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母亲

文 / 拉斐尔·帕瓦罗蒂（Rafael Pavarotti）他曾经以夸张的性闹剧建立起斐然的声名。

而今到了72岁之际却用他最新的电影《平行母亲》（Parallel Mothers）打捞起一段祖国的苦难史。

佩德罗·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熬过了一个让人抓狂的下午。

这位电影人瘫坐在厨房的餐桌边上，用手托着下巴，虽然粉红色的口罩遮住了鼻子和嘴巴，但仍然掩盖不住他的疲惫和沮丧。

两个月以来，佩德罗一直在马德里及周边地区拍摄他的第21部长片《平行母亲》，虽然马德里一度是新冠肺炎肆虐的高风险地区，但是拍摄工作一直没有遭遇特别严重的问题。

他的制片公司专门聘请了几个护士，给剧组成员累积做了数千次的核酸检测，而且公司坚持每天给演员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两个FFP2口罩，所有这些投入都是为了保证电影的拍摄进度。

但是今天，在5月底的这个星期一，在拍摄将近收尾的最后几天，当剧组几十号成员聚集到马德里以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准备拍摄最后一场室内戏的时候，阿莫多瓦却遭遇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他的一位主要演员临场罢了工。

25岁的米莱娜·斯米特（Milena Smit）是阿莫多瓦团队通过选角活动挖掘的新人，她穿着一件灰色的连帽衫，戴着一顶短短的假发坐在导演的对面。

而穿着彩色条纹毛衫连衣裙的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 Cruz）则站在一旁，她曾因主演佩德罗拍摄于2006年的电影《回归》（Volver）而获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影后提名。

克鲁兹怀里抱着一个14个月大、名叫卢娜·奥里亚·孔特雷拉斯（Luna Auria Contreras）的小女孩。

几个星期以来，奥里亚一直表现得像个职业演员：她对摄影机不仅没有丝毫的抵触，而且还能在提示下发出恰如其分的咿咿呀呀声。

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可能再换人的情况下，她却不肯照着剧本去演出了。

当两个女人进行一场重要的对话时，阿莫多瓦需要奥里亚安静地坐在斯米特和克鲁兹中间的高脚椅上，或者至少是坐在斯米特的大腿上。

但每次他们一把奥里亚带到餐桌前，她就开始嚎啕大哭。

所有人都上来想尽各种办法给她加油打气。

他们一会给她一个新的奶瓶，一会请她爸爸牵着她在厨房里转圈圈，还把克鲁兹招人喜爱的黑狗带了进来。

但没有一个办法是奏效的。

“看哪，亲爱的小美人，你知道我们只剩下最后三天时间了吗？

”克鲁兹用她甜美的西班牙语哄着奥里亚。

奥里亚好像被这位大明星的烟嗓和大眼睛迷住了，她在克鲁兹的怀里渐渐平静下来。

不幸的是，一把她放到斯米特的大腿上，把镜头对着她，她就又拉开了嗓门尖叫起来。

“我猜小女孩是累着了，”克鲁兹对阿莫多瓦说。

从百叶窗漏进来的阳光打在他那一头刺猬式炸开的白发上，形成了一道光圈。

“我想小女孩今天是拍不成了，”阿莫多瓦轻轻地回答。

他的声音既平淡又平静。

但每个人都明白他说的其实是一场后勤补给上的噩梦。

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钟左右了。

他们还得在10点钟左右太阳落山之前赶去另外一个地方拍摄外景。

当一堆人围着奥里亚忙前忙后的时候，阿莫多瓦茫然地盯着那面用手绘瓷砖铺成的后挡板。

每一片奶油色的瓷砖上都用海军蓝的弧线画着优雅的圆形和三角形。

为了让这间厨房看上去像是1930年代的装修风格，他的置景团队将一座1970年代的改建房又进行了改建，他们敲掉了一堵墙壁，修复了一个老式的烟囱，换掉了地板，安装了一个木质的橱柜，然后铺起了这面手绘瓷砖的后挡板。

每一个决定最后都由阿莫多瓦本人拍板。

他特别喜欢帮他的角色决定书架上放什么书，或者给他们挑选喝水的杯子。

“每个角色的房间也是一个角色，”布景设计师文森特·迪亚兹（Vincent Díaz）这样解释。

（本文的采访部分基本上以西班牙语进行。

）这间厨房在《平行母亲》中充当了两幕戏的背景，但这两幕戏加起来的时间也不过是大约三分钟而已。

良久，阿莫多瓦终于站起身来，他宣布让奥里亚小睡一会。

然后走出了房间，请助理帮他拿过来一台手提电脑。

如果奥里亚还是不能演出，那么他就要重写这一幕戏，以便在没有她的情况下能够继续拍摄。

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阿莫多瓦都会向自己的想象力寻求帮助。

佩德罗出生于1949年，他成长的那些年月西班牙基本上处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的独裁统治之下。

佛朗哥和他麾下的右翼军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取得了胜利，所以从1939年开始他就控制了这个国家，一直到1975年去世才结束其独裁统治。

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停战后的一段时间，佛朗哥和他的支持者从不放松的一项工作就是铲除西班牙的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同时还坚持要消灭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罗姆人、无神论者、同性恋、共济会会员、女权主义者和工会运动的组织者。

而在观看了1961年由男明星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主演的电影《天涯何处觅知音》（Splendor in the Grass）之后，阿莫多瓦这个原本的无神论者进而又认识了自己的性取向——他显然成了西班牙最不受欢迎的那一类人。

但是，即使是佛朗哥还在位的那些年，阿莫多瓦每次只要一坐下来写故事写剧本，他就能感受到绝对的自由。

“我很明白自己的感受，这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他向我宣称。

“我不会给自己设定任何的条条框框，我不会给自己强加任何东西，对那些东西我甚至不会动一下念头。

”1970年代，当他刚刚开始拍摄第一批超8短片和第一部长片的时候，那些偶然撞进镜头的朋友可能会顺便帮忙扮演个什么角色，而阿莫多瓦就会发挥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当场修改剧本。

从入门开始，他的创作就违背了佛朗哥主义的每一条戒律。

拍摄于1975年的短片《索多玛的覆灭》（The Fall of Sodom），他给大概30个男人化上浓妆，用这群一副异装癖打扮的索多玛人再现了《创世纪》（Genesis）中围攻罗得（Lot）家的场景。

“所有这些场景都只能躲在乡下拍摄，不然当局就会把我们扔进监狱，”阿莫多瓦依然清晰记得这些细节。

虽然已经72岁高龄，但是这位自学成才的电影人仍然处于创作的巅峰。

阿莫多瓦拍摄于2019年的电影《痛苦与荣耀》（Pain and Glory）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而这两个奖项在他的履历中已经分别获得过6次和7次提名的成绩。

《平行母亲》应该会给他带来更多的荣誉。

为了确保自己的创作自由，阿莫多瓦成立了一家制片公司，一手栽培了许多西班牙最伟大的演员，并且拍出了许多可以与电影大师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和路易斯·布努艾尔（Luis Buñuel）比肩的喜剧。

阿莫多瓦和他们俩一样有种天赋，能够让那些看上去匪夷所思的人与事变得寻常普通。

不过怀尔德说起浪漫情事就是一脸的冷嘲和热讽，而布努艾尔则恨不得把资产阶级抽了筋剥了皮架到火上烤，相比之下，阿莫多瓦要比他们俩温和得多。

他在电影中扛起的大旗用大号字体写着爱和理解。

在改变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银幕形象方面，阿莫多瓦大概要比其他任何一位导演都做得更多，而且他有着十分自觉的意识要在电影中消解传统硬汉文化对女性的凝视。

而今，阿莫多瓦则要通过《平行母亲》第一次去直面佛朗哥遗留的历史问题。

当奥里亚从她的小睡中醒过来的时候，阿莫多瓦已经改好了剧本。

他想让斯米特告诉克鲁兹，小女孩已经累得在床上睡着了，这既是一个虚构的情节，同时也是一个事实。

但就好像意识到自己的筹码已经失效了一样，小星星这回的表现就像天使一样完美。

一条过，克鲁兹给了奥里亚一个飞吻。

他们在最后一刻终于赶上了进度。

《平行母亲》的厨房2020年3月初，阿莫多瓦是第一批感染新冠肺炎的西班牙人。

病毒就像重感冒一样把他打垮了：低烧、肌肉酸痛、恶心、头晕。

但这一切都不足为虑。

只有西班牙严格的封锁政策在财政上造成的困难才是真正的灾难。

当时《平行母亲》还是一个被他遗忘在电脑上的文档。

准备上马的是另一个项目，阿莫多瓦原计划在4月初与蒂尔达·斯文顿（Tilda Swinton）合作拍摄一部短片《人类的呼声》（The Human Voice）。

在马德里郊区的一个仓库里早已搭好了精美的布景。

但是因为封锁他根本没办法进入仓库。

他要放弃这个项目吗？

把几个月的辛苦就这么扔进垃圾堆？

1986年，佩德罗和他的弟弟奥古斯丁（Agustín）把两人所有的积蓄凑起来创办了欲望无限制片公司（El Deseo），从此之后兄弟俩一直守护着佩德罗艺术创作的独立性。

没有人能够命令他剪掉一个变性人的角色，也没有人可以要求他撤下一幅有争议的海报，或者是叫他跳过那面手绘瓷砖的后挡板。

除了其中三部电影之外，欲望无限制片公司拥有阿莫多瓦所有电影的母带和版权。

但是这种艺术上掌控权就会对财务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

佩德罗每部电影的投资通常在1000万欧元左右。

“我总是一手拿钱一手拿鞭子，对我来说钱就好像是一头需要驯服的野兽，”奥古斯丁向我诉苦。

如果《人类的呼声》亏得太多，那么这头野兽就可能给他们造成重创，就会对欲望无限制片公司后续影片的投拍造成影响。

早在1970年代，当奥古斯丁还是一名在读大学生的时候，他就开始从旁协助佩德罗拍片了。

而作为一名前数学教授，奥古斯丁又总是最早几个能够读到佩德罗剧本的人，并且在佩德罗的所有故事片中担任配角。

从一开始，他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佩德罗对同性恋关系的直白描绘。

“因为是奥古斯丁做我的制片人，所以我在创作的各个层面上才能够如此顺利，”佩德罗明确跟我肯定了奥古斯丁的功臣地位。

“不仅仅是在拍摄期间，而是在电影的整个制作过程当中，甚至在电影完成之后都是他在背后支撑着我。

”所有可能影响佩德罗创作生涯的重要动作都是兄弟俩商量做的决定。

索尼经典电影公司（Sony Pictures Classics）的联合总裁迈克尔•巴克（Michael Barker）清楚记得，某天他突然间意识到1980年代与欲望无限制片公司签订的合同上总是有一个奇怪的特点：“他们兄弟俩签的Almodóvar在字体上简直一模一样，根本没有人能够分得清那是奥古斯丁还是佩德罗签的字。

