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

讲的是当年德国青年RAF（Red Army Faction）的历史。

这个片子为人民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它的中心思想是：当愤怒可以让一个人为了什么伟大的事业放弃家人和孩子，开始要求周围其他的人也和他作出同样的牺牲，他的对手变成了靶子，而不再是一个一个的人的时候，他应该问问自己：他是不是也变成了他所憎恨的敌人。

关在牢笼里的躯体，是不是被自己的内心紧锁了。

紧闭的牢房能让人失去理智，而把这个世界都作为牢房，为了冲破它而活着的人，也有可能把这个世界变成别人的牢房。

所以，面对失控的愤怒，多几分警惕。

不光警惕别人，而更要警惕自己。

解放这个世界，不如先解放自己。

有了心灵的彻底解放，穿越那紧闭的四壁就不一定需要杀戮别人。

有意思的是：当年这些德国白人青年所做的恐怖主义活动和现在欧美二代少数族裔的恐怖主义活动看上去如此相近。

同志们举起右手，不要做扎堆儿派。

自说自话派万岁！

通过电影了解德国赤色旅的真实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1、成王败寇。

2、这类电影，每个人只想看到他希望看的，只想听到他希望听的。。

回到这部电影，本片节奏不错，虽说约两个半小时，但导演把控的紧张有致，中间不时穿插着大时代背景，对赤色旅产生环境介绍不少，但本片塑造的人物性格不知是真是假，在本片中：1、巴德尔就是一性格冲动爆燥的疯子，只在结尾临终前的对话时方显出几分冷静和清醒；2、迈因霍夫在赤色旅资料中应该是个赤色旅革命理论智囊型人物，本片把她塑造的比较懦弱，不敢轻易表达自己的愿望，在中东受训时女二号安排她的两个女儿进入巴勒斯坦孤儿营那段最为明显。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五人的自杀，我倾向于是德国政府实行的谋杀：1、自1972幕尼黑事件后，赤色旅被捕人员的声望被推向了最高层，其后赤色旅的一系列行动都是以释放被捕人员为第一目的；2、五人以道德和信仰背叛原因自杀，可以分化赤色旅第二代领导人和部众，让其信仰迷失。

最终赤色旅是失败的，他们第一：定位错误，第二：毛泽东思想没有学透。

随便浏览了一下豆瓣，发现竟然有众多的人嚷嚷看不懂。

一段不算太久远的历史，竟然有这么多人完全不知道，多么让人吃惊。

看不懂的该自己找书去恶补历史。

关于6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和70年代极左恐怖主义的书形形色色，深深浅浅，各种立场的都有。

但说实话，还没见过一本详略得当的中文书来从头到尾介绍一遍。

　　 　　 　　西欧极左恐怖团伙的电影，我是第一次看到，以前不想看，也不愿看。

太让人无奈的话题。

这部电影给人的直观震撼远远超过了那一堆堆枯燥的文字。

　　 　　说点本人对他们的看法，西德的RAF，要求美军撤离西柏林，撤离德国，撤离越南，这帮幼稚的年轻人应该清楚东德和东柏林是什么情况？

影片开头抗议巴列维国王，抗议者遇到的不过是拳头和棍棒，而1953年东柏林斯大林机车厂的工人仅仅为了增加面包配给而上街，遇到的就是T34坦克。

更可笑的是后来的历史，巴列维国王时代是因为经济不发达，社会发展不充分，很多妇女死于难产，但国王含恨死去后的伊朗的种种历史遭遇，无论某些左粪怎么辩驳，看看现在伊朗人口构成就行，多么可怕！！

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占了人口多数，革命前出生的几代人因各种原因大量非正常死亡以致影响到人口结构。

　　 　　 　　西德的年轻人为了巴勒斯坦人的权力，为了所谓的“越南人民”可以在几年以后享受全民政治清洗，进集中营吃枪子，华人华侨被抢光家产驱逐回中国，上百万人做船民逃亡，几十万人在大海里喂鱼，而努力在西德用城市游击战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时，1700万东德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想尽一切办法逃离东德。

这样一个疯狂的时代背景下，高声疾呼美军撤离，真是很有幽默感，他们直接申请移民东德不就完了，可以体验没有美军武力保卫的德国另一半是什么滋味。

那里没有追求利润的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者，更没有帝国主义侵略机器，有的是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厂，和社会主义人民武装力量，当然还有效率上比西德无能的资本主义当局要高得多的镇压工具，克格勃，斯塔西。

　　 　　 　　对于反越战问题，事后诸葛亮的用船民问题，红色高棉大屠杀来谴责这些天真的青年也不应该，这帮喜欢吸毒滥交群P听摇滚乐喊口号的年轻人，自然不会深入研究1917年以后一整部communism用鲜血写成的历史，但如果留心顺化城外那场可怕的再教育清洗的新闻。

