表层的体面与内里的肮脏形成了多么漂亮的反差,他真的撑得起所谓的罗曼蒂克吗?
关于王妈的身份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总觉得无论是她推荐的小张后来穿上了国民党军服陪陆先生去了印尼,还是她作为代表戴先生去和吴小姐谈条件的那唯一的代表,在这群青帮大佬之中,王妈是代表国民党这一派,由军统安插在他们之间的眼线,只是这条眼线在明处,且在长期的双边合作中成为了重要的桥梁,类似教父中的养子——那名家族的律师,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所以她的死才会值得引起整个事件的转折,而在教父中引起这一大的变故的是教父的大儿子。
王妈的形像固然是事故的,大总管从来是不好当的,但我们常常忽视了在这个诺大的名利场之中主仆之间常常是唇寒齿亡的关系,打狗还要看主人这句话不过是在说:如果狗被打了,通常表明有人在和主人示威了。
当然王妈非狗,而她即使有着如此复杂的社会责任在身,却依然为了这场龌龊的交易丧了命,王老大和陆先生要以她为名去谈判,虽然意不在此,却也是对于痛失罗曼蒂克的哀悼了吧。
不同的阵营却依然彼此维护,这或许是陆先生和王老大喜欢的属于王妈与他们之间的某种罗曼蒂克。
潜伏在上海的日本童子军渡边怕是整部电影中最富有争议性的角色了,他的原型是谁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在当时的上海到底有多少像他一般身负家国使命的特工人员,无论是代表着军统,还是当时所谓的共匪,或者种种军阀派系,他们每一个的面孔是否都和他一样扭曲呢?
渡边在前后的转折,如果没有囚禁小六的桥段,可能并没有这么大的反差,也无法激起观众如此强烈的憎恶,而这也是我第一次觉得情欲戏是真的对剧情有着这么大的表达力度。
(在此特地再次感叹一下程耳真的很会着力)虽然上半场出现了渡边帮小六拣纸巾的小片段,但是这不足以表明渡边对于囚禁与虐待的处心积虑。
回想一下,我们自己,日常的时候为什么犯错误?
你是蓄谋已久要出轨吗?
我是再三斟酌才说下了难圆的谎言吗?
那只是一念之差,而电影里的一念之差恰好是电影开始的时候充满失落与沮丧的背影,以及那段足够长的野地送行。
如果没有那辆迎面而来的国民党军车,没有那闪烁的车灯,他可能并不会注意到小六的侧颈,而这个部位又恰恰是日本社会多年来对于禁欲审美最执着的追求。
一念之差,本来可能还在摇摆的人性终于彻底走向了黑暗的自我。
无论好与坏的性格都是需要练习的,料理餐厅的地下正是渡边防止自己走向家庭这个温柔乡的炼狱。
电影的开始他说着流利的上海话,吃着上海的点心,这些并非都是虚假的表演,纵然经历了囚禁、虐带等等最恶劣的自我,嘴上说着‘杀掉’的渡边最终还是没能够杀死小六,也没能够冷静的面对大儿子的死亡,也无法再和陆先生说上海话了,真正高傲的人格最无法面对的并非失败的自我,而是自己亲手断送的那些美好。
他选择了陆先生,正是他了解‘杜月笙’所谓的‘会做人’,陆先生,他曾经的亲戚也是朋友,恰恰是他在他们这个饭桌上唯一认可的人。
骨子里谄媚的人并不会拥有如渡边这样的人生选择,而渡边也注定只能在印尼的战壕里流着泪说出想活下去,想回横滨种地养孩子,如果不是这样的时局,渡边应该是一个很懂罗曼蒂克的人吧。
(在所有的角色中,我认为渡边的性格是刻画的最精彩的,没有之一)他们都曾是在同一个饭桌上吃饭的朋友,却因着因缘际遇而分道扬镳,这个世界的矛盾常常就在于此,我们在追求罗曼蒂克的过程中,常常忽视了有些体面不只是我们自己的表演,也是需要时局的成全,日本人的到来是谁也无法避免的,纵然不是张啸林也会有别人成为汉奸,王妈即使身手再好躲得了明枪也难防注定射出的暗箭。
