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关乎政治的纪录片一般很能“绝对正确”，影片并非简单的叙事，也非简单的通过演绎转嫁，她超越了一般纪录片的范畴，同时她的真实扮演也甩开重现历史的故事片好几条街。

人类的统治历史一直都伴随着这样血腥故事，只是用今天的记录形式展示出来，不单单是屠杀本身，还有施暴者的心态及转变，确实令人震撼。

悲剧的工具，即便当下政权交替、或者各种形式的伏法，我想他们都理解不了除政治之外的更深层的不幸。

像主人公那样最后出现的忏悔怜悯之心，也有年龄以及后代的多重原因。

另一方面没有鲜血难道就不是荼毒吗？

你把各个国家地区统治阶级、既得利益者、刽子手们放到一起，本质都差不多的，只是看谁文明的包装更精致罢了。

前者还可说“无知者无畏”，而佯装的道德、粉饰的太平具有同样的嘴脸，且更可憎。

「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一片入圍86屆奧斯卡金像獎而引發熱議，在此之前曾獲得不少獎，這個紀錄片拍的是印尼在1965年反共大清洗中（「930」事件），蘇哈托藉軍事政變殺了50萬人，其中許多華人被當作共產黨員處決，至少有30萬華人在這次屠殺中喪生。

片中的主角Anwar Gongo是參與殺人的「印尼民族英雄」，從未因此事受到任何追究，他參與此片是因為他有個電影夢，本片記錄了他從一開始得意的講述到後來的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印尼總統府發言人費扎亞（Teuku Faizasyah）對此片的發言，他指出：…許多國家歷史中都會有晦暗的部分，不要這麼輕易就對一個國家貼上標籤。

世人必須謹記美國的奴隸史、澳洲原住民的處境、美國參與越戰時的轟炸行動，其他若干國家發生違反人權的事情都有許多因素。

…必須牢記一件事情，這（反共大清洗）是發生在冷戰脈絡下的事情，是一場對抗共產主義的戰爭。

…原來，這套「歷史背景論」是曾以反共之名進行大屠殺的政權非常熱愛的理論。

我在想，為什麼在台灣的二二八、白色恐怖事件中，總有人提「國共內戰」「冷戰脈絡」？

不是說「冷戰」是「不流血的戰爭」？

這所謂的「不流血」指的是不流敵國的血，卻是大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暴行」吧！？

言歸正傳，現在來談談這部紀錄片。

這部片並沒有什麼歷史鏡頭，也沒有拿出來任何受害者的照片、遺物或血淋淋的控訴。

完全是Anwar個人在拍攝他過去「消滅共產黨」的過程，也讓我們看到目前印尼對這個「250萬的共產黨份子被消滅」歷史的看法。

1965年後，有無數的華人與無辜者被印尼掀起的反共狂潮所殺害，手段兇殘是一回事，但聽到加害者的想法，倒是導演Joshua Oppenheimer非常獨出心裁的設計。

本片一開始就提到：「1965年，印尼政府被軍方推翻。

任何人如果反對軍方的獨裁專政，都會被指控為共產黨。

主要對象是工會領導，沒有土地的農民，知識份子和華人。

在西方的直接援助下。

不到一年時間，有超過一百萬的“共產黨人”被殺。

」請注意，這是這個美國導演自己的說法，西方的直接援助無異就是最大的幫兇，這不就是所謂的「冷戰脈絡」？

美國過去不也強烈支持台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白色恐怖？

Anwar是棉蘭電影院的一個賣票員，後來加入武裝組織，這個組織的宗旨之一就是「消滅共產黨」，他們把他翻譯成英文的Gangster，又說他原意就是freeman，我看的翻譯版本譯為「流氓」。

北蘇門答臘省省長Syamsul Arifin說「匪徒們希望自由的做任何事情，即使他們是錯的。

如果我們知道如何與他們合作，我們只需要做的就是指引他們」。

後來影片介紹這些freeman到Ibrahim Sinik報的辦公室審問犯人的方法，影片問負責人他們審共產黨人的時候提出哪些問題？

負責人說「不管我們問什麼問題。

我們都修改他們的回答，使它們對共黨不利。

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的職責是讓公眾憎恨他們。

」，之後就叫freeman把「共產黨」帶到後面殺了，負責人驕傲的說「我不需要親自動手！

我使個眼神，他們就死了.」。

這套跟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好有一比。

Pancasila Youth"五原則青年團"是印尼最大的武裝集團之一，身穿橘色衣服，他們的領導人自稱「流氓頭子」，剿滅共產黨份子的方式就是「我們把他們都殺了」。