也足可以见微知著，这些大头简单小头发达的低能儿，吃饱了撑的，沉湎于毒品与滥交的西方学生，除了追求自己一时放纵的快意之外，可曾真正为越南人民考虑过？

重复前社会主义者“老虎”克莱蒙梭的话没什么意思，但还是不得不说，20岁不信仰communism没良心，30岁还信，没脑子。

对于多数人来说，政治成熟期总晚一些，政治心理年龄停留在激情和叛逆时代的阶段，就是打开的潘多拉盒子。

　　 　　 　　 　　我最早看到这些极左恐怖组织的介绍，是在80年代的一本杂志，好像叫《海外星云》上，有几篇文章，比较详细的介绍了直接行动，红色旅，红军派，赤军等。

这本杂志好多年没见过了。

　　 　　很奇怪的一个现象，60年代整个西方左翼运动基本是围绕反越战展开，但反战运动的中心，美国，除了黑豹党，不成气候的城市游击队共生解放军，H.R.布朗这样的煽动分子，煽动一下放火，发动城市骚乱之外，美国面临的极左恐怖威胁远远小于西欧，好像大报阀赫斯特有个后代孙女就是在做炸弹中不慎炸死，也算是共生解放军造成的聊聊几个伤亡之一。

英国虽然在血腥星期天之后面临爱尔兰共和军的威胁，但爱尔兰共和军问题本质上是民族和宗教矛盾，和法德意这些意识形态矛盾风马牛不相及。

看来这个问题上，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还是有差别。

　　 　　苏东剧变后，极左势力基本树倒猢狲散，但还是有，希腊貌似是1997或者99年左右，一个叫“11月17日”的组织枪杀了英国驻希腊武官桑德森准将。

这个当年的CCTV新闻里有报道，我看到这条新闻时印象非常深。

可能大多数人对西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不甚了了，也没什么人注意这条新闻。

　　 　　 　　另，90年代初，大约93年左右，一个叫“战斗的比利时共产党员”的小派别，在布鲁塞尔还按过炸弹，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之后再未见到该组织活动的记录。

这条新闻当年参考消息在第二版不起眼的地方发过小豆腐块。

　　 　　80年代的参考消息里还有极左恐怖组织活动的零星报道，比如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什么的。

前两年有赤军领导人重信房子的新闻，当年的美女早已韶华不在，面对沧海桑田的巨变，也早已看透世情，不再纠缠于什么飘渺的世界革命，她的日本和阿拉伯混血女儿 确实很漂亮，可是特拉维夫机场那些命丧在重信房子前夫枪口下的冤魂，该去哪超度去？？

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革命者追求的是快意恩仇，人道主义与法治在他们眼里，从来都不是值得一提的东西。

　　 　　大陆官方在80年代出版的国际共运史里，对这些人的定论就是无政府主义，巴库宁分子，有托派背景，暴力活动既不能实质性打击资本主义秩序，而且客观上脱离了群众，疏远了群众，不能充分发动群众云云……陈词滥调隔靴搔痒。

再早出版的官方正式出版物我没见过，不清楚对这些人什么评价。

不过估计72年外交“一条线”以后的官方出版物，对这些人的评价也不会太高。

　　 　　90年代后，出版的一些列反应苏东问题的书，比如回顾与反思系列等，多有侧面提及这些人的，苏联官方的态度基本是严厉批评：无组织的左倾盲动分子，毛主义者，态度最友善的苏斯洛夫和门徒波诺马廖夫也不过认为他们的活动客观上给西方捣乱，应该暗中支持。

如果这帮年轻人知道了苏共最高层对他们这个态度，不知该作何选择？

　　 　　至于东德官方和他们到底联系到什么程度，鬼知道，反正神通广大的东德情报部门对西德渗透的非常厉害，6、70年代的阿拉伯恐怖主义的武器和训练多直接来自东德和波兰。

而西德红军派又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武器和训练。

80年代克格勃对西德反核人链运动的渗透也非天方夜谭。

　　 　　 　　今天的年轻人不再像60年代的青年那样被谬误的意识形态引入歧途，理想主义激情过剩，到处滋事，是一件好事，但彻底的沉醉于物欲化中，丧失对自身私人领域之外公共领域的兴趣，丧失对公平、正义、进步的信念，陷入犬儒化的自我陶醉中，同样很可拍。

我周围的年轻人，津津乐道的是体育比赛，娱乐明星，时尚物品，和他们谈论五月风暴，伍德斯托克，巴德尔-麦因霍夫，红色旅，浅见山庄，我觉得好像自己成了傻瓜和疯子，在讲着不着边际的呓语。

　　 　　20世纪从左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暗杀活动中开幕，又从苏联东欧巨变，理想破灭中谢幕，确实是一个激情澎湃同时又鲜血淋漓的意识形态的世纪，新世纪又回归传统，像浮华的乔治王朝时代那样，充满了追逐物欲的华丽又腐臭的资本主义气息，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以真实事件改编。