”2020年春天，是奥古斯丁拯救了《人类的呼声》，他亲自出马与仓库讨价还价终于降低了租金，然后和欲望无限制片公司的工作人员重新制定了新的、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的安全拍摄方案。

但是另一边厢，佩德罗却在他的公寓里踱过来踱过去，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没办法把精力集中在已经安排好的项目上。

谁知道电影什么时候能够制作出来，或者还能被制作出来吗？

他把自己埋进了电影、书籍、音乐的沙丘中，试图以此屏蔽窗外马德里不断上涨的死亡人数。

“如果停下来看一看现实，我肯定自己也会倒下的，”他在西班牙某在线报纸上这样写道。

“我不想要这样。

”

《人类的呼声》之后的某一天，他的私人助理洛拉·加西亚（Lola García）建议他可以再看一看《平行母亲》的剧本。

阿莫多瓦习惯于把他的故事搁置几年然后再把它们拍成电影。

他的电脑里已经存了几十个未定稿的剧本，但绝大多数只有佩德罗、奥古斯丁和加西亚才能看到。

其实早在21世纪初阿莫多瓦便开始着手编写《平行母亲》了，而且为了研究两个陌生人在同一天分娩的故事他还特意进产科病房做了调研。

在他拍摄于2009年的电影《破碎的拥抱》（Broken Embraces）中已经出现过一幅为这部未来影片虚构的海报。

但后来佩德罗还是放弃了这个剧本，因为他在叙事上碰到了几个解决不了的难题。

在封锁期间重温这个故事，阿莫多瓦突然产生了不一样的想法。

“在禁闭中注意力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加强，因为没有人来打扰我，自己也去不了任何地方，”他高兴地向我解释。

“我把原来的剧本修改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改完的那一刻发现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了。

”当西班牙在2020年5月初开始解除封锁的时候，阿莫多瓦也基本上完成了剧本的修改，那个夏天一等到拍完《人类的呼声》，欲望无限制片公司便立刻投入了《平行母亲》的前期制作。

《破碎的拥抱》中的《平行母亲》阿莫多瓦从始至终都知道自己想要在这部电影中尽量兼顾两条故事线：一条线是关于母亲们的，另一条线是关于克鲁兹扮演的角色四处奔走想要挖掘她曾祖父的遗骨，她的曾祖父在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的时候就被佛朗哥带领的叛军以政治之名逮捕然后枪毙了。

就是通过两条故事线的并置，阿莫多瓦在一个2016年的故事和一段肮脏的历史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而这是一段许多西班牙人选择闭目塞听的历史。

这两条故事线的叠加戏剧化地突出了电影的中心主题：真诚的难度。

“这是一个女人的道德困境，她一方面想要挖掘祖先们的历史真相，”阿莫多瓦对此进行了阐释。

“但是在自己的私生活中，真相却被她隐藏了起来。

而这种撕裂又在她的内心激起了难以承受的负罪感，甚至是羞耻感。

”在美国，最早出炉的一批影评纷纷向《平行母亲》递上了赞美的语言。

“这部电影会把人卷进去，然后牢牢地抓住你，”欧文·格莱伯曼（Owen Gleiberman）在《综艺》杂志（Variety）上这样写道。

“这可能会是他自1999年《关于我母亲的一切》（All About My Mother）之后最受欢迎的电影，尽管这两部电影在调性上是如此的不同。

”今年9月，《平行母亲》入围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首映结束之后观众起立鼓掌长达9分钟，而克鲁兹更是凭此片获得了沃尔皮杯最佳女演员奖。

“我先看一下吧，女演员们什么时候能到？

”星期二下午的晚些时候，阿莫多瓦走在一条土路上，他向旁边的工作人员询问。

站在烈日下，他那身打扮就像是一个准备前往迈阿密玩多米诺骨牌的男人：干净的运动鞋、深色的裤子、佩斯利花纹的瓜亚贝拉衬衫、白色镜框的太阳镜、草编软呢帽、加上一个粉红色的口罩。

最后两天的拍摄地点靠近小镇托雷莫恰·德·哈拉玛，那条乡间土路的两边长满了高高的野草和野花。

目之所及，所有景致都像是在暑气中摇动着微光：紫色的蓟花、红色的罂粟、白色的小雏菊、银草、橄榄林、嫩绿的庄稼田。

“她们在那边，”一名剧组成员指向六个群众演员。

这些穿着棕色或者绿色等深色服装的女人刚好从一辆停在土路尽头的厢式货车上走下来。

而隔着几码的距离，克鲁兹则坐在一辆银色的斯巴鲁汽车上打电话。

等阿莫多瓦跟群众演员打过招呼继续向克鲁兹走过去的时候，她也从车里下来了。

他们两个人单独站在一座残破的石桥边聊了几分钟。

当克鲁兹才16岁的时候，为了能够走进电影院观看阿莫多瓦拍摄于1990年的电影《捆着我！

绑着我！

》（Tie Me Up！

Tie Me Down！

），她竟然向售票员谎报自己已经年满18周岁。

电影散场之后，克鲁兹绕着电影院旁边的广场走了一圈又一圈，她的胸中燃起一股勃勃的雄心。

我必须会一会这个男人！

她暗自下定决心，我要找一个经纪人，我要学习表演，这样有一天我就可以跟他一起拍电影了！

“在那个天翻地覆的年代，他就像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克鲁兹跟我回忆起往事。

每一次听到他的采访，她就会对他在谈论爱情、性、政治和艺术时的真诚感到震惊。

“他所代表的已经远远超出了电影的范畴。

”这两个人早已成为莫逆之交；而《平行母亲》已是他们的第七次合作。

“你今天会不会闹脾气呀？

”阿莫多瓦问这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孩，他的声音既满怀深情又带着一丝紧张。

阿莫多瓦原本计划用奥里亚的特写镜头结束这部电影——“她的特写会成为一个记忆，代表着对未来的见证，”他后来的解释是这样的——但在奥里亚前一天给他出了难题之后，阿莫多瓦特别担心她可能没办法胜任这份工作了。

“我们走吧，小宝贝，”他一边招呼一边带头向前走去。

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镜头：在克鲁兹、斯米特、奥里亚、德·帕尔玛（de Palma）和加西亚的带领下一群人将沿着土路走过来，其中有几个人的胸前还捧着大大的黑白照片。

“不要任何多余的东西，排练的内容就是向前走，”阿莫多瓦向她们发出指令。

“你们当中有血缘关系的相互之间可以讲几句话，但总体上应该保持安静。

”他敦促摄影师劳尔·曼查多（Raúl Manchado）向人群再靠近一点。

虽然风景相当壮美，但阿莫多瓦还是希望用人物填满整个画面。

“劳尔，再紧凑一点，”他大声喊道。

沿着土路走了几码之后，曼查多胸前挂着斯坦尼康调整了自己的位置。

“就是那里。

就是那个角度。

就那样拍完这个镜头吧。

”因为机位特别靠近，所以摄影机可以捕捉到照片中的一张张脸：每张脸都代表着一个在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时就被杀害并埋葬在乱葬岗中的男人。

《平行母亲》的女人们阿莫多瓦经常将他的电影分为两个世界：一个“女性世界”，一个“男性世界”。

在女性向的电影中，男人们不仅仅被发配到配角的位置，他们甚至是电影次要的关注点。

即使他们确实可能是被女人强烈爱慕着的对象，但对他们的描绘却只有寥寥的几笔。

“从一开始，我就给女人——各种各样的女人，包括修女、现代女性、家庭主妇等等——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女人，我都会给她们最大的道德自主权，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最根本的政治诉求，”阿莫多瓦如此宣称。

虽然《平行母亲》也有一个重要的男性角色，就是由著名舞台剧演员伊斯拉尔·埃雷贾德（Israel Elejalde）扮演的法医人类学家。

但影片的重心却始终是女性：是她们的友谊、她们的激情、她们的女儿和她们的死亡。

“阿莫多瓦电影最让我欣赏的一个点就是，这里完全没有那种笼罩在西班牙万事万物头上的犹太-基督教负罪感，”星期二，德·帕尔玛在化妆间里这样向我坦白。

然后她一边大笑着一边假装用鞭子抽打自己的背部。

“他的所有角色都会遭遇最混乱的状况，会经历各种伤心事，但最后又总是会有什么东西帮助他们振作起来。

他们会说：‘好吧，我们还可以用剩下的东西让自己尽量快乐起来。

’”阿莫多瓦从不会因为女性角色犯下的罪行而惩罚她们；相反，他会赞美她们的韧性。

维多利亚·阿夫里尔（Victoria Abril）在《捆着我！

绑着我！

》中扮演一个正在戒毒的瘾君子兼前色情明星，她在最后坠入爱河并且得到了婚约。

而克鲁兹在《回归》中为了维护女儿既毁尸又灭迹——但她却又幸运地开启了一桩欣欣向荣的生意。

阿莫多瓦创造的大部分女性角色都是以他的母亲和1970年代与他同居了三年的那个女朋友作为蓝本。

（“我是一个同性恋，”他对此做了解释。

“但在那些年里，我对男女两性都抱有性趣。

”）有时即使是表达他自己的个人情感，阿莫多瓦也习惯于借用女性角色进行抒发，就像他在1995年的《我的秘密之花》（the Flower of My Secret）和2016年的《胡丽叶塔》（Julieta）中所做的移花接木。

他之所以能够与女性产生如此深刻的共鸣，当然也离不开许许多多杰出女演员的贡献——胡丽叶塔·塞拉诺（Julieta Serrano）、塞西莉亚·罗特（Cecilia Roth）、丘斯·兰普雷亚维（Chus Lampreave）、玛丽莎·帕雷德斯（Marisa Paredes）、卡门·毛拉（Carmen Maura）、德·帕尔玛、阿夫里尔、克鲁兹，以及最近的斯文顿——她们都将自己的最佳表演奉献给了阿莫多瓦。

塞拉诺曾经告诉我是阿莫多瓦改变了她的艺术生涯，因为是他向她发出了参演《黑暗的习惯》（Dark Habits）的邀请。

当时，她已经是一位卓有声誉的悲剧演员；她完全不认为自己能够胜任喜剧演出。

“我会毁了你的电影，”她想把他往外推。

但他却用一句话顶了回来：“别那么像个受虐狂。

”克鲁兹在《平行母亲》中扮演一个名叫雅妮丝（Janis）的时尚摄影师，她和一个已婚男人擦枪走火燃起了一段地下情。

一幅长长的白色窗帘从敞开的窗户鼓出来，那挂在风中飘飘荡荡的动作就像是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两个人的碰撞有多激情有多快乐。