他對民主的看法也是許多台灣人的意見「我們擁有太多的民主了。

那是一片混亂。

說到"民主"，什麼才是"民主"呢？

在軍方控制下的獨裁，一切事情都會更好。

更好的經濟，更好的安全…」後來拍到當地地方武裝的頭目Safit Pardede到當地華埠收錢的情形，他說「當我需要錢時，老朋友就是沒得比了...如果是別人。

如果錢不夠數，我都不會接受的。

」，簡直就是標準的「流氓」。

更誇張的是印尼副總統Jusuf Kalla(尤素夫·卡拉)的演說：五原則青年團的精神-人們指控 說成是流氓.流氓們是工作在社會系統之外的人，不是服務於政府的。

"流氓"這個詞原意是"自由人"，這個國家需要"自由人"！

如果每個人都是為政府工作...我們會成為官僚的國家，我們會一事無成。

我們需要流氓們把事情辦了。

那些能把事情辦妥的"自由，隱秘的人"。

我們需要流氓/匪徒們敢於在商業上投機,冒險，運用你們的肌肉，不是用肌肉來毆打人民。

然而，有時，毆打人們也是必須的。

後來Anwar介紹一部印尼拍的洗腦片：政府拍攝這部電影，目的就是要人民憎恨共產黨人。

從小學開始，所有的孩子們都要觀看這部影片，孩子們每年都必須到影院去看一遍。

我記得，是因為我就在影院工作，孩子們會分化成2個群體..年齡最小的坐在前排，有一部分孩子被電影嚇壞了，但我從內心深處，為之感到驕傲，因為是我在消滅這些影片裏殘暴的共產主義份子，我比影片所能做到的要更多更好。

Anwar的同伴Adi也加入「演出」，他不像Anwar那樣深信反共片：Anwar：對我而言，那部宣傳電影使我不會為我的行為產生負罪感。

每看一遍電影，就讓我更堅信...Adi：你是這麼認為的？

我可不會。

我覺得政治宣傳電影都是騙人的。

即使是烏龜也能爬上倒下的樹木。

在我們殺了赤匪之後，再搞臭他們，太容易了。

那電影就是設計著，讓他們看上去很邪惡。

共產份子的女人赤裸著跳舞...這明顯就是騙人的。

明擺著的嘛.殺人就是要乾淨俐落！

拋屍後就回家了.這是真的，我們殺人都是很快速的。

我們殺人都是以最快的速度。

Anwar：因為我們不想吸引來大批圍觀群眾，Adi，我們好像不該這麼說。

當著這個外國人的面，批評那部政治宣傳片。

接下來他們演出審訊共產黨人的過程：共產黨人：我們把土地歸還給農民。

我們還給他們肥料，種子和農具等。

目的是…審問者：為了傳播共產主義，是不是啊？

共產黨人：真的，我們想讓人們知道共產黨是最好的政黨審問者：你為什麼招募人們加入這個不合法的政黨？

共產黨人：但以前那時，它並不是不合法的政黨啊.旁觀者：--不是嗎？

共產黨人：--1965年前嗎？

當然是合法的政黨兩人相視大笑…這段相當有趣，因為共產黨人與審問者分別由Adi與Anwar扮演，他們在1965年都是屠殺「共產黨」的人，他們當然知道共產黨曾經合法過，也知道他們當年是如何自辯的。

另一段是Adi與Anwar的對話，相當發人深省：Adi：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父親是被殺的共產份子。

我也會覺得憤怒不安。

這很正常的，不是嗎？

比方說，你殺了我的父親，我會對你很憤怒。

憤怒。

為什麼你要殺我父親呢？

然後呢，你不讓我上學，不讓我工作。

甚至不讓我結婚。

這一切需要被糾正。

從來沒有正式官方的道歉。

但道歉真有這麼困難嗎？

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

Anwar點點頭：--寬恕--他們會不會暗地裏詛咒我們？

Adi：--暗地裏詛咒我們...Anwar：--因為如果公開的咒駡我們，他們會被逮捕的！

所以他們偷偷的咒駡。

對我而言，Adi，到最後...我睡覺受到驚擾，或許就是因為...當我用鐵絲勒死那些人時，我看著他們慢慢死去Adi：但你用其他手段時，你也看著他們死去啊Anwar：是啊，當我睡著時，這些場景又進入我的夢境。

他們給我帶來了噩夢。

接著是Adi與Anwar在車上的談話：Adi：還記得1966年“粉碎中國人”的運動嗎?你給我一份華裔共產黨份子的名單。

沿著蘇迪曼(將軍)街我殺了每一個我遇到的中國人，我捅死了他們。

我記不清總數了，但至少幾十個。

我遇到一個就捅一個。

一直殺到亞洲街。

就在這，我遇到我女友的父親。

你還記得那時我女友是個中國人吧？

“粉碎中國人”運動變成了“粉碎女友的老爸”運動。

所以我也捅了他，因為他是中國人。

他摔落進一個坑渠，我用磚塊砸他，他沉下去了。

到了片場，Adi又說話了：殺戮是你能做的最嚴重的犯罪。

關鍵是要找方法，不讓自己感到罪惡。

歸根結底，就是要找到合理的說辭。

比方說，別人要求我去殺某人。

如果報酬讓我滿意，那我當然回去做，從這方面看，就不是錯誤行徑。

就是這樣的觀點，我們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心…一段刑求演出後，沒想到一個演共產黨的人說話了：演共產黨的人：如果你想聽真實事件，我倒有一個。