历史不止一次的告诉我们，人的生命与尊严对于极左狂人们来说，根本屁都不如，即使是他们自己的。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每一个人，只要到了某一个年龄段或接受教育到了一定的程度，自然而然就会关注政治、参与政治。

这样的“政治觉醒”是一个人责任感和集体感的体现，是应该被提倡和鼓励的，然而回顾历史，我看到很多这样的参与带来了无尽的冲突和惨痛的后果。

我正处在关注政治、参与政治这样一个年龄段，所以看Der Baader Meinhof Komplex的整个过程中的思考正好反映这个问题。

在那个红色风暴高涨、个人崇拜盛行的1970年代，反帝国主义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尤其在纳粹滋生的德国，每一个德国青年的神经都是高度敏感的，他们绝不可能接受 像Kurt Georg Kiesinger这样的前纳粹分子去领导这个国家。

他们崇拜着格瓦拉、毛泽东、马丁路德金，当格瓦拉被捕后被杀，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美国在越南越是肆虐，他们的反抗情绪就越是高涨，最终，这群“Urban Guerrilla”就开始了从关注到参与的转变。

影片开始，Meinhof还是一名普通的记者，偶尔写一些政治评论针砭时事，然而越南局势的恶化和德国政府的冷漠让年轻人渐渐丧失信心，他们自发进行了和平的抗议、示威，结果却遭到了暴力镇压。

看到这里，我对这群年轻人充满了无限的同情，并对他们所遭受的镇压无限愤慨。

这也是历史上很多政治团体能兴起的原因，比如清朝的太平天国和维新变法，他们有一个极正当、极崇高的出发点，有一个充满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领头人，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很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影片继续，RAF逐渐形成固定的“小团伙”，抗议不成便开始一些捣蛋性质的商店，并在约旦沙漠进行军事训练。

这些行为还是能够被人理解的，无数德国青年的支持让Baader信心百倍，队伍不断壮大，自然应该把抗争推高一些层次。

但从中我也隐约察觉到这些行动中隐藏的危险，初涉政治的人容易被眼前的胜利冲昏头脑，而这正是RAF先锋们头脑发热的开始，他们越是关注斗争的细节，他们的远大目标就越是模糊。

RAF“正义的”行动如多米诺效应一样继续，然而针对美国外交机构和右翼出版社的袭击宣告了他们作为“恐怖组织”的开始。

到以“正当的”理由去洗劫银行后，其实已经有一些冷静的民众感到了事情的不妙而离开了RAF，Baader和Meinhof争吵也提醒着我们这个政治团体已经误入歧途。

走到这一步，虽然已觉察到危险，但理想主义者的坚持却胜过了现实主义者的冷静，我们看到的是暴力活动的继续。

死了那么多人，造成那么大的破坏，正义的天平早已倒向了执政者这边，所以政府对RAF第一代领导人的逮捕不会让大众觉得这是任何的不公。

如果说这次运动到此结束，那RAF的历史评价远不会排到恐怖组织里，而以后发生的一切基本都不是Baader、Meinhof等第一代领导人决定并希望看到的。

从这里也反映出领袖对于一个新兴政治团体的重要性，领袖水平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团体的未来。

RAF的第一代领导者是正义的，他们虽然也疯狂过，但面对监狱的墙壁冷静思考后，他们纠正了那些幼稚的想法，看到了RAF后来人的无知，最终选择了自杀。

此后的RAF领导人一代不如一代，结果就是恐怖主义被推向极致，最终走向自我毁灭。

看完电影，感到的是心酸。

RAF这个充满理想和生命力的团体干出了人类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这是一段我们必须接受的历史，作为反例和教训，我认为这值得任何一位青年人去了解与反思。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往往是血气方刚的有志之士看不到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一心向着理想走，却不知已远远脱离了现实。

RAF失败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采取那些恐怖行动，他们从一开始就错了，空怀抱负去追寻那个共产主义的梦，完全无视集权下东德人民的生活状态，我想只要经过冷静分析，他们就肯定不会为这样的结果去革命。

参与政治这件事情，其复杂性更加难以琢磨和应对，这就是为什么无数的先锋政治团体都是以失败收场。

批判现实、指出社会存在的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知道如何能把社会变好，或是自己去参与政治就能改变现状，能把事情处理得更好。

在政治之外，人们容易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待它，但入其内时仍然坚持自己的空想和妄想，等待他们的就是无尽的冲突。

所以我认为，在没有冷静、客观、全面的分析社会形势之前，选择“无为”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去做一个唐吉可德式的革命领袖，毕竟政治不是儿戏。

本片可以被认为是反映恐怖组织或恐怖行为的影片，至少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多次看到这种说法。

因此，我的思考主要围绕这个主题展开。

1.恐怖必有诱因。

只要这个世界上人们具有正常思维，那么任何社会行为的出现都有其内在原因。

有过无缘无故的恐怖行为吗？

即便有，恐怕也是极少极少，那只能属于极端案例，不具备社会学意义。

从片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国际政治触发了发生在西德的一系列恐怖行为，继而形成一个恐怖组织。