然后镜头直接切到结果：雅妮丝在产科病房里爱抚着自己的肚子，那是一个即将临盆的大肚子，而孩子的父亲却不见了踪影。

与雅妮丝相反，住在同一个病房里的17岁女孩安娜（Ana，斯米特扮演）却十分抗拒自己即将降生的孩子。

《平行母亲》的白色窗帘雅妮丝乍一看很像克鲁兹之前在阿莫多瓦影片中扮演过的那一类女性角色，既坦率又宽厚。

但是到了本片的中间部分，等她发现了一个让人左右为难的真相，一个可能威胁到她幸福基础的真相时，很明显地她开始变得顾虑重重了。

简而言之，她确实考虑过要向那些受她这个发现影响最大的人坦白实情。

但她很快就压下了瞬间的冲动，相反，她选择了换掉自己的电话号码，决定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欺骗所带来的压力扭曲了雅妮丝：她的微笑开始变得僵硬，她总是顾左右而言他。

她看起来成了一个四处逃串的罪犯。

为了表演的准确性，在正式开拍之前的几个月，阿莫多瓦每周都会和克鲁兹、斯米特进行没有技术支持的排练。

“她们一直哭，”这给阿莫多瓦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但他并不想要一部泡在泪水中的电影。

在他的想象中，女人们即使柔肠寸断也能克制住自己，情感只有到了没办法再控制的程度才会化成眼泪。

所以他跟她们排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到了正式拍摄期间，阿莫多瓦每天都会与剪辑师特蕾莎·方特（Teresa Font）碰头，他们经常要剪掉很多镜头，只留下眼泪落下之前和落下之后的瞬间。

当克鲁兹看到最后的成片时，她意识到阿莫多瓦倾向于把电影中的情感悬置起来，从而将这个原本表现母性的戏剧变成了一部惊悚片。

比如影片接近尾声的一场戏，当斯米特扣上婴儿背带，那一声咔哒就像是昭告了世界末日的降临。

《平行母亲》的咔哒声群众演员们笑着爬进那个巨大的十字形土坑，把那无以言表的悲痛化成了玩笑。

他们大多数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或者志愿的掘墓人，他们也是法医人类学家雷内·帕切科·维拉（René Pacheco Vila）的朋友。

2016年，帕切科曾经打开过一个墓穴，发现在一块普普通通的墓碑下却埋葬着20多具尸体，在那个墓园里还有其他许多类似的乱葬岗，都被有意地做了障眼法。

由欲望无限制片公司投拍的《沉默正义》（The Silence of Others）抓拍到了那个发掘的时刻，影片最后获得了艾美奖最佳纪录片。

现在，帕切科和他的伙伴们躺在《平行母亲》的那座假墓穴里，假装他们自己就是那些逝者。

“我已经习惯了从另一边来体验这一边的生活，真的，”帕切科后来告诉我。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阿莫多瓦的第一副导演马努·卡尔沃（Manu Calvo）站在土坑边上，他要负责把群众演员和德·帕尔玛安放在准确的位置上，所以他在演员和自己手机上那10具遗骨的排列图像之间来回比照。

他请一个男人靠着另一个男人躺下。

“你到底想要怎样？

”那人表示抗议。

“难道要我们69式吗？

”一阵爆笑。

卡尔沃没有搭理这个笑话。

“再靠近一点啊。

”几分钟之后，阿莫多瓦上前检查安放的成果，一名助手为他撑起了一把黑色雨伞，以防他被太阳晒伤。

而斯米特看着卡尔沃在土坑里安放群众演员陷入了沉思，脸色不自觉地开始凝重起来。

“到最后大家都有些动情了，尤其是最后这几天，”她诉说着。

“在现场你会紧张得膝盖发软。

而且紧张又把这个过程拉得特别漫长。

”那天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高涨的情绪，因为部分剧组成员家里就有在战争期间失踪的亲人。

比如克鲁兹自己的曾祖父就是被逮捕然后杀害的，但是她的祖母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才向后辈们提起这件往事，因为在佛朗哥独裁统治时期所有战场外的逮捕和政治清洗都属于禁忌话题。

历史学家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在其里程碑式的著作《西班牙大屠杀》（the Spanish Holocaust）中写道：“西班牙内战期间，在大后方有近20万男女被法外处决，或者没有经过严格的法律程序就被处决了。

”虽然这些屠杀是由民族主义者（他们以一次失败的军事政变引发了战争）与共和党人（他们的立场是捍卫西班牙民选政府）一起犯下的罪行，但屠杀首先是由民族主义者策划并实施的，而且这些犯下更多罪行的人坚持自己必须对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实施恐怖政策，从而“净化”国家，同时铲除任何可能的抵抗力量。

事实上，即使在佛朗哥和民族主义者赢得了战争之后——在法西斯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帮助下——他们也没有停止对其对手的围捕和公开审判。

而许多受害者在仅仅几分钟的“审判”之后就被处决了。

然后这些尸体通常会被草草地掩埋在乱葬岗中。

摄影师华金·曼查多（Joaquín Manchado）准备俯拍躺在土坑中的演员，他将用一台45英尺长的天蝎座伸缩炮那超长的摇臂快速地摇过这个场景。

远处，阿莫多瓦坐在一个靠近草丛和罂粟花的木箱子上，他盯着现场监视器指导这幕戏的拍摄。

摄影机一次又一次俯冲过墓穴。

最后阿莫多瓦终于得到了他想要的镜头。

但是一名剧组成员却坚持自己在监视器上看到了有些异样的东西，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金线。

卡尔沃爬到土坑里又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原来是因为群众演员们一动不动躺得太久了，已经有一只蜘蛛在他们身上吐了丝开始结网。

而一条细细的蛛丝刚好抓住了一缕阳光。

“让我想一想，”阿莫多瓦默想了一会。

“好吧，我们重新拍一个。

”

《平行母亲》的十字形土坑2007年，在社会党执政期间，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批准通过了一项法律，旨在为志愿者发起的挖掘乱葬岗行动提供一定的政府补贴。

也就是说，西班牙没有按照国际法的规定由国家承担起挖掘坟墓的责任。

一年之后，西班牙调查法官巴尔塔萨·加尔松（Baltasar Garzón）提交申请请求对佛朗哥政权在内战期间和战后所犯下的反人类罪展开调查，他试图以此推动对西班牙的历史进行清算。

但是加尔松的调查申请被检察官们否决了，他们认为这项调查违反了1977年、也就是佛朗哥去世两年之后西班牙通过的一项大赦法。

也就是在那个时间段，阿莫多瓦开始构思《平行母亲》的故事。

“我隐隐觉得自己在道德上有责任拍一部电影去应对这个问题，”他回忆起当时的创作初衷。

“首先，是我对受害者家属的同情；其次，是因为我也坚信必须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彻底地结束内战。

因为这是整个西班牙社会所欠下的历史债务，直到这些债务被偿还，直到这些逝者被纪念，才能真正结束西班牙的战争。

”让我震惊的是，他、佩德罗·阿莫多瓦竟然会去触碰这个题材。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阿莫多瓦之所以能够暴得大名是因为他对喜剧的颠覆性创作。

他总是将镜头对准那些已经被固化为刻板印象的人物——性工作者、男同性恋、瘾君子、家庭主妇、跨性别女性，等等——他想要唤起观众的同情心，从内心去关注这些人的悲欢离合。

他在意大利发现自己的电影推广语被贴上了这样一个标签：“丑闻还在继续”，这可把他给逗乐了，因为他自认从来没有存心要去震惊任何人。

“我并不是想要打破什么，我只是想要很真诚地表达自己，”他向我强调。

“当我采用L.G.B.T.Q.或者集所有性向于一身者这个群体的元素时，我并不是想要表现身为同性恋或变性人所带来的问题。

不，不，不，他们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

他们就是某种身份而已。

也就是说，他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生活中，他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故事中。

”比如拍摄于1987年的《欲望法则》（Law of Desire），阿莫多瓦描绘了许多其乐融融的家庭场面，而那是一个由某男同性恋导演、他的变性妹妹、被妹妹前女友抛弃的小女孩所组成的家庭——而当时的西班牙法律还不允许同性恋伴侣收养孩子。

“那就像是一个理想化的世界，”我对他说。

他摇着头纠正我说：“正常化，请让我们用这个词。

”

《欲望法则》的三口家庭阿莫多瓦还以同样的创作态度去忽略佛朗哥的独裁统治。

他在1980年代曾经自豪地宣称，在他的电影中“甚至找不到一丝一毫佛朗哥投下的阴影”。

“我对待佛朗哥的态度就是当他从未存在过一样，”他跟我这样解释。

“因为那就是我作为一个西班牙年轻公民的复仇时刻。

” 其实，这种对历史的拒绝是佛朗哥死后十年里流行于整个马德里艺术界的一个典型创作特征，整整一代年轻的西班牙人在当时第一次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这种体验掀起了整个社会的迷狂，情形有点类似于美国咆哮的20年代（the Roaring’20s），只是他们用毒品、性和朋克摇滚取代了美国的酒精、舞蹈和爵士乐。

“这是一场绝对享乐主义的运动，”阿莫多瓦跟我指出了这一点。

在马德里，这一幕被称为“拉莫维达运动”（La Movida，大致上相当于“偶发艺术”［the Happening］），阿莫多瓦早期的电影便以异于常人的语言捕捉到了这一时代精神。

但是“拉莫维达运动”对历史有意的忽略却在无意中助长了佛朗哥支持者的气焰。

就像其他独裁政权一样，佛朗哥的政府也是通过恐吓、逮捕和拷打其政治对手来维持统治的。

在他统治西班牙期间，这个国家只允许一个合法的政党存在：一个由君主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极端天主教徒组成的联盟——长枪党。

佛朗哥计划在他的独裁统治结束之后建立君主制——而且他已经钦定了西班牙最后一位国王的孙子作为自己的继承人。

但是国王胡安·卡洛斯（Juan Carlos）一登上王位，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带着西班牙转向了君主立宪制，并且组织了一个民主选举的议会。

1977年他批准通过的大赦法释放了佛朗哥的反对者，但是同时也赦免了佛朗哥在独裁统治期间犯下的所有政治罪行。

这项法律后来成为被称为“遗忘公约”（the pact of forgetting）的核心要素，所以很多西班牙人猜测这其实是一项交易，是让长枪党交出政权的必要条件。

“至少它让西班牙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阿莫多瓦为此进行了辩护。

“我本人的存在就是民主真实存在的一个证据。

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不是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那么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去拍摄自己已经拍出的任何一部电影。

”这纸公约后来成为许多拉美国家的范本，比如智利和阿根廷，这些国家同样在探索如何以非暴力的途径摆脱独裁统治。

但是，当一些拉美国家最终撤回它们的大赦法，允许对反人类罪提起申诉的时候，西班牙的大赦法却仍然有效。

而这反过来又在许多西班牙年轻人中造成了一种奇怪的误解：他们可能会认为拉美国家的独裁政权比他们自己国家的内战和独裁政权更加恶劣，虽然阿根廷的独裁统治仅仅持续了7年时间、在此期间仅有3万人消失，而西班牙的内战和独裁统治加起来长达39年时间、根据普雷斯顿的统计大约有20万名平民在此期间被处决。

“这是一种有预谋的遗忘，”帕切科推断，在为“恢复历史记忆协会”（the 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工作的九年间，他一共挖掘了大约45座乱葬岗。

