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丝带

文/故城有人说哈内克暴力自上至下充满着一种温文尔雅，却如冰冷的匕首刺向每个人的心房，其实他的冷峻是建立在对现代社会弊端的一瞥中，他制造出一种疏离内生于社会秩序的无助，挖掘出一种暴力内生于内心欲望的无奈。

《白丝带》继承了哈内克电影一贯的“开放式”结局，也继承了哈内克一贯的阴郁内质，将潜藏在社会结构下的群体压力与异动展现给观众，有着撼动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根基的勇敢和执着。

一《白丝带》的故事发生于一战前的德国小镇。

它讲述了掩盖在平静小镇下的嫉妒、怨恨与报复，伴随着医生的坠马，农夫妻子的意外身亡，男爵儿子被鞭笞以及谷仓被恶意焚烧，似乎一场蓄谋已久的阴谋正在展开。

实际上即使在影片的结尾，我们也无法知晓那个阴谋的策划者到底是谁，村长女儿对众人的缄口、牧师对教师疑虑的恐吓都让观众心中的假设与猜想无法考证。

影片完全以黑白影像呈现，摒弃色彩的渲染和暖色调的侵扰，黑色给影片搭下了庄重与阴郁的基调，作为一部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影片，这样的处理是必不可少的。

哈内克说，用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来制造出一种遥远的效果，“遥远”本身酝酿着一种距离、一种荒芜感，使观众能更清醒自己所处的位置，也更接近影片所表达的核心。

影片中没有任何配乐，完全剥离了音乐对于叙事的牵引和干扰，观众只能听到脚步声、关门声以及人物的对话声等，寥寂的声音世界更多的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压抑感。

影片中牧师家走廊的那个长镜头让人难忘：狭小的空间里，孩子低着头从一个房间进入另一个房间，将戒鞭取来交给父亲，我们观察到的只有暗哑的灯光和脚底压迫木地板的咯吱声，关上门，寂静中传来的是鞭打声和矜持的呻吟。

我无法描述此时内心巨大的压迫感到底来自于哪里，是逼仄的空间，还是枯燥的声音，或是两者兼有？

只知道静寂中内心已汹涌澎湃，却无法阻止肢体的僵硬和冷却。

一个个长镜头和空镜头的拼接，便让这种煎熬延续，便让身上的镣铐越发沉重。

《白丝带》的别名叫《白色录音带》，它一方面与著名的“白丝带“运动（反男权暴力运动）遥相呼应，另一方面暗示影片中的教师自叙是以录音带的形式呈现的，它与《隐藏》的别名《隐藏摄像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这种设置有两个深层次的寓意。

首先，“录音带”与《隐藏》中的录像带都是匿名的，录制者是不可知的。

换句话说，即罪恶都是被匿名揭发的，不能公然署名公布的。

它表明，有些罪恶本身是内生于社会构成的，揭露了罪恶也会动摇社会结构的根基，这也是文明发展的两难问题，是所谓文明的衍生物和附着物。

其次，录音带和录像带都是记录现实社会的工具，具有客观和理性的特质。

通过它们，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隐秘的真实和一种理性的存在。

然而，《隐藏》中的摄像机是人为操作的，它截取时间流上的某些节点，本身就是有选择的，而本片的“录音带”是一个人物的自述，它是对现实的主观呈现，或多或少都带有人的主观偏见。

虽然两部影片都对叙述者的立场、情感态度和价值取向抽象化了，《隐藏》抽象为隐藏的摄影师身份，而《白丝带》抽象为影片中内心情感最单纯的乡村教师。

但是仍无法避免视角的片面和单一，它告诫观众任何的单向逻辑与思维都是不可取的，只有放在更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才存在解读的可能性。

借此深入，我们发现录音带或录像带之中，还包含着哈内克对于电影叙述手段的探索。

萨特说，小说中的任何东西都是作者操作的表现。

电影中亦是如此，只不过操纵者更为隐蔽。

一直以来，非人称叙事是电影特有的模式，观众往往会忽略这个全能叙述者的存在。

当我们沉浸在冷静客观的镜头叙述当中时，哈内克用录影带（《隐藏》）或者录音带自述（《白丝带》）提醒观众，这里是存在叙述者的。

《白丝带》中叙事者时而是乡村教师这个具体的个人，时而又是隐藏的观察者（摄像机）。

两者交互出现，既保持了道德上、理智上、情感上、时间上、身体上的一种距离，又产生了影片的多义结构和反讽的复杂的叙事效果。

它使得观众略过对人物单一伦理道德评价，而直奔一种对生命存在形态的关注，甚至正是这些引起道德评价歧义的人物，更淋漓尽致的触动了退去世俗身份屏障的本真存在。

二《白丝带》所讲述的本真存在，涉及到一个“仇恨”与罪恶从哪里来，一个人类社会中一直存在却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家庭/社会权力分配结构的问题。

影片将矛头直指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用德国小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及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家庭和社会中所掩藏的暴力的根源，甚至将当今社会中恐怖主义的源头也包裹在社会权力结构的对抗之中，这便是《白丝带》与前作《隐藏》的立意之所在。

从《第七大陆》到《隐藏》，哈内克对暴力的解读往往关注于家庭内部。

《第七大陆》中身处澳洲的家庭成员的自我残害，《班尼的录像带》中父母未能有效疏导孩子暴力的情绪，《钢琴教师》中母亲的强权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的扭曲，而《隐藏》中夫妻的疏离关系被录像带的介入变得紧张而复杂。

而《白丝带》则将镜头对准德国小镇，焦点则从家庭拉升到社会层面，我们不仅看到每个家庭内部的矛盾，也看到各个家庭因社会身份、地位不同而产生的对抗情绪。

而且这种情绪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而是多线交错、盘根错节的。

男爵作为小镇权力的最高象征，他拥有小镇财产的支配权，往往他的态度决定一个家庭的生存。

农夫儿子因母亲的死将过错推给男爵，他破坏菜园和焚烧粮仓都是试图用暴力来伸张正义，是对男爵社会权力核心地位的反抗。

与此同时，在男爵的家庭内部，妻子用不忠向丈夫权威发起了挑衅，她对个人情感的诉求无疑是对冰冷淡漠的夫妻关系的反抗。

应该说，男爵的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对抗成分，是对影片中各类关系对抗的浓缩，而更多匿名的暴力可以说是个人/阶层对父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的不满和反抗。

影片中的孩子和女性均处于一个弱势群体的地位，不同于男爵家庭关系的有限度紧张（可以类比《隐藏》里中产阶级的家庭矛盾，是有限度的，很难引发暴力），牧师的家庭是一个父亲/丈夫过度强势的家庭结构，影片中牧师对子女带白丝带的强硬、鞭笞儿子马丁的严厉以及对乡村教师的恐吓都集中体现了一种牧师对自我权威的滥用；而农夫的家庭则是一个父亲弱势的家庭结构，农夫本人虽然对家庭成员有父亲的权威，但他对于男爵的地位却从来不敢挑战，他是社会关系中的弱势力量却在家庭关系中的占据强势，所以挑起家庭反抗旗帜的竟是受父权长期压抑的儿子。

我们仔细思考这其中的关系链条，发现社会关系的强与弱往往是建立在一种依赖关系上，人的生存对别人的依赖程度越强，他便越处于权力关系中被支配的位置。

牧师对小镇权力中心的男爵的依赖程度最小，所以他更多的表现出一种强硬一种专断，而农夫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依存于男爵的恩泽，便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软弱一种妥协。

顺着此思路，我们对比男爵和医生的家庭关系，就会惊喜的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

男爵的妻子虽然在意大利与其他男人私会，但她最终仍回到男爵的身边，即使男爵问她是否与那男人上过床，她停顿片刻说没有（显然是有的）。

这里，男爵妻子在夫妻两性关系中处于依赖性较强的一方，他对丈夫的经济依赖过强导致她不敢也不愿意贸然与丈夫决裂；而医生家庭中的女儿（不是医生亲生的）则有本质的不同，女儿继承母亲前夫的财产是可以独立生存的，她在经济上是不完全依赖于父亲的，所以她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最容易反抗的（类比农夫家庭的儿子），在遭受医生数次淫辱下她的委曲求全就不可思议了。

带着这种疑问去看待医生坠马受伤的事件，我们便可发现一个隐秘的线索，即那条细绳是其女儿所为，她的弑父行为是对父亲乱伦的反抗，影片中医生坠马的全过程是通过女儿站在窗口的一个反打镜头呈现，也印证了我的猜测。

至于教师在与牧师对话中提到的村里的孩子参与了此事件，我想也不难解释，女儿指示她的小伙伴们参与了此次“阴谋”，他们在事发后的心照不宣的“会面”便传达了这个信号。

其实，影片中后续的匿名事件大都可以用此思路判断“凶手”是谁，并且逻辑清晰明了，大体上卡里去揭农夫妻子面纱以及医生救活了村长孩子发烧两场戏是解开疑问的两条关键线索，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男权社会中，权力分配的失衡往往影响到人们对于善恶的判断。

影片中的种种破坏和虐待事件，放在一个正常的舆论评价体系中，都是不道德甚至是邪恶的。

然而由弱势人群构成的“小团体”中，集体的越轨行为却不易被整个集体所察觉（即使某些人被察觉了也会被匿名的惩罚），这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

而这种罪恶造成的根源，是成员中个体的仇视、敌对无处宣泄，个体在权力链条中弱势地位无法改变造成的。

个人的仇视进而变成一种集体仇视，个体暴力通过集体暴力这种匿名的形式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仇视、怨恨是被集体成员抽象了的，而不是具体到某个个体成员身上的。