人性是很简单的,爱就会不舍得,恨就要拿起枪,但是,爱和恨,哪里来的那么绝对呢,于是常常是拿着枪的手解开了缰绳,而牵挂的心却睡在了陌生的梦乡。
友情,恰是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明明应该是善意的情感却又总是裹挟着攀比、嫉妒、怨恨以及欺骗,于是,高贵与低贱也因之而被捆绑在一起,所以在现实生活中‘会做人’常常并非一句赞赏,而盖棺定论之后仍然被后人称道‘会做人’者怕是真的罗曼蒂克之人,陆先生算是一位,剩下的列位豪杰,正演绎了那消亡本身。
而整个故事里唯一得以延续的纯粹的友情却是在陆先生与吴小姐,两个懂得分寸的人之间,两个担得起高贵如友谊这种情感的灵魂之间。
而我倾向于认为,现实中的胡蝶是一个融合了小六和戏中的吴小姐两种性格的更丰富的女性。
在声色犬马的大上海,一味的德艺双馨好像并不能保全自我,也无法保全家人,而胡蝶又确确实实在爱情、友情、亲情之中收获了最终的幸福,所以我想,豁达如她这样的女子可能才是罗曼蒂克本身,所以故事的结尾,她和小六谁也没能留在陆先生身边,而真实生活中的胡蝶却像小六戏里的角色一样‘历尽了千辛万苦,活了下来’。
(章子怡这句台词说得特别好)关于人生人生是什么?
不过是一个叫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游戏。
我们不过都是在上帝视角下河岸两侧的跳梁小丑而已。
程耳用了很多次上帝的视角来看上海,炊烟袅袅的,高楼林立的,满目疮痍的,这都是电影中匆匆掠过的镜头,大历史的变革需要一个更高的视角才能看得清楚,而陆公馆从温馨和睦到尸横遍野才用了不到一顿饭的功夫。
37年到45年的上海或许是五光十色的,而哪一个年代又不是呢?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总有那么一个时段是明媚的,而接踵而来的常常正是感觉漫长无边的黑暗。
这个故事虽然在叙事方式上很现代,但精神内核却仍然完整的来自教父,电影的后半段,像极了教父的结尾,背叛者一一受到惩罚,唯有渡边获得了编剧给予的一段心路历程(程耳是有一点偏向他塑造的这个日本军人的形像),之所以选择平静的残忍、体面的狂暴是因为这背后有更为重要的东西要保护,而那个东西就是家庭,就是那个我们曾经围坐在一起的餐桌,那就是我们辛苦营造出来的罗曼蒂克,即使这也无法抵抗大历史的变革,即使我们都会随着自我的时代沉睡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们依然会选择螳臂当车,充满仪式感的和自我的罗曼蒂克一起老去。
于是,让我们回到故事的开始,回到那个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幸福的时刻,陆先生在和周先生谈判时说到:那些人没有正常人的情感,他们不喜欢现在这些,高楼啊,秩序啊,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他们都不喜欢。
这里的‘他们’,指得又是谁?
此处这个问题并非指向某个特定的群体,而是要回到电影本身,导演并没有着墨于罢工以及周先生,只是一句很简单的台词,勾勒出了在这一切发生之前陆先生所以为的罗曼蒂克,高楼啊、秩序啊、好看的、好玩的、好吃的;而经历了这一切,从未承诺过小六却在人海中又把她找到的陆先生还是这样看待罗曼蒂克的吗?
曾经轻易说出了我就是花痴嘛的小六还会觉得日子没意思吗?
