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

作为2017年度最佳华语片之一，《村戏》豆瓣8.2分，网友不禁表示“确实年度最佳”“今年华语最佳”“今年目前华语最佳”。

尽管电影至今没有公映，幸运的是3月17日和3月18日，《村戏》在全国数十个城市开展了点映，目前票房已经达到39万，我才有机会观看这部佳作。

希望不久之后，这部佳作能正式公映吧。

电影的背景发生在上世纪后期，有2条时间线。

一条现代线是1980年代，一条回忆线是1970年代。

1970年代，人民公社盛行，各农业社的一切生产资料和公共财产转为公社所有，由公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

而19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国家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农民可以自我管理、生产、分配、经营，超产归自己。

农民发生了无地到有地（严格的说还不能算是“有”，因为土地仍然属于国家）的转变，人们的贪念、欲望、私心也就暴露无遗。

《村戏》的现代线发生在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实行，人们渴望着春天的到来。

电影的第一个主题：分地。

村里即将开始分地，然而“奎疯子”王奎生却霸占“九亩半”十年之久了，不让人靠近一步。

九亩半地又好，离水渠又近，种啥打啥，因此人人都想要。

以前王奎生再怎么霸占，大家也无动于衷，毕竟大家知道土地是属于集体的；现在要分地了，村民纷纷打起了如意算盘。

明面上，大家都想得到九亩半，想把王奎生赶走；暗地里，也有许多村民偷王奎生在九亩半里种的花生。

面对村民偷花生，王奎生是零容忍，急得他满街乱转，甚至要开枪打人。

电影的第二个主题是：爱情。

自从十年前王奎生疯了，他的儿子树满的命运也发生了巨变。

树满从小就白白净净的，也被大家叫做“白小”；自从王奎生疯了以后，大家就对树满改称为“疯小”。

树满喜欢小芬，小芬也喜欢树满，然而小芬的父亲老鹤却不同意这门亲事，主要原因就是树满有个疯子父亲，次要原因是树满不会种地。

当然，如果树满没有发疯，老鹤是否会同意树满和小芬在一起，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发生在这里，村子的形象已经有了基本雏形：王奎生霸占九亩半十年了，导致小芬以外的所有人都不喜欢他，都想得到九亩半，还偷他种的花生。

小芬、树满两情相悦，却遭到小芬父亲老鹤的反对。

然而，真相绝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

电影将回忆线和现代线交叉叙事，抽丝剥茧地还原了十年前的故事。

原来，王奎生之所以变疯，正是拜村民所赐。

原本女儿偷花生，是明明饥饿难忍，宁愿偷吃花生也不忍心动爸爸的饭菜，是一个遗憾，一个悲剧，令人惋惜，令人心痛，却被村民污名化、罪名化；原本女儿的死，是王奎生医生挥之不去的过错，是王奎生十分后悔却又追悔莫及的意外，却被村民塑造为大义灭亲、大公无私的正面形象，摇身一变成了“保护集体财产先进分子”。

惋惜和悲剧变成了错误和犯罪，悔恨和愧疚变成了正义和荣誉。

正是这两次反差，双重打击，逼疯了王奎生。

曾经，王奎生给村民做了巨大贡献；如今，王奎生却成为了村里的罪人。

人们亲手把他塑造成英雄，又亲手把他送下神坛。

与王奎生这样的疯子相比，村民太聪明了，聪明得可怕。

他们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好，可以毫无人性、不择手段。

十年前，村民为了得到救济粮，强迫王奎生做不情愿的事情，强迫他说不愿意说的话，强迫他做不愿意做的英雄；十年后，村民为了分地，又说“凭什么让王奎生白吃十年口粮”，还要把王奎生赶走。

草菅人命，弃如敝履，实在让人心寒。

老鹤无疑是最老奸巨猾的，他和王奎生曾经亲如手足，如今他却对王奎生恨之入骨，对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成功将逐渐恢复意识的王奎生再次逼疯。