另一個演員：說來聽聽。

因為我們拍的一切，也是真實的。

演共產黨的人：有個店老闆，他是那個地區的唯一的一個中國人。

說實話，他其實是我的繼父Suryono（Anwar的鄰居），雖然他只是我的繼父。

但自從我還是嬰兒時，就生活在一起了。

大概淩晨3點，有人敲我家的門。

“是誰啊”。

...他們叫我父親的名字。

我媽說道“有危險啊，你不要出去。

”但他還是去開門了。

我們就聽他驚叫了一聲“救命”。

之後就沒聲音了。

他們把他給帶走了。

直到清晨，我們都不敢睡覺。

有人問：--那時你幾歲啊演共產黨的人：--11 12歲吧。

所以，我記得很清楚。

這不可能忘記的嘛。

之後，我們在一個油桶下面找到了他的屍體，那是被剪開的半個油桶，那屍體就像這樣，躺在桶下面。

他的頭和腳被麻袋套著。

但一條腿是這樣伸在外面。

那天早上，沒有人膽敢幫助我們。

我們就像埋頭死羊一樣，把他埋在了大路邊。

只有我和我爺爺去收屍。

把屍體拖到坑邊，沒人敢幫我們。

那時我還很小。

隨後，所有的共產黨人的家庭都驅逐了。

我們被驅趕到了一個叢林邊的貧窮的棚戶小村。

說真的，這也是我從沒上過學的原因。

我不得不自己教自己讀和寫。

我也沒必要向你們隱瞞這些。

我應該相互瞭解對方，不是嗎？

我保證，我不是在指責你們的所作所為。

只是想給電影提供些資訊。

我保證我沒有指責你們的作為。

看到這段我很震驚，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竟然就是一個受害者的後代，他繼父也是Anwar的鄰居，而Anwar很有可能就是他的殺父仇人！

鏡頭不斷的照著Anwar，其實導演從影片開始就一直不斷拍Anwar，看著他細微的表情牽動，觀眾們其實可以感覺到他的心思。

後來，Anwar「再現」那個刑求逼供的場景，這個演共產黨的人繼續演出，痛哭流涕中，彷彿他感覺到他繼父的痛苦。

最後，他被他們用鐵絲綁住脖子絞死。

這個時候鏡頭不斷拍著Adi與Anwar，他們臉上露出奇異的表情，這部片究竟是紀錄他們榮耀的過去，還是一個懲罰呢？

演完這段，Adi驚醒了，他說：Adi：聽著，如果我們這部電影製作成功，它將駁斥所有的媒體宣傳關於共產黨人是殘酷的說法--要展現我們才是殘忍的--我們是殘忍的，如果電影成功了。

我們必須理解我們這裏努力的每一步，這不是因為害怕，40年前的任何罪案，法律上都已經過期了。

不是因為我們害怕。

主要是形象問題。

社會民眾感覺，“我們始終懷疑這事。

他們撒謊說共產黨是殘酷的”這不是我們的問題。

這是歷史問題。

整個歷史事件的冤屈將變清白。

不是180度翻身，是360度！

如果我們的電影能成功。

某演員問：如果那都是真實的，那為什麼我們要隱瞞我們的過去呢？

Adi：不是啊，結果是Anwar和我以前說的和做的都是錯了。

共產主義份子並不殘忍。

某演員：--但那是真的Adi：--我完全同意，但不是所有事實必須要向公眾公開的。

我相信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

我絕對意識到我們是殘忍的。

這就是我要說的。

現在交由你來決定，你要怎麼做了。

鏡頭不斷照著繼父被殺的演員，他不斷的流淚。

Adi這段「隱瞞論」，不也是台灣奉行不渝的「傷口論」嗎？

紀念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就是挑起傷口，時間過去那麼久了還要怎麼樣？

不是賠錢了？

有批人不是不斷的這麼說嗎！

影片進行到中段。

拍攝者問：我不想讓你感覺不舒服，但我不得不提問。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你把它看作是"戰爭"，所以你不會像Anwar那樣被鬼纏。

但日內瓦公約定義你的行為是“戰爭罪行”。

Adi：我不需要贊同那些國際法律。

當布希當權，古巴關塔摩監獄是合法的。

薩達姆侯賽因擁有大殺傷武器，也是對的。

當時，布希說是對的，但現在是錯的。

日內瓦公約或許今天是人道的。

以後我們會有我們的雅加達公約，替換掉日內瓦公約。

只有勝利者才能定義“戰爭罪行”我是勝者，所以我能有自己的定義。

我不需要遵從國際上的定義。

更重要的是，不是所有的真都是好的。

有一些真相並不好，比如重新啟動一個案件審理。

即使你發現的一切都是真的，但那不好。

拍攝者問：但是對數百萬的受害者的家人而言。

能真相水落石出，是件好事。

Adi：那好啊，但需要從人類第一起謀殺開始調查。

為什麼要只關心屠殺共產黨人呢？

美國人殺印第安人。

有誰因此而被處罰呢？

懲罰他們啊！

對我而言，重審這事件，就是挑起爭端。

我準備著，如果這個世界想繼續戰爭，我準備好了。

如果你想讓我們爭鬥，我準備好了。

拍攝者問：如果你被帶到海牙的國際法庭呢？

Adi：--現在嗎？

拍攝者問：--是啊。

Adi：我去啊！

我不覺得有罪，我為什麼要去呢？

如果能讓我出名，那我就準備去。

求之不得，把我召去海牙吧。

走筆至此，本文含引用已經超過5000字了，為何幾近把其對話照抄的原因是認為他們的對話非常深刻。

其後該片呈現了Anwar與五原則青年團如何屠殺人民、其腐敗，與印尼民主的荒謬，接下來拍到Anwar過去的作為，他們上談話性節目的一段話可為參考：而談到和解/調解，未來將不會有和解，因為過去發生的，已經成為了歷史了。

