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简体中文在下方：非常喜愛呂蒔媛的劇本。

從無差別殺人事件的死刑犯和律師、被害人的家屬、加害人的家屬，以及電視新聞媒體和網路媒體的相互拉扯與假新聞，到探討精神疾病存在，幾乎把台灣社會現存的幾個大議題全都塞進這個腳本裡。

當然會憂心，這麼多的議題在十集電視劇裡能不能完整講好講滿？

卻也滿懷希望可以透過這樣不同角度的觀看，去討論在這麼忙碌、急促、高壓的社會氣氛下，每一個無法喘息的生活，要如何面對那些不斷壓向身上的重量。

期待在無差別殺人犯身上，可以找出些什麼答案？

在群體憤怒中還能看清楚無處可去的情緒是怎麼迫使我們的惡出現？

幾個角色的安排挺有意思的。

像是賈靜雯飾演的宋喬安，很少會安排一個死去孩子的母親，是個將傷心轉移至工作而與家庭疏遠的女人。

這回角色互換，讓父親成為陪伴孩子的角色，母親不再嘶吼、喊叫也不以淚洗面，而是以其他的形式，讓她以悲傷將整個世界隔開。

從《植劇場》出身的陳妤飾演加害者的家屬李大芝，也是很難會被社會、戲劇關注的角色。

特別是她和父母的互動、在事件發生後他們所經歷的，都是台灣社會少數會被探討、甚至是集體霸凌指責，更別說有誰會去在乎這些人的情緒是不是也需要被照顧和安撫？

把李大芝和宋喬安放在一起，再將辯護律師和被害者的父親連結在一塊，最後再讓辯護律師也經歷一場驚心動魄、繪聲繪影的挾持事件。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樣的角度去思考，每一個人在生活上經歷的，都不是我們表面看到的模樣？

我們到底要怎麼看待我們認為不在常軌生活的人？

這部電視劇會稍微解開一點點，那些常常被拿出來討論，但又沒有共識也沒有結論的議題背後形成的因素嗎？

我們真的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去理解這些加害者背後的動機而加以預防和改善嗎？

前面兩集就把劇情的主幹、旁枝舖好，不知道後面會讓故事走到何處。

但看著有人從媒體端下手寫下這個故事，去審視大眾與媒體的關係、媒體之於大眾所扮演的傳播角色，是如何左右我們看待事件本身的角度，好讓觀眾有機會從不同的角度思考。

呂蒔媛的劇本一直都挺有愛的，期待後面的故事發展，期待更多不同的視角解開這個極度壓迫的社會裡的糾糾結結。

（是說編劇都會自己軋一角嗎？

哈哈）延伸閱讀：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一、二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三、四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五、六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七、八 《我們與惡的距離》之九、十https://link.medium.com/S1j5kWs9jV非常喜爱吕莳媛的剧本。

从无差别杀人事件的死刑犯和律师、被害人的家属、加害人的家属，以及电视新闻媒体和网路媒体的相互拉扯与假新闻，到探讨精神疾病存在，几乎把台湾社会现存的几个大议题全都塞进这个脚本裡。

当然会忧心，这麽多的议题在十集电视剧裡能不能完整讲好讲满？

却也满怀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不同角度的观看，去讨论在这麽忙碌、急促、高压的社会气氛下，每一个无法喘息的生活，要如何面对那些不断压向身上的重量。

期待在无差别杀人犯身上，可以找出些什麽答案？

在群体愤怒中还能看清楚无处可去的情绪是怎麽迫使我们的恶出现？

几个角色的安排挺有意思的。

像是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很少会安排一个死去孩子的母亲，是个将伤心转移至工作而与家庭疏远的女人。

这回角色互换，让父亲成为陪伴孩子的角色，母亲不再嘶吼、喊叫也不以泪洗面，而是以其他的形式，让她以悲伤将整个世界隔开。

从《植剧场》出身的陈妤饰演加害者的家属李大芝，也是很难会被社会、戏剧关注的角色。

特别是她和父母的互动、在事件发生后他们所经历的，都是台湾社会少数会被探讨、甚至是集体霸凌指责，更别说有谁会去在乎这些人的情绪是不是也需要被照顾和安抚？

把李大芝和宋乔安放在一起，再将辩护律师和被害者的父亲连结在一块，最后再让辩护律师也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绘声绘影的挟持事件。

我们到底要用什麽样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个人在生活上经历的，都不是我们表面看到的模样？

我们到底要怎麽看待我们认为不在常轨生活的人？

这部电视剧会稍微解开一点点，那些常常被拿出来讨论，但又没有共识也没有结论的议题背后形成的因素吗？

我们真的能够透过这样的方式去理解这些加害者背后的动机而加以预防和改善吗？

前面两集就把剧情的主干、旁枝舖好，不知道后面会让故事走到何处。

但看着有人从媒体端下手写下这个故事，去审视大众与媒体的关係、媒体之于大众所扮演的传播角色，是如何左右我们看待事件本身的角度，好让观众有机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

吕莳媛的剧本一直都挺有爱的，期待后面的故事发展，期待更多不同的视角解开这个极度压迫的社会裡的纠纠结结。

（是说编剧都会自己轧一角吗？

哈哈）延伸閱讀：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一、二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三、四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五、六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七、八 《我们与恶的距离》之九、十 https://link.medium.com/S1j5kWs9jV

转载：我们跟坏之间，只有一条线？

评论很深刻。

这部台剧围绕着一起发生在电影院的无差别杀人案展开，凶手李晓明携自制的手枪在电影院开枪，造成9死21伤。

这是一起无可争议的巨大罪行，但该剧的重点却不在于令人血脉喷张的正义伸张、恶人得惩，相反，它关注的是这一恶行给受害人家庭、加害人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李晓明枪击案似乎制造了一道深深的伤口，凶手被逮捕甚至被枪决都无法使伤口愈合，反而继续化脓、生疮、感染、溃烂。

最终显露在众人面前的是：受害者不再纯然无辜，加害者也不再可憎如禽兽，善和恶的边界渐渐模糊，共同制造了我们这个满目疮痍的社会。

该剧成为中国多家媒体追逐的热点。

在惊呼“神剧”的同时，媒体同行们却忽略了正是编剧吕莳媛的基督信仰，带她深入人物的灵魂深处。

手拿善恶标签的我们贾静雯饰演的宋乔安，在剧中是一个媒体人。

她的儿子在影院枪杀案中遇害。

身为母亲，她无法走出丧子之痛，试图用酗酒和工作使自己忘却，但她与丈夫的关系也因此越来越紧张。

在女儿眼中她早已形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算了。

她的拼命工作使下属不堪重负，经常性加班让同事面临家庭危机。

不仅于此，当她得知自己手下的李大芝正是凶手李晓明的妹妹时，为了获得独家报道，她不惜突破职业伦理，采取跟踪和偷拍的手段。

她对自己家人、同事和李大芝的伤害，似乎都因为她的“受害者家属”之名而有了正当性。

大型伤痛事件往往成为媒体竞争的战场。

在调查和评论之际，媒体常被诱惑越界侵入被采访对象的生活，给当事人带来二次伤害。

剧中从事媒体行业的角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观众只有七岁智商”，但民意代表了收视率、流量和广告商的投资，因此媒体往往需要迎合民意。

但民意常常容易被情绪挑动。

当恶性事件发生之后，公众往往根据极为有限的资讯，瞬间作出判断，表现出一种“是非分明”的正义感。

在公众的想象中，李晓明就是恶魔、变态、杀人狂，而生养这种恶魔的家庭也一并被妖魔化。

在这种舆论面前，凶手家属的道歉被视为炒作，隐藏则被指为逃避责任。

剧中李晓明的家属因此过上东躲西藏、隐姓埋名的生活。

一旦行踪暴露，那砸向他们的代表着“正义感”的鸡蛋和石头，就迫使他们往崩溃更走近一步。

谁是“善”的代表？

受害者？

媒体？

还是群众？

从某个角度来看，他们以善之名来行事。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所行之善却又成为另一种恶的原因。