因此这种抽象的怨恨极易被扭曲，或者被群体中某些拥有话语权的人所利用，故而产生一系列匪夷所思的暴力事件。

这也许就是暴力和恐怖主义产的的根源之一。

三影片中一再试图通过上帝/宗教的感化疏导怨恨、仇视和暴力的发生，但事与愿违，结尾那虔诚的圣歌响起是对宗教多么深刻的反讽，暴力并未在圣歌中得到消解，相反，更大规模的社会矛盾和群体暴力（战争）正在激化，宗教、伦理和道德在社会结构中的尴尬地位逐渐突显，基于“善”与“恶”的宗教、伦理和道德约束在社会评价系统失效了，基于父权/男权的社会权力结构在权力分配系统失灵了。

历史的看，生命本身的生产形成了广义的配偶、亲子等原始人伦关系，并逐步衍生为宽泛意义上的家庭伦理关系。

在家庭形成的同时，又伴随着劳动形式和财产关系的建立，形成了家庭层面上的最初权力结构，父权/夫权结构便是人类社会依此衍生的最初的家庭权力结构。

随着家庭成为社会关联的出发点，生产分工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相互依赖程度加剧，因为受夫权家庭结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权力结构便应运而生了（基于男性天赋和财产的权力分配结构）。

从个体到家庭的权力构成中，需要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契约关系，而从家庭到社会的权利构成中，则需建立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契约关系，伦理与道德均是宗教和社会秩序产生的基本准则。

然而，当我们聚焦于社会分工本身时，发现分工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种凝聚感（杜尔凯姆），另一方面它使人高度抽象，并承担被扭曲的风险（费尔巴哈）。

凝聚感使群体产生共识继而转化为行动准则（道德），但个体的抽象化使得道德本身遭遇个体时也面临被抽象化的窘地，也就是说道德产生的同时，被扭曲的道德也同时产生，个体在不同集体中其实是有着不同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这些都是社会秩序本身所内生的。

影片中，那些匪夷所思的暴力是舍弃道德存在的，来自家庭的紧张催生出更为激烈的社会紧张，“小团体”的行为在一种抽离出道德后的准则下变得越来越放肆，每当事发后他们聚集时的眼神总会给我一种阴森的感觉，这其中有种众目睽睽的放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道德这个社会的衍生物，它很多时候被看做是通过某种目的性对单纯因果序列的扬弃，是反省意识对当下人的意欲冲动的超越，它其中是蕴含着一种集体潜意识对个体自主意识的压抑。

用道家思想来看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心所欲”即是表明存在一种个体的动机系统（自我），而“不逾矩”则是表明一种集体评价系统（自律），后者对前者的限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自律对自我的压制，有种弗洛伊德意味。

然而当社会因经济文化等意识形态发生突变的过程中，自律可能出现缺失或者被扭曲的现象，那个鞭笞自我欲望的戒尺消失或损坏了，我们便会不自觉的去寻找其他的“戒尺”或承认已扭曲的“戒尺”。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影片中暴力和一种恐怖主义倾向的诞生，乃至延伸到一战和二战的爆发，是极具说服力的。

在后现代的语境下，被扭曲的“道德”不再受道德的压抑，一种对社会权力结构重组的诉求呼之欲出，暴力和恐怖主义可以通过集体匿名的形式重构社会秩序。

同时，自律这个群体意识缺失或被扭曲了，造成个体动机系统的“失控”，并寻找新的或扭曲的自律，自律很容易被借用达到煽动个体的行为的目的。

联系到影片中这些小孩所生长的年代，二十年后正是他们登入历史舞台的时期，他们儿时所处的这个极度扭曲的家庭/社会环境，以及他们缺失的或被扭曲的自律意识，被二十年后希特勒轻易的煽动和操作，原本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自此坍塌，一种由内向外的新秩序悄然生息。

原载于《礼·志》10/01/05 4:25

他们竟然也是这样过来的。

这是我看了电影《白丝带》之后最强烈的感受。

我是说，他们的文化也曾如此压抑、如此阴暗、如此令人窒息。

他们，德国人，传说中有着自由传统的西方。

这个电影简直就是《大红灯笼高高挂》，就是 《孔雀》，就是《青红》。

重要的不是情节，是氛围，是一口无限幽深的暗井里快乐的不可能性。

你能想象那样一个世界吗？

一个初生的婴儿，无比娇嫩，无比纯洁，但是从他降生第一天起，你就知道他此生是不可能快乐的，他所降临的那个世界是不可能给他快乐的，事实上它所降临的世界是与快乐为敌的。

如此与快乐为敌，它举着一只苍蝇拍，四处虎视眈眈地寻找快乐，一旦发现，就将它们一拍子打死。

在《白丝带》里，牧师就是这样手举苍蝇拍的人：他的孩子们在外面玩得回家晚了，一顿暴打；儿子马丁手淫被他发现了，从此睡觉要把他的双手绑在床架上；孩子们课间休息时打打闹闹，被他一顿呵斥……出于对孩子们以及对上帝的热爱，他在孩子们的内心世界里精心养育着一头叫做罪恶感的野兽，以至于有一天，马丁冒险穿越一条高空独木桥，在被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时，他说：“我想给上帝一次杀死我的机会”。

真的，在1913年的这个德国村庄，谁是快乐呢？

农夫一家生活在贫困线上，被庄园主解雇之后，他上吊死去；管家战战兢兢活在庄园主的庇护之下，可以为主人儿子口哨的丢失而毒打自己的儿子；接生婆为了讨医生的欢心而做牛做马，但是医生对她说：你让我感到恶心；孩子们生活在大人任意打骂中，变成了村庄里秘密的“恐怖分子”。

重要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的必然性。

每个人都在承受痛苦，然后将自己的痛苦在流水线中传递下去。

村庄里的权力关系如此环环相扣、天衣无缝，几乎就像是一件科技产品，几乎就像是艺术。

关键是压迫者并不比被压迫者过得更好。

庄园主不断遭遇“阶级复仇”行动：孩子被打、房子被烧；欺辱妻子、情人和女儿的医生被陷害摔伤；牧师对儿女的“爱”并没有换来感恩，相反，他的宠物鸟被自己的女儿用剪刀戳死。

作为秩序的维护者，这些村庄里的“当权者”要给权力机器上润滑游以免它生锈，给它站岗以免它被盗，给它交租金以免它被收走……他们的痛苦与他们所压迫的人的痛苦，具有几何上的对称性。

令人惊恐的是，放眼向人类历史望去，与快乐为敌的历史几乎是我们全部的历史。

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大多数时候“祖祖辈辈”都在告诉孩子：不许贪玩、不许手淫、不许大声喧哗，不许这么想，不许那么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噩梦。

就是说，历史上有那么多、那么多娇嫩、纯洁的婴儿，他们一批一批地降临到人世，一批一批地穿过权力机器的流水线，进去的是生命，出来的是……他们再也没有出来过。

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尽管有文化相对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传统文明爱好者……对现代化深恶痛绝，我想我之所以愿意做一个福山那样的、不那么酷的、不那么政治正确的、坚定的“现代化”拥护者，是因为我向往一个快乐的世界，而除了自由，我想不出通向快乐的任何道路。

导演Heneke在一个访谈中说，他想通过这个电影表现“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后果”。

我想他的意思是，一切权力关系的本质都是“恐怖主义”：经济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宗教的教条主义，性别上的压迫……而这些“恐怖主义”的后果，在那个村庄里，就是那些孩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当一个人追求快乐的权利被剥夺时，别人的痛苦就成了他的快乐。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村庄里，也还是有爱与诗意。

影片有一幕最令人难忘：牧师的小儿子紧张兮兮地从怀里掏出一只受伤的鸟，小声问爸爸可以不可以收养它，爸爸表示同意了之后， 在这个几乎完全没有笑容的电影里， 他眼睛一亮，展现出一个惊喜的笑容。

即使是如此冷冰冰的世界，也不能消灭爱的细菌。

我想人类是如此不善于快乐，简直不值得拯救，但对爱与被爱的渴望，也让这个物种的笨拙有了一个底线。

奥地利著名导演及编剧迈克尔哈内克在2009年创作的电影《白丝带》获得第62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引发了业界的极大关注。

《白丝带》将切入点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德国小镇，通过连锁事件深挖德意志国家性痛苦产生的根源。

本片其采用无配乐和伯格曼式黑白影调的呈现效果选取一个德国不知名小镇的样本，克制隐忍挖掘人性与罪恶起源，被誉为“新世纪撒旦探戈”。

一．极端父权压制下的暴力养成在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考证：“长久以来，暴力虽然在人类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只是被作为一种理所当然的边缘现象，对其本质的思考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

”暴力常常是哈内克电影表达的一大核心，如《趣味游戏》中恶趣味的畸形暴力、《钢琴教师》扭曲变态的人格暴力、《隐藏摄像机》里中产阶级的虚伪暴力。

哈内克电影《白丝带》中，尝试淡化暴力的实施，而是从理论层面关注暴力本身，其最直观深刻的冲突是父权暴力与对父权暴力的反抗。

“白丝带”的本义原本是“白丝带运动”，是加拿大男士结束男人对妇女的暴力的运动。

白丝带原本是纯洁的象征，在影片中却与纯洁脱离关系，成为暴力与秩序的象征，也是父权压迫的具像化表现。

影片中的牧师一家，牧师作为家庭的父权核心，在宗教的基础上被赋予了神权的双重性质，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采用的是显性的压抑。