故事的結局必須是這樣的。

對共產主義份子，不會有任何調停和和解。

那為什麼那些受害者的兒女們沒有採取報復行為？

不是他們不想報復，是他們不敢。

因為我們把它們剷除乾淨了。

Anwar在演出一個屠村場景時「良心發現」，直到他自己也演出被刑求片段時終於「入戲太深」而崩潰，他看了自己的演出後說：Anwar：被我曾經拷打的人，是否和我當時感受到的一樣？

我能體會到被我拷打的人的感受。

因為影片裏，我的尊嚴被徹底摧毀了。

恐懼隨之而來，侵入的我的全身。

一切的恐懼突然壓向我的身體。

恐懼包圍著我，並侵襲著我。

導演：其實，被你拷打的那些人感受會更糟糕。

因為你知道這只是電影拍攝，但他們知道他們將要被殺。

Anwar：但我真的感受到了，Joshua，真的。

難道，我犯了罪？

我對太多的人做了這些事，Joshua...是這一切都會來報應我嗎？

我希望不會是。

我不想要遭到報應。

Joshua…片尾，Anwar 到他們折磨並殺害抓來的共產黨份子的場所「巡禮」，想到這一切，他痛苦的嘔吐並哭泣…看完這兩小時四十分的影片想到，這部片對Anwar究竟是懲罰還是救贖呢？

導演是否殘忍？

我曾看過一部片「希特勒的孩子」（Hitler’s Children），「受害者的後代」與「加害者的後代」的相遇，還有些「加害者的後代」如何去探索他們祖先的過去…，這樣認真面對歷史的傷口，不是才能堅強的繼續走下去嗎？

Anwar當年可說是用手或用各式各樣殘忍的手段殺死了千人以上，如今這個導演以「上帝視角」來設計他檢視自己的一生，固然對他這個老人是一種折磨，但如同他自己很喜歡的那個劇中劇的結局，這一切，是一種救贖。

看了這片，我也想起了曾讀過的一本書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這些華裔在這樣的創痛下，能與印尼有「想像的共同體」嗎？

我還記得書中Benedict Anderson曾談到他在印尼待了非常久，還會說當地話呢，怎麼沒在該書提提這件事？

後來我找到標榜師承Benedict Anderson，一本談印尼華人認同的書說「沒有真正的優勢族群存在…將是台灣社會最重要的省思」（see 當代印尼華人的認同：文化、政略與媒體），台灣社會真能省思什麼嗎？

這十年來，我去了不少次各類二二八紀念館、白色恐怖遺跡，有機會就讀讀相關的報導或書刊。

關於大屠殺、種族衝突的電影也是我一直以來關注的目標，最後的蘇格蘭王（The Last King of Scotland）、盧安達飯店（Hotel Rwanda），台美人的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德國終戰三部曲等，美國的黑白種族電影更是看了不計其數。

每看到這些我就會思考，台灣的族群差異絕對比任何國家小，為什麼別人能有那種反省或孕育出感動人心的作品，台灣卻沒有呢？

台灣政府在面對過去時，是否做的不夠？

又為什麼總有一些學者、媒體、人民要把台灣一部份人區分為「外來」？

這片給我的意義是：我不同意Adi「上帝都會有自己的秘密」這話。

這段時間，我不斷的貼出關於眷村、二二八的文章，這是一個開始也是一個結束。

開始的是這些「我們的不同」絕不應該被掩蓋，無論是反省或控訴，我都要把它寫出來。

結束的是，已經十年了，該結束的還是應該結束，雖然不是現在、立刻，但我會把這段日子整理出一個總結。

如果可能，我希望這部紀錄片我是殺人魔（The Act of Killing）能給台灣的教訓是：傷口的復原不是建築在隱瞞上， Adi曾經說「政府應該正式道歉，不是我們那會像是藥，能減輕些疼痛」，我則認為，一切的藉口只是傷口上的鹽，真相才是藥，它才能夠真正的治療台灣的裂痕。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3/10

平实与激进的镜头给予这部电影一种内在的矛盾感，从头到尾就像是游走在热带雨林与高楼大厦之间，时而天堂时而地狱，上一秒还在教导孙子温柔对待动物的老人，在下一刻就开始回忆自己曾经的杀戮往事。

杀人，勒索，强奸，放火，都伴随着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而当这些事情再一次用电影重演时，又能把人吓的说不出话来。

作为影史上最勇敢的电影之一，The Act of Killing从加害者的视角回忆了曾经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被害者们从始至终无法得到发言权的事实一下就让人感到挫败，而这个视角带来的冲击力比我们想象得更具有毁灭性。

导演版的剪辑（Director's cut）让每个观影体验成为反省的过程、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是一次自我挣扎，因为每位观影者都必须持续审视自己对这些罪犯的态度。