凶手及其家属就是彻底的恶吗？

随着镜头，观众得以走近凶手及其家属，并发现开枪导致9死21伤的恶魔并非青面獠牙，而他的父母家人看上去也不是大奸大恶之辈，和其他为人父母者相比也并没有不可饶恕的过失。

与吕莳媛同为基督徒的台湾编剧和导演岳清清评论《我们与恶的距离》时有感而发：“善与恶都是世界给我们衡量别人的一把尺。

”她说，在杂乱的世界里，善与恶都是存在的，但人却没有办法对善恶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当然，该剧并非混淆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指出人性的局限，我们其实缺乏知善恶的能力。

当我们简单化地用善恶的标签区分我们和他们时，只是表明我们对真实的人性缺乏理解——我们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么远，人自认为的善与恶之间并非壁垒分明。

正如编剧吕莳媛所言，该剧取名《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因为她曾看到一篇文章写到“我们跟坏只有一条线”。

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剧中最重要的角色之一是为凶手李晓明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王赦。

王赦一出场就遭到受害者家属的泼粪，公众实在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凶手辩护。

表面上尊重法律制度的安排，背后更重要的理由是，王赦是剧中唯一一个不将李晓明视作社会癌瘤的人。

如果李晓明只是我们中间的异类，那么杀光这些“坏人”，只留下“我们”这些“好人”，世界就美好了。

但事实却是我们和李晓明之间并没有那么泾渭分明。

1961年社会学家阿伦特奔赴耶路撒冷观摩对纳粹屠夫艾希曼的世纪审判，艾希曼是纳粹德国期间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的主要负责人，是“终极屠杀方案”的总策划师。

在大多数人眼中，一定是艾希曼的穷凶极恶才令他犯下滔天罪行。

但当阿伦特见到艾希曼的时候却发现，他作恶的动机既不是反犹主义也不是施虐狂般的仇恨，而是一些最世俗和微不足道的理由：升职，取悦上司，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

与其说艾希曼有着魔鬼般的意志，不如说他和我们一样都太现实、“太人性了”。

有人批评阿伦特为纳粹的暴行洗地。

或许事实仅仅是，从自我中心这个听起来很平常的心态出发，一个人可以走进一个多么遥远而恐怖的深谷。

真正令我们不安的是，阿伦特拆毁了“他们”和“我们”之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不安地想到，原来没有谁是恶的绝缘体，“那些杀人犯看起来跟你我没什么两样”。

王赦被同事誉为“人权斗士”，但他自己知道，他之所以愿意为这个“人渣”辩护，是因为自己和“人渣”相隔不远。

出身卑微的王赦，年少时几乎成为犯罪团伙中的一员，只是因为拉肚子迟到两分钟，没有赶上那辆去火拼的车。

他的人生轨迹就此不同。

对王赦来说，他距离成为“人渣”只有两分钟而已。

作为律师的王赦当然明白违法就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只是快速地为一宗凶杀案结案，对类似案件的预防没有任何意义。

凶手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刑罚，还有宽恕和怜悯。

这里的宽恕和怜悯不是逃脱法律的审判，而是不再将凶手看作非人。

将自己也看作与凶手有同样罪性的人，是怜悯的前提。

正如俄国作家果戈里在遗嘱中有一句至理名言，“需要思索的不是别人的黑暗，不是天下的黑暗，而是自己心中的黑暗”。

恶行所带来的创伤最终需要整个社会进行消化，我们或者简单地将怒火和矛头指向体制、社会和他人，或者参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把宽恕纳入我们的视野，明白宽恕不是勾销个人的道德责任，而是在意识到他人犯罪的同时，也理解到他和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我们的心灵也同样有阴暗、邪恶的念头。

“我们自己之所以没越界，常常是由于某种幸运的机缘巧合。

所以，‘罪犯’不仅是‘罪人’，也是‘不幸的人’”。

剧中宋乔安虽是枪击案的受害者，但藉着突破职业道德底线无形中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凶手。

当她几次被点醒这一点的时候，儿子遇害的阴霾和她对犯人家属的愤怒才有了散去的可能。

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如果我们仅仅是由于幸运而没有变成李晓明，因此就自诩道德高人一筹，将审判权攥在自己手中，是奇怪而危险的。

剧中举着正义大旗的媒体和公众最终也站在了凶手阵营之中，类似的情形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少见。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人类中的评判者应该有自知之明，即他不是最后的评判者，他自己也是有罪的”。

英国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同样对在纳粹集中营中发生的恶行抱有极大的兴趣，他无法理解为何那些拥有良好教养的医生和科学家，竟然惨绝人寰地将犹太人制作成灯罩和肥皂。

“人怎么可以把其他人当作物品对待呢？

面对遭受痛苦的同类，人是怎么切断天然的同情心的呢？

”他的问题其实也是答案，残忍的暴行往往源于我们切断与他人的同理心，不再将他人视作同类，甚至视之为“非人”。

《罪与罚》中的拉斯克利涅科夫杀了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后，为自己辩护道：“罪？

什么罪？

因为我杀了一个下贱的、害人的虱子，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对于任何人都没有用的？

”而妹妹都丽亚绝望地喊着说，“哥哥，哥哥，你说什么话！

你是杀了人的！

”凶手将人视作“非人”，而公众又将凶手视为异类。

我们将他人排除出人类的范畴，心安理得地制造着各式各样的“凶杀案”——或用匕首，或用键盘。

或许真正的医治来源于，我们愿意承认自己和他人实际上都分享着同样的罪人身份。

如果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既不认识人性，也不认识自己，也就无法真正与他人共情。

朋霍费尔说，那些不了解自己是罪人的道德理论家因此而变得盲目。

所有人都落入了一个真正的圈套：不愿意老老实实地站在上帝的真理中，注视上帝的真理而变得单纯而聪明。

在上帝面前，所有人同为罪人，这就是上帝的真理。

而那些愿意谦卑降服在上帝面前，依靠上帝与心中的自私与贪念争战的人，才不至滑跌到艾希曼或李晓明的境况。

宇宙之间并非全然善意的存在，甚至并非全然中性的事物，邪恶的势力的确存在。

当肉体中本就充满私欲的人，被邪恶的力量抓住，我们不是有可能会犯罪，而是没有可能不犯罪。

当有人来到耶稣面前，称祂是“良善的夫子”时，耶稣并未飘飘然将这个称呼笑纳，反而挑战对方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如果我们以自己的善恶作为标准，即使称耶稣为善，也只不过是因为耶稣暂时达到我们的要求而已，这本身就是一种僭越。

那些称耶稣为善的人很可能和之后高呼“钉死祂”的人是同一批人，而之所以前后有如此大的反差，是因为我们自己仍然掌握着善恶的尺度。

因此耶稣接下来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人最合宜的身份是跪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上帝的至善对我们的判断。

那些被骄傲深深捆绑、专好在人前充当道德楷模，因此无法在神面前真正谦卑认罪的人，因此成为距离魔鬼最近的人。

虽然我们经常软弱，行事使神担忧，但常常悔改却可以帮助我们，不堕落到亵渎神的地步。

当我们不再伪装成道德权威，才能因着自己和他人同为罪人而能走近他人。

第5集里面王赦回答了所有人，他为什么坚持当刑事辩护律师，为什么要极力去维护李晓明陈昌那些杀人犯的权益：“他杀了人就该死，不代表要民主法治跟着他陪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逮捕他，还要浪费两年时间开庭啊调查啊什么的，我们抓到他的时候就应该要捅他一刀把他捅死就好了啊。