作为权力主导，他强调秩序性，孩子晚归会在孩子们胳膊上系上白丝带并毒打他们，儿子马丁因为手淫在睡前被捆住双手，女儿克拉拉会因为在课堂上大声讲话而被当众羞辱体罚，穿着也被要求成熟禁欲的全黑长裙；至于医生一家，医生展示父权暴力的方式是对前妻施以精神虐待，在前妻去世后对女儿安娜实施性侵，对情妇接生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进行一系列的言语暴力与侮辱，其暴力的内质在于对女性的物化与欺压；而男爵作为一个政权掌控者而存在，属于极端保守主义的容克地主，在父权暴力的实施上往往采用的是隐性的压抑。

男爵利用父权暴力解雇与儿子西吉被毒打毫无关系的保姆伊娃，以及在得知妻子出轨后对妻子的禁锢，其暴力的内质也在于对其所有权的压制与掌控。

此三者作为阶级的上游和父权的代言人，把家庭和下层阶级置于自身的统辖之下，自然相成了以牧师、医生、男爵等父权代表与影片中的孩子、女性等被统辖压制群体的二元对立。

法国哲学家乔治·索雷尔认为：“暴力也指一种不妥协的态度，一种反抗既定权威的行为。

”冲击和反映模式在此二元对立的状态中自然形成。

于是，影片便诞生了以孩子们为代表的“小团体”对父权暴力代言人的一系列反击和全面围攻。

牧师的子女，马丁和克拉拉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反抗父权“小团体”的主导。

在农夫太太死亡后的同一天，马丁冒着生命危险在独木桥上行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给上第一次杀死我的机会”，最后他得出了“上帝没有这么做，说明了上帝对我的满意”。

在这里，马丁身为基督徒的身份对上帝抛出了一次质疑，也意味着对父亲所代表的神权与父权发出质疑。

对父权的反抗在克拉拉的角度来看更为明显。

在牧师当众羞辱克拉拉后，克拉拉采取装晕的形式对父权采取了初次反抗，之后用剪刀刺死牧师的爱鸟摆成十字架状的强烈讽刺隐喻则是对父权的激烈挑衅。

在教堂的受洗仪式中，牧师让克拉拉喝下了圣水，在此刻牧师所代表的父权已溃不成军，“上帝”已名存实亡。

最后牧师对教师的质疑却依旧坚称孩子们纯洁无辜，做出失态行为则表示着这场父权暴力与反父权的斗争以父权的彻底失败告终。

在影片中，多次出现了马鞭这一意象。

马鞭与暴力机器紧密相连，属于与战争、搏斗相关的常见意象。

在牧师对子女行使暴力、管家对子女行使暴力采用的都是马鞭这一工具。

父辈们使用马鞭对孩子们进行毒打蹂躏、被白丝带拴住之时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反而在暴力中传承了暴力，父权暴力传承至子辈便遗传变异升级扩大，变得更加缺乏伦理、秩序与同理心。

不同于父辈们强加于孩子们的父权暴力，孩子们所继承的暴力相比之下更加丧失道德与天性。

孩子们对更弱者，男爵儿子西吉、智障儿卡利、动物施加无差别的暴力，桩桩恐怖事件触目惊心，暴力在代际的传承中被饲养蔓延。

不仅是年轻一代的“小团体”，男爵夫人练琴时冲小儿子西吉发火、以对男爵不忠以示对男爵的不满与挑衅、接生婆以扇管家儿子泄愤，诸如此类暴力事件发生层出不穷，在无形之中改变了整个小镇的心理与人格。

影片结尾是一场教堂里的仪式，成年人处于下方位置，绑着白丝带的孩子们居于成年人上方，旁白说明着费迪南大公遇刺的消息，暗示德国的未来将由他们主导。

至此，哈内克完成了由这个德国社会微小样本表达的社会运转模式寓言，完整演绎了父权暴力的一次传承接力。

二．时代阴霾下的人格错位作为哈内克为数不多没有讲目光聚焦于中产阶级家庭的电影，《白丝带》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塑造了一个微小完整的社会结构，涉及了多个阶级身份和人物与其身份的错位与间离，通过克制压抑的视听语言来探讨人性的善恶分野。

影片开始不久，白丝带这一重要意象便在影片中出现了。

牧师为惩罚太晚回家的子女，在他们手臂上系起白丝带，提醒子女自己的罪恶与道德瑕疵。

牧师的角色设置可以说是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他用神话的道德，甚至可以说是伪善来粉饰自己的父权暴力，将自己家庭的方寸空间打造成一个禁锢孩子心灵与身体的狭小空间。

牧师本身应是教会与神权的象征，但在荧幕上呈现的却是一个极权压制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牧师的压迫造成了两个孩子人格的扭曲，逼迫孩子恪守自己营造的地狱中的规则，与传统意义上的牧师形象彻底背离——达到父“尊”的解构。

在故事所发生的二十世纪初期，封建残余依旧散落在德国乡镇各地，农奴问题依旧严重。

影片中男爵这一人物形象正是是典型的德国容克地主阶级，他作为权利的化身，甚至对小镇上的居民有着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承办一场全村人聚集的丰收庆典，运行着小镇的大部分资本。

在他所雇佣的农夫妻子因公去世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漠不关心的警惕状态，直到农夫儿子在丰收庆典上摧毁他的菜田。

而后男爵儿子西吉遭遇毒打成为小镇的恐怖事件之后，男爵却选择逃离小镇举家前往意大利躲避风头。

归来之后男爵一家的处境也没有朝他想象的方向发展，儿子西吉仍旧遭遇被管家儿子抢夺笛子与陷害，就连一向处于男爵庇护之下的男爵夫人也向男爵坦诚了自己对男爵的背叛。

至此，男爵在小镇上所塑造的权威形象彻底崩塌瓦解，作为一个统治者的角色最终也只是落得了离开小镇的下场——达成父“权”的颠覆。

第一次恐怖事件的当事人医生可以说也是小镇受人尊敬的代表，他的身份自然而然的与圣洁、济世等品质挂钩。

然而背地里他却做着猥亵亲女儿、与接生婆偷情等勾当。

在影片中，医生的儿子鲁迪最初有着医生的崇拜者的身份，在医生坠马之后表示出了担忧与悲伤，直到被医生侵犯的受害者安娜与他进行了一番关于生死的探讨，打破医生在鲁迪心中神话的形象，在医生痊愈后选择紧闭房门拒绝与他沟通。

不久之后，一个夜晚鲁迪直接撞见医生猥亵安娜的场面，此刻医生在鲁迪心中的高大形象已彻底祛魅，道貌岸然的父亲形象与悬壶济世的良医形象早已失格。

宗教与父辈的权威在孩子们身上形成了可笑的对比：父辈们强调宗教的纯洁性，一方面压抑着孩子们的欲望，一方面将自己的欲望强加在子女身上，做着偷情、猥亵亲女儿的勾当——以至父“爱”的萎靡。

孩子们的群像可以说是本片的第一主角，哈内克在整部影片的始终都未曾直接揭露孩子们的暴行，制造着一种悬疑效果。

影片中孩子们直接的表现始终都是良善纯洁的，但到了影片最后教师的推理发现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始作俑者都是这群尚未成人的孩子，透露出了本不属于他们年龄的凶狠与狡诈，默默制造了一切惨案却始终不露声色。

在“小团体”设计暗算了医生之后面对接生婆依旧得体的寒暄问候，面对最后医生的质问，他们能够沉着冷静地应对搪塞。

这一群有组织性、有纪律性、能够熟练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复仇甚至泄愤的孩子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恐怖实验不断重塑构建自己的道德标准，设计大人，打压弱者——导致童“心”的错缺。

作为整个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的教师可以算作整部影片唯一的正面形象，最终的结局是和保姆伊娃顺利结婚并离开了这座令人窒息的小镇。

他向伊娃父亲提亲时被指出“你这个年龄都可以做她的父亲了。

”可以看出教师在片中的身份可以定义为介于孩子和成人之间一个特殊的纽带。

教师作为唯一一个主动关心自己父亲，让伊娃去给他邻镇父亲带鱼的子辈，能够表示他没有进入那一套亲子之间暴力压制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

他也是全片唯一一个没有使用任何暴力形式的人，做着教书育人的本分工作。

在他带着伊娃出门野餐的时候，伊娃因为自身的暴力经历而对教师充满着警惕，教师依然温柔迁就，和小镇暴力体系内的成人大相径庭。

但即便是如此，作为小镇唯一一个参透暴力事件背后真相的人却无法将真相公之于众，被更为强势极权的牧师剥夺了话语权，无力且失语——沦落师“望”的困窘。

哈内克在冷静却汹涌，简单却惊悚的呈现于表达中完成了一场大型的解构与颠覆，在国家烽火连天、社会利己固化、人民愚昧失格的社会背景下演绎了这场令人细思极恐的时代悲剧。

三．极权国家下的民族犯罪哈内克曾表示，他创作此部影片的核心目的在于：“探究一群价值观被诱导的孩子是如何被洗脑的，如果人们被引向绝对的原则标准，任何理想主义走向极端都可能导致恐怖主义。

”尽管影片的副标题是“一个德国儿童的故事”，内容却尽是关于罪恶和痛苦。

哈内克根据性恶论揭开孩子们的邪恶一面来探究一场集体性民族犯罪的由来，以一种以小见大的微观叙事来诠释纳粹德国国家性痛苦的根源。

影片中的宗教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元素而存在，宗教所强调的是用感化的力量缓解暴力与仇视的存在与发生，但在影片中宗教却沦为了一种可笑的讽刺。