小六在整部电影中应该收获了最大的成长。
(章子怡在后半段虽然并没有很漂亮,但是性格却简直闪着光)结果,历经千辛万苦,活下来的三个人:陆先生、吴小姐、小六,彼此之间不再只是爱情或友情这种单薄的情感,而陆先生只身离开上海,风衣下面还依旧是当年的大褂,那精致的衣领扦边正是那个时代确实拥有过罗曼蒂克的印迹。
从前的电影人跟电影学拍电影,跟生活学做人,现在的电影人跟电影学拍电影,跟电影学做人,做电影一塌糊涂,做人也是,这就是我给这部电影的创作者的评价。
章子怡那被操的欲仙欲死の表情,不去演AV可惜了。
布景和服化道业余到微电影水平;一众大腕儿被导演导得胡说八道,一嘴洋泾浜上海话,在上海演非笑场不可。
唯一的一颗星给葛优,明知是烂片但演的一丝不苟,这是艺德,是做人。
全片如其英文片名,“”被浪费的时间”。
渡部是久居上海的日本人,他说自己是上海人,“我麻将打得比你们都好”,“现在来的日本人,没一个好东西。
” 他娶了黑帮头子陆先生的妹妹。
王老板也是黑帮头子,陆先生叫他大哥。
王老板晚年离婚,娶了个交际花。
交际花到处传绯闻,给王老板戴绿帽子,和陆先生也有点暧昧。
陆先生舍不得杀她,去请示王老板。
王老板正喝粥,半天,抬起头说:不杀了。
陆先生派妹夫渡部把交际花和她情人送出上海,到苏州转火车北上。
路上,渡部枪杀了司机和交际花的情人,强奸了交际花,带回上海,藏在自己的日本料理店当性奴。
安顿妥当,渡部回到家,和妻子一起吃早餐。
渡部在家,是模范丈夫,在外面,是地道老上海。
唯独回到日本料理店,洗了澡,换上和服,开始变成彻彻底底的日本人,坐榻榻米,吃生鱼片,对猫讲日语。
他是日军侵华前很久就派来的卧底。
渡部的一生,十分割裂。
他对陆先生说,你要小心日本人。
对日本人说,杀了陆。
为了掩饰身份,当着陆先生的面,他朝另一个日本人开枪。
事后,他吩咐,在上海和日本发出自己死亡的讣告,他要换个名字,投身太平洋战争。
日本战败后,在吕宋岛的美军战俘营,陆先生花了两块金条买出渡部,要亲手杀了他。
渡部面对陆先生,讲的是日语。
他藏了一辈子,死到临头,不愿再讲上海话。
一个人秘密越多,活得越压抑,越分裂。
别人都称赞他房间精美,他知道,衣柜里藏着一具死尸。
和渡部相反的是王老板。
王老板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甚至,连陆先生跟自己老婆有点暧昧他也知道。
但他不提,给陆先生留面子。
他看得出陆先生不舍得杀交际花,他说,不杀了。
陆先生说,要杀吧?
他说,我说不杀的。
又说:就是面子的问题。
王老板厉害。
自己的丑事,他不藏。
他说的是实话,话说开,就是奔着解决问题去的。
他命陆先生把交际花拍过的电影收回来,电影公司亏的钱自己补上。
把那对男女送出上海,对外说他们死了。
“这样,面子不就一点点回来了吗?