同时，人性的本质也被慢慢揭露。

整部电影一直将节奏轻快的片段与和杀戮相关的沉重片段紧密连接，而这样持续转换的节奏迫使观众在不同的状态里反反复复。

其中有一幕，Anwar的“头”被砍了下来，而Herman残酷成性地享用着Anwar鲜血淋淋的“脏器”。

此处对Herman的特写持续时间极长，长到足以令观众产生恶心的感觉、甚至在潜意识里会将自己代入那大口食用人类器官的残忍情形。

然而紧接其后的场景与此形成对比：Herman已经进食完毕，现在正挺着肚子在树林里休息。

这个场面乍一眼看来很好笑，因为大腹便便的Herman精神状态极其放松，让人想起刚吃饱饭、坐着“挺尸”的自己。

可这也是个静态镜头，其位置固定不动，持续的时间依旧漫长，看着看着难免会开始回想那些鲜血和器官。

于是，一开始体验到的欢乐感转瞬即逝，方才逗留不去的厌恶感却越来越浓，加重了上个场景带来的观影负担。

这两个镜头的并置让人形成了自我对抗的情绪：观众一开始就很容易由于过于直接的画面感到不快与压抑，接着却被带入稍稍友善一些的氛围，但很快又自己找回残忍的现实、挫败感也随之迅速袭来。

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镜头组合，让观影者不断调整自身情绪和观影状态，最后很难将自己从这样复杂的混合情绪里抽离。

当人们陷入情绪困境、在观影过程中纠结不定时，电影里对加害者的人性化成为了最能让观者质疑自身道德感的点。

观众看到主角身上拥有的人性化特征越多、有趣的细节越多，就越忍不住对这些世界级的罪犯产生同理心，而这就是一个道德困境，因为自诩“有良知”的我们本不该如此。

拿另一个同期的刽子手Adi举例，电影里有一幕展现Adi和他的妻女一起在电影院候场的情景，很普通，很日常。

他的女儿正在找角度和妈妈自拍，撅着嘴摆着pose，而Adi坐在一旁严肃地打着电话。

这个镜头展现了一种有趣的反差：这边是不苟言笑的父亲，那边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俩。

这个反差很容易勾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因为这样的景象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

可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家人出游的情景过后，切到的镜头是Adi在车里坦露自己对大屠杀的看法。

这一段话无情地把观众拽回他的残忍里：他认为那时的大屠杀是一场战争，而他是胜者，因此他从不会为自己滥杀无辜感到自责，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鬼缠身。

Joshua（导演）扔向Adi的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被他毫无愧疚感地接住，甚至还将这些炸弹一一抛给了观众。

Adi强硬的回答在逼迫观者们承认他提倡、赞扬的“无道德感”，可这和我们所习得的意志相背，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否决自己刚刚不由自主产生的情感共鸣——就在上一个镜头，我们曾对他产生共情，而从他的残酷言行看来，这样的共情是“有问题”的——否则，“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

电影的剪辑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即使这些杀人犯已经认识到一部分的错误，他们仍旧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且很有可能还很享受这些暴虐行为。

我们在他们身上了解的东西越多，对他们的情绪越复杂。

但最残忍的是，无论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他们日后的生活还是会和过去的这几十年一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所有与Anwar相关的情节都很好地为以上观点做了阐释。

电影一步一步地展现了Anwar的多面性格，我们对他的态度也由此不再单一。

烧毁村庄的重现是Anwar第一次从受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接着他又坦露了自己的脆弱，向人们倾诉他对来自上天的惩罚的畏惧。

此刻，我们能够相信他还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也还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与愧疚。

可是，在下一个重现审问的场景里，观众的情绪产生了转折点。

一系列的镜头展现了Anwar以最残忍的方式审问、虐待共产党人。

当他假装要用细丝勒死被审问者时，镜头定格在他的脸上，他神色里的每一寸坚定不移和无畏无惧都鲜明地呈现在屏幕上。

接着，他在设定为“共产党人的孩子”的玩偶身上捅了无数刀，挖出她的眼睛，切断她的双腿。

这些镜头如飓风般吹灭了观者对他抱有的一丝丝期望；我们先前对他的同情、甚至可怜，全都被一扫而光。

在观者对Anwar重新燃起希望的同时，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蔑视生命。

Anwar本身复杂的性格加上临近结尾时观众的百感交集，让最后那段阳台上的独白变得更像是Anwar对自己的辩护，而非在影院版的剪辑（Theatre's cut）中人们感受到的他的赎罪心理。

他坚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仁慈的，因为他为那些被害者选择了最简单的了结生命的方法，而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说辞。

而且，频繁的停顿与大片大片的沉默让他内心的勉强和拒绝更加明显：他或许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但他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面对真相。

电影最后三个画面清晰地说明了剪辑所起的重要作用，将观众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讨论推向一个高潮。

在阳台独白之前，屏幕上呈现的是Adi和Herman的生活场景：Adi在陪他的女儿做面部按摩，而Herman在全情投入地打架子鼓。

阳台独白之后是一个大远景，和电影的开头一样，描绘了Anwar、Herman和六个女孩在海边跳舞。

这个镜头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其长度足以让观众在当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沉重的阳台场景正好被安排在相当日常的镜头和极其静谧、优雅的镜头中间，这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上下文”沉稳积蓄、瞬间爆发的冲击力。

此刻，电影所强调的重点已经不在于Anwar时刻变化的心理状态，而是在每一个Pancasilla Youth成员不变的生活里。

无论曾经发生了什么或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这些加害者们总是在唱歌、在跳舞，依然不受惩罚，和清白的平民百姓一样活着。

通过高度统一的剪辑手法，The Act of Killing为观者创造了一个沉重的观影氛围。

从最令人动容的同理心到最丑陋的暴虐心理和对道德的剥夺，它在迫使人们反复思考人性的本质。

电影制作者对加害者的人性化将人类最大的恐惧摆在了观众眼前：这些暴徒和观者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样普通，相反地，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没有人性、没有道德。