影片中多次出现教堂的场景，大家齐声高唱圣歌。

但歌唱着圣歌的人们却各自心怀鬼胎，更大规模的暴力计划和社会矛盾正在悄然酝酿，这些宗教所赋予的道德感与伦理感逐渐在这个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所丧失。

当他们不再受其道德约束所管控，宗教便也逐渐变成一个罪恶的托词，在一次又一次的罪恶实操中演化为狂热的暴力崇拜。

影片中的“小团体”由处于弱势的孩童群体组成，在实质上，“小团体”成员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是难以被整个团体所察觉警惕的。

而这一种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无从解放，会在团体中被模糊与抽象化，从而上升到整个团体。

在团体中，个人的暴力与仇视极易被扭曲放大。

当这样一个想法被提升到了意识形态的领域，就会发生危险。

孩童作为社会中最弱小的群体最容易在压抑的社会环境下感到深刻的不安，这种不安会在群体之中不断扭曲放大上升到一种社会性的无助感和屈辱感，当他们无法自我解释与承受这种强烈的不安，便会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抓住身边的救命稻草，通常这一根稻草都是关乎于意识形态。

孩子们在与父权的对抗与暴力的冲突中不断塑造成自己的意识形态，这种单一、绝对、缺乏科学性的意识形态在团体之中逐渐完善成型之后被团体之中掌握话语权的个人所加以利用，恐怖主义就由此诞生了。

《白丝带》的故事背景发生在1913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20年后，当故事中的孩子们成为成熟公民之时，也正是纳粹上台将全世界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认为：“权威主义社会是借助权威主义家庭在群众的个体结构中再生产出来的”这句话便印证这影片中“小团体”的诞生，也预示着纳粹党的诞生。

以此作为一个分析角度来看纳粹恐怖主义和德意志国家性痛苦的由来，由即将到来的一站延伸至故事主人公登上历史舞台的二战，原本由父权暴力所主导的社会的权力结构逐渐被分解，而被重构为由暴力和恐怖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

而影片中的少年团体急于攀附一个更加强势有力的父权形象，为希特勒的上台做了充分合理的解释，从而造成了这一场波及全球的时代性悲剧。

暴力作为历史时代与社会的车轮与润滑剂，总是能够最快的碾碎各种问题。

罪恶的无解性一直是哈内克电影中的一贯特色，虽然《白丝带》也是像他以往电影的那样的“开放性结尾”，但通过历史的考证观众也能了悉故事最后的走向。

哈内克的开放性结尾往往能够深入渗透至影片的思想内核当中，由而从精神层面洞见其内质性。

诚然，哈内克用他无比冷静克制的镜头笔调书写的是那段被历史尘封稀释的历史，这一曲被阴霾笼罩的人性悲歌依旧能够唱响不绝。

估计很多人看完《白丝带》的第一反应就是马上重看一遍，一定要找到凶手！

当然只要复习影片的前五分钟，就会恍然大悟：原来导演从一开始就给出了答案。

凶案、悬疑这些商业电影的惯用元素，在导演哈内克看来是过于廉价的东西，所以他不屑于安排一个神探在片末来个谜底大揭晓，而是让接近真相的教师无功而返，如果观众要抗议，可以设想哈内克的回应是：你寻找小溪，我却给了你大海，你寻找花朵，我却给了你春天，你还不知足么？

像所有经典作品一样，《白丝带》的马步扎得很稳当，导演胸有成竹，剧情缓慢推进；片中很多长镜头、空镜头，摄影机似乎被焊住了，难得挪动一下，挪动起来也是慢悠悠的、小心翼翼的，犹如觅食的蛇或者打猎的印第安人，哈内克略去了风浪汹涌，只呈现风平浪静，他只让你看到橡木桶，而不揭开盖子展示发酵场面，但你知道出来的肯定是好酒。

再加上影片采取了黑白色调，画面却极其优美，有些镜头直接可以截取下来做风光明信片（麦田、雪景），有些构图又极具油画效果（如安娜的灯下轮廓），使得影片的整体格调既压抑又典雅庄重。

这种过于克制内敛的风格，让观众望而生畏并深深体会到“美是难的”，有论家说，以后见到这位导演的作品都要绕着走哈内克善于表现畸形扭曲的东西，在满足观众窥视欲的同时也对观众进行敲打甚至虐待。

《钢琴教师》表现师生的不伦之恋，毫无浪漫因子，剔除风花雪月，只剩下被欲望鞭打得体无完肤的疯狂女人，反观自身的欲望，观众会发现自家“壁橱里的骷髅”；《大快人心》中两个疯子虐待一家人，并在剧中暗示他们这样做都是为了观众，是为了迎合观众的恶趣味，这无疑是在拷打观众的良心；而《白丝带》对观众的虐，则表现在就是不告诉你答案，让你郁闷无比，看完后要得了强迫症似的再看一遍。

――哈内克犹如斯德哥尔摩事件中的劫匪，把观众虐了一遍又一遍，但是痴心不改的观众还要把大师的桂冠奉送给他。

按照德国教授尧斯提出的接受美学理论，作品在被观众接受、品鉴、反馈之前都只是文本，形成互动之后才是作品，即作品是被审美主体感知、规定和创造的文本。

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品类，也适合这一理论。

一部电影在放映之前是一堆胶片，放映之后才是作为光影艺术的电影，而且电影对观众的依赖性更强，从某种意义上说，观众参与了电影的“后期制作”。

不知哈内克对接受美学是否深有研究，不过其运用这一理论却十分娴熟，他对观众的要求很高，看他的作品，观众要更费力，几乎要费力到受虐的程度才能深入其作品，才能勉强抵达他作品内核的边缘，他告诉我们：导演不好当，称职的观众也不好当。

《白丝带》中哈内克一如既往的引导观众一起反思，这一次他指向了乡村的隐秘罪恶，他暗示了牧师的白丝带与纳粹的红袖章都绑在同一个位置。

故事发生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乡村，按照德国人的思辩传统来理解，选择这样的故事发生地意味着：乡村，土地，一切东西生根发芽的地方。

这个村庄有着稳固的权力结构：政权、神权、父权、夫权四位一体，牢牢的掌控着其治下的每一个人，不过每一种权力都遭受到了挑战，并溃不成军。

握有政权的是男爵，他是容克地主，半个村子的人都是他的雇员。

他所从属的阶级在政治方面属于极端的保守主义，主张君主专制，崇尚武力，敌视共和政体，是希特勒政权的强力支持者。

这位老爷由于用工不当，致使一个农民的妻子发生事故死亡，他漠不关心、毫无表示，以牧师女儿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把他的儿子拉去虐打一顿，他极力缉凶，毫无线索，还不得不远走意大利避祸；牧师是神权的代理人，对儿女们实行斯巴达式管理，他发明了用绑上和解开白丝带的方式来约束警策一众子女，牧师的变态严厉并不能令孩子们心悦诚服，表面的臣服下是加倍的反抗。

片中，其实白丝带和纯洁没有任何关系，它是纪律的象征，是权力压迫的物化表现。

但貌似威力无俦的神权也遭遇了滑铁卢，克拉拉把父亲的小鸟儿用剪刀刺死，成十字架状摆在父亲书桌上，面对这种挑衅味十足的示威，牧师还是要在洗礼仪式上给女儿喝圣水，甚至牧师在得知所有凶案的策划者是女儿和儿子后，却不敢声张，还要极力掩饰，严禁教师泄露口风，色厉内荏，一败涂地。

在西方，对神权的反抗由来已久，第一次喊出“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是一个德国人，希特勒借鉴了他的超人哲学，公然实施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政策，当最高的监督者审判者缺席后，就无不可为，一种呵佛骂祖的哲学为盛大的罪恶开道，哈内克隐曲的表示了神权的衰微为现代性的罪恶打开了大门。

男爵对妻子的咆哮和医生对情人的弃之如敝履，则展现了夫权的冷酷，女人们也是被统治者，和以克拉拉为首的儿童团一样，她们也选择了反抗。

至于父权，多以暴力的方式呈现，牧师、管家、老农都对子女责打、责骂，而医生以父权的名义对女儿行使夫权，更是一种邪恶的性暴力，片头医生的坠马，就是儿童团对他的惩戒，他心知肚明却也只能吃哑巴亏，片末医生为了保命，最后还带着儿女和情人秘密逃窜到外地去了。

――孩子是学习能力超强的，乡村的大人们教给了他们纪律、规矩以及对破坏规矩的人施以暴力，孩子们用父辈教给他们的东西来反对父辈，他们深谙所谓人心齐、泰山移的古训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今训，儿童团的神出鬼没、滴水不漏让人见证了高度纪律性的可怕，他们运用所学打败了男爵、牧师、医生、教师，烧缺了权威阴影的一角。

在展示父权的时候，有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出现：马鞭。

牧师、管家的儿女们挨揍的时候，都是马鞭伺候。

马鞭是和暴力机器相关的意象，将军马鞭一指，百万军队如洪水一般掩杀过去，是常见的战争景象。

这些被虐打的孩子，后来会长大，会成为第三帝国的暴政机器，拿起当初挨揍的工具去满世界揍人，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同时影片还展示了，暴力是缺乏伦理、缺乏规则、缺乏怜悯的，父辈对弱者蹂躏，孩子们对更弱者蹂躏，他们对男爵的小儿子、智障小孩卡利甚至是新生儿、小动物下毒手，其残忍令人发指。