你们都希望他死，大家都希望他死，舆论媒体也希望他死。

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吗？

美国死刑犯写谋杀，我们写他杀。

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要靠杀人才能抚慰人心！

才能保障我们的安全！

”因为他把法律当做最高信仰，他所维护的是那个法律承诺的社会，那个充分民主法治，人人平等的世界。

但是那些所谓法律的制定者执行者的ZF部门，却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不好意思，我们是为了议员工作的，而议员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支持率啦，不讨好人民，谁给投票呢？

媒体是议员的喉舌，不讨好他们，谁给宣传呢？

这是一个法学人的悲哀！

更是整个社会不能承受之重！

周围不止一个朋友向我推荐这部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用三个晚上一口气看完10集。

看到最后一集，紧绷的情绪终于释放，无数思绪涌出，终于决定写下这两三年来，第一篇“观后感”。

我们与恶的距离，从来不远。

这部剧谈及的东西很多，媒体公权力、法律、公义、精神病人、被害者家属、凶手家属……聚焦的人物也很多，宋乔安夫妇、宋桥平夫妇、李晓文一家、应思悦一家、王律师一家。

所有人因为李晓明、应思聪这两个“有问题的人“聚在一起。

10集故事，围绕“寻找”、“妥协”与“和解“三个关键词展开。

人们试图寻找杀人者为何杀人的原因，人们向现实无奈妥协，人们主动尝试和解。

这部剧里的人物塑造，围绕这三个关键词，渐渐丰满、真实，渲染到最后一集，逐层爆发，催人泪下的同时，也像这集的名字那样，让人看到”未来的样子“。

稍微关注新闻的人就会知道，这几年的台湾，并不太平。

隔三差五就会出现所谓”精神病人伤人“的报道，其中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和2016年“小灯泡事件”，更加为世人所熟知。

我不知道剧中李晓明案、陈昌案是否脱胎于这两个案件，但李晓明给父母的信中那句“我要成大事”的表达，和“台北捷运案”犯人郑捷的在自己FB上写下的“要做大事”不谋而合。

郑捷的父母、弟弟，也在案发后与他切割，媒体报道用词为“神隐6天”，之后出面向受害者道歉，下跪超过20次。

重看当时的报道，郑捷的母亲和李晓明的母亲装束一样，帽子、口罩包裹的严严实实，在道歉后飞奔着逃离媒体的追击。

五年过去了，剧中李晓明父母尝试着去和受害者家属达成“和解”，现实中郑捷的父母又在哪里，他的弟弟在做什么，是否也和李晓文一样改了名字重新生活，搜了一遍，没有半点消息。

我记得，那几年很多媒体报道都在问“身为郑捷父母是什么感觉”，“是什么造就了冷血杀人魔”，然而，无人能找到答案。

他和李晓明一样，被快速执行了死刑，人们只能从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只言片语去拼凑真相。

他的父母，最终也没能站出来，亲口叙述孩子的成长，帮助分析、理清究竟是哪一步偏离了轨道，最终酿成大祸。

假如，我是说假如，在现实中，郑捷和其他很多被贴上“精神病”、“疯子”标签的人，能有幸和剧中应思聪一样，遇到一个不放弃他的姐姐，一个愿意聆听他的社工，一个愿意帮助他的朋友，或许很多时候，在帮助他们和自己”和解“的同时，也能避免掉很多悲剧的诞生。

突然想起2017年的港铁纵火案，那应该是距离我最近的由“精神病”引发的人员伤亡，1死18伤。

案发次日清晨我去了现场，尖沙咀站内还有劫后惊魂的气息。

60岁案犯张锦辉有精神病记录，需要定期复诊。

案件中他被烧伤留医三个月后不治身亡，成为唯一的1死。

而他为何作案的原因，也跟着他一起消散，他的妻儿，也再无音讯。

那起案件过后，香港传媒围绕“精神病患”关注并讨论过一点时间，最终不了了之。

和剧中一样，传媒在意的是点击率，是血腥的标题，只有这样，才会让读者闻着血腥味来凑高点击率。

标题怎么骇人听闻怎么来，内容怎么猎奇怎么来，比如在某媒体《【港鐵縱火案】疑犯鄰居買定家居保險：佢經常煲燶煲 間屋差啲著火！

》报道中就提到，“邻居说案犯常常去赌钱、不做家务，好不容易做一次还差点引起火灾……”读者看了自然会联想到：难怪心理变态，这人该死。

没有人想要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受害者家属只希望他们死，他们的家人也希望他们消失，键盘战士们早就杀了他们成百上千次。

没有人想寻找答案。

王律师的执着和坚持，有什么用呢？

在陈昌狱中自杀后，在他妻子因为恐惧应思聪而摔倒以致早产，最终孩子夭折后，他无奈妥协，放弃了去促成和解的尝试。

全剧最怀抱希望的人，放弃了希望，加上应思聪情况恶化，一切都down到了谷底，绝望，无奈，无可奈何。

然而，在最后一集却大反转。

没有放弃的社工，劝服了病情加重的应思聪，没有酿成伤人惨剧。

王律师的老婆尝试理解、鼓励王律师坚持下去，去捍卫公义和人权。

这种柳暗花明，正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最妙的地方，它呈现了不去试看看的后果，也描绘了努力去尝试的结局。

与恶的距离，就在这“试，与不试”之间。

每个人的行为背后都有复杂而多元的原因，包括性格、环境至诱发因素，可是传媒容易以单一因素来总结。

“将复杂因素单一化很危险，变成finger pointing（指责）、二元化。

我们不应该将事故当刻的因素，就解读为唯一原因。

”有港媒曾如是说。

“媒体与恶的距离”，正正在此。

韩剧《匹诺曹》里，男主角的父亲救火时死于火灾，却被污蔑为害死队友的凶手。

劈天盖地的传媒令男主角和他的妈妈、哥哥走投无路跳海亲生。

马航MH370事件，失踪的机长被传媒渲染成“会在家里开飞行模拟器的宗教狂热分子”，在其家庭所在的宗教国度，家人所承受的谩骂质疑，可想而知。

李晓文说的对，无良传媒“杀”的人，不比他哥少。

对“精神病患者”的污名化，是无良媒体的另一战绩。

周遭的人害怕，越害怕，情况变得越糟糕。

异样眼光、动不动就强势管控，让这些试图融入社会的”再生者“处于”被注视“的环境中，无法逃脱。

实际上，又有多少人知道，“思觉失调”，不是精神病。

香港政府的“思觉失调”服务计划明确写到，“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精神状态，但如果不及早识别和及早治疗，是可能发展成为一 些精神病“。

如果及早识别“思觉失调”，治疗过程和治疗效果会比较理想。

而且，当患者并未作出过任何伤害自己及影响他人的行为，日后他康复重投社区的成功率会较高。

相反，如果患者早期未被识别和治疗，已发展到一些精神病时，治疗可能需要较长时间。

即使彻底治疗，由于患者从前作过一些负面行为，又被人知道，可能影响其重投社区，过正常生活。

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又有有多少，去普及过、讲述过这些呢？

要拉开与恶的距离，要做的努力还有很多。

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而不是找一个符合大众期待的单一答案，才是最应该做的事。

李晓明的家人，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活在阳光下，被害者的家属，用了多大的努力才再次火灾阳光下，让生活继续，是拉开与恶的距离的不可或缺的尝试，唯有此，才能告别对悲伤的妥协，迎来与痛苦的和解。