2.仇恨引发仇恨，暴力激发暴力。

影片开始西德警方对抗议学生的残酷暴行激起了强烈的民愤，这把火将原本隐藏在学生心中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熊熊点燃，而在此后的镇压与追捕行动中，警察与红色之旅一报还一报，其行为的暴力程度逐级上升。

警察对学生的暴行使人们相信这不是一个善待自己的兄弟姐妹、善待自己同胞的国家机器，而是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在执行指令时不作思考判断不讲人性的冷血动物。

这一景象在许多国家都曾出现，莫非这就是警察的本来面目?3.恐怖行动、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

恐怖行动，在我看来，事实上是暴力手段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近年来为什么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要用恐怖主义代替暴力行动这个名词？

这里大有深意。

恐怖是一种状况，是暴力行动引发的后果，它更多地强调暴力行动给人们心理带来的恐惧感，因而反恐怖便具有超越民族、主义的号召力，也正因如此，某些国家乐意以反恐怖的名义掩盖暴力行动的真实目的，转移人们对暴力行动何以发生的疑问和思考。

然而，恐怖本身并不是暴力行动的最终诉求，绝大多数针对社会的暴力行动其背后都有其政治主张或利益诉求。

因此，恐怖只是表象，引发暴力或恐怖的根源才是最应该引起关注的。

由此可见，淡化暴力行动的根源及其政治主张，正反映了国家（当局）自知理亏的心虚。

如果非要说存在恐怖主义，那只能是国家恐怖主义，因为那是有预谋有计划的针对国民的反人性非人道的罪恶行径。

称其为恐怖主义，是因为它有明确的主张和思想理论体系，比如纳粹（德国，斯大林的专制集权和冷战时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专制集权，等等。

4.暴力或守法，一个两难选题。

在一个正常社会或公正的社会，不存在这样的两难选择，只有在畸形或罪恶的社会，才会出现这样的两难选择。

须知，在非民主国家，法律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它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

因此，守法并不具有不证自明的唯一性。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守法或抗法都是公民的权利。

与政府或当局的权利相比，公民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也是唯一不受限制的，相反，政府或当局的权力倒是应该受到恰当限制的。

暴力不是国家的专利，它也是弱者的武器。

当正义缺失、公平失落、权利被剥夺，暴力就成了弱者唯一可以自救的武器。

很多恐怖行动总是民间对政府、弱者对强者，这本身就揭示出一个真理，恐怖是弱者自卫或反抗的最后的武器，它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走到这一步。

所谓官逼民反，此之谓也。

这难道不值得当政者反思吗？

5.正义的边界在哪里?既然如此，恐怖或守法，究竟该如何把握?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结论就是：最终守法的应该是政府或当局，能够得到道德包容的只能是民众无路可走的恐怖行为——如果剧烈的抗争被定义为恐怖的话。

那么，拥有正当理由的暴力行为可以不受道德谴责吗？

影片中的恐怖主义者是为了某个理想而行动甚至献身的。

排开理想的价值主观性不谈，即便为了某个崇高的理想，就可以采取恐怖行为吗?为了所谓的崇高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诸如此类的诘问，将引出一系列问题，比如：目的与手段是否应该统一，是否可以为了预想中的大多数人的利益牺牲眼前少数人的利益，人类的进步究竟应该遵循社会内在的发展轨迹，还是应该以革命的方式加速其进程，要想有说服力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不是容易的事。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德国电影，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的一个为了声援被美国侵略的越南，以及被欺辱的巴勒斯坦人民而崛起的一支恐怖主义势力。

虽然他们的理念如此崇高，但采取的措施却是恐怖袭击，以现代的眼光看还是有些过于残暴。

影片从德国的这几个年轻人崛起开始，直到他们被逮捕，被审判，最后自杀的过程。

电影的时间长度太长，又想面面俱到，未免有些流水账以及观赏性不高。

看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发现，原来在法国68年之前，德国的学生就已经走上街头了。

影片是根据阿斯特的纪实文学作品改编而来，讲述了德国臭名昭著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兴衰史。

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的名义进行“革命”。

他们最开始是因为政治主张和诉求没有合法的组织平台，虽然当时的德国也有很多新的左派政党建立，但其性质和目标已经远远区分于原来的德国共产党，于是搞得这些左翼学生和知识分子必须自己动手。

虽然后来看，他们的城市游击战概念并不是建立在一个乐观的，可以扭转当时联邦共和国和西柏林政治气氛的观点之上的有效举动。

并且整个过程中，恐怖已经从单纯的手段，变得越来越像是目的本身。

就像他们所扬言的：烧毁一辆汽车是犯罪，烧毁一百辆汽车是政治行动。

而这种政治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和恐怖本身的界限已经模棱两可。

确实，整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德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都有着类似的“革命运动”组织：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派、法国直接行动，美国天气预报员，日本赤军等等。