关于女儿，老鹤不喜欢树满，就私自为女儿决定终身大事，想让她和志刚在一起；关于地，老鹤口口声声对支书说“我是村里最不想要九亩半的”，实际上也是想让志刚得到九亩半。

毕竟，女婿的地，不就是他的地吗？

不管是关于女儿还是关于地，他都是为了自己。

老鹤表面上波澜不惊，内心实则是城府极深，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伤害曾经的兄弟，甚至可以做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实在是太狠毒。

这样一个人人为己的村子，小芬却出乎意料地出淤泥而不染，愿意站在王奎生这边。

人人都排挤、害怕、厌恶王奎生，唯有小芬一人天真无邪，始终试图去理解、包容、关爱王奎生。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十年前村民对王奎生的伤害，小芬尚且年幼，对此并不知情。

她不知道王奎生遭受了怎样的伤害，却仍然试图理解他；与之相反，亲眼见证、决定、参与了那件事的村民，却纷纷集体失忆，对王奎生进行着二次伤害。

当初他们利用了王奎生，如今利用完了就想将之抛弃，王奎生在他们眼中就像是一个工具。

换言之，一个人是否能理解他人，不是取决于Ta是否了解对方的过去，而是取决于Ta是否善良。

如果说《大佛普拉斯》告诉我们：有钱人的世界都是彩色的；那么《村戏》就是告诉我们：现实、社会、人性都是灰色的。

人性是复杂的、矛盾的、多面的，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像电影的色调是灰色的。

在电影的海报上有这么一句话：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这句话可以说是电影的主旨。

尽管村民和老鹤如此自私自利、见利忘义，但他们并非十足的坏人。

我们观看电影的时候是处于上帝视角，可以清晰地知道每一个环节，清晰地知道谁得到了什么，谁受到了伤害。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人人都有利己之心，但我们往往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伤害了他人却不自知。

（只不过不同的人追求利益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对他人造成伤害的程度是不同的。

）村民因为私心，伤害了王奎生；王奎生解不开心结，最终疯了；而小芳却说：没有解不开的疙瘩。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做小芬那样的人，面对不同的三观、行为、性格、想法，少一点伤害和排挤，多一点包容和理解。

面对这样一个充斥着自私、恶意、伤害、坏心的世界，王奎生忍痛告诉女儿：别再投胎回来了；但是十年后他转变了观点，小芳的善良刷新了他的看法：彩云，回来，我给你洗脸。

因为与其选择逃避、狭隘、偏执、愤青，不如选择面对、包容、豁达、温柔；因为只要像小芳拥有一颗赤子之心，就可以所向无敌、坚不可摧；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

倘若站在村民、老鹤的角度考虑，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但是，我仍然想像小芳那样“善良”一点。

正如《奇迹男孩》的台词：如果在正确和善良之间必选其一，我会选择善良。

这是一篇，是影评又不是真正影评的文章，是影评，因为跟《村戏》息息相关。

为什么又说它不是真正的影评，作为电影《村戏》的场记，我是看着它“出生”的，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荧幕上的它，而我，更想讲一些，背后的故事。

6月16《村戏》在上海博物馆首映，我几乎通知了身边的所有朋友去看，身边的不少朋友看完之后，惊讶于它的长镜头，感叹它的视听语言，赞美它独特的立意……不少人把《村戏》定义为一个艺术片，这个艺术来源于民间、用民间艺术家的表现方式展现、最后通过荧幕又把艺术归还了回去。

让我给大家，讲讲《村戏》戏外的人和事，《村戏》能与大家见面，离不开这些民间的艺术家们。

（和郑大圣导演还有我两个同学的合影，左一是我，唉，这么胖也怕冷）那是15年11月底的冬天，我来到了这里，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去过农村，听说那里是产煤地带，而且是住在村民家的火炕，我的心就凉了半截，我相信，组里的很多人来之前都会有这个想法，我怀着忐忑的心情，从上海到石家庄，从石家庄到梁家村，路上堵了4个小时的车程。