比起除之而后快，探究犯罪心理成因，把犯罪心理扼杀在摇篮中，是还活着的人，最应该做的，让恶真正远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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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微信公众号MultiFacets：危险关系 | 当善与恶失去距离我们该如何定义善恶？

毋庸置疑，《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是有恶存在的。

李晓明在戏院开枪扫射造成九死二十一伤，是恶。

患有思觉失调症（俗称：精神分裂症）的陈昌在清村公园残忍杀害两名女童，是恶。

媒体报道恶行、民众声讨凶手、被害者家属情绪崩溃，这都合乎情理。

可正义的旗号下，并非仅有善行。

社交网络给了网民能够表达自己观点与看法的虚拟平台，却也放大了文字的力量，使其成为能够杀人于无形的利刃。

剧中，李晓明案件掀起巨大社会舆论，网友不断攻击李晓明及其家人。

虽然李晓明本人欲与家人做切割，但李家人平静的生活在案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被彻底打破。

朋友刻意疏远，赖以生存的面店被砸，电话铃声一刻不停却无人敢接。

李家人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们在公众面前下跪，却换来“做戏”的质疑；他们试图卖店赔偿，却因无力而在受害者面前却步。

没有人天生就会做父母。

没有人能冷静而完美地处理好人生中任何突发事件。

“这么多的人，我们要怎么道歉，我们要怎么赔偿？

”

没错，李晓明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不少家庭因他支离破碎。

仇恨让被害者家属的心逐渐被恶填满，他们恨不得李家人都去死，恨不得李家人一辈子活在阴影中。

他们不关心作恶者为何作恶，简单地把一切恶的源头归咎于原生家庭。

但这样的行为，难道不算恶吗？

“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有标准答案吗？

”这本就是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世界，没有人敢保证对某件事有深刻全面的认识。

被害者家属只看到亲人的逝去，而不认可也不愿意接受李家人的做法与态度。

网民只看到恶性事件的报道，在片面了解下就“正义凌然”地批判当事人及其家庭。

剧中受网络暴力的不仅仅有李家人，还有王赦律师夫妇及精神障碍患者。

受童年经历影响，王律师坚持人人平等，认为只有探究恶性事件的背后起因才能在未来防患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他拿着微薄的工资，为自己的理想坚持。

而大众只看到他为杀人犯辩护，便愤而向其泼粪，甚至诅咒谩骂其妻儿。

这样的所谓“正义之举”，也不算恶吗？

尽管精神科医师一再强调精神障碍患者伤人的概率并不高，大众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包容度依旧微乎其微。

精障患者就像是社会异类，被看作是随时会爆炸的不定时炸弹。

精神障碍虽不致死，患者却被这个社会宣判了死刑。

媒体作为信息传递媒介，作为“把关人”，本应做到客观求实。

而现实中，多数媒体为了“求快”、“抢收视率”，消息未加证实就对其进行大肆报道。

出现了失实报道怎么办？

没关系，反正更正一下就好。

文字可以被更正，其造成的伤害却不可轻易被抚平。

如果连媒体都戴着有色眼镜对事件进行报道，公众又如何能从客观的角度对待当事人？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有一条剧情支线，讲述媒体在报道另一起精神障碍患者伤人事件时，随意对案犯冠以“模仿犯”的标签，却没有一家媒体关心案件背后的故事，没有人报道伤人者在学校遭受校园暴力的事实。

如果不是其母亲公开要求进行采访，也许公众永远不会听到这个故事。

网络暴力最终带走了两条年轻的生命。

如果媒体愿意多花几小时去了解一下当事人，如果网民在按下“发送”键前再斟酌一下用词，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为他人考虑几分钟，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剧中不断提到“病识感”，指代对自身患病的感知度。

为什么说“众生皆病”？

也许，我们对自身的行为想法并没有正确的认识。

有时，我们以为看清了，实际只触碰了冰山一角；有时，我们以为正义了，却是为网络暴力推波助澜。

这样的我们，却固执地认为自己没错，是其他人错了。

最可怕的，莫过于善良在无形中化为恶意。

如需转载，请与作者联系微信公众号：MultiFacets危险关系 | 当善与恶失去距离

八年前，我是个电视台的菜鸟记者，通过努力慢慢升任为部门主编，做了两年民生新闻，之后辞职去了北京，这段经历也就封存了起来，但当我看到这部剧的时候，当年很多记忆都被激活了，只能说这部剧的职场戏部分很专业、很真实！

首先是乔安娜的出场戏，那一场是在新闻直播间发生的，那场戏的氛围给人的感觉像打仗一样，这便是我们当时在新闻直播间的真实写照。

新闻编排软件作为主编，要在新闻编排软件上算时长，我们当时的新闻是34分钟，整体片长需要控制在28分钟左右，加上主持人的导语和串词，再加上天气预报的调整，要保证时间刚好在34分钟，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作为主编，第一个要做的事挑出具有新闻价值的选题，派记者外出采访，如果当天新闻稿子太少，一些新闻必须当天采当天出，这也让很多记者的压力很大，除了选派选题之外，就是审核新闻稿件，主编初审，总编或制片人终审，审完稿子后，记者或者后期就开始编辑视频了，有的在直播之前要做好了，有的没有做好，就必须下掉，上其他的新闻，如果已经编排好的新闻临时要换，就很麻烦，作为一整天的新闻，就像写作文一样，需要有核心主题，需要有重点关注，还需要写出能把所有的新闻串联在一起的主持人串词，做完的片子需要由制片人来审核，审核通过之后才能播出，如果有其他比较敏感的问题，或者上面领导发话这些监督报道不能播出，也只能下掉换其他的新闻。

审核完片子，就能直接去演播室进行直播了，有的频道事直接录播的带子，这样的话，直播风险会减小很多。

新闻直播为什么像打仗一样惊险刺激呢？

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1、片子全都没有完全上传到系统，就开始直播了，如果还上传不及时，就必须要采取紧急措施，撤掉这些片子，重新换屯着的片子。

这个时候对主编的新闻编排能力是个很大的挑战，你要重新恰整个节目的时长，用其他片子的时长去替换，还要临时改导语和串词。

2、机器故障。

如果机器出现了故障了，要马上用备播机器来替换，不然就是重大播出事故。

3、新闻连线事故。

如果遇到重大新闻事件，需要现场连线采访的，但是如果信号不好，或者记者现场发挥不好，主编也要补救，要不今早切掉画面补其他内容，要不让主持人临时救场。

4、导播事故。

整个直播是主编、导播、技术、支持人等各个部门人员配合的，如果导播切错了镜头画面，或者切慢了、快了，都是播出事故。

同时，这部剧中有几个职场戏的处理，让我觉得很真实。

一个就是新闻编排上的讨论。

头条新闻该放热点新闻还是放重点新闻？

该剧就给出了很专业的答案：头条就是让观众进场的，必须要吸引人的眼球，所以需要热开场新闻。

而在儿童绑架案的新闻报道上，也体现了其新闻编排上的专业性。

绑架案新闻被证实后，乔安娜反应相当迅速，打算做新闻专题报道，在这次绑架事件的基础上要再做三条，一条是历届精神病患者的报道，一条是找精神方面的专家解读，一条是连线康复之家。

一般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之后，会进行一系列的策划。

基本的逻辑是：发生了什么（客观报道）—— 为什么会发生（深究原因，调查各方说法）—— 怎样预防（找专家）所以从这个逻辑上看，本剧中新闻编排方式非常真实。

同时让我觉得很真实的部分就是选题会这场戏。

我们当时也会做节假日的新闻策划，比如像剧中母亲节的策划：有关于伟大母亲的真人真事采访、还有各种母亲节街采、同时还有烦人的关系稿，这些新闻稿都是广告部的客户，不能得罪，也没有任何新闻价值，但是你不得不加入到自己的新闻编排中去。