而那几年，也根本就是属于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爱国愤青、理想主义者、朋克青年、反叛的学生、性自由的人们的。

直至80年代，西方世界又重新进入到强调后物质生活的时期，于是一直到今天，才有可能反思当时的那段历史，而这种反思，也正是德国人拿手的，而这种拿手的表现，正是影片中的失控和控制并存。

所谓失控，就是从火力指数来看，影片绝对可以被看成一部一级犯罪纪实片，摇滚乐背景也下意识成为了影像中“革命”的催化剂，而这都在成功达成一部犯罪纪实片的基础上，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

当然，从人物刻画和叙事流畅性上来讲，影片并不十分上乘。

当然这种并不十分注重人物刻画和故事流畅的拍摄效果，可能本身就是导演有意为之的控制所在。

毕竟，一个导演如何在一个传媒右倾的环境中，进行如此的影片创作，并且尽可能的避开民众所谓的担心：关于影片是否会有美化日耳曼恐怖主义的倾向。

于是必须有所控制，尽量中立。

正如导演尤利•埃德尔自己所讲：“影片的目的是使人们更清楚的面对历史现实。

从而自己必须要做的，就是对影片进行冷静的判断。

”而这种判断的结果，正是一定程度上，淡化人物刻画和叙事的流畅性。

比如影片中拼凑杂烩的大量当时的新闻纪录片；还有影片中的几个主人公，如果继续表现他们的“理想和叛逆”也还是有空间的。

正如维基百科讲：“迈因霍夫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本身专业领域独特思想的知识分子。

”从这一点出发，并同他后来的“革命”行为，本身都还可以继续展开，但是过分的展开本身，就已经不是一种接近中立的立场了。

所以必须有所控制，失控的话，也许会像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一样，在他们逆风而上的同时，最初的梦想也会使他们彻底走向梦想的反面。

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看恐怖组织红军旅兴衰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6月11日18:11 时代周报2008年末的罗马国际电影节，一部德国影片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抗议：首映式还没开始，就有1000多名大学生聚集，声讨该片。

在热闹的反对声和警察的疏散下，影片终于和观众们见面。

　　事实上，早在德国本土上映前，这部片就因其浓重的历史敏感性而备受影坛关注。

作为德国2008年最重要的一部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被德国选送去参加第81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角逐，并获得提名。

然而，围绕着这部片的批评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止。

在很多抗议者看来，这部讲述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旅”(Rote Armee Fraktion)兴衰史的片子，似乎太过于美化那些极端分子了。

　　为什么一个恐怖组织的电影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

而在历史的背景下，这个恐怖组织又聚集着一群怎样的人？

　　时代周报记者 马欢　　短裙、长腿、皮夹克，还有刺激的追车大战，如果去看《巴德尔和迈因霍夫》，会发现这帮“红军旅”的性感武装丝毫不亚于年度时尚大片。

然而，正是这群年轻而狂热的人，让德国人至今心有余悸。

在长达28年的武装斗争中，他们组织了袭击、绑架和谋杀，导致34人丧生。

尽管“红军旅”在1998年就宣布解散，但对那个时代的恐惧和清算，至今尚未结束。

　　从学生到恐怖分子　　“红军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的联邦德国学潮。

当时，殖民主义以及冷战结束，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经历“二战”以后最大的“婴儿潮”时期(1946-1964年)。

这时期出生的德国青年一代，以反叛的方式逐渐爆发，他们走在反对种族歧视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以及反帝国主义的最前线，他们毫无批判地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否定西方的民主，以及当时仍在发展的人权观念。

　　除此以外，东、西德的战后“消灭非纳粹化”运动的失败，也使当时的左翼青年感到愤怒。

在他们看来，“消灭非纳粹化”运动毫无作用可言。

更让他们感到不满的是，一方面，德国共产党自1956年起就被非法取缔；另一方面，前纳粹主义分子仍官居各大政府要职。

比如，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就任用纳粹党的汉斯。

格洛布克作为首相秘书。

　　接下来发生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1967年6月2日，在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礼萨。

巴列维访问西柏林时，学生们的不满演变成了抗议。

当时，海外被流放的伊朗人得到了德国学生的广泛支持，当伊朗国王访问柏林歌剧院时，那里早已有一群学生在聚集抗议。

在歌剧院抗议期间，一名学生叫班诺欧。

诺所格首次参加抗议集会，然而，他却被警察开枪击中头部。

　　开枪的警察卡尔。

海因兹。

库拉斯在审判中宣布无罪释放。

在渐渐认清国家和警察的残暴后，许多年轻的德国人对诺所格的死感到十分愤怒，更对政府感到失望。

这种失望，逐渐化为更多暴力行动。

　　1968年，古德伦。

安司林和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以及随后加入的托尔瓦。

普罗和霍尔斯特。

旬赖，在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纵火，以示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这两场火灾造成了70万马克的损失。