车开了一个又一个坡，终于停到了目的地。

真的，你无法想象，12月太行山脉底下的这个小山村是多么冷，我120多斤的脂肪，外加保暖内衣、保暖裤、羽绒服的，根本不抗冻！

活了20多年，在这里迎来了人生中的很多个第一次、第一次住火炕、第一次生冻疮、第一次吃农家饭…也是第一次，让我对农村、对生长在农村的这些艺术家们产生了不一样的看法。

“他们行么？

”“都是从来没演过电影的人”“戏曲和电影总归有区别吧”这些话，相信每个人都质疑过，包括演员老师们也可能这样问过自己。

到组里的第一天，梁春柱（路老鹤）、李志兵（奎疯子）、吕爱华（树满娘）老师们正在排戏。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们，装扮也都是电影里的服装，梁春柱老师手里拿着电影里的烟斗道具在手上把玩跟吕老师、王老师聊着天，李志兵老师坐在门口，一直低着头看自己的台词，好像周围的世界与他无关。

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李老师与其他老师的疏离，跟李志兵老师饰演的奎疯子与人群疏离正是相呼应的，这并不是巧合，他们早在生活中就把自己当成戏里的那个角色了，或者说，戏里、戏外，只是换了个活法儿而已。

后来我才知道，演员老师他们来自同一个剧团——陆德晋剧团，应周围县、镇、乃至村的邀请，每年的春夏秋都要出去演出。

李志兵老师在剧团里一直演的是丑角，可能大家对丑角不太了解，百度百科上解释的是，丑角扮演插科打诨比较滑稽的角色，例如，龙王宫里的龟丞相。

这让我想起了周杰伦有首歌《乔克叔叔》，讲的就是小丑的故事，“你笑了之后，不需要记得我，灯熄的时候，漫天的星空，最明亮的是寂寞”，演丑角的李志兵老师，在舞台上总是把快乐带给大家，实际上自己也是孤独的。

电影里的奎疯子，也是剧中的“小丑”，大家嬉他、怒他、打他、骂他，他为全村带来了荣誉、却成了全村愤恨的对象，他牺牲了自己、却得不到大家的成全，他曾为了保护集体财产牺牲了自己的幸福，却孤独的坐在窑洞里像个孩子空手拨开并不存在的花生……他被推搡、被嘲笑、被嫌弃、成为群体茶余饭后的谈论对象，他不正是生活里的小丑么！

李志兵老师能演好这个角色，不是偶然，真的是必然，他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电影表演训练，身为戏曲演员的他，冥冥之中在舞台上为这个电影角色已经积淀了几十年。

李志兵老师平时在片场，都是“慢半拍”的，有时候，你叫他的真实名字，他都不知道你在叫他，他完全进入了“奎疯子”这个角色里，听郑导说起，李志兵老师标志性的眼睛斜看向左上方是有专门的医学依据的，这是由于精神病患者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决定的，也是为了这部戏，专门去请教精神科专家，专家给推荐的标志性动作。

冬天的拍摄，李老师穿着破棉袄跑遍了整个村庄，我们记住了滑稽的奎疯子：他背着枪、走着正步、幻想自己为了拯救花生的而虚拟的战斗、他接受一把根本没有的空枪，他只活在自己民兵排长的世界里走着标准的正步，他往人家身上泼粪，他喜欢抢起小女孩举高高……我们又记住了可怜的疯子：他被众人压在身下捆绑，却只记得让支书保护花生、他被人抢走了全部的花生捧着一捧花生皮向支书告状、他乖乖的坐在台阶上听从小芬的安排听戏、他被自己的儿子树满开空枪后，失落的像个迷了路的孩子…

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在吉普车内的那场戏，李老师的表演击沉了好多人，当时在监视器旁边的我，边在场记单上记边哭，我清楚的记得这场戏一共演了八遍，他哭一遍我跟着也哭一遍，平时真没那么矫情的我，实在忍不住，这比在电影屏幕上看更真实，你会觉得奎疯子是真实存在的，你是真的为他而难过，为他心痛。

连着八遍演下来，每次的情绪都有不同，每次都能给人不同的震撼，这场戏过了的时候，我还记得，李老师并没有从戏里“疯子”的角色缓过来，见到导演，李老师的眼里还有没有完全干的泪，他跟导演说，“演这个戏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能到达那种感觉，我想起来了我孩子小时候，因为一次生病，连着输了好久的液，差点没抢救过来，那种滋味太难受了……”