我们永远都不能否认人性里至善和至恶的并存，好与坏也只有一线之隔。

片名：《The Act of Killing》（《杀戮演绎》）年代：2012年 国家：印尼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约书亚•奥本海默）主演：Anwar Congo（安瓦尔•冈戈） ；Herman Koto（赫曼•科托） ；Syamsul Arifin纪录片导演Joshua Oppenheimer 2004年在印尼拍摄一部关于印尼血汗工厂的纪录片《全球化的磁带》，无意间听工人说起发生在1965年的这场屠杀。

偶然的发现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想一探究竟，这么大规模的血腥屠杀事件并未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甚至不为外人所知，这未免让人觉得纳闷。

于是导演在印尼安营扎寨7年，开始为屠杀事件搜集素材，拍摄了这部纪录片。

这是一部特殊纪录片，亲历事件的主角在片中重现的是自己的过去。

上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对外输出革命，培育了不少亲华势力，但这也让这些东南亚国家警惕，甚至谈共色变，印尼1965的大屠杀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苏加诺政府被军政府苏哈托推翻，随即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了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的血腥屠杀，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大约有100万的所谓共产党人死于非命，其中包含印尼共产党、左派人士、知识分子和华人。

为了规避责任，印尼军方利用大批的地痞流氓来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

“五戒青年团”是一个成立于50年代的印尼民间组织，1965年屠杀一开始它就组织了敢死队，Anwar Congo和他的朋友们参与了当年的屠杀，Anwar Congo本人亲手屠杀的人超过1000人。

由于在屠杀中的突出表现，Anwar Congo成了印尼最大的准军事组织“五戒青年团”的元老人物，而参与这场屠杀的人后来都成了印尼位高权重的人物。

Anwar Congo邀请来了当年的同伙，行刑队长Adi Zulkadry参与拍摄，再找来群众演员，按照导演的“设计”进行情景再现。

Anwar Congo在当初杀人的地方重演当初杀人的场景，因为棍棒痛击会鲜血四溅，短时间太多人被杀害，凝聚地上的血来不及清理，他独创用铁丝勒住喉咙，让人窒息的死亡方式，既没有血迹也来不及呐喊。

示范完之后的Anwar Congo充满得意，甚至开心地跳起了恰恰。

拍摄焚烧村落和强奸妇女儿童的场面时，火光熊熊叫声凄厉，“五戒青年团”追赶和暴打村民。

拍摄完成之后，另一位当年的杀人主角Herman Koto哄着那些被吓哭的儿童演员，抹干他们的眼泪，告诉他们这不过是拍戏。

最后，Anwar Congo选择扮演曾被自己审讯杀害的受害者角色，体验坐在办公桌前被审问虐打，然后被钢丝勒脖而死。

拍摄进行当中，Anwar Congo突然的恐惧感受导致拍摄无法进行，他说：那一刻我感受到自己丧失了所有的尊严，充满恐惧，我想我体会到了我所杀害的人的感受，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

导演回应到：不，那些受害者跟你的感受不会一样，因为你只是在演戏，等喊cut就结束了，而那些受害者知道自己是真的就要死了。

Anwar Congo一个人再次重回屠杀地后，呕吐不止。

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在影片结尾，是一段非常荒诞而奇幻的影像。

一个粗糙简陋的场景和穿着诡异但表情幸福的男女，组成了天堂。

被铁丝勒死的共产党人摘下了脖子上的铁圈，向杀人者表示感谢。

“谢谢你把我带上天堂”。

导演Joshua Oppenheimer以这一种超越常规的方式来面对这段历史，他寻找当年杀戮的遗老对历史进行重现，而他们最初以为导演要拍摄一部为他们当年“事迹”树碑立传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作品，幻想自己真的在拍摄大电影，甚至因为这部电影而扬名天下。

因此，他们面对镜头表现自己当年的杀人行为时，丝毫不觉得愧疚，反而津津乐道振振有词。

1965年Adi Zulkadry他们手握需要猎杀者的名单，但是他们依然把刀指向无辜的中国人，正如Adi Zulkadry所说“我拿到名单后，捅死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最后我遇到了我女友的父亲，粉碎华人变成粉碎女友的父亲。

”这场屠杀之后，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1998年印尼再次发生屠杀事件，只不过这一次的屠刀挥向华人，只要是华人都被杀害。

如果说1965年所有被杀的华人都被冠上了“共产党”的名，这一次没有理由。

影片拍摄的过程中，Herman Koto随意对华人的勒索与敲诈，华人无一不是隐忍和退缩，而Herman Koto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的选举。

屠杀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当年的行刑者、指挥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忏悔和内疚，有的只是对那段历史的引以为傲，被屠杀的是对国家破坏的恶魔，他们最后却成了保护国家的英雄，是正义的实施者。

而受害者的后代不敢对行凶者追诉，不敢分辨是非，甚至不敢明言。

杀了几千人的Adi Zulkadry在片中说，“我没有感觉到愧疚，不会像Anwar Congo那样被噩梦困扰，我没有做错事。

我没有受到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据。

” Anwar Congo在片中说道，“我没有感觉，不怀疑任何事情，但煎熬一直在心中蔓延。

” 以往Anwar Congo会说，因为这些共产党员都是恶人，所以会诅咒仇敌，而如今他恐慌，因那诅咒是出于真实的伤害与痛苦。

Anwar Congo在纪录片中有“谢罪”的意味，但实际上只是救赎，对那些自己杀掉的人求以赎罪，暗暗想来，不知廉耻中又可怜。

看起来不过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影片的拍摄并不顺利，导演Joshua Oppenheimer在采访受害人家属时，基本上在谈及此事时小心翼翼吞吞吐吐，不敢论及过往。