2天后，也就是1968年4月2日，他们被捕，并被判刑3年囚禁于重刑犯监狱，相对于前面警察的无罪释放，这场审判在当时很多人看来出乎意料的严重。

　　4名被告受审期间，还是记者身份的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在当时著名的左翼政治刊物发表若干篇文章，对巴德尔等人表示同情。

她本人更在杂志上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放火烧一辆车，那就是犯罪。

如果一个人放火烧成百上千辆车，那就是政治行动。

”　　到了1970年，“红军旅”正式成立了。

在这个主要由大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中，他们自称是共产主义的“城市游击队”，反对越战，称美国和联邦德国推行帝国主义，憎恨资本主义和纳粹，梦想建造一个平等而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当然，是用他们认同的那种极端方式来实现。

　　同年，十几名“红军旅”成员在巴勒斯坦接受当地恐怖组织的军事训练，学习如何使用枪和炸弹。

返回西德后进行了一系列恐怖活动。

他们抢劫银行、纵火烧毁房屋、用炸弹袭击驻西德美军营地。

用暴力来实现所谓的理想，一场恐怖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红军旅”把攻击目标锁定在西德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暴力事件。

在这些牺牲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长串的名人：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等商界名流，也有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布巴克、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界要人。

　　尽管“红军旅”将自己标榜为不折不扣的反纳粹主义者，但正如英国《泰晤士报》评论的一样，“他们的伪装下，其实是另一个赤裸裸的希特勒”。

　　恐怖的“德国之秋”　　到了1977年，“红军旅”的恐怖行动达到了高峰。

在绑架及杀害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那44天，他们制造了让后人毛骨悚然的“德国之秋”。

　　这一行动起初是为了逼迫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同伙。

1972年，德国法院以多次投放炸弹的罪名将11名“红军旅”元老判刑，关押在斯图加特的斯塔姆海姆监狱。

“红军旅”第一代核心首领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和古德伦。

安司林也在关押之列。

而另一名核心领袖迈因霍夫，因不堪审问折磨，于1976年在狱中上吊自杀。

　　尽管作为“红军旅”的核心与智囊巴德尔等人在监狱里指挥着武装斗争，但在他们被关押的5年时间里，外头的“红军旅”中又形成了第二代领导核心。

如果说，巴德尔那一代的“红军旅”的宗旨是反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不公正现象，消除纳粹给德国带来的阴影的话，那么，在1977年秋天之后，“红军旅”的所作所为与他们的初衷相差甚远。

他们的目的，仅是解救同伙而已。

为此，他们愿意不择手段。

　　1977年9月5日，当时的西德电视新闻是这么记录的：“这条公路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两辆奔驰被枪打成筛子状。

车旁边停放了四具尸体。

尸体被布遮盖着，看不见死者的面部。

”这一天，“红军旅”袭击了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的车队。

施莱尔的4名随从当场毙命，施莱尔也被绑架。

　　对于“红军旅”来说，施莱尔是再合适不过的头号绑架对象了：他利用国家社会党发迹，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属于最有权势的大老板之一。

　　虽然人质在“红军旅”手中，但西德政府对这种讹诈并没作太多理会。

当时的西德总理施密特担心，一旦释放这些恐怖分子，他们就会组织新的恐怖行动。

他在人质被绑架4个小时之后发表了电视讲话：“绑架者肯定会听到我的讲话。

他们也许正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但他们不要抱什么幻想。

恐怖主义是没有前途的。

”　　随后的44天中，西德全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西德首都波恩的大街上，随处可见装甲车行驶，所有政府部门都围上了铁丝网，联邦刑侦局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他们搜查了几千户住宅。

如果家里没有人，警察就破门而入。

警察们不仅散发了几百万份有被通缉者照片的传单，还公开了犯罪嫌疑人的声音。

议会也以从未有过的速度颁布了一项法律：禁止“红军旅”囚犯之间发生任何接触，也不允许他们与自己的律师交谈。

因为在政府看来，所有的恐怖活动都由这些在押的“红军旅”首领策划。

　　就在警察几乎抓到了绑架者的时候，“红军旅”给西德政府寄去了施莱尔的录音带。

在这卷录音带里，施莱尔声音沙哑：“我在目前的处境下要问一下，到底还要发生什么事情才能促使联邦政府下决心呢？

我已经被恐怖分子关押了5个多星期。

”　　随后，西德各大报纸上都刊登了“红军旅”为施莱尔拍的“催人泪下的照片”：他头发蓬乱，一脸倦容。

手里还拿着一块牌子：“红军旅”的俘虏。

　　那边厢，“红军旅”的国际同伙们为了响应他们的行动，也给西德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

1977年10月13日，4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了德国汉莎公司的兰茨胡特号飞机，机上载有87名乘客。