李老师用表演真的印证了他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表演不是为了演而演，而是为了演好，先要成为他。

唉，让我怎么能够不感动，不行，再说下去，泪又要来了。

（下图是和李老师的合影，原谅我笑的有点傻，哈哈）

说完主角“奎疯子”，再来讲讲“路老鹤”看过电影的人恐怕都对经常拿着烟斗、留着两撇小胡子、满肚子“坏水”的路老鹤印象很深。

饰演“路老鹤”的梁春柱老师其实是陆德晋剧团的团长，同时也是饰演“疯子”李志兵老师的师兄，俩人从1985年进入陆德晋剧团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交情。

在李志兵老师接演奎疯子这一角色时，梁老师表示十分担心，怕李老师入戏太深，到时候真成了疯子。

看过电影的人，会觉得路老鹤是整个电影里的“大反派”，身为陆德晋剧团团长的梁春柱老师，演活了戏里精打细算的“路老鹤”，用最细微的动作、最精准的台词将这个人物刻画的让人又爱又恨。

我给梁春柱老师的演技起了几个名词，第一个是“眼神杀”，梁老师的眼神杀跟那些小鲜肉的眼神杀可不一样，小鲜肉的眼神里或许只有柔情，但是俺们梁老师的眼神，确是有万语！

电影里，爱财的他，看到女儿小芬拉来的电动榨油机，眼里是放着光的，待小芬说道这是树满找人拉过来的，路老鹤的眼神一转，不用一句多余的台词，我们就知道他的心思了。

这样的“小眼神儿“在电影里还有很多，再举一个例子，树满折断了自己的笛子，小芬拿着笛子在屋里哭的时候，在门口坐着抽烟的路老鹤，虽然只有一个侧脸，但是眼神里满满的都是戏，心疼夹杂着悔恨、坚定夹杂着犹豫、他心疼小芬、却又不忍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女儿嫁到疯子家做儿媳，也是用一个眼神便道尽了千言万语。

第二个词，是“小动作”，梁老师是个十分会搞“小动作”的人，有一场大戏，支书宣布唱戏的时候，让路老鹤分配，路老鹤在人群中间，从左边走到右边，又从右边走到左边，期间从手势到步伐换了好几个，因为机位是先从台上往台下拍的，过了几天后才拍从台下到台上的角度。

也就意味着演员需要按之前的戏，动作台词都一致再演一遍。

作为场记的我，生怕演员动作台词出错，因为时隔了好几天，我专门在剪辑间录了那天拍的段落，为了方便提醒演员动作。

清楚的记得，梁老师的动作最为复杂，我便在准备拍的时候专门找到梁老师，让他看看视频里面，他那天的表演，以免穿帮。

因为时间紧，梁老师看了一遍说可以了，匆忙赶去化妆了，其实我心里挺没底的，一遍就记住了？

满心疑惑的我，在开拍打完板后，盯着老师的表演，对照着手机视频看，让我没想到的是，梁老师的动作跟台词卡的特别准，拍了几次，一次都没错……等这场戏顺利拍完，我不禁走上去，拍梁老师的马屁，不！

是真心实意的夸奖，梁老师自己也笑了，说没想到自己的这种小动作这么多。

但是不得不承认，多年的晋剧舞台表演经验，他们更懂得节奏，每个动作和台词无疑都在打着节拍，每个动作，每个眼神，都是戏啊！

再来说说，“支书”，饰演“支书”的王春明老师是陆德晋剧团的编导，王春明老师之前曾经可是“文武老生”，说白了就是一团正气，文武都能来！

怪不得王老师演的王支书，正能量满满，看着就是一个正直为民的好官！

支书这个角色，是电影里最为中立，却最为纠结的人物。

他需要站在全局去看待整个事情，想做到这点，必然要做到公正公平，这也为什么是他最为纠结的原因，因为疯子的特殊，他没有办法一碗水端平。

他忘不了王奎生十年前为村里的牺牲、但是又放不下整个村子村民的利益，这个中间确实很难平衡。

王春明老师之所以能演好这样一个角色，除了他本身的晋剧表演功底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外，跟他平时平易近人的性格也是分不开的。