与采访受害者避之不及的态度相反的是，这些刽子手们在谈及此事时无一不是得意洋洋，争相炫耀自己过去的“功绩”。

Joshua Oppenheimer在拍摄期遭受过“五戒青年团”的阻挠，更多的受害者家属在面对镜头时噤若寒蝉；他也将这些受害人的调查与缄默收集起来，成为了他另一部纪录片《沉默之像》的题材。

整部纪录片呈现出荒诞、残酷、让人不寒而栗的气质，我们想要的反思、忏悔，这些当年的屠夫并未展现，他们甚至不觉得这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他们成了这个国家的主导者，主导这个国家对过去的判断，也主导这个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历史走向。

时至今日，那些伸向华人商贩的手依然不曾停止，面对不公，华人所能做的只是妥协、顺从和隐忍。

我们想要的人们对于暴虐的审判和反思以及对于历史公正性的追求，在这部纪录片记录的现实面前也只是一场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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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流氓、混混”在一个国家，它的象征可以是什么？

也许是颓废的生活状态，也许是惹人生厌的街头一景，或者是无人拯救爹不疼娘不爱的模样。

但是，如果这个词和“自由”、“拯救国家”联系到一起，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杀戮演绎》就用了159分钟向我们说明这样做的后果会是什么。

1965年，印尼发生政变，军政府推翻当时的现有政府，所有反对军政府的人全部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而遭到虐待和杀害，其中有大批的华人。

军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启用了大批的流氓和混混进行实际的攻击和血洗，这一组织被称为“五戒青年团”。

《杀戮演绎》中的主角就是当年“五戒青年团”的成员之一，现在仍令众人闻风丧胆的安瓦尔•冈戈。

整部影片并没有让施暴者或是受害者讲述自己的遭遇，而是请施暴者参与制作重现当年杀戮行为的影片，使他们涉入其中，并对他们在这一段时间中的生活行为心理给予记录，回溯历史事件，达到导演的拍摄目的。

那么，导演到底要通过这部纪录片说明什么呢？

来看看这些当年的施暴者和受害者们的现状吧。

安瓦尔•冈戈，当年设计出使用钢丝杀人的头号侩子手，目前状况不明，但就其家中装潢来看，生活的并不差。

易卜拉欣•西尼克，当年负责收集情报的人，面对询问，当年杀的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他满不在乎的说：“就是要人们恨他们啊”，“我干嘛要干那种脏事，我一眨眼他们就得死”。

现在是报社社长，仍然掌控着舆论利器。

赫尔曼，当年安瓦尔的手下，现在的新一代流氓，他去华人店铺恐吓要钱，甚至还参与国会议员选举，“要是能进建设委员会，我就能从每个人那儿收钱。

”阿迪，当年安瓦尔所在行刑队的队长，目前生活平稳幸福，有个漂亮的女儿，一家人幸福的在高级商场流连，做美容，试按摩器。

现在的“五戒青年团”领导人，打着高尔夫，吃着奢华的宴席，住着塞满奇珍异宝的豪宅，开着低俗和下流的黄色笑话。

《南方周末》在采访该片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时，导演说：“他（安瓦尔）当年的朋友如今大都位高权重。

”那么受害者呢？

影片中没有一位直接的受害者出现。

甫一开始，安瓦尔和赫尔曼在街上寻找能扮演印尼共产党妻子的女性，但没有人愿意出演。

影片中，一位中年人叙述自己的华人继父被杀的回忆，虽然这个男人自幼和他的继父一同生活，继父被杀时他已年满11岁，感情应当不浅，但他满面笑容的回忆着继父被拖走，第二天他的尸体被怎样发现，而只有自己和爷爷敢去收尸。

在重现屠杀的一个场景cut后，他满面笑容的坐起来，吻着“五戒青年团”一位中年人的手。

没有受害者的身影出现在影片中，导演不是没有做出努力，但他发现，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反而是这些受害者告诉他，去问问那些人吧，他们很乐意说出他们当年的事情的。

有人忏悔吗？

作为流氓的代表，安瓦尔的队长阿迪说：“所谓‘战争罪’是赢家来定义的。

我赢了我说了算。

”如果非要讨个公道，“那你应该从人间第一桩谋杀开始查，该隐杀亚伯。

干嘛只盯着杀共产党？

美国人还杀印第安人呢。

”赫尔曼没有表达意见，但从他脑满肠肥的样子来看，他显然没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

群演中的人兴致勃勃的回味强奸少女：“遇到14岁的真是美味，对她而言是痛苦，对我而言是极乐。

”作为舆论的代表，女主播兴味盎然的向安瓦尔表达敬意。

“您发明了一种更具人性、不残忍杀、避免过度暴力的杀人方式”。

作为国家的代表，副总统高兴的被众人披上“五戒青年团”的制服，站在演讲席上，挥舞着拳头说，流氓是什么？

流氓在英语中的原始意思是free man，“五戒青年团”很好的践行了自由的含义，国家需要他们。

你看，没有人忏悔，所有的流氓都挥舞着自由的拳头，唱着为国捐躯的歌。

如果非要选出一个有那么点忏悔意义的人来，那就只有安瓦尔一个人了。

最起码，他在镜头前坦诚自己必须用歌舞和大麻来麻醉神经，最起码，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都会看到那个被他砍下脑袋的人的眼睛。