恐怖分子打死了机长，并威胁说如果不释放关押在斯塔姆海姆的“红军旅”人物，他们就要处死人质。

飞机降落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就是轰动世界的“摩加迪沙机场劫机事件”。

　　5天后，西德政府终于下定决心。

一支西德特种部队“边防军第9大队”成功冲进了飞机，制伏了恐怖分子。

几个小时之后，这一消息上了广播：“被恐怖分子绑架的86名人质被解救。

联邦内政部发言人证实了这一消息。

”　　当晚，彻底失望的巴德尔和拉斯沛双双在牢房里用手枪自杀，女恐怖分子安司林也用电线悬在铁窗上自尽。

　　一天之后，人们在一辆汽车的尾厢里发现了施莱尔的尸体，他被人从后脑打了一枪。

“德国之秋”结束了，巴德尔等人的自杀也标志着“红军旅”走向衰落。

尽管在随后的十几年，第二第三代的“红军旅”仍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活动，但早已没了当时的声势。

　　1998年8月20日，在德国科隆的路透社公开发表了“红军旅”长达8页的自行解散报道：“28年前，也就是1970年5月14日，‘红军旅’在解放行动中组成，今天，我们终止这项计划，‘城市游击队’从此成为历史。

”报道还在结尾引用了罗莎。

卢森堡的一段话：“革命说：我曾在、我存在、我依然如此。

”　　神秘消失的尸体　　4名在监狱自杀的“红军旅”领袖，巴德尔、迈因霍夫、拉斯沛和安司林，他们的尸体并没有得到完整的保存，而是被当局保存起来，用于科学研究。

尽管，按照法律，未经当事人生前允许摘取器官是违法的。

　　据传，科研人员对这些人的“杀人如麻”难以置信，很想知道杀人狂的大脑结构到底与平常人有何不同，进行过多次试验。

比如，将迈因霍夫的大脑与另一个连环杀人犯的大脑进行比较。

　　据德国《明镜周刊》的报道，除了迈因霍夫的女儿经过争取后，获得当局批准，取回母亲的大脑安葬外，其余的大脑全部失踪。

负责对这批大脑进行研究的德国戴宾根大学神经病研究所所长迈耶曼说，他捉摸不透大脑为何失踪。

这一系列有关大脑的研究，可以反映德国当局对这些革命刽子手所抱有的一种近乎病态的痴迷。

BBC还曾报道，一组医学人员在未经当局同意的情况下制作了一个巴德尔的面具。

　　不管怎么样，很少有人知道，当时政府到底对这些尸体做过什么，这一直是德国的一个谜。

德国有画家还以迈因霍夫的死为主题，做了15幅写实主义风格的灰泥浮雕画，引起很大反响。

　　那一段扭曲的历史　　时代周报记者马欢 实习生 肖素吟　　这是德国一段扭曲的历史。

　　电影根据记者斯蒂凡·奥斯特80年代畅销书改编，讲述20世纪70年代德国极左恐怖组织“红军旅”的兴衰史，片名就是该组织两个首领的名字。

在冷战的背景下，该组织成员以德国“国家道德腐败”为由，犯下多起暗杀、爆炸、攻击以及绑架的罪行。

当时曾引起德国一部分年轻人的崇拜，把恐怖分子视为英雄。

　　20世纪70年代的德国充满了炸弹袭击、谋杀等恐怖主义的威胁，加上对渗透进内部敌人的恐惧，极大地动摇了德国脆弱的民主基础。

　　深受纳粹影响的一部分激进的年轻人，在安德里亚斯·巴德、乌尔莉克·迈因霍夫和古德伦·艾斯林领导下，掀起一场战争，反对他们认为的新法西斯主义：美国支持扶植起来的西德政府，其中许多人历史上曾是纳粹分子。

这些年轻人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更加“人性化”的社会，但是采用了不人道的手段，他们频繁制造恐怖和流血事件，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丧失了人性。

他们反对西方对中东、越南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他们解释社会、政治和司法战争，成立了“红军旅”。

他们偷盗汽车，抢劫银行，在百货公司纵火，劫持飞机，暗杀那些在社会上处于中心地位的焦点人物。

然而整个事件渐失去控制，并且以血腥恐怖结束，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无法估量。

　　电影最初强调的是飚车、身手矫捷的女人、政治雄辩和伪装，却惹来美化恐怖主义的非议。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扮演红军派关键人物的几个演员的演绎下—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玛天娜。

姬迪)、安德列亚斯。

巴德尔(莫里兹。

布雷多)和古德伦。

安司林(乔娜。

沃卡莱克)—电影剧本的瑕疵可以说是出乎意外的少。

　　尤其是巴德尔，尽管他有着邪恶魅力，他被描述为一个肤浅的、重视外表的伪君子。

他以牺牲无数无辜的生命，来实现自己好莱坞式的亡命幻想，这样一个濒临精神病边缘的人并没有什么地方特别吸引人。

当理想主义幻灭，取而代之的是卑劣的指责和阴险的玩弄时，“红军旅”的成员毫无帅气可言。

　　不管这部电影是不是对巴德尔的真实写照，他的团伙有多大争议，但是有一点很清楚的，那就是尽管导演埃德尔和编剧艾兴格对这些中产阶级地下斗士感到着迷，但是他们仍决心不让“红军旅”轻易过关。