“所有学校，整个西班牙的教育，奉行的宗旨就是让我们在信息缺失的环境中长大，”他对此十分肯定。

“他们就是要制造对自己历史一无所知的公民。

”比如斯米特，在拿到《平行母亲》的剧本之前，她的知识储备中就没有关于乱葬岗的基本概念。

她上的那些历史课完全略过了西班牙内战，删去了其中最黑暗的细节。

“我认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她的语气中充满了对阿莫多瓦的敬佩之情。

“他让自己扛起了一个责任，他要让其他世代的人，比如我这个世代的年轻人，都能够了解那些历史犯下的不义。

”但她扮演的角色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平行母亲》走向高潮的时候，安娜埋怨雅妮丝太过于执着，为什么一定要打开长枪党埋葬她曾祖父的那座乱葬岗呢？

“你要向前看，”安娜指责雅妮丝。

“不然你只能揭开旧伤疤。

”雅妮丝第一次对安娜怒目相向，斥责这个年轻女人对西班牙的真实历史竟然可以如此无知。

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一股电流串过我的背脊；这幕戏太有力量了，可以把意识形态扭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

“就这还能说‘实际上只是稍稍触碰了一下佛朗哥投下的阴影’吗？

根本就是相反啊！

”我向阿莫多瓦提出抗议。

“是的，是完全相反，”他颔首认同。

但他继续澄清，在1980年代故意忽略佛朗哥也绝不能等同于真的忘记佛朗哥在执政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我认为这在西班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都还记得独裁统治是什么样子，”阿莫多瓦继续解释。

“因为我们还记得，所以在面对极右翼的原教旨主义时才可以保持自我清醒。

但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种清醒在年轻一代中并不存在，而且我认为对于Vox这样的政党出现在西班牙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警惕。

”他所说的Vox是一个在西班牙新近崛起的极右翼政党，2019年该党在国民议会中首次获得了席位：其党员在参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而在下议院则赢得了52个席位。

国民议会目前正在考虑扩展2007年的法律，以迫使西班牙在国家层面上查找并挖掘乱葬岗。

这项名为《民主记忆法》(the Law of Democratic Memory)的新法案也将首次对1936年的军事政变和佛朗哥的独裁统治提出谴责。

但是Vox党和保守的人民党党员都宣称要以投票形式反对这项法案的通过，两党的部分领导人也继续否认西班牙内战是由军方企图推翻一个合法的民主政府所引起的结果。

今年10月纽约电影节的闭幕之夜，在林肯中心爱丽丝·杜莉厅放映了两场《平行母亲》，放映结束之后，我看到有数百名观众起立为影片鼓掌。

9点场的观众要比6点场的观众更年轻，他们的掌声也更加响亮。

“我们爱你，佩德罗！

”甚至有几个观众激动地用西班牙语向他大声告白。

“谢谢！

”在楼座上，佩德罗响亮地回应观众的欢呼和致敬，而且他很应景地穿了一身明亮的紫色西装和粉色高领毛衣。

随后，他与克鲁兹、斯米特一起登台接受了现场采访。

当两位女演员因为时差而萎靡不振的时候——此时的西班牙刚好接近早上6点——阿莫多瓦却是一派精神抖擞的模样。

从前一天晚上在马德里登机开始，他的肾上腺素就一直在飙升，并且支撑着他度过了一个需要到处抛头露面的周五。

两天后，我赶到惠特比酒店准备与他做最后一次采访，这时候阿莫多瓦那股高昂的兴奋劲早已经偃旗息鼓了。

对此我当然不会感到丝毫的惊讶。

在媒体的报道中，阿莫多瓦经常被描绘成一个浮夸、爱炫耀的家伙。

“舞台不仅不会让我怯场，相反，这个地方只会让我兴奋起来，”他对此很有自知之明。

但恰恰是他的疲乏才能制造出刺激性的效果。

在整个电影节期间，为了宣传影片，作为导演的阿莫多瓦必须马不停蹄地出场，要不断地与一个又一个陌生人握手言欢。

等到疲乏之后再把他扔到观众的面前，他的面具才会自动脱落。

“只有在那些时刻，我才会在舞台上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话，”他对此也十分坦诚。

“人的耐力已经到了极限。

就好像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力，但表达出来的东西却可能是最真诚的，同时也可能是最没有羞耻感的。

”但是在台下与陌生人的闲聊确实让他疲惫不堪。

阿莫多瓦承认曾经有过一段艰难的日子，也伤害了自己特别在乎的人。

他不擅长争论，也不习惯说“不”。

对于自己的情感，他总是把它们藏得很深。

在纽约的那个周末，他和克鲁兹坐在一起观看了一段视频，是西班牙杂志《摄影》（Fotogramas）献给他们俩的礼物，以庆祝两人长长久久的合作关系。

视频提到了拍摄于1997年的《活色生香》（Live Flesh），克鲁兹在该片中短暂出镜，与她一起出场的碧拉尔·巴登（Pilar Bardem）后来成了她的婆婆，令人遗憾的是婆婆刚刚在今年夏天去世。

“我忍不住了，我开始流眼泪，”克鲁兹跟我透露。

“好吧，我没有看他，但从这里，从我的眼角，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假装没有注意到我在哭一样。

”但是他却站起身来，不发出一点声音地离开了房间，好让她单独呆一会儿。

“他有点害羞，”克鲁兹自有她的理解。

“这源于一种脆弱的敏感性，我觉得那是非常可爱的，而且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人，有没有这种敏感性都非常重要。

”

《活色生香》的克鲁兹和碧拉尔·巴登确实，阿莫多瓦电影的情感力量，或者他那持续惊人的创造力，秘密就在于他的移情能力。

要在美国找一个可以与他对应的电影人，你可能需要想象这个导演先是拍了《美国派》（American Pie），接着拍了《美国丽人》（American Beauty），然后再去拍了一部触及美国南北战争最丑陋一面的电影。

“他将荒诞打造成一件前所未见的武器，用以对抗恶意。

”2019年，阿莫多瓦被授予金狮奖终身成就奖，这是阿根廷导演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在威尼斯电影节颁奖礼上献给阿莫多瓦的礼赞。

其实阿莫多瓦在最近三部电影中已经降低了荒诞的程度，而这恰好可以帮助我们更方便地去探究他的创作方法，他是如何在对于人物充满感情的描绘和一种极度复杂的正义感之间保持平衡的？

“只有等人们开始注意到某些难以忍受的事情时，他们才会明白阿莫多瓦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描绘人与人相处的道德困境，”电影研究教授、阿莫多瓦电影长期的英语翻译卡拉·马尔坎托尼奥（Carla Marcantonio）跟我在Zoom上交流，然后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她提到阿莫多瓦拍摄于2002年的电影《对她说》（Talk to Her）就是一个绝佳案例。

和阿莫多瓦电影中许多奇奇怪怪的情节一样，这个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一篇新闻报道的启发，这篇报道讲的是一名男子在停尸间强奸一具尸体，尸体却突然间活了过来。

阿莫多瓦清楚记得强奸犯因此进了监狱，但受害者的家人却去探了监，衷心感谢他犯下的罪行让他们的女儿捡回了一条生命。

在阿莫多瓦的版本中，强奸行为发生在影片的后半部，但到那个时候他已经唤起了观众对这个罪犯足够多的同情心。

结果，这部电影把我的各种情感搅成了一锅粥：既有对这个男人的同情，又有对他所犯罪行的震惊，还有看到那个女人醒来的惊叹。

在我们的访谈中阿莫多瓦曾经提到这个男人其实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但是影片并没有对他做出明确的评判。

“他总是赋予自己的角色以某种人性，”马尔坎托尼奥一锤定音。

“只有那些最古板的家长才不能明白这一点。

”

《对她说》的强奸犯贝尼诺阿莫多瓦之所以很长时间没有去碰《平行母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角色们还不够合情合理。

在早期的几个草稿中，安娜与一个天主事工会的成员住在一起，那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天主教组织。

“这会给故事增添一种我不喜欢的摩尼教色彩，因为大家一眼就会看出他们是反面人物。

” 虽然阿莫多瓦希望观众能够与那些试图寻找失踪者的女性站在一起，但他也不想激起仇恨。

他的初衷就是拍一部有关于乱葬岗的电影，“以一种平静而人性的态度去拍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一个左派我也不想抱着复仇的情绪去清算历史。

”然后就在封城期间，他突然福至心灵，把与安娜住在一起的母亲设计成了一个女演员，这个女演员在事业和女儿之间选择了自己的事业，从而解决了整个故事在叙事上的难题。

在阿莫多瓦的理解中，这是一个有着各种缺点和难处的角色，她的困境可以与雅妮丝的困境形成对照，雅妮丝一边寻找曾祖父死亡的真相，一边却陷入了自己私生活中难以兑现的真诚。

在《平行母亲》的拍摄现场，我逮着了与阿莫多瓦合作过几部最优秀电影的摄影师何塞·路易斯·阿尔凯内（José Luis Alcaine），问他在那么多艺术家开始走下坡路的年纪，为什么阿莫多瓦却能够拍出他一生中最好的几部电影呢？

阿尔凯内自己也已经82岁高龄，一生中拍了将近200部电影，他一脸宽厚地对着我笑了笑：“我们可以不断地成长，还可以再一次飞跃，飞得更远。

”他继续向我解释，这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本性的问题，因为他们都是那种不断进取、总是想要尝新的人。

确实，阿莫多瓦也曾经跟我说过，每当他完成一部电影之后就会想要在下一部中做出新的花样。

“尽管听起来可能会有点夸张，但我还是想说，我需要那种将自己的生活与电影融为一体的感觉，”他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更确切地说，如果我没有把那部电影拍出来，我就没办法活下去。

其实这是在为难我自己，因为，当然啦，一般来说都是这样，这是很自然的，人的创造力自然都会衰竭。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能想象的故事越来越少。

你的点子越来越少。

我真的好害怕再也找不到任何新点子的那一天啊。

”但是那一天还很遥远。

就在我们做采访的前一刻，佩德罗还在和奥古斯丁开会讨论他的下一个项目。

实际上，他手上同时有三个项目在推进：一个是他还没准备公开谈论的剧本，一个是根据露西亚·柏林（Lucia Berlin）的小说集《清洁女工手册》（A Manual for Cleaning Women）改编的电影（这将是他的第一部英语长片），还有一个就是他希望在新年能够开拍的西部片短片。

即使在到处路演的奔波中，阿尔莫多瓦也没有停下撰写剧本的脚步。

“这其实和谈恋爱是一个道理，”他笑着说。

“如果你和某个人分手了，那么最好的疗伤方法就是开启下一段新的恋情。

”但拍摄仍然是阿莫多瓦最喜欢的部分，我看到他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拍摄《平行母亲》的最后一天。