最后说说本剧中关于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关系讨论。

在剧中实习生李大芝说做新闻编辑是想让大家看到世界的全貌，而宋乔安却挑衅地问她：敢不敢踏进现实世界？

其实新闻理想与新闻现实的差距太大了，这也是我当年转行的原因。

记得刚开始做记者的时候，心怀着新闻理想的，那时候第一个监督报道是关于一条路上的路灯横在路上没人管，我分别找了灯管所、城管部门、公路管理局、交警部门、交通局，基本上都是相互推诿，后来知道这条路还是属于交通局管，还没有移交给公路管理局，我拿着话筒去了交通局找到了交通局长，问：XXX路路段的路灯被撞坏，斜放了一个月，中间有好几个撞在了上面，为何没人来管？

对方（局长）：你是哪个单位的？

后来我才知道局长跟我们台长平级，根本监管不了，这个事就被压下来了，所有的同事都觉得我特别傻，一个小小记者质问一个局长，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后来慢慢的发现很多事自己根本管不了，能管的事也只有楼上漏水楼下找上门这样的家长里短的报道。

后来慢慢变得麻木不仁了，一听到有车祸，首先想到的是死了多少人，有没有新闻价值，连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关怀都省去了，觉得挺冷血挺可悲的，于是换了职业。

干了这一行才发现：新闻不等于客观真实，收视率让新闻越来越夸张变质，自媒体如同劣币，驱逐着本该真实的新闻。

真的很有幸看到这部剧，起码我们大陆职场中没有展现出的东西，它真实还原了。

夏天在台湾听吕莳媛老师讲课的那一次，其实我是逃课去的。

我翘掉了小说组的第一堂课，去了影视剧本组，因为逃课需要点时间，所以去的时候，稍微迟到了十五分钟。

吕莳媛在讲课的时候，易智言就坐在最后一排，我没认出来，以为他是一个年龄很大想学写剧本的同学而已。

他老是提问，常常把吕莳媛问得有点愣住，她就会站在讲台上认真想一想，然后告诉他，“这一题，我不知道怎么答。

”最后一次，他又提问时，我终于忍不住了，准备打断他说，“这位同学你别说话”，旁边有人把我的手压住，“不用不用不用，他是易智言......"，我说，易智言是谁？

非常蠢的一个小插曲。

说回正题，我并未接触过编剧行业，只是觉得好玩。

吕老师让我十分敬佩。

作为一名已入行23年的编剧，如此谦逊，如此刻苦，如此认真，在写剧本的时候，去做田野调查，看很多书，采访别人，跟法庭，问律师一些“我自己都觉得很笨的问题”，跟着那个律师开庭、分享、做讲座，跟到那位律师到底还是和她熟起来，开始跟她掏心窝子讲心里话。

她还是不满足，觉得需要更多的细节，于是继续看书，做田野，继续采访。

而这些，即便是一个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人，也是应该认认真真去努力做到的，我却差得很远。

原来编剧并非是一个编故事的人，而是试图还原，试图重现，试图思考，而很多时候，很多情景和状况，让思考变得更难了。

一个无差别杀人案，网络上的谴责如潮水，她看了无数帖子，她提问，你们有在这个当时很热的帖子下面回复吗？

很多人举手。

因为那是台湾当地非常轰动的案件，自然有很多人举手，如果换到大陆来，想来情况也是类似的。

我们这些看客和判官，沉迷在自以为是的正义里，我们怜悯，我们同情，我们呼吁，但实际上，我们离我们所呼救的，到底有多远呢？

五十多岁的吕老师，她并没有说更多，她只是说，是很难呀，但还是要写的。

吕莳媛台湾电视、电影编剧，曾任制作人。

2010年以《牵纸鹞的手》获得第45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5年以《出境事务所》再度获得第50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2019年以《我们与恶的距离》三度获得第54届金钟奖戏剧节目编剧奖。

《我们与恶的距离》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

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完成剧本之后，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

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PTS）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她打算以“八仙尘爆”为题。

2015年6·27新北游乐园粉尘爆炸事故造成500人受伤、12人死亡。

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合作，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吕莳媛将主题转向“无差别杀人事件”，即“随机杀人”。

吕莳媛觉得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

该片的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企业赞助、个人捐赠等。

10集《我们与恶的距离》耗资4300万新台币，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36万元 田野调查与角色塑造以下文稿听写并节选自吕莳媛老师2019年印刻文学营讲座仅供学习，请勿商用-关于大数据……我自己觉得这是两件事，我想要把它分开来谈这样子。

当你去了解这个人之后，就不是（作为）媒体或者律师跟这个人相处的。

那我们其他的人看到的（相关新闻）都是比较片面的。

我们是不是有把握，当我们自己处在罪犯的那个生命际遇里面，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觉得这个是大部分人都要想一想。

后来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一直在大数据里面（做调查），因为我提不出好的想法，没办法给很好的回馈，我不知道要怎么怎么往下（调研），所以我后来想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当一个媒体的抬头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影响你在下面人的想法。

我好像到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感受到，所谓我们看到的世界是媒体给我们的。

在这个大数据里面，比如说他们给我的一这个讯息，这些帖子里面点击率和回复率排第一的是那个7万多个回应，那个帖子叫做《连黑道都看不下去...》，这就是所谓小编的能力，你在一个媒体的角色扮演上大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会发现，其实绝大部分（网友）是恨意很多的，或者是那种给予祝福的，比如说送蜡烛送小灯泡。

下面我想提问：曾经在这个帖子下面留过言的请举手。

或者有你朋友留言的请举手。

（现场很多人举手了）所以后来我就决定我们要做大数据了，因为对我来讲，我需要的是真人接触，如果一直看新闻，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有点难。

所以我后来才会把媒体比重放得多一些很多。

我们现在都是回头检视，当你在那个熏陶之中，可探讨的篇幅也比较多。

因为大数据会告诉你说，事件发生在媒体上的脉络。

比如说，比如什么时候点击率最高，什么时候这样，过多久会怎么样？

第一天讨论什么，第二天讨论什么，第三天讨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脉络。

吕老师在课堂上-关于内容整体另外是内容整理。

因为我选择在两年后开始进行，那时已经是死刑定罪，它自然又掀起一波讨论。

对我来讲，会觉得其实是需要花时间去跟人接触去了解，去看开庭，而不是透过媒体给我的东西。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人遭遇到挫折，犯下罪行之后，他的心理变化过程。

心理学上有一个完整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要逃避监视，第二阶段是否认，第三个阶段是推卸责任，最后才是接受。

（编辑注：即犯罪心理五个阶段①否认(失落)②愤怒③协商(迷茫)④绝望(消极)⑤接受）然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在写作者或者在遇到家庭事务或生命变化的时候，每一个步骤都会去写，但是它会提供给你的线索，这个人的反应大概会有哪些？

你要写哪个？

比如说心理学上这五个步骤，可能不是五个步骤都写，可是它告诉我说可能会有这五个，我会挑里面可能最切题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去了很多地方，访问很多新闻媒体，但我后来决定去三立新闻台，选择它们是因为先去参观了公司的新闻台了，知道他们开会的样子，副控室的样子什么，然后我再请人帮我介绍去TVBS以及其他媒体。

我觉得这个对我最大的难处不是求人，而是人家愿意让你进入到核心讨论团队中。

我请他们介绍一个类似李大芝这样的角色，让我跟她从早上进门一直跟到她下班，我看着她工作的样貌。

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是最大收获，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新闻记者每天在干什么，不然我其实写不出来。