孩子们在父辈的威权管制下，并没有变得纯洁无邪，而是在暴力中学会了暴力，并且将单独的施暴变成了有组织的施暴。

在这个相对封闭的乡村，暴力不变，只是施暴的人薪火相传，我们可以看到，暴力是会遗传变异并升级扩大的。

回头看看那根马鞭，不免有着接力棒的象征意义。

暴力这头恶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饲养，终于在一个世纪之内连续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哀鸿遍野，生灵涂炭。

哈内克像一个营养学家，精确的分析出是什么饲养了人们内心的魔鬼。

　　　故事的讲述者是乡村教师，一个过客、观察者、见证人，影片在连续的神秘行凶事件中，穿插了他和女仆伊娃的恋爱婚姻，是整个压抑故事中唯一明媚的、暖色调的、圆满的桥段。

片中还有一个温情的小插曲，牧师最小的儿子悉心照顾受伤小鸟，并在牧师的宠物鸟被杀后，把自己的小鸟送给了父亲，缓解父亲的寂寞痛苦。

――哈内克的用意何在？

是为了表现人间毕竟还是有真情，世上毕竟还存在纯洁这回事？

――或许都对，当然也只是他要表达的较浅的层面，深究下去，则是哈内克在这三个人身上寄寓了对人类的希望，表达了对人类前途的信心，这几个“正常人”的所为，是重重黑幕中的一点烛光，导演要呵护这一点微光，让人们看到乡村的魔爪也有它鞭长莫及的人和事，即便是罪恶的发源地也有希望的种子在孕育。

古板的德意志，冷峻的哈内克，古典的电影，深沉的命题，《白丝带》把极权暴力这个人类永恒的心腹大患从被人遗忘的角落翻找出来，暴露在银幕上，展示其威力，告诫人们不要太乐观，它的威胁仍然存在。

很多人把《白丝带》看成纳粹前传，其用意在于警醒人们不要让第三帝国出续集，其实影片反映的不只是德国的问题，也不只是关乎纳粹的养成，而是一个关于一切社会形态运转模式的寓言。

伫立在现代性的荒原上，敏感于人类在现代社会的疯狂荒诞，卡夫卡发愿做人类的守夜人，如今，他又多了一个同伴，德国导演哈内克。

白丝带终是系不住潘多拉魔盒，善良无奈邪恶。

执着的教师最终放弃教职，他对人性的失望在片中只是作为一个小细节轻轻一笔带过，更显导演大手笔。

没有愤怒，只有洞悉，导演很是沉得住气。

一部悬疑片，却把人性刻画的如此入骨又信手拈来，全不见着力的痕迹。

泰山气度。

这是足以令希区柯克汗颜的神作。

不足，影片对一战的点墨式描述，似乎在暗示邪恶的根源在摧毁世界，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反而让影片无懈可击的结构多了点拖沓，对于这样的妙作，增之一分则太肥。

（电影看得早，评论写得晚，如有情节脱误，请谅解并指出）霍克海默从欧洲家庭作为法西斯极权主义产生的一种文化根源的角度，提出家庭中的父亲权威意识，在现代极权主义国家中，被法西斯政治领袖所掌握并运用，成为创立和巩固纳粹体制深层基础之一。

而从一战结束，普鲁士帝国的灭亡到纳粹党掌权，并发动毁灭性的战争，整个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一次国家和民族层面的集体“越轨行为”。

由迈克尔哈内克导演的2009年上映的电影《白丝带》，就以偏僻的德国村庄为视角，寓言式的展现了德国民族在三十年后走向疯狂的图景。

其中许多细节正可以用“标签理论”去解释。

标签作为自我形象的界定和产生，实际上是透过与他人的互动而发生的。

某种程度上，标签是自我形象在他人反馈中的映射。

而一旦被社会权威所 贴上标签，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当事者就会不自觉的进行自我修正，成为偏差行为或犯罪者。

所以如何在最初的阶段来对标签定义呢？

社会对某个个体贴上标签的时候，其社会道德和多数认同的价值观本身又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在《白丝带》中，哈内克以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庄而不是大城市作为背景，实际上就为这种讨论设置了一个前提。

村庄内有自己固有的生存法则和道德规范。

故事以一桩悬案作为开始：医生骑马回家的路上，被有人故意设置的绊绳放倒，险些摔断脖子。

这条路是医生下班回家的必经之路。

导演没有急于破获这起蓄意伤害或谋杀案，而是进一步展开这个吊诡村庄中的恐怖图景——一些蹊跷的小事陆续发生：牧师的鸟被人刺死，并订成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出现在他的书桌上；牧师的小儿子马丁独自一人不顾危险在悬空的高桥桥梁上行走。

农夫家的妻子意外死亡，而地主男爵的小儿子则离奇失踪；地主家的谷仓发生大火，等等诡异的现象出现在这个小村庄的每一个家庭。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诸多越轨行为——谋杀、蓄意伤害、自轻、报复。

种种这些行为的肇事者，都脱离了我们基本的社会准则，成为越轨者，甚至犯罪者。

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进一步了解到每一个家庭的细节：1. 牧师是一个极端自律的人，他刚愎自用，有极高的父权。

家里的孩子任何一句言语的过失都会遭致体罚。

在牧师家庭中，有一个习俗：犯错的孩子将会在手臂上佩戴白丝带，用白丝带的纯洁时刻提醒自己犯下的错误，以及要像白丝带一样保持自己的纯洁，严以律己。

青春期的马丁有自渎的习惯，牧师为了纠正儿子的错误，不仅在言语上采取冷暴力，甚至用麻布把马丁捆绑在床上。

2. 医生的妻子早逝，留下一个初长成的女儿和幼小的儿子。

小儿子总是问姐姐母亲的去向。

医生同镇上的女管家偷情。

是一个色情狂，对女性极端的轻视和不尊重，只是当成自己泄欲的玩物。

3. 农夫是一个懦弱的人。

处处受制于地主。

大儿子和二儿子是地主家的长工。

大儿子在城市里打过短工，性格比较开放，富有正义感，但行事鲁莽。

二儿子继承了父亲的性格，沉稳内敛，但缺乏担当。

大儿子因为地主对母亲对死负有过失，但父亲不敢据理力争而对父亲深感失望。

于是在收获节上用镰刀铲烂了地主家的卷心菜。

可以发现，每一个家庭在教育过程中都缺乏正确的引导——要么直接忽视、要么矫枉过正。

牧师赋予儿子马丁的白丝带，就相当于社会赋予一个人的标签。

时刻提醒他是一个越轨者、犯罪者。

但是这种标签本身带着极端的宗教和道德负担——它压抑了青少年的天性，把一种正常行为形而上、过度阐述。

医生对于子女的忽视和对女性轻蔑的态度影响到了自己的两个子女。

小儿子无法感受到父爱，所以渴望“出远门”的母亲归来，而大女儿，对父亲的“过犹不及”的“爱”，可以说恨之入骨。

变态家父看着日渐丰满的女儿，对其行苟且之事。

所以当影片展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虽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一些答案已经有了端倪——医生被人蓄意谋害自然事出有因，而牧师的鸟死于非命也绝非偶然。

影片一直在以“反衬”的手法，强调那些离奇案件肇事者的罪恶。

但当我们逐渐发现事情真相的时候便能获知，其实这些所谓的越轨行为都是对非正义的社会标签和定论的一种反抗。

在整个小镇中，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男性对女性的玷污、父权的压迫，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宗教、道德和伦理体系。

在这套体系中，对所有弱势群体所赋予的标签，本身就是不合理甚至是荒谬的。

而作为这套体系组成部分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单元——家庭，是处于一种完全失控的状态。

如同克拉伦斯斯拉格在标签理论中的阐述：没有贴标签的行为就没有犯罪行为；社会对犯罪的反应，反而会促使犯罪的产生；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犯罪人对标签意义的认同、内化的过程而实现的。

所以，所谓纯洁的白丝带，恰恰是这一系列“罪恶”犯罪行为的肇始。

对于越轨行为人的否定评价，通常来讲，它既起到了社会控制作用，但同时又具有一定的犯因性作用。

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种标签施加到没有社会行为能力的青少年身上时，尤其是当这样的标签本身就存在不合理的设定时，作为越轨者的青少年就受到了极为错误的误导。

作为罪恶之源的父系和男权，他们并没有在当时被贴上相应的标签，所以他们等于同时处于“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位置。

无知的少年们佩戴的白丝带实际上是一种羞辱式的引导，使他们对于错误的价值和伦理形成了正面的认可。

他们知道自己也许是错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错了。

弗兰克坦南鲍姆认为：犯罪是由社会制造的——犯罪人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社会对有不良行为的少年给予消极反应，使其对这种消极反应产生认同，从而逐渐走上犯罪的互动过程。

在《白丝带》中的村庄，正是当时德国社会的一个剪影。

极端的父系社会为所有的德国公民贴上了共同的标签。

当这些青少年在这样一种消极反应的认同下成长起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就发生了裂变。

所以，马丁佩戴的白丝带就成为了象征意义上的一个标签。

二十年后，在这种越轨行为不自知的自我修正中，在无法窥见错误标签所引导的越轨行为的自我纠正中，马丁在二十年后，肩膀佩戴的白丝带，也许自然而然的就成为了万字标。

虽然影片没有明示这样一种结局，但是其副标题已经给予了我们足够的暗示——《白丝带》，一个德国孩子的故事。

在这个故事里，德国才是那个真正的孩子。

无数个村庄走出来的像马丁一样的孩子，成就了二十年后的纳粹德国。

有鉴于我很怕大闷片，而Haneke同学是出了名的闷片王，所以电影海报上只要出现伊的大名，其恫吓作用对我来说并不低于某些业已作古的“大师”。

没想到这片在gaumont撑了一个多月没有下片，害我误以为Haneke同学转性了，于是买票入场。

硬撑着看完之后，我先要感叹一句：这片也只有在欧洲才可能上映这么久还有观众入场去看——而且还不少！

（中途计离场两人）果然在欧洲看电影，是需要不断接受闷片考验的。

其实影片的前一半还没有让我产生不耐的感觉。

除了很好的黑白质感之外，故事由一起有预谋的“意外”开始，这样的设定多少激发了我的兴趣。

其实就全片来说，也可以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悬疑片”（是说闷X100的希区柯克）。