还记得我第一天到组里的时候，王老师就专门给我拿了个烤红薯，王老师边给我边说“尝尝，村子里自己种的，可甜的很，也能暖暖手，想吃了再找我要”，王老师太能看懂人心了，他一眼识破了我就是个吃货，而且红薯不仅能暖手啊！

太暖心了！

从那刻起，我变成了王老师的“小迷妹”（绝对不是为了红薯！

哈哈）之所以给大家举着个例子，就是想让大家体会一下，现在知道为什么王春明老师能演好王支书了吧！

支书这个角色内心的复杂，也被王春明老师表演和拿捏的十分到位，对待喜欢集中闹事的村民们，他是态度强硬的支书，几句经典的台词，在他的嘴里念出来，真让人拍腿解恨！

该硬气的时候硬气——“九亩半就不是讲理的地方！

”该毒舌的时候毒舌——“九亩半我一人给你们一块，让你们闻闻自己的屎尿味！

” 对待全村人和疯子的矛盾，他又是无法牺牲大我，成全小我的支书，他为树满的事情发愁，为分地的事情忧心、为疯子的事情犯难……在奎疯子被压倒在地那场戏，支书站破落的门框下，一个背影就足以让人看了了解他内心的难过了。

电影里，支书的每一声叹气、每皱一次眉头实际上都代表了观众的心声，他是每个人心里道德的标杆，又是每个人对现实无声妥协的真实缩影。

正是有了王春明老师对人物精湛的刻画，才让王支书这个角色如此的深入人心！

最后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吕爱华老师了，她在电影中饰演的是疯子的媳妇“树满娘”，虽然在整部电影里，她只是个配角，但却也能让人过目不忘，吕老师在陆德晋剧团是刀马旦，专演巾帼英雄，提刀骑马、武艺高强的女性，穆桂英就是代表人物。

刀马旦讲究的是人物威严稳重的气质，也是由于出身刀马旦的原因，吕老师将疯子媳妇这个角色演出了独特的魅力，不卑不亢、柔弱的身躯里透着意志的坚强、虽爱恨分明，内心却又柔软细腻。

冬天的拍摄部分，吕老师虽然只有短暂的几个镜头，却在每个眼神和动作里都十分用心。

疯子回家吃饭那场戏，吕老师打掉树满的拿筷子的手，树满放下碗，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充满着张力，动作中带着节奏，不用说一句多余的话，便已经将常年未生活在一起的一家三口的感情表现的如此清晰。

支书上门说送疯子走那场戏，吕老师在叹息中透着颤音，把身体的虚弱、内心的不舍、以及对现实的无奈表演的十分到位，让观众能充分理解人物的内心。

夏天的拍摄部分，吕老师的几场哭戏真的让人跟着痛心，爱女的死，掀开棺材板撒土豆的那场戏，吕老师是真的用力咬了王奎生，被推倒后，撕心裂肺的哭，吕老师的背部都在用力，而且几遍下来，每个表演的点都控制的很好，我在现场看着，都想上去劝她别难么难过了。

一部戏下来，我真的爱上了这个地方，杀青的时候，我哭的稀里哗啦，从开始来的时候，内心充满忐忑，到现在结束了，却怎么也不愿意离开。

在组里的这段生活，如今回忆起来，历历在目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一样，细细想下来，老师们确实为这部戏付出了太多太多…记得李老师为了真实的演出疯子喊口号喊到哑，真的是一遍一遍的把嗓子喊哑了…记得梁老师为了戏的需要，刮掉了他留了几十年的胡子…记得王老师的剧本早已翻的破旧不堪…记得吕老师入戏太深，导演喊停之后仍然抽泣…