台湾演员陈妤饰演记者李大芝其实我在做田野（调查时），很大部分的困境是黄志豪律师的访问，我其实访问他很多次，有问题就会去问他，我觉得（编剧就是）那让我们去想象律师讲话，虽然吴慷仁很努力，但还是有一点点的落差，我觉得律师对我来说是讲话是密度很高的，你根本来不及反应。

于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写了。

每次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家里面听（采访录音），因为通常我们在采访时，（被访者）真的最后很熟的时候，人家跟你交心的时候，（你不能说）诶，把录音笔拿出来，你开始讲吧。

我就会说，对不起，这只有我们两个人，只有我会听。

我一直很想说，如果找人花钱听写录音还很贵，你知道吗？

一个小时录音档是不是1500台币？

（学生：大陆便宜一点，一小时好像是120块。

）噢，好像更贵是吧？

一小时120比较便宜一点，台币就是600，对大陆便宜，但是我的录音也是要保密的，人家给你的信赖，你不能拿出来随便谁都可以听。

所以我就自己开始听写逐字稿，因为逐字稿很笨有时候你还是要调整，自己边看边写去做mark等等。

但这个过程对我很重要，（这个时候）就是我重新再去想，比如说人物可以怎么设定？

印刻宣传册上的两位老师，我真的好眼拙-关于阅读和看剧采访之外，我会看很多书，买很多书。

我有一种“买完书就以为做完田野”的病，或是看完很快就会忘记。

哎。

这里面我觉得我看应该从头看到晚，应该是《正常与疯狂的天平》（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6874798/）这本书是一个精神科鉴定医生写的。

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很难的事，是怎么去理解是精神失调症发病的状态。

所以我看非常多类似的书，包括《美丽境界》（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5818367/），这本书是关于關於數學天才約翰‧納許的故事，我看了三四遍。

另外也会看剧，个比如说日剧叫《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讲述的是一家人跟被害者家属的故事，然后还有一个日剧叫《爱与宽容》。

看剧是想学习比较流行的剧式，知道现在的剧怎么走，人家已经拍成什么样，这样你就不会用太老派的写法。

你们懂那个落差吗？

就你要看一下现在很红的韩剧大概是什么类型，人家都已经走到哪里去了。

那你还在写那个，观众想不想看？

其实结构决定了样子，角色决定我还会去想形式。

到底还有没有办法，我们可以再跳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但那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亮点。

比如说《出境事务所》（编辑注：呂蒔媛2015年剧集《出境事務所》），可能在十年前还觉得虽然没人看，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剧，但是你现在再做这种剧，就不行了。

-关于故事线说回《与恶》这部剧。

这部剧有四条交织的故事线。

你们知道故事线的意思？

嗯，就是人物的发展故事，比如说《与恶》的话，被害人家是一条，加害人家是一条，律师家是一条，精神病患是一条。

如果我们就这个脉络来讲故事线，过往可能台湾一些电视剧，大概有一两条就了不起，台湾的大多数电视剧上都是一条故事线在走的。

这四条故事线交织彼此之间其实也是有关联的。

我也会订阅很多不同职业的脸书主页，比如说靠北xxx、书记官靠北，一定要定靠北系列（编辑注：靠北为台湾骂人的方言），因为如果订其他，你访问的都是官方的，你要订靠北才知道他们这个行业里面的人讨厌的是什么，最气的是什么？

最在乎的是什么？

这也是他们比较核心的人的思考模式。

然后也会参加蛮多的座谈演讲，比如说一些导演之前做律师的（电影），我研究过法官，其实他们都会不让（你采访）。

因为都有隐私权问题，所以都不会让我们去跟。

我们没有办法贴身去观察到他们在职场上的样子。

之前我想要做少年家事法庭，我连（检察官）办公室都不能进，连看书记官在干嘛也不行，所以我跟黄兆（音）律师，他是一个蛮冷清的人，你时常会觉得你问他这个问题问得很笨，但是当他看到我在他每次开庭时我都去参加，他去演讲我也都在的时候，后期，他就会对我稍微打开一点点心。

你在那样场合（要做什么），其实也就是拉开范围，你会认识更多相关行业的人。

有时候你做采访，他就几乎没有故事，而且（讲）故事也没讲到细节，我想那是他们职业养成的关系，可是作为编剧，你还是需要细节。

课堂PPT照片-关于现场因为我访问不到被害人跟家属，所以我后来这一块我是买书。

因为台湾也很少，那我买的是日本（书）。

日本有出了三本相关的书，有两本是被害人的家属写的，另外，因为开庭不能录音，所以都得在现场用笔记。

因为法律真的太难了，所以我只跟死刑（案），本来还想要弄点民法什么之类，后来算了，太复杂，我就选死刑。

所以我只跟死刑庭，那你就可以知道，（凶手当时）是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样貌和身份讲了什么话......我这就只能全部都记录下来，你知道那个样貌，你才能回家发挥啊。

你知道怎么开庭，你才能回去想，你能发展出什么东西，对我来讲比较会怎么样，因为我需要看到那个样貌。

就是说你回家在下笔的时候，你有一个空间感，对我来讲，那个空间的感觉是很重要，我不知道别的编剧了，我是这样，对。

对我来讲，在我跟死刑庭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其实有吓到，那个精神病患加害者他讲说，“噢，我在杀那个小孩的时候，她回头跟我讲，她说，你这样其实没什么用。

”这件事我非常震惊的。

你们可以知道那个感觉吗？

因为其实他杀的是一个八岁的小女孩。

您觉得在杀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小女孩儿回头跟我讲，说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嘛？

对我来说很震惊，我完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法官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就说你为什么要问我？

（作为编剧）我需要回答为什么要杀人，而不是问其他人，你们为什么要逼我这样做，这个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脉络，但是他前面那个思考其实是有吓到我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导演不知道这场戏要怎么拍，作为编剧可能有时候你要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然后我还有一个很震撼的场景是，当时宣判死刑的时候，我去看了那个宣判死刑的审判长。

他在宣判的时候，讲到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以前我们每次去听，下面大概都可能坐六七个人，但宣判的那天人挤满了，门口都站满了人，宣判完毕，人全部跑光了，记者都跑出去（报道），全场只剩三个人。

那一次，我真的在想，那些人他们不关心，没人要听，你宣判完他们都急着要出去，要去报道，要去写稿。

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是，正常审判里，只有检察官和被告说“他没病”。

那检察官说，“就是因为你没病，我才能判你刑。

”他自己说，“我没病。

”，其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有病，但他一直在重复讲这件事。

我没办法解释，我只能把这件事呈现出来。

课堂笔记：关于大体脉络-关于田野与现实好，接下来就是关于田野调查与现实的距离。

因为当时我写给公司的函是，我要在12月底要交稿，于是就签约在12月底。

但我来不及，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

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你看因为我要访问这些人，所以时间都一直推迟，但是没有人说，你现在要续约，就马上给你续，你懂吗？

大家都很忙。

后来我还是希望他们能够让我延后一点，给我两个月再来想一下，我到底怎么写这个故事。

后来我写了一堆理由，所以我其实是只给你们讲说编剧那个过程，这其中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去做去调整。

后来我推迟到1月，接到电话说，“那学姐不好意思哈，（如果再不交剧本）已经开始罚钱了。

”那时我不会知道，做了那么多功课，收集那么多资料，也会有这样的困境，因为抓不到主轴了。

包括现在我也要一直面对这件事，比如说我现在在写一个社工的剧，也会有这个困难，对，这是我一直在面对。

但在那个时候，我剧本里面的另外两条线已经发生了。

就是怎么疗伤，以及如何预防，这是最重要的两个结构的迈入。

对，这其实就是一开始的脉络，也是所谓田野后的结构。

接着，人物设定，可爱的可恨的可怜的，每个角色在职场的样貌，在家里的样貌，我觉得都是扮演着很多不同的面相。

我觉得对编剧来讲，演员也是有很多种差异，比如说，有的演员就是那种一句话都不会改你台词，一句话都不会改；有的演员则是你非要说服他那个东西，让他自己念出来有感觉。

每个演员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我其实会尽量在每一条线上，让每个人的立场都不一样。