最起码，他在亲身实践做一个被审判者时，被吓的不能自己眼泪直流，在那之后，能和导演说：“我感到没有尊严”，有“真实的恐惧”。

有人说他在最后被导演将所有的杀人借口逼退，但如果真的如此，他为什么还是在片尾一个人走上当年殴打屠杀所谓“共产党人”的场地，虽然不知为何呕吐了很久，却喃喃自语：“我的良心告诉我，我要杀掉他们。

”？

没有人忏悔，没有人的合理化借口被导演逼退，害怕的反而是受害者。

也许许多政权是以流血建立的，但大多数会选择反省，或者缄默。

相对于表扬，缄默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个隐形的伤口，人们不愿意说，是因为羞于启齿。

但一个将暴行与自由联系起来大肆宣扬的政府，一个将暴力冠以“为国效力”的国家，反省的意味是零。

好吧，就算上一代的事情就此终结。

那么下一代怎么办？

在这里，显然仍然是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他们仍然看着那些讲述共产党人杀人如麻的宣传片，影片中闪回的是女儿发现爸爸被打死，之后跪在地上将殷红的鲜血捧起，淋漓的抹在自己哭的扭曲的脸上。

他们仍然听着自己的父辈们欢乐的谈起杀人往事，懵懂的站在一旁。

他们仍然参加着“五戒青年团”，或坐或站的在下面鼓着掌。

他们仍然被迫坐在一旁，观看自己的长辈们在电影中被勒死的场景，尽管导演一直在旁边说：“你确定要放吗？

这太血腥了。

”可笑的是，影片中不止一次出现动物与人的互动。

安瓦尔家中的小鸭子腿断了，他柔声训斥自己的孙辈：“不要那样，它会更难受的。

”但另一方面，“五戒青年团”领导人的墙上、家里或挂着或陈列着数不清的动物标本，统统都是死亡和献祭的证明。

当暴力反转成为多数人共识的正义，那么就不要谈拯救，更不要谈希望。

一部充满深度的人类学纪录片，居然会大受欢迎，商业上也挺成功，挺让我吃惊的。

非常简单，让当年在雅加达杀汉人父母的罪人把他们的罪行演一遍。

这种时间上的二重叠加让人更加觉得惊悚和恐怖！

但痛定思痛你会发觉这是最狭隘的人类意志，在自我表演。

如同哈姆雷特在黑暗中的呓语，他的仇恨在哪里？

他的仇人又在哪里？

他要追寻的正义也在哪里？

很多好朋友啊，特别是人类学教授，特别青睐这部电影。

毕竟既说了事实，又洞察人性的片子太少了。

PS续集也很棒，但我为了在这个30部系列中不重复，所以没有加进去。

可以自己看。

The political extremists: the paramilitary youth: gangsters slaughtered the "Communist" and ethnic Chinese.Theatre of the oppressors: role reverse in the victims' roles.All about trauma: the need of taking the places of the others.How about the survivors of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想起來自己的創傷…. Then, to survive!All about politics: 政治運動害人啊！

當66年拆那搞極左共產運動的時候，印尼開始了反共產反華的paramilitary運動，大批青年被組織成民兵，大肆殺人…這類青年民兵受到鼓動，宣揚他們所謂的親美“自由”意識形態。

他們不反感外人對它們的評價：gangster, 還說道這詞來自“free man" (而他們收保護費已經是事實)。

極右反極左是多麼荒謬和可笑！

如今印尼政府仍沒認罪，任何左派的觀點都是當地社會的禁忌。

青年軍的任何活動都是"正確"的。

就連這個影片和片中劇場本身仍不時被理解成正面宣揚官方的立場的。

排練時有小孩和女人受到驚嚇，軍團領袖卻用"正確，勇氣"來安慰她們。

片中主角Anwar述說，大部分兒童都在血腥的官方醜化共產黨的影片中長大，是traumatized的。

然官方縱容下的青年軍的暴行卻視而不見。

情景的再現沒有使Anwar有一點輕鬆，他在劇場中反复地體驗倖存者受到的折磨 (即戲劇治療的role reversal)，並講解處死他們的方法 (如當年他用鐵絲勒死"共黨人")。

Anwar嘗試著“贖罪” （導演稱之為"壓迫者劇場）。

然而，其他人卻沒有在片和劇場中懺悔，有時甚至認為這是在記錄他們“反共產主義是多麼正確”的證據，以及自己過去的"當年勇"。

這個影片會遭到印尼政府的抗議。

華人能在這種社會生存真是難以想像。

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30万华人在异国他乡遭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部反映印尼苏哈托时期930事件的纪录片《杀戮演绎》入围奥斯卡金像奖。

尽管这30万华人都已入籍印尼，但仍旧是与我们骨肉相连的同胞……这是奥斯卡对中国的贡献，美籍导演的作品。

无论是在天国还是人间，邪恶始终都是制约正义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假如这股力量不复存在，正义便无立锥之地，或者正义也将沦为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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