”末了,又补充:“给她拿点钱,让她也好生活。
”杀人,解决不了问题。
王老板活得不像渡部那么压抑,因为他肯把话讲开,不害人。
渡部送交际花离开上海到苏州,路上强奸了她。
这事不是必然的,是偶然的。
夜里,孤伶伶一辆小轿车走在路上,前面突然出现一队日本军车,车上载着扛枪士兵,车灯照过来,打到小车里四个人的脸上。
小车只好后退,退了很远,退到马路尽头,又退进草丛,让军车通过。
军车通过后,小车重新上路。
渡部说,停下来。
又让司机退回去,退到草丛,把其他人杀了,强奸了交际花。
这一段避让军车,是神来之笔。
它有力地解释了强奸为何发生。
强奸的发生不全因为贪色,更因为羞辱。
军车的大灯照在渡部脸上,他睁不开眼。
他是卑微的,在下的。
在马路牙子外的草丛里,低头避让扛枪大兵,让他感到羞辱。
他身边是姿色绝好的女人,是大哥的老婆,女人的耳坠在夜里熠熠发光。
贪的力量很柔弱。
但嗔的力量很猛利。
爱一样事物,一个人,想占有她,冲动不会太强。
但愤怒起来,想占有她,力量就很强了。
贪是柔弱而绵长的,它会持续很长时间,但不会给人很大的动力。
嗔是猛利而短暂的,它很快会消退,但在生起的短暂间隙,会给人很大的动力。
很多人干坏事,看起来是因为贪。
其实真正触发的是嗔。
一个官员,看起来是为了钱贪污,实际上,最初的贪污,常常因为受了刺激。
比如,看见别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感到艳羡和嫉恨。
看见别人飞扬跋扈,颐指气使,自己卑躬屈膝,低声下气,感到屈辱和愤恨。
嫉妒、愤怒、报复,这些情绪造成的坏事比贪婪造成的坏事多得多。
因为贪婪去伤害别人的时候,你心里是有愧的,是过意不去的。
因为嫉妒、愤怒、报复的时候,你会觉得理直气壮。
这就是王老板令人佩服的地方。
他安排好,对陆先生说:“把她送出上海,以后这事谁都不许提,谁提,我骂谁。
”“骂”字说得好。
如果不是老大,是小混混,大概要说,“谁提,我杀谁!
”杀,就器量小了。
杀不解决问题。
说骂,意思是,你说,我也不会把你怎么着。
但你有脸说吗?
——这话也是说给陆先生听的。
你不舍得杀,我说,是我不让杀的。
也给你留着面子呢。
——换哪个人,他能处理得更好吗?
自己不行,讲别人的丑事,算怎么回事呢?
王老板的日子,比渡部好。
他不用藏着很多见不得人的东西。
人之所以活得压抑,就是因为藏了太多东西,见不得人。
既然见不得人,跟人开口讲话,讲来讲去,都不能触及心里真正的痛点。
一切交流,都是虚与委蛇,都令人疲惫倦怠。
把秘密讲出来,坏事发露出来,生活就轻松了。
所以,佛教讲忏悔。
想活得自在,业障清净,唯一的办法是忏悔。
忏悔不是跑到庙里拜菩萨,往功德箱里塞钱。
忏悔是说出来。
做了对不起谁的事,跑到谁面前,说对不起,我错了,哪里对不起你。
这比给菩萨磕头难。
给佛菩萨磕头,好意思,说对不起,难为情。
佛说,你干坏事的时候没有难为情,叫你忏悔,怎么倒还难为情了呢?
坏事不说,不肯让人知道,就会一犯再犯。
说出来,再犯就不好意思了。
一直覆藏,慢慢就断善根了。
吸毒久的人,撒起谎毫不脸红,就没救了。
不发露,罪业就永远不清净。
像腐烂的东西藏在柜子里,只会越来越臭。
打开清洗了,味道慢慢就消除了。
忏悔过了,别人就不能再提了。
谁再提陈年旧账,谁就是坏人,因为别人已经忏悔清净了。
王老板说,谁提,我骂谁。
他不用骂的。
事情做到这个地步,谁提,就是谁不懂事了。
导演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构图和特写镜头上了,剧情简直莫名其妙,很久没有看过全片尿点的片子了,如坐针毡的两个多小时,如果不是因为白看一星都不给。感觉我美好的周五夜晚正如片名里的“WASTED”.