我会希望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同的角度吧。

另外就是，如果我对于一个话题感兴趣，我会先进去，先去了解，去看书，去体验，去感受，然后去写，不会去想得奖不得奖的事情。

文吕莳媛图 明星辰部分剧照来自豆瓣及网络该文来自吕莳媛老师讲座如有侵权请联系后台删除-感谢阅读-怪鸟异形录·人物邵琪 她的手里握着月亮|张良伊 台湾很小 世界很大刘可 关于自由|鲁潇 36条注释|匡舟 绝对理想主义megan 森林只在夜晚出现|花椒 我知道你想吃我的罐头寻羊冒险记·访谈王云：一个从山川草木中萌发的非虚构一个房间·专题朋友的书柜 1|朋友的书柜 2不上班的写作者|有关废墟探索作家的房间|吹手联合 13位写作的夏日书单一个洞穴· 展览吹手春日诗歌展|吹手洞穴诗歌展一件小事·书评麦克尤恩|张爱玲|门罗|奈保尔|海明威林奕含|李静睿|兔草|涩泽龙彦关于吹手收集世界上的怪人 边缘人 异形者这些歪歪扭扭的苹果比较甜

如果你有看过一部日剧《尽管如此，也要活下去》，在看《与恶》的时候，你一定会觉得两部剧有不少相似的地方——都讲述着一个杀人案件是如何像轻易打翻一个水杯一样，突然打翻所有人的生活。

两个家庭虽然立场不同，却都难以摆脱罪与罚的纠葛，抵挡如暴风席卷而来的痛苦。

尽管如此 也要活下去 (2011)8.72011 / 日本 / 剧情 爱情 / 永山耕三 宫本理江子 并木道子 / 永山瑛太 满岛光在《尽管如此》中，两方的家庭人物设置都比较简单，坂元裕二没有执念于反映社会议题，整个剧的重心都是围绕着两个家庭中的人如何与十五年前的伤痛和解，如何一步步走向属于自己的人生来层层展开。

而《与恶》有更大的野心，它不想仅仅停留在家庭的罪与罚的缠斗上，它还想讲述废除死刑的可能、舆论的暴力、新闻职业道德的动摇、对精神病患的有色眼镜等等。

因此，这也是为何这两部剧题材一样，却走向了不同的表达。

可是，囊括了丰富的议题，可能会面临焦点角色失衡的威胁，以及在拿捏主题的主次分配上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

在《与恶》中，同样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最典型的两个重要角色是刘昭国和律师王赦，在《与恶》中，他们的人物发展都有停滞不前的现状。

刘昭国和妻子宋乔安一样，也是媒体人，可他似乎一直活在宋乔安的阴影之下，劝说妻子，努力地维系岌岌可危的婚姻，成了他在这部戏中最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好像无事可做。

然而，他同时作为受害者的父亲，这样的任务安排显得过于轻松，甚至有忽视角色的嫌疑。

事实上，刘昭国温和的个性，以及他作为纸媒工作者所拥有的理智、冷静的职业特性，非常适合成为这个案件的主要推动者，他应该和王赦一起，成为维系两个家庭向前发展的纽带。

王赦在剧里则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剧中两个案件他都不顾妻子的反对，尽其所能地帮助被告。

他似乎一直很沉浸在自己的那套观念里无法自拔。

这些观点非常精辟，有的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可是，编剧却没有解释这些想法的来源，以及为何王赦会拼命去为这些人辩护的理由。

没有人知道他的善良来自何处。

王赦与恶的距离一定是最远的，但是，过于纯粹的善良与真实的人性之间也是最远的。

尽管在维基百科里的人物介绍里，我们才得以知道原来王赦在儿时因为好友被杀和入狱，决心发奋读书成为律师。

那么，为何不在王赦的剧情中适当穿插一些闪回片段呢？

让观众意识到原来他也曾经历过相似的事情，否则这个角色只有道德上的高尚，而这种高尚又像是从天而降的赋予。

不仅如此，线索长时间中断的情况在《与恶》中十分明显，特别是第二集与第一集内容的跳跃。

第一集中，刘昭国就和律师王赦碰面，结果不欢而散。

本以为编剧会继续将这条线展开，不料到第二集就彻底没影了。

无论是受害者一家，还是加害人一家，没有一个角色具有主动探讨这个问题的倾向。

这个艰巨的任务只能落在律师王赦的肩上。

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影响着剧情主线的推进，他行动的停止也就代表着主线的停滞。

因此，第一集在监狱里和李晓明见面后，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他为这个案子付出更多的努力。

以至于在第五集的法庭上他发表了一通对废除死刑的精彩观点，却总有种空洞的回音。

这让人想起韩国电影《辩护人》中男主角在法庭上为被告辩护的场景。

这个场面之所以震撼，不仅是台词精炼，充满逻辑上的辩服力，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话回响在观众耳畔，人们能回想起律师宋宇锡为案件拼命努力奔走的场景。

无法设身处地地感受角色行动的过程，就算台词写得再精美，道理再正确，它们也只是高喊的口号，只是飘在空中的金句而已。

它们不是属于这个角色的语言。

辩护人 (2013)9.22013 / 韩国 / 剧情 / 杨宇硕 / 宋康昊 金英爱除了刘昭国和王赦，宋乔安就像一只神经快要绷断的小兽，朝着周围的人露出尖牙，她的悲伤过于坚硬，张力太紧绷，又不及时松开，就会损伤掉角色的亲切感，影响观众更深的共情体验。

编剧不断地强化宋乔安“女强人”的身份，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弱化了作为“母亲”人性上的生动性。

其实脆弱也是人性的一部分。

《我们与恶的距离》选择充满争议的社会议题，确实值得肯定，可这并不意味着9.3的高分是实至名归，多少带有观众鼓励性质的附加分。

毕竟在大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讨论社会严肃题材的电视剧了，从另一个角度上，也反映出这类电视剧的缺位严重。

昨日发生的昆明劫持人质事件令人震惊。

视频中一名男性行凶者持刀劫持一名男童与警察对峙，最后被狙击手就地伏法，沿街群众拍手称快。

据悉该男的行径已经造成1死7伤的悲惨结果。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报复社会的无差别杀人行为（对象还是孩子们）简直禽兽不如，其罪行人神共愤，简直人人可以诛之。

虽然作为一名法科生，但我也赞同以上观点，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也符合我们祖先为何执意血亲复仇的人性基础。

但笔者注意到新闻视频中显示该犯罪人拿着喇叭在咆哮着什么，微博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追问该凶手报复社会的原因，但更多人留言的是诸如“什么都不是他伤害孩子的理由”、“选择抗争命运的方式决定了英雄和畜生的区别”、“以后劫持孩子的一律当场击毙”等略带情绪却无可指责的话。

刚好笔者这两天在看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短短10集的电视剧去年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现在豆瓣的评分是9.4分。

这部剧根据台湾前些年真实的犯罪事件改编，主线剧情讲述的是一名男子在电影院无差别开枪杀人造成9死21伤，辩护律师仍锲而不舍地了解其犯罪动机，从而开启了众人内心的秘密和身份连结。

看完这部剧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一般人如果面对这种案子，首先想到的是谴责和唾骂“恶魔”凶手。