因为他和奥古斯丁控制着自己电影的制作，所以佩德罗是少数几个能够按照情节顺序拍摄电影的大导演之一。

等到最后一个镜头结束，群众演员都从墓穴中爬出来的时候，拍摄现场的气氛立刻变得喜忧参半。

他们在疫情期间成功完成了一部电影的拍摄。

但是现在，为了预防新冠肺炎，还有他们下一个项目实际需要的人员配置，这群人可能会有几年的时间都不能再见面了。

他们都哭了。

他们开始合影。

他们相互开着玩笑。

他们不顾风险拥抱在一起。

因为疫情，将不会有杀青宴。

他们仅有的就是在这田间地头充满爱意的告别。

克鲁兹眼含泪水，她从一个朋友转向另一个朋友。

她全身颤抖着，看上去既脆弱又疲惫。

“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头没有铃铛的母牛，’”她跟阿莫多瓦哭着抱怨，并且借用了一句他最著名的电影台词。

而他看上去却是一副容光焕发的模样。

他稳稳地站在那里跟一个又一个伙伴合影，他既不去追索也不拒绝别人的崇拜。

“有些合影就像地狱，”他脸上带着笑容。

“但这是祝福的合影。

”过了一会儿，他看见奥里亚准备跟她父亲离开了。

当他向他们走过去的时候，难免不去想象小女孩对这场庆祝活动会有什么想法呢？

“卢娜什么都不想知道吧，”他一边说一边看着这个小女孩，她穿着牛仔连身裤坐在土路上，手里捧着一个吸管杯，一脸的严肃。

“拍摄结束了，她做得很棒！

”阿莫多瓦看着她的父亲，伸出手说：“非常感谢！

”

《平行母亲》剧组2021年12月1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2022年1月20日译于杭州

几年不看阿莫多瓦导的片子，他也成这样了的吗......最近看的他作为制片人的荒蛮故事，还挺有意思的，结果，平行母亲...看了眼，阿莫多瓦又是编剧又是导演的，就拍了个这啊。

不理解不符合逻辑的地方太多了。

我理解有点儿抱负的导演都会对有历史厚度的题材感兴趣，但是这两条线并没有粘合得很合理。

我一开始以为，会是曾外祖母作为母亲跟初为人母的女主这两条线并行，交织混剪，万万没想到是这么个走向，这样二者的联系就很薄弱且结合之后的事再看还会非常割裂。

（所以为什么还叫平行母亲？！

）女主，一个多年来想寻找到曾祖父尸体进行体面安葬，一个对历史真相有着执着追求，一个很想要一个孩子的人，在得知自己十月怀胎翘首以盼并且为此还与喜欢的男友分手的闺女不是自己的，且猜测孩子是跟医院同房的女孩儿的小孩儿换错之后，做的事竟然是换掉电话号码赶紧避开这些人不让人找到。

差点脱口而出骂人啊喂，正常人的第一反应难道不是联系医院跟律师，马上安排告医院，有了猜测对象，难道不想跟女孩儿见面商量一下做个DNA检测吗？

万一不是跟同房的女孩儿换错呢，万一亲生闺女被换去了其他糟糕的家庭呢？

这都不考虑吗？

这都不在意吗？

更何况女主的人设应该是对真相有所执念对亲情血缘很在意的啊！

前面寻找曾外祖父遗骸的铺垫都是闹着玩的吗！

这一段编得简直莫名其妙的。

以及，要相信人类学家的专业水平啊！

行走的DNA检测仪！

当看到安娜剪了个短发远远走来像个铁T似的，我就有点感觉不妙，但是想想应该不会应该不是这俩女的应该没有感情戏，不要慌。

看到安娜跟女主睡一张床上那个意味深长的眼神，我还安慰自己说不要腐眼看人基。

结果，莫名其妙就睡上了啊喂！

这俩人感情都是双啊！

这一段激情戏啥也没看着，就看了个一脸懵。

阿莫多瓦男男女女都可以睡上我理解，但是这俩真的不行，毫无铺垫，莫名其妙。

这之后人类学家先生再出来，我就老看他像行走的精子库。

还得吐槽一下安娜真是天真的小姑娘，刚来带孩子的时候女主让做个莫名其妙身体检查也就做了，取唾液这么明显的操作难道猜不出来要干嘛吗，这个智商真是绝了。

另外那段安娜交代了下自己孩子爸的事，牵扯出来一段强奸案，但是，不奇怪吗，安娜家按道理有钱有势，结果就让一帮屁孩逍遥法外的，安娜爹的操作也很诡异，无法理解。

接着，在没有过多表达女主内疚之情的情况下，女主突然就绷不住了，跟已经是恋人的安娜坦白了。

全程觉得安娜处理得还像个成年人。

安娜说的对，她把事情搞复杂了。

后面我已经不想吐槽了，但是还是忍不住想说，女主这个受孕能力，多年想要孩子，真的应该是十几岁就未婚生子了啊！

家庭历史文艺片。

我理解是真相永远不会被永远掩盖，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所以一定不要去隐瞒，勇敢去承认误会造成的事实，这样的人生才会迎来转机，才能重获新生。

最后累累的白骨变成了躺卧的现实中人，说明一切都会循环往复，死亡预示着新生……女主再一次研讨会上认识了搞人类学研究的专家，两个人互生情愫。

女主希望专家帮助她发掘掩埋在一片空旷原野的自己曾祖父的骸骨。

曾祖父是因为被当时的长枪党抓走后被杀害的，家人想找回他的骸骨好好安葬，落叶归根。

两个人讨论很开心，感情越来越深，终于跨过了友谊的界限。

很快女主就怀孕了，但是专家说自己有妻子，现在不需要这个孩子。

于是女主果断与其分手，生下了孩子独自扶养。

她生产期间认识了临床的未婚先孕年轻女孩，女孩的父母离异，她和母亲生活，但是母亲又忙于演绎事业，无法照顾女儿和才出生的外甥女，但是女孩好像一下子长大好多，并不依赖母亲。

专家一天突然打来电话，要看望女主和女儿，女主答应了。

但是专家看过之后，觉得孩子并不是他的，建议女主去做亲子鉴定。

女主一开始很抗拒，但是经过好几个朋友看过之后，她也心生怀疑，而且怀疑日盛。

终于她从网上买来了测试的器材，采取了自己和孩子的口腔粘液。

经过测试，这个孩子竟然真的不是自己的孩子。

她一开始非常惊讶，想告诉专家和自己一个病房的女孩，但是电话都没有打通。

为了掩人耳目，不让这件事败露，她果断地换了手机号码，想躲起来。

但是女孩阴差阳错地在自己家附近的简餐厅遇到了自己一个病房的女孩。

女孩也是为了找她才来到这里打工的。

经过了解，女孩孩子因为新生儿窒息猝死了。

于是她一开始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女孩。

只是把女孩弄到家里照顾自己的孩子，自己出去上班了。

但是当专家告诉她已经找到赞助，可以挖掘骸骨时，她就把孩子的事告诉了女孩，女孩很生气，她瞒了她这么长时间。

但是后来她也理解了她，和女主重拾往日的友谊。

女主也和离了婚的专家有了新的孩子。

经过走访，女主和专家得到了确切失去亲人家庭的情况。

并通过作业，挖出了亲人的骸骨。

亲人们一起来到自己亲人的骸骨边，一同瞻仰他们，感怀历史，蛮感人的……女主身材不错，但是有点老态了。

平行的概念一直没有捕捉到。

女孩要带走女主孩子时，我以为会有激烈的争斗，但是一切都很平和，感觉女主并不很想夺回这个养育多日的孩子，是负罪感嘛？

还是她早已另有打算，就是想把孩子交给女孩，水到渠成地和专家在一起。

最后那个人形替代不错，很有隐喻感，让历史和现实勾连起来……

依然导演风格的基本水准作品，由于故事较为突出，令人印象深刻。

该片可以被看成是“平行”和“母亲”两个话题的交叉产物，但又不得不说“母亲”本身的概念就已包容了民族记忆的引申，还是很高明的手法。

首先，整体故事的创意很妙，或者说有趣。

虽然作为社会新闻并不罕见，不过依然可以在对每一个女性角色的刻画上力求真实。

于是，生活的真实性和荒诞感，让“母亲”的定义落回到女性本身对生命和情感的继承力量上，更加突出人性本身。

在不断撕裂和躲避的剧情进程中，并没有常见的治愈式“缝合”，而是一种自然风化的隐隐作痛。

这也得夸夸演技，算是御用女主的Penélope，在这里果然还是发挥的细腻有态度，依然很美。

女配发挥稳定，部分情绪的表达很真切。

虽然一开始，对于历史性部分内容的插叙令人频频疑虑，以至于结尾背景突然转化时，感觉恍惚，或者显得刻意。

但基于前面母亲的部分讲述足够充分后，一切关于民族和历史的“开封”和“重生”都令人豁然开朗。

关于平行和母亲，其实我个人并不了解电影是否有更明显的侧重。

关于女性的部分，无疑是更成功的，也导致我认为这并不是带有政治目的的作品，而依然是如同过往作品一样，对人的关怀更重。

家庭方式、自我道德、母亲身份，这些问题被好好安置在电影之中，足以让母亲的概念更具有“辽阔”的意义。

电影结尾那组女性拿着照片的群像镜头，真的很具有力量。

这是一种导演对生命的挚爱吧。

最后还要提一句，家居真的太会选了，非常带货。

最后的最后，8.5分。

（文中图片原图均来自豆瓣）「不语」，公众号“不著”每周四影视单元，更多内容可关注微信公众号(搜索"willyi_")个人喜好，欢迎讨论，拒绝骂战

故事的主线，是两位妈妈在医院报错了孩子，一个知道了真相，一个不知道真相，两个妈妈的如何自处和相处。

但故事又有另一条线，看起来是克鲁兹如何成为妈妈的引子，但好像和故事又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故事的结尾，又落到了此处，感觉有点奇怪。

先说说克鲁兹是如何成为妈妈的吧。

源于老外的浪漫，一次“假公济私”的正常社交，被克鲁兹演绎成了滚床单，一番激情后，就搞出了“人命”。

而另一位，是韦小宝的妈妈，懵懵懂懂的少不更事，稀里糊涂的喜当妈。

两位妈妈的经历多少有些意思，好像都是缺少家庭的温暖。

在经历过孩子报错的乌龙后，两位也愉快的滚了个床单，甚至还引发了一些情感的纠葛。

没话说，老外嘛，天生的浪漫。

而故事里头喜当爹的这位，克鲁兹感觉，这就是在逃避责任，渣男。

没想到的是，人家倒是没怀疑你的人格，而是天生就有这样的直觉。

因为医院的乌龙，导致了后续的故事。

但是奇怪的是，整个故事里头，都没有追究医院的乌龙责任。

反而是围绕着孩子，发生了许多“心惊肉跳”的事情。

故事标榜有些惊悚，但其实基本没有发生什么“超越极限”的事情。

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故事，故事里头的人，都有着自己的伤口要舔。

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年，开始用大人的口吻来安慰一个过来人“向前看，往后看的话只会揭开旧伤口”，看起来好像很治愈。