从章子怡搞了韩庚开始垮掉 前面好不容易造起来的视听快感一泻千里 但并不会想怪罪导演 他只是不知道怎么收 但总体是可看的 上海话的梗到位 以及我十分想弄浅野忠信😬
越看越泄气。头开得真霸气,可中段一度穿越到心迷宫叙事突然变得有些割裂,有那么些自作聪明,然后在越变越小的格局中无论剧情还是节奏都乱得一发不可收拾,直到结尾实在没能感受到大时代中人物的流转沧桑变幻。
海量杀死比尔式的配乐和运镜显得用力过猛,如果顺着剪的话可能便优点全无,但故事本身确实适合打碎,像从简报浏览到传记和野史后拼凑出群像。浅野忠信的角色最完整立体,后方一位阿姨半程惊呼这日本人上海话交关好,笑色特了。吴语运用还得看《海上花》才对呀。
怎么说呢,还不如装逼装到最后一秒钟。导演还是回去写短篇小说吧,或者卖卖剧本,放下导筒,卸载AE。
#2016十佳#暴力美学和迷影情节大概来自昆汀,风骚含蓄的调调和音乐肯定对着王家卫;程耳自己的风格大概是神出鬼没的拼图型非线性叙事,这次命题更大,所谓大时代的车轮下的各种爱恨情仇。摄影对弱光的精细捕捉实属罕见。碎片化后史诗格局因果倒置乃至浮动,恰是如今认知和想象历史的途径。
一个体面人拍给体面人看的电影
这年头能在华语片里看到这么爱玩镜头语言和调度的还想怎样?
被灯光吸引去看的,一开场的糟糕的冬之旅就预示着“悲剧”,各种背景音乐完全负分。半瓶水的导演想讲一个宏大深刻的故事,就像把水倒到了盘子里,哪里也没有填满。观众不是看不懂,是觉得无聊。
最后的脱帽,向黄金时代告别。
大家准备好 我要开始装…… 逼都没有喊出来就一泻千里了 难过
无法接受这是好片的洗脑,形散神也散,丝毫不浪漫,1930s~1949的上海放眼全球都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城市,但是这个华丽空洞的故事实在乏善可陈,多线叙事也于事无补,人物有头无尾,导演对血浆和床戏的滥用让人轻微不适,被变态帅的浅野忠信圈粉,国际章一如既往的优秀,葛大爷的头发让我有点出戏
难看。不喜欢。有哗众之嫌。章子怡戏份简直是强奸观众,看完一万年都不想再看见这张故作毫无表情却同时努力显得眼神有戏的脸。拜托,看看《濑户内海》的小演员,那才叫一个又爽又自在。
太几把难看了,追求腔调是一件危险的事,形式做到极致自身也可以成为内容,但大部分只是单薄乏味言之无物而已,形式之美掩盖不了故事和人物的空洞乏力,还不如边境风云。程耳和徐浩峰一样,都自恋过头拿腔拿调沉溺于自己审美体系,但是特别喜欢左小祖咒的人一般真的都没什么审美
不吃饭就看这部电影,是个天大的错误。
不如預期,甚至覺得頗為失望...形式當然可以精緻。角色也可以多,但同時要做到深度吧,才能立起人物與情感,不然只是淪為裝腔作勢,一個個是臉譜化的棋子。而且原先也無建築羅曼蒂克的存在,又豈有消亡的感觸。葛優那角色開場很有意思的樣子,結果後繼無力,嚴重浪費他
依然是非常导演型的作品,算得上今年最有腔调的一部华语电影。非线性叙事,将万种风情的民国上海众生相尽情呈现,称得上最具中国特色的浪漫主义黑帮片。全片美学之考究,优雅的呈现生存与毁灭,情欲,复仇。表演、摄影、配乐、服饰、上海话都是华丽丽的精致。浅野忠信太TM帅了!!
一星,给童声插曲。我几乎没有中途退场的欲望和经历,这一次碰上了,但忍住了,没退。活生生地、看导演装逼。可怕的是,还是一副很认真地在装逼的样子
早知是抗日题材的话绝不会看,除了傻逼两字之外不想送给这部电影任何想法。
片名似乎和剧情没什么关系,也许是我看的问题?总而言之,日本就是一个绝对不能姑息的,什么呢,找不到合适给它们用的词,看到后面真的很生气,最后战俘营的两枪蛮解气的,善良宽恕不是适用于所有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