片名叫做白色的缎带，根据牧师的解释，这意味着“纯洁”。

就在父亲给Karla和Martin重新绑上缎带时，其实幕后的凶手就已经很清楚了，剩下的问题只是“为什么”？

为什么是医生，为什么是Sigi？

是什么引发了“纯洁”的孩子本不该有暴力，是什么玷污了白色的缎带？

是父辈。

可是父辈的污点从哪里来的？

说到底，有可能只是人性罢了。

而Karla和Martin——准确的说是Karla——则统率着孩子集团：影片一开始旁白就说得很清楚“那一天，围绕在Karla周围的孩子们向村子的出口走去”，在一个集体亮相的背影中只有Karla穿着如大人一样的全黑长裙。

这不是暗示，是明示，表明这个长期封闭的固有的价值体系的崩坏，这个社会将要面临的暴力。

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父辈习惯用暴力来体现爱——牧师爱孩子的方式是责打他们；医生口口声声说爱自己的前妻，但是却在她生前对之施以精神虐待；就连男爵夫人对Sigi也是威逼与恐吓。

女人在这种环境中成了斯德哥尔摩患者，而孩子在与父辈的对抗中继承并且发扬了这种暴力，在下一代形成了某种新的价值标准（首先就是其首领是个女人）。

当尘埃落定再回过头来看第一起事故，Anna显然是造成医生受伤的原因——成天跟Karla他们混在一起的她不可能没有看到绳绊，而且这也是在整个故事中唯一一起针对大人的犯案，或者说后面发生的事其实都是这次事故的余波。

Anna告诉了，至少是暗示了，她父亲对她所做的事，而她寄寓于父亲与其情妇之下，不能做出反抗，于是Karla和Martin干下了第一桩“让村子不安的大事”。

孩子们用石头呼唤Anna露面，也许在影片开头时还看不出来，但影片结束后回头想来那似乎有一种“约定达成”的意味。

Anna和Karla一样穿着大人款式的全黑长裙，她们是影片中唯二两个如此穿着的少女，Anna是被其亲生父亲剥夺了童真。

而Karla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进入了成人的世界——这个表面看上去温良恭谨的孩子后来将一步步现出其与年龄不符的世故冷静算计与残忍。

与Sigi的受虐有直接联系的事件似乎是农妇的死亡。

与其他的父亲一样，农民老子直接将矛头指向儿子，表面上这是父子间一次公开的对抗，但这不过是Karla和Martin与父亲的对抗的符号化表达而已——Sigi是被藤条打伤的，而在此之前Karla与Martin刚刚挨过藤条的打，当然，还戴着他们的白缎带。

两个孩子将痛苦转嫁到了可以象征父亲的对象身上——男爵像是某个村子的大家长，是这个大家庭的权威。

与之产生对比的则是农民的儿子去破坏男爵夫人的卷心菜地——成年男子即使对权威不满却只敢通过伤害女人的菜地来发泄，虽然尽管他看上去敢于向父亲宣战，鲁莽粗暴，但实际上仍然是在这个封闭的价值圈子里的——最明显的证据就是父亲死了之后他回去参加葬礼，正赶上棺材出来，他先是站在棺材的旁边与众人对峙的位置上，但几个握手之后（只有两个人躲开了，却没有推走他），他便回到了人群当中，且占据了最前首中间的位置，搂过小弟弟的肩膀，俨然是新一代的家长诞生了（嗯，这一段也可能是我误会了，要看过德国史大概会清楚一点吧）。

而与仓库起火事件相联系的则是Martin的手淫。

众所周知纵火是性发泄的一种表达方式。

牧师因为自己的儿子手淫就把他的手绑起来（这一段对话说得极其隐晦，德语听不懂，光看法语字幕我一开始真的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直到有个镜头很故意地带到Martin背后墙上的十字架我才知道是在讨论这个），而仓库的大火则意味着父辈表面上的成功与实质上的失败，同时也很清楚的表示了这不止是Karla和Martin两个孩子的叛逆，而是与村上几乎所有孩子都有牵扯——包括Sigi在内，在医生发生意外之后他在母亲面前晃来晃去心绪不宁就是因为知情却又不敢说，可惜他的母亲更关心舒伯特胜过他，此事就不了了之。

而Sigi之后挨打的直接原因就是这个，所以后来的小女孩只敢说她做梦，打死也不肯说出真相。

于是为什么是由Martin第一个发现起火，又为什么在起火的时候一个劲儿地要弟弟解开自己，其象征意味就非常明白了。

可以说虽然推翻了父辈，但一个新的控制者与受控者的模式也形成了。

后来一而再地拍孩子们集体在教堂唱圣诗，尤其Karla和Martin身上那刺眼的白缎带，简直就是一种讽刺。

对于孩子的反抗，大人其实多多少少是知道的。

如同农民直接怀疑到自己儿子身上一样，牧师最初如此严厉地惩罚Karla和Martin撒谎，并不单指他们晚归家的事。

后来在学堂里他更是揪着Karla的耳朵把她单独地拎到最后一排背对着所有人——这样一来在念祷词的时候仿佛她背叛了上帝一般。

父辈一开始还企图用上帝用暴力来恫吓孩子，但先是农民死了，接着Karla用剪刀插死了牧师的鸟并且张狂地在桌上摆出十字架的形状，这场战役胜负已定。

小鸟死后，曾经严厉地训诫小儿子“等它长大了就要放走它。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它的父亲与母亲，要承担起这个重责”（有趣的是紧接着下一句是“准备好笼子来接待你的新病人吧”，说明于牧师而言父亲与母亲的责任就是用笼子装起小孩，直到它们“痊愈”了——也即能永远系着白缎带了——才能让他们自由）的父亲，却要接受小儿子的怜悯，这是上一代已然由下一代所推翻的证明。

在教堂里。

如果说当Martin在独木桥上行走只是在考验上帝的存在性的话，当牧师喂Karla喝下圣水时，上帝确实已死。

这种与父辈暗中的对抗渐渐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直到哨子事件，终于由男爵夫人说破了关键。

她要离开的并非男爵，而是这种封闭的环境，和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一代传给一代的冷暴力最终发酵而成的暴发。

从意大利回来的Sigi有一个意大利女仆，会说意大利语，已经不再属于这个环境了——不是哨子，而是这种“逃离”将他推下水的。

而当孩子的哨声嚣张地在房间内响起，父亲拎着藤条冲上去时，那响起的不止是哨声，而是挑战的号角，是新秩序要冲破与推翻旧秩序的宣言。

即使明知自己女儿可以干下何种恐怖的行为，却依然坚称孩子们洁白无辜的牧师，害怕的是承认自己失败，承认上帝的死亡。

紧紧伴随着孩子们的胜利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意志民族的暴力走向世界的第一次尝试。

医生——也即是第一个受害者，这一切后续的主要原因——与其情妇及私生子消失了。

这似乎是影片最后留下的一个谜团，父亲离家诊所停业而Anna却还在学校且什么都没有说，而母亲似乎也不会抛下残疾的儿子自行出走。

她为什么不敢向老师说出原凶是谁？

为什么出门前要如此仔细地锁好门窗？

为什么说去警察局报案最后却没有回来？

真的要我来猜的话，医生、其情妇还有那个残疾的孩子大约都死了罢——因为在医生刚刚出事之后，Anna就和弟弟进行了一番关于死亡的对话，而影片最后旁白在述说关于他们消失的留言时镜头只是定格在教堂上，一格一格地推远。

至于那个残疾的孩子是否喻示着日后纳粹口中的“劣等民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所谓象征“纯洁”的白色缎带已然染满了罪恶，那些清澈的眼睛与优雅的举止只是欺骗而已。

始终以旁观者的身份经历了整个故事的老师结果倒是顺利结了婚并且离开了那里。

老师在本片中是另外一种父亲形象——他去向Eva提亲时，Eva的父亲有一句话就是“你都可以做她父亲了”，正是指出了他与Eva实际上是两辈人的关系——因为是没有结婚的大龄青年，可以说他介于孩子与成人之间，成为一种特别的纽带。

他之所以能全程以旁观者的身份袖手而立，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进入那个世代相传的价值体系，他可以说是全片唯一一个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成年男子，在他带Eva出去野餐时，Eva害怕的反应足以说明她生长的环境是如何充满了暴力——即使她这样天真的女孩在将来的丈夫身边仍然不能放松，难怪老师只是一个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温柔迁就就如此感动她，Eva也主动吻了老师，这是全片中唯一一女方主动向男方表示爱意，且举止轻柔的动作（医生跟伊情妇做的时候感觉完全只有单方面享受快感而已）。

老师的这种特性，使得他与孩子们之间没有冲突与对立（老师也从来没有受到过自己学生的伤害）。

就Haneke同学来说，这片子闷的程度尚在我的忍受范围之内。

而且能将黑白片拍出这种质感也确实难得。

我一直很pf这位同学对光影的运用——特别是在Rundi撞破自己父亲强〇自己的姐姐时，Anna身上的光打得太漂亮了（他一直把Anna拍得很漂亮，有一幕是Anna与弟弟吃饭，就一直从她的侧影拍到特写，每个角度都拍得好像油画一样，不知道导演是对这个演员有爱，还是对这个角色有特别的怜惜）。