只是，可能，大概，过来人也是时候让年轻人体会一下，什么是旧伤口了。

所以，故事的最后，一开始貌似的非主线，忽然变成了主线，是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导演有话要说。

只是有点奇怪老外的办事程序。

从故事里头来看，好像挖掘工作也没什么难度，但就前前后后耽搁了好多的时间。

或许，难不是难在挖掘，而是难在面对历史的勇气吧。

《平行母亲》用三人行的爱情故事铺垫了一个半小时之后，结尾转向了寻根问祖！

两条故事线共通之处在于，奔放后失根的人们，开始寻找根源。

这很不阿莫多瓦，但又很阿莫多瓦。

寻根问祖：风流一代的情感回潮《平行母亲》电影日记_哔哩哔哩_bilibili《平行母亲》或许是我对佩德罗·阿莫多瓦电影作品回顾的最终篇章。

在观赏了《奇怪的生活方式》、《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以及《胡丽叶塔》之后，再观看《平行母亲》，可以感受到阿莫多瓦这位以一生致力于捕捉人类复杂情感的导演，在探讨了诸多奇异情感与爱情之后，似乎选择回归到了更为本初的感受。

换言之，他的创作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为保守。

在他创作力旺盛的中年时期，他对各种情感可能性及人际关系模式都进行了大胆而直接的探索，并能巧妙地将这些元素融入充满悬疑与侦探色彩的故事框架中，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然而，在近几年他所执导的作品，如前文提及的几部，明显流露出他对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深切怀念。

此时的他，已不再刻意强调性别或行为方式，而是更加注重情感本身的浓度、真诚与纯粹。

这或许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近期，我一直在思考《风流一代》所反映的社会现象。

该片聚焦于2000年至2020年间，18左右成长至38岁这一代人的洒脱与不羁。

未来，这样的一代或许将不复存在。

我认为这是一种可能的发展趋势，因为随着物质条件的日益丰富，人们可能会趋向于更加保守。

1. 从爱情奇遇到祖先追寻谈及《平行母亲》，影片前半部分依然沿袭了阿莫多瓦以往作品中独特的爱情观，令人瞠目结舌的情节屡见不鲜。

然而，此次观影体验似乎与前作有所不同，甚至让人产生了一种是否在炒冷饭的疑虑。

直至影片尾声，一个出人意料的转折将故事引向了对祖先的追寻与尸骨的发掘，整个叙事焦点也随之转移。

这一刻，我恍然大悟，仿佛是为了这最后十几分钟的情节，导演精心铺设了整部影片的叙事框架。

相比之下，前半部分的内容显得略显乏力。

由于我对西班牙历史了解有限，具体事件还需借助网络搜索才得以明晰。

经过一番探究，我终于理解了阿莫多瓦的创作意图。

时至今日，2024年12月20日，我身处海淀，愿借此机会分享对阿莫多瓦《平行母亲》的感悟。

在深入探究影片背景后，我发现《平行母亲》的深刻之处，在于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叙事策略。

影片前半部分讲述了两位母亲因孩子交换而引发的种种波折，其中一位孩子的离世以及后续的换回，看似与后续的寻根之旅无直接关联。

然而，当我联想到张艾嘉的《相爱相亲》时，才恍然大悟，两者之间存在微妙的联系。

为何说它们之间存在联系？

以往，我们理解阿莫多瓦的电影时，往往认为他通过奇特的爱情故事倡导人们洒脱、奔放与激情。

然而，这种洒脱与奔放也可能带来轻浮、不负责任的副作用。

这与我前文提及的《风流一代》所描绘的下一代人的保守与谨慎态度，或许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创作者发现自己一生的作品导向了一个并非他所期望的方向时，内心难免会有所触动。

因此，他在此时强调人的根源性与历史脉络性，与以往的创作并不矛盾。

2. 家庭、责任与根源回顾《捆着我，绑着我》中的情节，那位被误解的男子，他内心深处的渴望是回到故乡的村落。

在被带走前，他在家中与父母共度的温馨时光，以及他等待女孩归来的场景，都透露出一种对根源的深深眷恋。

在阿莫多瓦早期的作品中，这种观念便已初见端倪。

无论身处何方，人都应铭记自己的根在哪里。

这也是《平行母亲》故事设定的核心所在：孩子最好跟着一个对她负责的人生活。

确定知晓对她负责的亲生母亲身份，这一行为真的有必要吗？

其必要性在于，这决定了谁来对她承担主要责任。

在观看这部电影时，我思考到，故事似乎已按照阿莫多瓦以往的叙事模式发展，两位母亲已重新生活在了一起。

后续情节甚至发展到两位母亲都接纳了另一位男性，形成了一个三人的家庭结构。

我曾以为故事会在此处画上句号，然而并非如此。

她的亲生母亲知道真相后，并决定将她带走，亲自负责照顾她。

亲生母亲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因为她对女孩的生父有任何特殊情感，反而这个女孩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的，我们可以在一张照片中看到，女孩的父亲与另一位异性朋友贴得特别近，所以女孩的出生显然并非出于计划的结果。

这个妈妈的选择表明，人们内心仍然需要保持寻根问祖的决心。

寻根问祖这一概念在当今社会中频繁出现，颇为引人深思。

我认为，这可能会成为某一阶段的社会热潮。

当人们在过度奔放与洒脱之后，逐渐发现内心失去了根基时，他们可能会开始寻找自己的根源。

这个根源，在较小的层面上，可以归结为家庭这一基本单位。

在传统的观念层面上，家和万事兴的理念深入人心。

3. 女性主导家庭背后的跨时空对话观察阿莫多瓦的这个故事，我们发现每个家庭都以女性为主导，试图维持家庭的根源。

然而，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国外，人们普遍有一种习俗，即成家后应以男性为主构建家庭关系。

但这种构建方式让人感到困惑，因为这个家庭并非以女性为主导。

那么，为什么在本片中，当女性年老成为奶奶后，为何要替男性家族维持这个根源呢？

这与《相爱相亲》中的情节颇为相似。

在《相爱相亲》中，一个男性在分离的社会年代，同时在村里和城市拥有爱人。

村里的爱人认为收到钱和衣服就是爱的表现，而城市中的生活则是共同养育子女，这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爱的观念。

这两种情况下产生的后代，一个是村里的母亲，另一个是城里的孙女。

两人初次见面时，呈现出对立和对抗的关系。

但最终，村里的奶奶告诉她：“我们都是一家人，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很难按照现有的道德标准准确描述这一现象，很多事情都在消失中。

过去的正确观念，也许在今天就是错误的。

如今，我能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方言流传得越来越少，我的后代可能也会越来越少使用方言。

例如，两个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结婚后，他们的孩子通常会选择以普通话作为母语成长。

这些孩子可能会听懂两个地方的方言，但他们的发音习惯却不会发这些方言的音。

我的两个外甥，一个初三，一个四年级，他们主要也说普通话。

在甘南遇到的一个小和尚，他给我看了很多自己写的东西，都是用汉语写的。

我当时好奇地问他，你写这些东西时，心里默念的是汉语还是当地的藏语？

但他没有回答。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平行母亲》这部电影荣获了华鼎奖。

考虑到它特殊的主题和当地历史背景，我国给予它这一荣誉，无疑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然而，与阿莫多瓦之前的作品相比，《平行母亲》确实没有那么悬疑重重，可看性相对较低。

观众需要坚持观看一个半小时，才能迎来结局。

综上所述，以上便是我对电影《平行母亲》的观影日记。

在观看阿莫多瓦的《平行母亲》之前，我意外地看到了南非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一书。

1961年南非共和国成立，在此后的三十年里南非白人当局以立法和行政手段在国内推行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致使黑人和白人政府矛盾不断，其间有诸如沙佩韦尔惨案——1960年3月21日，南非军警在沙佩维尔向正在进行示威游行的五千名抗议示威者射击，共导致了69人死亡，180人受伤，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因此被捕入狱——发生。

德斯蒙德·图图要讲述的是下一个时代，1994年南非举行了首次不分种族大选，曼德拉出任南非首任黑人总统，种族隔离废除，南非步入民主之路。

一、没有真相就无法和解新南非的重心在于“民主”而非“黑人”，这不是一群人战胜另一群人的胜利，否则南非只能复制非洲的另一端。

图图大主教的忧虑也是基于此，他担心新的国家会被仇恨撕裂，认为种族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必须宽恕、和解。

南非最终选择了自己的道路，1995年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成立，开始对上一个悲伤和错误的时代纠错和修复，凡是在1960年到1994年间执行上级命令的作恶者可以获得宽恕和和解，条件是必须说出真相。

图图大主教所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秉承的是一种名之为“乌班图”（Ubuntu）的非洲精神，我因他人而存在。

“Ubuntu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

无论种族隔离暴行实施者愿意与否，其人性和遭迫害的人性纠缠在一起。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避免掉入冤冤相报的历史沉疴中去。

阿莫多瓦所在的欧洲同样要处理他们的历史。

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曾独裁统治西班牙长达三十年之久，他在1975年去世时西班牙到处是无名之墓，约有 114000 人失踪并被推定死亡。

《平行母亲》要回溯的正是这一历史，“战争期间有十多万人失踪，他们被草草葬在沟渠和墓园外”（Janis）。

该国右翼反对挖掘这些隐藏坟墓，但图图大主教告诉我们：没有真相就无法和解。

二、记住方能宽恕《平行母亲》开头女主Janis提及“恢复历史记忆联合会”和“历史记忆法”。

《历史记忆法》于2007年12月26日生效，目的在于禁止对佛朗哥主义（Francism）的称赞，拆除佛朗哥塑像、纪念碑和广场。

恢复历史记忆联合会致力于搜寻失踪人口、公开坟墓挖掘调查结果。

举措并未一帆风顺，保守派认为此举重开历史伤口，只会分化国民，这是“把历史当成手榴弹一样扔给了西班牙人民”。

电影中Ana替保守派发言：“要着眼于未来，不然就只是不停地揭开旧伤疤罢了。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重述奥斯维辛中普通人的暴行时也曾遭遇过这一非议，但他知道所谓“不忍”只是在偷换概念，这类骇人听闻的罪行不是“再也不会发生的事情了”。

“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是西班牙诗人加西亚·洛尔卡之句，他在1936年遭弗朗西斯科·佛郎哥的军队杀害，尸体被抛入一个废弃的墓穴，至今未被发现。

宽恕不意味沉默和遗忘，而是“记住”。

佛郎哥下世之后，西班牙人民生活在一份“缄默协议”中，对历史闭口不提，但沉痛存在于西班牙人民当中。

《平行母亲》中Janis求助“恢复历史记忆联合会”的Arturo挖掘出她曾祖父母的遗骸。

电影向我们不厌其烦地展示摄影师Janis“拍摄”这一动作，她的工作正是在保存记忆。

我们跟随Janis观看历史，电脑上一张一张地放映过去祖父拍下的照片。

如今，他们全部躺在乱坟坑中。

洛尔卡，大海静止 (2006)暂无评分2006 / 西班牙 / 纪录片 / Emilio Ruiz Barrachina / 费德里戈·加西亚·洛尔卡在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被责难为什么要写《失眠症漫记》这样冷酷无情的作品时，他的回答是：“我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是很好。