而这部剧中的律师想的是什么呢？

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慢慢了解到他想了解该无差别杀人魔人为何犯罪，是什么怂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或有只有知道其犯罪的真正原因才能给社会以警示和善后预防，也是为了防止汹涌“民意”对罪犯的任意裁决以捍卫司法的程序尊严，或许更重要的是与罪犯沟通和倾听，给罪犯自己以内心救赎，帮助家属走出心理阴霾和生活困难。

然而在该剧中，很少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替“恶魔”辩护，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的执着。

但看完这部剧我们也许会大概会明白，一个罪犯走上犯罪的道路从来都不是都不是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往往是家庭环境、遗传疾病、个人遭遇和社会环境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出身贫穷、家庭有问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心理遭受创伤，工作机会少。

因为我们没有罪犯的人生遭遇，很难理解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行为机理。

所以我们习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发泄和责骂，虽然这没有错，是我们的人性使然。

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们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

回到昨天的昆明劫持人质事件，视频显示该凶手劫持儿童期间要找一名记者反映情况，网友透露出改名男子反映的情况是父亲在文革时被批斗，母亲带大了孩子又被贪官污吏弄死，后来他吸毒，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原谅和接纳他。

我承认这一切都不是无差别杀人和报复社会的正当理由，凶手也应该被“千刀万剐”。

但有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那就是他犯罪的原因，该凶手已经56岁，人生过半，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人世间一定有他留恋的东西，这种连自己命也不要的劫持行为一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举动，是什么导致他不惜以死来“报复社会”？

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曾说：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

也许只有了解其犯罪动机才能完善社会政策阻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说：“犯罪是一种由于人的不可避免的弱点而产生生的社会现象，犯罪是社会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尝试从社会本身中寻找犯罪原因。

”我们再回望改名罪犯的童年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批斗对他家庭的摧毁，他在幼年经历了人性的至暗时刻，丧失双亲使他不能得到父母的关爱，或许心理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创伤。

他对害死他母亲的贪官污吏充满憎恨，认为这些人把持国家，以至于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愤恨。

或许是因为时代和家庭的原因，他没有再继续接受教育，而是走上吸毒和犯罪的道路，这时已经没有能纠正他的父母和老师了。

然而他选择了戒毒，但出狱后因为社会的就业等诸多歧视而始终不能回归正常生活。

以上的种种的原因，最终使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他或许年轻的时候努力过，但还是失败了，并且要承受社会对loser的歧视。

我们回望整个过程，他或许有很多机会，社会和其他人可以为他做的也有很多，比如监狱对他进行再教育或帮他找一份不被歧视的工作，社会也不因他的吸毒史和犯罪史对他冷眼相看。

如果个人和社会能够相互促进，或许能够避免这次悲剧的发生。

以上这些个人看法并非为了证明其无罪或为了为其减少道德批判，这也是不可能的，笔者如果是受害者的父母说不定恨不得亲手宰掉凶手。

但正是因为只是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提醒笔者要看到天平的两端。

这部剧中中王赦律师说：他（罪犯）可能是一个罪人，但不一定是一个坏人。

也许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或许只是我们足够幸运，而“他人即地狱”的视角来源于我们对同胞同情感的缺失，有些时候我们关注的只是结果正义而忽视了过程的正义，这个过程是在施害者一方。

很多人走上犯罪道路原因复杂或已属无奈，在犯罪发生前，他理应被发现、被关照、被合理对待，让他们真正有尊严的融入这个社会，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和他人的爱，让他们有机会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或许是避免类似悲剧的最好方式。

八年前，在311東北大地震四個月後，坂元裕二執筆的一齣探討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開始在富士電視台週四晚上十點播映。

在當時這齣劇引起的討論度不能算高，即使它是日劇學院賞少數獲得大滿貫的連續劇，但最終平均收視率，是慘澹的個位數9.3%，創下了最佳劇集獎最低收視率的歷史紀錄，就在同一年，日本電視劇其實還有另一個傳奇── 那就是引起大量討論度、最終話拿下40.0%的《家政婦三田》。

那年年底，推理作家我孫子武丸在推特上寫著：「如此優秀的演員、如此優秀的劇本，如此說不定五十年才有一部的奇蹟般的完美之作，竟然是這樣的收視率？

與此同時，《家政婦三田》竟然超過了40%！

好吧家政婦我也從頭看到尾了，看起來是不用動什麼腦子，但仔細一想，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啊，日本的觀眾都是白痴嗎？！

」 與當時的社會氛圍無關，即使拿到現在來播，《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故事，也絕不是淺顯易懂會有好成績的題材，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答案。

會開始寫這故事的契機，在某日跟導演永山耕三喝酒聊天時，偶然提出的概念：「某天妹妹放學回家時，發現家門口圍繞著大量新聞媒體，因為哥哥殺人被逮捕了，而過了十幾年後哥哥被釋放後，而妹妹深信哥哥會再度犯罪」，坂元裕二覺得這個故事很好，在完全沒有考慮劇情發展及結局要怎麼收尾，相當乾脆地（在知道收視率會很難看的前提之下）寫完了這個故事。

正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任何立場，寫到中間第七集時，當時初次合作的滿島光無法認同自己所飾演的角色的某個轉折，在讀完劇本的當下，就提出「如果坂元先生不把這個部份改掉我就辭演」的要求下（其實滿島光本人也很緊張），坂元裕二再度重新審視自己想法，大幅改寫劇情，最終，完成了我孫子武丸口中的完美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但是，坂元裕二卻在寫完這齣戲後，整整沮喪了一整年，不是因為收視率，而是因為自己還是不懂。

雖然事先做了大量的背景調查，少年犯的案件資料、失去孩子的母親日記、新聞媒體、紀錄式書籍的案件報導，他理解被害者家屬的悲痛，也了解加害者家屬的痛苦，「但是關於加害者的心情，卻是在哪都無法讀到的訊息，直到最後也沒辦法搞清楚。

」 當你在看《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最後一集，就能深深感受到坂元裕二將這種「無法理解」的心情，寫進風間俊介飾演的殺人犯角色裡。

因為坂元裕二寫了無數次讓瑛太飾演的被害者家屬要努力感動兇手的場景，就在好幾次觀眾都覺得他們要和解的同時，而兇手卻仍還是無法理解，裏足不前，究竟是為什麼呢，沒有人能知道。

就算坂元裕二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寫一個突然良心發現的兇手，然後一切走向了最完美的快樂結局，但他並沒有，因為他知道在自己還無法理解的情況，他無法這樣簡單草率的結束這些人物以及這個故事，在電視劇必須十一集完結的狀況，於是，他寫完了這齣戲，走向了下齣與瑛太合作的「婚姻」及下下齣與滿島光合作的「母親」兩部作品（那又是另外的兩個故事了）。

而那樣的終點，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覺得很感動的部份。

因為，這齣戲極有可能可以了結坂元裕二心中的遺憾。

看到現在將近一半的第四集（我看的很慢），我覺得這齣戲的野心很大，想討論的社會案件不少，而敘事支線也不少，除了包攬了坂元裕二想說的概念之外，還有新聞及社群傳媒議題、人權律法議題以及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誤解，在每條支線裡及每個人物裡，寫進各自的無奈與悲痛。

透過這樣細膩的敘述手法讓觀眾產生共嗚，而引發的探討風氣與討論程度也遠比當年的《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還要來的深遠，台灣的連續劇打開了新局面，這也是我覺得這齣戲最讓人感動的部份。

因為要寫出這樣的傷痛，並不是摳開結痂讓它一次又一次地流血，而是要讓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真正地選擇走向「對自己和解」的最終解答。

我深信這樣的連續劇，一定能是推動社會繼續往前走的動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