还有敢在现代电影中如此长时间的定住镜头不动——而且还是好几次——考验观众的耐性，也确实是很难得的。

Martin他们挨打那一段，先是房门关上，然后Martin出来取藤条，房门再度关上，镜头就这么瞪着房门，观众也屏息凝神，过了好几秒才从房间内传出发闷的叫感。

确实我也明白如此费事来拍挨打这个动作是为了用以表征封闭的表面上看来平静坚实内中却传出被父辈凌虐的孩子们的痛呼的环境，也知道之后但凡再出现这种不动的镜头就表示说Haneke同学是在做“符号化”动作，不过总归是挑战我的观影习惯了。

我以后看到这位同学的名字，还是尽量绕道走好了。

影片《白丝带》透过一段发生在德国小乡村的往事，剖析了一战爆发前夕德国社会“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氛围，揭露了德国上层的统治阶级对劳苦大众的奴役与剥削，表现了德国青年一代的觉醒与反抗，以一个暗流涌动的村庄隐喻了纳粹大革命已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的德国社会。

影片中，作为德国统治阶级代表的男爵、管家、牧师、医生一个个都是残暴凶狠、色厉内荏的反动派，他们无恶不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代言人男爵以及管家，不顾农民的生命安危，强迫雇农从事过度的农耕作业，非法占有农民绝大部分的劳动成果，在有雇农因公殉职后，他们没有表现出哪怕一丁点的同情怜悯之心，在他们眼里，一个雇农的性命远不及一亩菜园子来的重要；上流人士的代表医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牲，任何女人甚至包括他的亲生女儿在内，在他眼里都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供自己发泄兽性的玩物；神权代言人牧师是个色厉内荏的伪君子，满口仁义道德，企图以“白丝带”扼杀青少年追求自由与进步的天性，用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愚弄广大人民群众，进而维护自己那岌岌可危的父权与神权尊严，但在孩子们坚决有力的反抗面前，牧师却毫无办法，甚至变得惊恐万分。

令人欣慰的是，在反动阶级的剥削压榨下，新一代的德国青年已经开始觉醒，开始反抗。

影片中，村子里的孩童们自觉团结在神父之女克拉拉周围，展开了一系列针对统治阶级的武装暴动，他们惩罚了医生极其私生子，鞭打了男爵的儿子，杀死了神父的宠物鸟……给予了反动派强有力的反击。

在孩子们有组织有计划有信念的反抗面前，反动派们毫无还手之力，“纸老虎”的本质尽显无疑：医生带着他的情妇以及私生子仓皇而逃，牧师惊慌失措不敢面对现实，男爵自始至终都无力应对来自觉醒一代的反抗。

值得一提的是，片中的老师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充分展现了小知识分子的两面性与妥协性，他企图以一种改良主义的道路来调和统治阶级与劳苦大众、老一代与新青年、守旧与革命的矛盾，他不断周旋在孩子们、警察、反动阶级之间，天真的认为凭借自己的道德劝诫就能化解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

但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谈判博弈，革命是暴动，是阶级斗争，是一个阶级革掉另一个阶级的命。

在孩子们铁一般的意志与决心面前，在反动阶级腐朽黑暗的本质面前，老师所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注定会被历史的洪流所抛弃。

只有革命才能救德国，只有国家社会主义才能救德国。

就在革命青年们苦于革命事业得不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之时，一战适时地爆发了，这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混战使得德国百姓更加认清了统治阶级的反动贪婪本性，战败后，德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各种条约，大片领土被割让，大量的资源被外国列强夺走，巨额的战争赔款也让德国人民的生活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可以说，一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纳粹大革命的爆发一触即发。

上世纪20年代末，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点燃了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大批工厂倒闭，大量工人失业，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苦不堪言，在这样的背景下，长期以来坚持“国家社会主义”、倡导“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纳粹党逐渐得到了广泛的群众支持，经过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德国。

夺取政权后，为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德国学习苏联老大哥好榜样：在经济层面，将大量的企业收归国有，由政府统一调配全国的经济发展计划，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

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实行纳粹党一党专政，向广大人民群众灌输“希特勒就是纳粹党，纳粹党就是德意志”的理念，把希特勒塑造成德意志民族的大救星，向人民群众许诺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蓝图。

在军事上，严格保证“党指挥枪“，要求党卫军与国防军做到绝对接受纳粹党的领导，指哪打哪，要求军队加快机械化建设步伐，打造一支有着钢铁意志的长胜之师，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与此同时，希特勒与斯大林也保持着不错的个人友谊，两国签署了《互不侵犯协定》，苏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为了实现德意志民族的伟大复兴，单单发展国内经济是不够的，还必须得收复一战中的失地，保护德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完成德国的统一大业。

为此，在将德国建设成一台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后，纳粹撕毁了包括《凡尔赛条约》、《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在内的所有条约，发动了欧洲大战，德国先进的装甲部队横扫欧陆，向着建立“第三帝国”，实现德意志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一步步地迈进……

电影直到结尾都保持了紧张感，而且有種破案式的推理和高潮。

许多平静,明明不恐怖的镜头, 却充满了暴力，十字死鳥，小孩被推下水，弱智小孩叫聲，吹笛子聲，越是平靜越是恐怖。

雖然是悶片，但算是有情节的。

當然這是個人趣味的問題，我們看慣了大偵探拍臺對死者的丈夫說：你就是兇手，或者現在的日本人對美女笑著說：老鬼先生我們終於見面了。

現在也不過是看看另一個形式的連環兇殺而已。

只是這回的兇手更匪而所思了。

電影在一些側面演說了德意志是如何造就這些冷血殺手的這些成群的兒童，兩名領頭兒童戴的白絲帶，象徵着純潔，紀律，懺悔-但所有這些都是父權和神權加在他們身上的。

我們先看看故事，或者說，這段往事，為清晰起見，不完全按時間順序，當然也加入了自己的評述：主角是男爵屬下的钢琴教師，他回想起他31歲時認識未婚妻及結婚前回到城裡（1914前）的一段鄉村往事，那些模糊而塵封的事，在逝去的時間裡面，越發顯得清晰。

他很可能已經歷了二戰。

當然要明白這些事，他只要活到希特拉掌權就可以。

钢琴老师(以下简称老师)見證了那兩年的村子裡發生的幾段暴力事件：第一件，醫生被人用白絲帶勒馬腳，重傷入院。

老师後來知道，牧師的兒女克拉拉和馬丁等一幫兒童去帮医生女儿除草。

第二件，不久後，男爵的一名女工死於一個本廢置工廠，案發時老师在工場附近看見馬丁在橋欄上試探上帝是否會因為他犯錯而要他死。

他的結論似乎是上帝並不怪他。

第三件，男爵兒子被虐打。

多數人認為這是蔬菜破壞者所為。

老師卻知道男爵兒子當天其實是跟孩子們一起玩的時候失蹤的。

第四件，村子裡又發生了火燒穀倉事件，這晚克拉拉，馬丁和他的兄弟姊妹在睡房内起哄。

第五件，接生婆兒子被毒打致殘事件。

案發前，一個小女傭告訴老師她發夢，夢見之前一個孩子被人故意打開窗中了傷寒，之後夢境成真，现在她又夢見接生婆兒子被人打。

警察调查毒打事件，老師提供了这线索，但在審問中小女傭堅持自己是發夢，而非听过任何思想暗示。

審問後推開們，發現克拉拉和孩子們在偷聽。

之後，接生婆從兒子口中得知了真兇。

她問老師借單車去警察館，並在此前安排了兒子轉移到一個安全地方，而同她通奸的醫生（被認為是接生婆兒子的生父）也在同一天不見了。

老師在接生婆屋前再次發現克拉拉和馬丁們。

他下了大膽假設，並到牧師家求證，大膽審問克拉拉和馬丁，克拉拉反應敏銳。

牧師回家後，老师說出自己的推理---真兇是孩子們，牧師反應奇怪，說老師黐線。

要報官。

於是事情就不了了之。

接生婆和醫生也不知道去了那裡。

關於這些怪事在時間裡變形，湮滅，又重新浮現。

以上角度從鋼琴老師的視角出發，他隱約覺得有古怪，但又不明白怎麼回事，直到許多年後他才明白籠罩在德意志的奇怪阴影。

從上面的事件，我們並不能发现到這些跟NAZI有什么關係，這些事件只是表面的東西，就像我們感官所及的東西，所聽到的傳聞而已。

其實關鍵在於鋼琴老師觸覺之外，那些導演的全知視角裡，這些視角裡我們可以看到在這些暴力事件中一些家庭，一些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況：1，第一個受害者醫生，他明顯是個賤男，與接生婆做愛，導致其懷孕，在墮胎失敗後，造成私生子的弱智。

傷好後，跟接生婆提出分手理由是她醜，臭，沒有尊嚴，及有比她更好的替代品搞自己女兒。

在私生子被害後，似乎承擔責任，把私生子轉移走。

2，死去女工的一家，大兒子認為是男爵派工不妥引致，因此與沈默認命的父親發生矛盾。

後在豐收節破壞蔬菜。

大家懷疑男爵兒子的虐待者就是蔬菜破壞人。

父親三次掌掴大兒子，在被男爵炒掉一家人不久後上吊。

3，鄉村物質領袖男爵很生氣，要村民交出變態行凶者，並在外國渡過冬節，但他的兒子被人搶笛子並推下水了，男爵夫人忍無可忍，要離開這個家，並表示她愛上了第二個男人，雖然她離開的主要原因是德國有太多的冷漠，怨恨，妒忌，暴力。