”阿莫多瓦有着和萨拉马戈一样的观点，“我没有亲人埋在万人坑中”，但缄默使得他的同胞无法处理与另一群同胞的关系。

处理历史不是个人的问题，“我想为我的国家的历史记忆做点什么”，《平行母亲》要告诉年轻人必须回顾过去。

电影中Janis说，在找到所有失踪人员之前，“战争就还没有结束”。

为了历史不再重新上演，必须发现更多的坟墓。

阿莫多瓦说：“你知道，西班牙在失踪人口方面仅次于索马里。

当佛朗哥谴责这些人死在这些乱葬坑中时，这是对他们进行非人化的一种方式，就好像他们从未存在过一样。

所有的人都在问他们的亲人是否被挖掘出来。

这与报复或政治无关。

”三、过去的事可能发生《平行母亲》没有落入成为政治条幅的陷阱中，它更复杂。

电影从第8分钟堕入到生育的“意外”，直到101分钟时才重新滑入正轨。

在Janis怀孕后的一个小时里没有再言及乱坟岗的挖掘，Janis追问的对象变成了未来——她被抱错的孩子是如何夭折的。

这正是过去的重演，在Janis的追问中发现另一位母亲Ana的怀孕是由强奸所致，“我不想一遍又一遍重复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无论身边人还是Ana自己，沉默都被当成处理生活的第一法则。

需要被重视的是，我们在此看到屏幕时，媒介由存在Janis电脑中的照片成为Ana手机中的照片，我们曾经跟随Janis凝视受害者，此时又跟随她凝视加害者，历史和当下奇妙的衔接在了一起。

阿莫多瓦更借此言明了加害者和受害者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对另一群人。

阿莫多瓦在处理个人和历史的关系时深知“不忍”的根源，不然直面历史的“忍”便毫无重量可言。

作为历史受害者的后代（正因为她是后代而不是受害者），Janis在揭露真相时显得轻而易举、义愤填膺。

不过她本能地选择隐藏另一个真相，在Janis在长期的挣扎之后，才选择和Ana揭露死去的是自己的孩子。

直到这时，作为长时间地跟随Janis的观众，Janis的加害者身份才凸显，原来Ana被伤害了。

Ana 发问：“你有没有考虑过我？

我们住在一起，一起上床，几个月了，你却什么都没说，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

你就是这样才换手机号的吧？

这样我就找不到你了。

”如果我们继续道德追问，如果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Janis便靠近了另一个故事。

在我们开头谈到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

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修复未来》，熊培云《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导读）这便进入到阿莫多瓦在《平行母亲》中的目的，如果真相没有被揭露，如果我们不去反思历史，受害者极有可能成为加害者。

这同样是莱维提醒我们的，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份遥远的古代历史，而是不久以前，过去的事情“它可能发生，它可能发生在任何角落”。

参考：1.Eric Kohn：《“平行母亲”：为什么佩德罗·阿莫多瓦用了 40 多年的时间来对抗西班牙最黑暗的篇章》（‘Parallel Mothers’: Why It Took Over 40 Years for Pedro Almodovar to Confront Spain’s Darkest Chapter）2. 茉莉 ：《 从缄默协议到历史记忆法———谈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2月号 3.《人权专家欢迎西班牙建立真相委员会 调查佛朗哥时期失踪人口下落》“历史永远不会沉默，不论他们如何诋毁，不论他们如何篡改，不论他们如何伪造，人类的历史都拒绝保持沉默。

”（ 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 代表作有《火的记忆》（1986）和《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1971） ）

《平行母亲》

深秋小屋 | 影视《平行母亲》。

文/整理：深秋小屋 配图：网络、视频截图注：文中“☞”可点击到另一篇相关联的小屋推文。

今天的故事，从两个准妈妈说起。

1Janis是一位奔四的独立女摄影师，事业正上轨，却突然怀孕了。

孩子的父亲是个已婚男人。

男人得知后，要求Janis打掉孩子。

于是两人就此分手了。

2在临盆之际，Janis在同一个病房里，遇到了同一天生产的年轻女孩Ana。

两人都是第一次生孩子，于是相互鼓励打气。

女孩Ana刚20岁出头，怀孕是因为参加朋友聚会喝多后，被男生们轮奸导致。

她既害怕又觉得肚子里的小生命是无辜的，百般纠结下最终决定生下孩子。

而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她也不知道。

在经历了一番痛苦后，两人各自生下了一个女儿。

出院前，两位准妈妈彼此互留了联系方式。

3随着时间的推移。

Janis总觉得孩子长得不太像自己。

孩子的爸爸，她的那个渣男前男友“回心转意”想来看看自己的女儿。

但，当看到婴儿时……

前男友对Janis严肃的说道——

两人再次为了孩子大吵一架，分道扬镳。

前男友的质疑，让Janis恼羞成怒，但她自己心里也忍不住犯嘀咕。

这娃，长得跟孩子她爸or自己真的是一点不像啊

于是，她悄悄在网上购买了DNA检测。

取一些自己和孩子的唾液，再寄回样本，就可以亲子鉴定了。

结果出来▼亲子鉴定报告孩子跟你没有血缘关系！

这让Janis大为震惊！

一时无法接受！

如果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

5Janis怀疑当初可能是医院抱错了孩子，把自己的孩子给了Ana，而Ana的孩子给了自己。

说来也巧，Janis在一间经常去的咖啡馆遇到了Ana。

Ana最近就在这家咖啡馆打工。

两人寒暄了一阵后，Janis便邀请Ana到自己家来看宝宝。

但是，当Janis问起Ana的孩子时。

Ana痛哭流涕。

说着，Ana拿出女儿的遗照给Janis看。

Janis看着照片，内心七上八下复杂至极。

她提出让Ana来当她孩子的保姆，可以支付她比咖啡馆打工更丰厚的酬薪。

Ana很喜欢Janis的孩子，欣然同意了。

6两人开启了“同居”模式。

白天Janis去摄影棚工作，Ana在家带孩子。

晚上Janis回到家，两人一起准备晚餐，Janis还会教Ana做菜。

带孩子、做饭；带孩子、做饭……带着、做着，就日久生情了……

顺理成章从两间房变成了一间房，两张床睡成了一张床。

从友谊升华成情侣。

两人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和谐和美好。

但是，幸福归幸福，Janis依然充满疑虑。

她找了个借口，提取了Ana的唾液，做了亲子鉴定的比对。

结果显示▼亲子鉴定报告血缘关系为99.999%！

再一次的震惊，带来的是崩溃。

这好几个月以来的一把屎一把尿……Janis早就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孩子的亲妈Ana？

Janis开始陷入了纠结之中。

与此同时，Janis的前男友又联系上了她，要和她一起合作项目。

Janis开始思考起她和Ana以及孩子之间的未来。

最终理智战胜了她。

她把真相告诉了Ana。

Ana拿出聚会上自己被强奸的那伙人的合影。

其中一个男子的长相和眼前Janis的小孩的长相实在太像。

Ana情绪激动起来——

说完，Ana就带着女儿，不顾Janis阻拦，毅然决然离开了。

7两位准妈妈的这段情缘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但故事并未结束。

影片穿插着在三十年代西班牙独裁者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其政权下被迫害失踪致死的十多万老百姓的背景故事。

在后世人的努力下，当年部分被埋葬在乱坟岗的失踪人口被挖掘并联系后代亲人，重新安葬故里。

导演☞阿莫多瓦这次又拿“姬情”、“生母”、“养母”的人物关系来表现人类的“追寻祖谱”、“血缘之亲”。

这部电影叫《平行母亲》（Madres paralelas），于2021年9月上映。

由西班牙奇才导演阿莫多瓦执导。

影片获得第78届☞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狮奖提名和第79届☞金球奖电影类最佳外语片提名。

主演之一☞佩内洛普·克鲁兹（PenélopeCruz）也是西班牙著名演员。

这位如今奔五的美女，依然风韵犹存。

凭借《平行母亲》佩内洛普·克鲁兹还获得第56届美国国家影评人协会奖最佳女主角。

饰演Ana的是生于96年的西班牙新人女演员米莱娜·斯米特（Milena Smit）

在成为专业演员之前，米莱娜·斯米特曾做过地铁服务员、售货员、保姆、办公室助理以及模特。

《平行母亲》的结尾，很说明阿莫多瓦的创作意图。

被乱葬的男性尸骨替换成开展挖掘工作的男人，似乎在暗示男性的“消亡”：一个只有女性的世界象征性诞生。

这一幕之所以能被这样理解，是因为除了具有叙事功用的法医人类学家，男性基本上未出现在电影里。

法医人类学家的存在理由，在于他是串联电影首尾，及在重要时刻推进剧情的关键要素。

倘若没有他，孩子将不会诞生，挖掘尸骨的情节也不必出现。

后者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在电影里置入比女性主义更大的议题：被隐瞒的历史真相与当下的政治状况。

可以想见，即便抹去了法医人类学家这个角色，电影仍然能够成立。

去掉佛朗哥暴政遗留的乱葬坑情节，不影响《平行母亲》仍会是一部以单亲养育在家族代际继承为题眼的女性主义电影，电影反而会因此显得更加纯粹。

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挖掘尸骨的情节是在女性故事的基础上另外加入。

这能够解释为何首尾部分与中间主体给人以强烈的脱节之感。

硬要做这种违和的融入，是因为电影的立意能因政治话题得到提升。

并且更加重要的一点在于，寻找孩子生父与寻找家族先辈、女性在家族内部被遮盖的命运与国家刻意隐藏的历史真相得到了很好的对应。

《平行母亲》的主线是两位年龄悬殊的女性因在一家医院同期生产，导致孩子的误换。

年长的母亲雅妮丝因为情人的提醒（男性学者在这以讽刺的姿态起了作用），私自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证明孩子并非她亲生。