　　他们用公正的眼睛纪录着红军派血淋淋的恐怖袭击，类似纪录片的风格延伸着整部电影：埃德尔和艾兴格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

其中的对话，也是尽可能地建立在真实的演讲文件或宣传文档；档案脚本和摄影提供了视觉美感的关键。

但是相对的，这其中就出现了某些相当沉闷的情节—迈因霍夫和安司林之间经常翻天覆地大吵大闹，针锋相对的言语也让受众难以消化。

　　该影片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通过研究并且按照真实故事导演，但却很难触动观众。

随着影片的播放，观看的热情也在慢慢冷却，而且最后“红军旅”革命热情堕落为沉闷的幻灭，这些都使电影显得冗长、残酷。

　　他们都是知识分子　　也许很难想象，如此残暴的“红军旅”成员，大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

在最初的17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生、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

尽管他们家境良好，大都受过高等教育，但政治理念十分极端。

在“红军旅”影响最盛时，法国哲学家萨特甚至曾亲赴监狱看望巴德尔，引来世界关注。

　　领导人乌尔丽克。

迈因霍夫，如果仅仅看表面，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相当漂亮的女人”，但你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腼腆的美女的名言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

”　　迈因霍夫在26岁时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但不久之后，她就离开了丈夫，并辞去了报社的工作。

很难想象，两位孩子的母亲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绝大多数时间，用来策划并参与绑架、暗杀等恐怖活动了。

　　在评论“红军旅”时，德国前外长，曾经的西德学生运动积极分子菲舍尔说：“暴力，哪怕是有限的暴力，也是错误的。

”　　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Andreas Baader　　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团伙取名自两个首领的名字，其一就是安德列亚斯·巴德尔。

巴德尔热衷惊险刺激而潜在暴力的事物，这使他投身到左翼学生运动中。

1968年，他与女友安司林在法兰克福一家百货商店纵火被判刑收监。

1970年5月，在还是记者的迈因霍夫协助下，他逃离了监禁，所谓的“巴德尔和迈因霍夫”就诞生了。

　　1972年6月1日，巴德尔与成员杨-卡尔·拉斯沛和霍格·麦斯被逮捕。

在被监禁的4年中，他受到审讯并被判犯有包括谋杀在内的多宗罪状，这是德国历史上最漫长和昂贵的审判。

1977年10月18日清晨，巴德尔与安司林和战友杨-卡尔·拉斯沛在斯塔姆海姆监狱集体自杀。

那一天被称为“死亡之夜”。

　　乌尔丽克·迈因霍夫　　Ulrike Meinhof　　迈因霍夫的父母早逝，乌尔丽克和妹妹由母亲的好朋友雷娜特·里梅克照顾。

里梅克是一名忠实的社会主义者，对她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迈因霍夫后来嫁给了一份左翼学生报的出版商赖纳，几年后成为该报主编。

1962年，两个女儿出生，她与赖纳分道扬镳，并倾向于极端激进的学生运动。

尽管“红军旅”取其名字来命名，但正如设想的一样，迈因霍夫并非该团伙的第二把手(巴德尔和女友安司林领导着整个团伙)。

1972年6月5日，她被逮捕。

　　被监禁的4年中，其他成员对她的置之不顾使她越来越消沉。

1976年5月9日，迈因霍夫在斯塔姆海姆监狱上吊自杀(尽管有人质疑这一官方说法)。

　　古德伦·安司林　　Gudrun Ensslin　　与许多人的猜想相反，正是古德伦·安司林，而非迈因霍夫，真正稳坐“红军旅”的第二把交椅。

在20世纪60年代，古德伦是一名政治思想活跃的学生。

1967年6月2日的柏林示威游行中，古德伦就在学生班诺欧。

诺所格被杀的现场。

　　示威结束后，她来到“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在当地的办公室，歇斯底里地嘶叫着：“法西斯国家就是要把我们全杀了啊！

以暴制暴才是唯一的出路。

”　　1970年5月，“红军旅”的恐怖活动达到顶峰。

1972年6月7日，安司林在汉堡被逮捕，她受审并被判刑。

关于她的死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在监狱上吊自杀，另一种则说她被谋杀。

想了一下，转了知乎militant氏的回答，内中也包含了对这部电影的评论。。。。。。。。。。。。。。。。。。。。。。。。。。。。。。。。。。。。。。。。。。。。。。。。。。。。。。。。。。。。。。。。。。。。。。。。

https://www.zhihu.com/answer/1144462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