但他丈夫認為她離開是因為她和那男人上過床了。

4，搶笛子男孩被作為男爵助理的父親要求交出笛子，掌摑踢打後仍然說沒有！

等父親走到樓下卻大吹其笛，這次父親拿了一條拐杖上去。

5，老師的未婚妻，因為男爵兒子被虐而有失職之嫌，被辭退，醫生对其关心幫助，两人得成連理，當然這要女方父親同意，老師上門提親，父親第一句問，你養得起老婆嗎？

6，鄉村精神領袖牧師，路德教，相信原罪，紀律，嚴於要求自己的兒女，兒女食飯遲到都要懲罰，語氣中充滿了虐戀精神，比如說我懲罰你們，我和母親都會睡不好，用鞭子責打，用綑綁雙手的方法制止自己兒子手淫過度，在眾人面前捏自己女兒的耳朵，所有這一切似乎證明他是個家庭裡的君王（每個子女進餐後都要親他手才可離開餐廳）。

但這個君王卻在最後被女兒克拉拉打敗了，他在課室數落克拉拉，她裝暈。

之後她偷偷進入他房間用剪刀把他愛鳥釘成十字狀。

他在幫女兒洗禮時暗示了自己的郁愤和讓步。

到最後他聽到鋼琴老師的推理時，他的恐懼似乎多於忿怒。

他背對鏡頭時天知道他的表情如何。

到此我基本上已經劇透完，有些細節可能有誤，有些則加入了自己的推測，但我們從以上的事件也看出了所謂德國精神的側面，看到一些暴力事件如何在奇詭而冷漠的氛圍中被稀釋，許多事情在當時並沒有顯出它的全部特質，因為有些結果還沒有出來。

比如拿中國的例子來說，只有等文革發生了，五四事件啊左聯的文誅筆伐啊延安整風啊等甚至更遠的事情才串聯成完整的歷史。

從上面的細節來看，影片與所謂NAZI上台沒有聯繫，但通過後面的歷史來看，我們應該看到NAZI的真實性質是：種族主義（矛盾转移和国家神話），紀律，社會主義（下層階級的受惠），細緻有紀律暴力和監控：1，從影片中，很容易看出德國所謂容克貴族的性質，購買土地，主持慶典，村子半數人的生計掌握在一個人手裡。

2，下層人對於貴族的依附性很強，一家人被炒後父親上吊。

由此派生的下層人對於有錢人的絕望的妒忌。

3，父權的極致，從上面的六個插曲，可以看到父親的角色，是非常嚴格的，儀式化的吻手，掌摑，干涉性私隱。

4，對於女人的歧視非常露骨。

嫁女象談生意經，拋棄情婦直接說對方醜等等。

妻子提出分手並說出比較文藝的理由時，直接問是否存在通奸。

5，受害者在被選中似乎是缺乏聯繫性的，有鄉村醫生，女工，富家子，弱智私生子，和糧食儲存地。

這證明害人的理由是一種非常純粹的，無利害關係的暴力意志，是罪與罰式的事件，一種自我證明式的毀滅傾向。

所有以上的因素都構成了暴力合理化，通過嚴格的等級孕育出一些壓抑的性格。

給小孩子一個玩具，叫他不要玩這個，再給他別的選擇。

這樣小孩子很快就會貪新。

但如果你給小孩子一個玩具，卻禁止他玩，玩了就懲罰他。

這樣孩子的願望就壓抑了，扭曲了，得到玩具的他/她會瘋狂玩一輪直到把玩具玩殘。

片子裡的神父教兒子讓我看出了最強的SM意味。

但是導致死亡的暴力又把這個瓦解了。

導演似乎也在這裡用了隱喻。

假如說我們看不出片子和NAZI 的關係，那是因為裡面沒有說明有哪個猶太人死了，許多人想起NAZI 上台，似乎也是從猶太人從什麼時候在德國被歧視開始計，但其實整個歐洲都在歧視猶太人，惟獨德國這樣出位。

這部片子大概也代表了德國人的深思，之前的浪潮談討了未來，白絲帶則回到過去。

我想到，習慣了暴力的社會，暴力就會花樣翻新，並到達極致，最後變成SM。

習慣了權威的社會，崇拜也會花樣翻新，並到達極致，最後變成偉大領袖。

即使没有暴力和崇拜，習慣了监控和压制的社会，到達極致，最後也變成自我监控和压制的大狱。

但只有暴力一直是歷史和社會的車輪，因為它總是能最快的辗碎問題。

而得到它的人，又總是喜歡花樣翻身，而且是真誠的花樣翻新。

但所有花樣，在我們身受心享之前，總是看不透的，我們總是像盲者，總是當時意惘然，幸存了就只能往事並不如煙了。

附录：摘抄自 《强迫症的历史，德国的大屠杀与恐犹》希姆莱不是一个正常时代的产物，也不是正常的、健康的或者有爱心的父母的产物。

他的父亲格布哈德·希姆莱是一个极端死板、迂腐、强迫性的遵守法律的校长，是在那时的德国学校体制中极为普遍的、最可怕的集权主义类型的代表。

希姆莱教授的父亲是一个有着鲜明的集权主义习惯的普通警察，就是以同样的原则，教授养育他自己的孩子，教育他们谨小慎微、注意整洁、讲究秩序、听从指挥。

尽管这位年轻人求助相当娇惯他的母亲，希望从他父亲严厉控制下解脱出来，但他还是将他父亲严格的、僵化的、种族优越的、傲慢的价值观内化为无条件的真理，同时与所有温柔的、敏感的、自发的或者松散的东西斗争，把它们视为无条件的坏事。

有相当的证据表明：希姆莱有着特别困难的青春期，因为他没有符合他傲慢的父亲希望他达到的严格标准。

严厉的父亲强化了这个年轻人成为英勇军官，带领战士冲锋陷阵的梦想，但这个梦想在一个错误的时间组合中破灭。

在希姆莱完成军官训练学校学业时，战争结束了；并且年轻的希姆莱十分缺乏健壮的体格和决断力，这也足以导致他不能成为感召人的领袖。

他也让具有等级意识的父母感到失望，因为他没有追求过学院教育课程，这一课程可以使他获取享有声望的职业。

希姆莱在慕尼黑的技术大学学习农业，并且在战后危机重重的时代他依然如此。

1922年，他被授予了农学毕业证书，但是工作前景却处于深渊之中。

他作为技术助理工作了一段时间，从事肥料研究。

他孤独、漂泊不定，没有安全感，渴望获得生活的意义感和目的感。

通过加入纳粹党，用另一种东西替代他严厉的父亲形象和严厉的价值体系，他找到了这个意义。

Michael HanekeWe all know that violence arises in the first instant from fear. Because I’m scared that something will happen to me, I use violence against others. It’s the same with the whole hatred of foreigners. It’s also a form of violence which always arises from fear and ignorance. Because I’m unfamiliar with something, it scares me and because it scares me, I want to push it away. And if it can’t be pushed away easily, I push it away more violently. There’s also a certain urge to destroy in all of us. It’s not only justified by fear. There’s also a dark side to everybody. I’ve often quoted Goethe, who said, ‘there’s no crime that I can’t imagine having committed myself’. You just have to be in the right situation. I think it’s naïve to talk about what others did when you weren’t in that situation. For me, it’s the elixir of life. For me, a life without music would be difficult for endure. Music is actually the greatest pleasure that you can allow yourself. With an increasing workload and increasing success, which can come to a very abrupt end, demands and pressures on you grow of course, and you start to allow yourself less freedom that you would have before. The danger is that you restrict yourself too much; that you say, ‘I can’t take this risk’ and so on. You have this permanent struggle with yourself, to allow yourself the freedom to take more risks.People have sometimes thought of me as a pessimist. I would say the pessimists are those people who make films which make people more stupid because they think it’s not worth talking about real things. It’s kind of cynicism, taking people’s money out of their pockets, just to appease them, I call that pessimism. Everybody who gets angry or annoyed, who is furious about injustices or whatever can only be an optimist. Otherwise, they wouldn’t even speak about these things. They would say, ‘it’s not worth it so we won’t do it.’ I don’t think you can change a lot. On the other hand, I believe that the world today would be poorer without art. I don’t think that society or all individual or a single work of art can change world. But I do believe that as whole it contributes to a more bearable world. Live up to the ideal is the source of all forms of terrorism. I aimed to make a film where you understand that any ideal is corrupted as soon as you take it to the absolute extreme. Julie BinocheMichael is extremely fearful. He confronts his fear through his films. Basic fears – death, illness, suffering, being abandoned, not being loved, not being central, and not being seen or heard. Susanne LothadEverything a child experiences becomes an integral part of its character. A child psychologist once said to me: a child’s mind is like a freshly ploughed field. It you walk in it wearing boots, you leave deep imprints. The older you get, the harder the soil gets. But the child’s field is freshly ploughed and soft; the boots are stiff and hard so they leave deep marks. A child never forgets it, and as a grown up, passes on its humiliation. If Haneke heard me, he’d say: ‘Hold it, you’re explaining the film!’ But it clearly explains a lot of the horrors of the war and it’s also very timely because it’s still going on. You don’t see direct violence in his film, but the humiliation works insidiously in the film by excluding the children, turning them into outcasts or failure. I find it’s so horrible, but it’s so real. And not only in the past, today it’s still going on even though we’ve become more liber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