雅尼丝在一段长时间里隐瞒了真相，直到年轻的母亲安娜出现，并得知对方的孩子已经去世。

雅尼丝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孩子留在身边。

但她没有这么做，她毅然给安娜和孩子做了亲子鉴定，结果证实猜想。

雅尼斯的举动，与她极力找寻曾祖父尸骨的动机如出一辙：还世界一个真相。

这难道不正是阿莫多瓦的创作动机：他一边讲述女性故事，一边在探问西班牙被隐藏的罪恶历史，呼吁人们面对现实，不要活在谎言中。

这既是阿莫多瓦的政治立场，也是他女权主义姿态的体现：他关怀着电影里的每一位女性，并声讨那些看不见的男性种下的恶果：让女人怀孕，消失无踪或不愿意担负责任。

消失的父亲就像消隐的历史一样，让留下的女性陷入生活错乱。

在此，乱葬坑情节与女性故事的割裂因为主题的类似得到了统一，取得对位中平衡的效果。

当雅妮丝和安娜再一次相遇，安娜以孩子保姆的身份住进了雅尼丝的家里。

这是一个奇特的三角关系：安娜才是孩子的亲生母亲，在现实里却是孩子的保姆，雅妮丝的女儿曾在安娜的手上离世。

这种错乱的关系又是一种和谐的类亲属关系。

在雅尼丝告诉安娜真相之前，雅妮丝和安娜发生过同性之爱。

这意味着三人在不需要真相的情况下，已经能够借助一种自然的“爱”，组建成和谐的家庭。

每个人都将在其中找到情感的慰藉，没有任何男性存在之必要。

这看起来像是一句女权主义口号。

其中有一幕是，雅妮丝穿着一件印有“We Should all be Feminist”（我们都应该成为女权主义者）的白色T恤。

这是作为同性恋的阿莫多瓦鲜明的女权主义立场：男性除了提供一颗精子之外，似乎并无他用，他们反而给世界带来了无尽的恶果。

一个没有男性、只有女性的世界，将是一个和谐、美好的世界。

她们能够自给自足。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幕味儿”要评论佩德罗·阿莫多瓦的新作实非易事。

这位71岁的西班牙国宝级的导演的创作精力和能量实在惊人。

上一部作品《痛苦与荣耀》在戛纳广受赞誉、并让安东尼奥·班德拉斯登上影帝宝座，之后在威尼斯电影节上，他从当届的评审团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手中接下终身成就金狮奖……这些画面如隔在昨，今年6月份，新作《平行母亲》刚刚杀青，并被选为今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最终，本片的主演、阿莫多瓦永远的缪斯佩内洛普·克鲁兹成功抱走“最佳女演员”沃尔皮杯。

《平行母亲》的故事以两位在马德里生活的单身母亲——哈妮丝（佩内洛普·克鲁兹饰演）和安娜（米莱特·史密斯饰演）而展开。

哈妮丝在工作中结识了法医人类学家阿杜罗，并拜托他帮忙寻找并确认埋在家乡的“万人坑”墓穴中自己的祖父的骸骨。

意外怀上阿杜罗的孩子后，她决定生下这个孩子，并在医院中结识了同样是单身母亲的安娜。

却没料到，在两人出院后，围绕孩子，两个女人之间发生了更多交集，她们的生活也因此而改变。

佩内洛普饰演的哈妮丝是影片的绝对主角。

在此前访谈中，阿莫多瓦也多次表示，“这部电影几乎是参照佩内洛普而创作的”。

而她在片中的表现也不负众望，怀孕和分娩时的痛苦、照顾孩子时的无微不至均透露出十足的烟火气息，全然不见红地毯和杂志封面上的明星风范。

她与安娜的对手戏更是亮眼。

两位单身母亲从彼此艰难扶持，到渐渐萌生不一样的暧昧关系，再到得知孩子的真实身份后的不舍，心疼和难过，均诠释得丝丝入扣。

而她在安娜和阿杜罗之间的情绪与立场的周转也值得玩味，可以说是其表演的又一高峰，这座沃尔皮杯实至名归。

而随着索尼将《平行母亲》推入颁奖季，多家媒体也纷纷预测其或许能再入围一次奥斯卡。

哈妮丝也承载了阿莫多瓦新的女性叙事的企图。

一方面，她需要确认自己的后代，即自己孩子的真实身份，却无奈迎来了悲惨的结局，另一方面，她又想要找到自己的祖父的骸骨，在这种对过去的追认和下一代人的确认中，她也不断完成对自己身份的再定义——她既是孙女，也是一位母亲，更是一位女性，不断地疗愈自己内心的伤疤。

摄影师的身份设定值得玩味。

表面上，拍照是哈妮丝最主要的谋生手段，更深层意义上，是她观察周围，见证并记录历史的有力武器——或者，是留存那些关于死者的记忆的唯一工具。

因此，与“摄影”有关的元素也贯穿了片头片尾的字幕设计。

换句话说，她不再是那个被动观察者和研究者，而是占据了更大的主动权、成为了凝视他人的人——影片一开始便是哈妮丝对情人阿杜罗拍摄写真，将男性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之下——这种被凝视的状态，从阿杜罗拒绝成为哈妮丝所怀的孩子的法律意义上的父亲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男性不在场”，仿佛是阿莫多瓦在嘲笑：你们看，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组合，也不过如此而已。

如果说哈妮丝手中还有一点选择的权利与余地，那么对安娜的遭遇，更强化了这种“男性不在场”——自己怀孕后，孩子的亲生父亲与自己的父亲从未露面，母亲忙于事业，照顾孩子的重担只能由自己一力承担。

好在她遇上了哈妮丝，给了自己另一个“家”。

她与哈妮丝的拥吻与其说是对爱情的渴望，倒不如说是一种对发自“母性”的关爱的渴求与寻找。

当她得知自己的孩子没有死，自己对孩子的爱与关照，同样出自自己的“母性”时，那份与哈妮丝之间独有的狎昵便消失了，从而转化为两位单身母亲之间的心有灵犀。

即便是像那些献身于艺术事业而没有表现出母性的角色，阿莫索瓦也表现出了自己的同情与敬意——当安娜的母亲朗诵起洛尔迦的戏剧《Doña Rosita la soltera》中的一段独白——一改原作中的悲情形象，她这段未被展示的“戏中戏”的角色不再那么顺从于男女情爱，恰好正与安娜的母亲这个角色本人的特质所契合。

影片最后，哈妮丝又怀上了阿杜罗的孩子，不过她似乎仍打算由自己抚养——或者和安娜共同来抚养——这让人想起在《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中，同样由佩内洛普•克鲁兹饰演的罗莎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她生下的孩子由她和其他的女性共同来照顾。

就像阿莫多瓦曾经所言，“家庭是一个基于亲情和爱情的团体，与生理学无关。

”在此前阿莫多瓦的作品中，奇诡的情节与华丽的色彩往往是最为影迷熟知的标签，但这部《平行母亲》和阿莫多瓦此前的作品相比，既没有如《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一般丰富而生动的女性群像刻画以及对“人性”的辩证思考，也没有像《回归》里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讨论和超现实的暗黑基调，甚至没有《吾栖之肤》一般令人目眩的叙事结构，更遑论早期作品中洋溢着的那股马德里左派电影人的激进与大胆。

但是，该片呈现出迥异于佩德罗以往的作品的思考与视野——在“抚养孩子”和“寻找祖父”的明线下，暗线是对西班牙那段黑暗的历史、那个目前大多数西班牙人都不愿意揭开的伤疤的凝视和回望，即西班牙内战、佛朗哥的独裁统治对西班牙造成的至今难以磨灭的影响。

在西班牙，佛朗哥是一个备受争议、评价毁誉参半的人物。

他于1936年挑起战争，为西班牙带来了3年内战，并使战后的西班牙陷入其漫长的独裁统治时期，国际社会普遍将佛朗哥视为法西斯独裁者。

但西班牙国内，仍有不少佛朗哥的拥趸，他们多是右派人士，认为佛朗哥在二战中保持西班牙名义上的中立立场，避免了彼时破碎不堪的西班牙再度卷入战争，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实现了后来西班牙经济的一度腾飞。

在独裁时期内，大约有15万人被秘密处决，其遗体被丢弃在乱葬岗。

哈妮丝辛苦寻找的祖父，便是在这一时期不幸遇害，而这也成为了《平行母亲》最重要的叙事背景之一。

直至1975年佛朗哥去世，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开始推动民主转型，西班牙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才起步。

在西班牙社会民主化进程推进的过程中，佛朗哥政权的历史幽魂仍然笼罩，这段威权统治的种种罪行一直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2007年，时任西班牙首相萨帕特罗推动的《历史记忆法》问世，首度正式否认佛朗哥政权的合法性，要求在公共场合“去佛朗哥化”，平反、赔偿受难者。

但这项法律被后来上台的保守派党人马里亚诺·拉霍伊否决，并将本来用于落实《历史记忆法》的国会资金撤回——毫无疑问，这直接意味着对那段历史的逃避。

而那些埋在乱葬岗中的遗体，又不知何时才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正义。

这也是片中理解阿莫多瓦创作意图的另一处重要情节所在——影片再现了拉霍伊的原话：“历史记忆法，零欧元！

”威尼斯首映后的记者会上，接近一半的时间，阿莫多瓦都在围绕《历史记忆法》和与之相关的议题讨论。

“我相信西班牙社会对失踪者的家庭应该负有巨大的道义责任”。

根据西班牙有关方面的统计，约有11.4万人，甚至超过15万人散落在没有人可以安息的地方。

“已经85年了，在失踪者的这笔债务得到偿还之前，我们无法抛弃这段近代史，以及在内战中经历的一切。

”电影制片人补充道。

除此之外，当下的西班牙，也正面临新一轮的不同程度的社会分裂——还未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阴影下完全走出，疫情的冲击又使西班牙的经济发展雪上加霜，失业率居欧盟前列；独立公投后，加泰罗尼亚独立风波一直难平；而今年7月份爆发的因恐同而发生的塞缪尔·路易斯被殴打致死事件，则让这个在“性别平等”和“LGBT+群体平权”方面世界排名靠前的国家再度陷入舆论谴责的漩涡之中。

于是，阿莫多瓦再度将目光投向历史，投向曾经受过的伤疤——为什么后辈要铭记那些未曾亲身经历过的往事？

为什么要撕开旧日的创伤？

为什么要一遍遍地追溯过往，寻找源头？

为什么历史不容忘却、正义不容诋毁？

哈妮丝只有在通过消化和接受真相来克服自己的创伤和恐惧后，才能展望未来，一个民族也应当如此。

因此，“母亲”获得了双重含义：即生下新生命的女性，以及一个尚未好好安葬亡者的国家。

这带来了影片中最有力的一幕：多位女性怀抱着遗像，并肩走向埋葬着她们的丈夫、或者父辈的墓穴。

当通过哀悼将几代人联系在一起时，个体的私密性和集体的历史性走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拥抱。

由此，阿莫多瓦也完成了对于家庭模式、性和身份的讨论——但最重要的是，谈论女性之于整个社会的意义，因为她们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基础。

而独自一人的女性必须凭借她们的本能和信念的力量向前迈进，她们放弃，她们学习，她们奉献，她们战斗。

阿莫多瓦曾表示，“就我而言，要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我更依赖于我看到的小说和电影，而不是历史书……艺术是了解历史的最好方式。

这就是电影具有重要意义的所在。

”当然，他也承认，《平行母亲》刻意关注了某些问题，但仍然是一部“非政治性的电影”。

无论是否怀有政治目的，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永远是第一位的，永远是不可撼动的。

就像卢奎西亚·马特尔给佩德罗·阿莫多瓦的终身成就奖的颁奖词的最后，她写道：“可现在，佩德罗，极右派在世界抬头，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你。

因为我们穿着比基尼，却仍旧泡在一片漂浮着逝者的海域中。

谢谢你，佩德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