（2016年夏，在陆德晋剧团演出的戏台子上，给三位试过发型的老师拍的）艺术来源于民间，这句话，真的不是官话套话，他们就像埋在沙子里的金子，只是之前没人挖掘罢了，但是金子，终归是金子，与他们平时扎实的功底是分不开的，有人说他们幸运被导演发掘，从舞台走上了电影荧幕，导演和制片人也不止一次感叹，这何尝不是我们的幸运呢！

说实话，比起那些天价的小鲜肉，这些老师们的片酬或许都不及小鲜肉的一个零头，但他们确实是真正的好演员，不！

应该说是真正的艺术家！

关于村戏！

有太多话，先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喜欢这部电影，也请大家，记住这些民间艺术家，对他们致于敬意。

最后放一张我们帅导照片！

请大家支持我们的郑大圣导演，支持电影 《村戏》！

看我码了这么多字的份上，小伙伴们多多点赞，多多转发！

谢谢了！

2017年中国电影以“新力量”为关键词，这一概念主要指称近年来出现的一批新的创作力量尤其是70后80后青年导演，既包括商业片导演如路阳、陈思诚等，也包括文艺片作者如忻钰坤、毕赣等，但无论怎样算，其中都不会有郑大圣的名字——这个出生于1968年、出身于演艺世家、接受了最专业的电影教育、在体制内拍摄了诸多影视作品的导演。

郑大圣既不属于第六代，也没挤进新力量，却一直保持着相当独特的精英品味、形式风格追求与题材选择，成为当代中国低成本文艺电影中极特殊的一支创作力量。

最新作品《村戏》将郑大圣的独特风格充分呈现出来，用极为风格化的影像呈现出一场当代中国历史的悲闹剧。

郑大圣确实不太一样，祖父黄佐临、母亲黄蜀芹，90年代分别受教于上戏和芝加哥艺术学院，家庭的正统的艺术熏陶，与专业的先锋的电影／舞台艺术教育相结合，他便奇妙的形成了以传统为先锋、用古典来实验的风格。

郑大圣偏爱戏曲、曲艺、文玩、中国画与历史材料，这一偏爱既在题材选择上表现出来，更在视听语言上显露出来，如《天津闲人》《危城之恋》《王勃之死》《廉吏于成龙》《古玩》等。

《天津闲人》在形式上玩尽花样，将曲艺说书、戏曲表演、元叙事、静态照片融入电影，这些手法很好地配合了影片的嬉闹讽刺主题，尽管时有刻意之感。

郑大圣也曾专注于实验影像／录像艺术的创作，不过最终将这种实验定位于一种电影的跨界融合，尤其是戏曲、话剧、曲艺、民间小戏、杂耍、舞台表演、甚至作为静态空间艺术的美术和摄影等，与电影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电影的实验影像风格。

这一点在《村戏》中得到了更为圆熟的表现。

《村戏》讲述了1982年包产到户政策下一个北方村庄在过年前排老戏和分地的故事，影片在表层故事之下，还包裹了一个十年前奎疯子因保护公有财产而误害了女儿的故事。

郑大圣偏爱黑白用色，《村戏》用黑白影像表现排戏分地的表层故事，而当电影进入中间部分里层故事显露出来时，彩色出现，但却只保留了红绿两种颜色，其余仍是黑白，在对比之下，人脸呈现死灰色，尤其是奎疯子探头看向女儿棺材时的特写脸，死灰色将人物内心的绝望充分展现。

《村戏》的影像极端形式化，大量的非常规构图，非常规角度，如广角变形、特写、大特写、大浅焦、仰角、闪回等，极为大胆，甚至有炫技之感。

导演做到精准的场面调度、演员走位如舞台演出一样准确。

《村戏》融入了大量传统戏曲元素，因为故事讲述村民排演老戏，故呈现许多排练、唱戏、走台的情节，同时这种戏剧表演感被带入整部影片，大量非自然光、顶光，加重了舞台感，扮演奎疯子的演员李志兵表演非常精彩，用一种舞台式的带有凝滞之感的表情来承担特写镜头。

影片有一段被交口称赞的戏中戏段落，奎疯子唱《钟馗打鬼》，固定长镜头，演员在一个略显狭长的屋子里表演，走位、表情与摄影机完美匹配。

戏曲动作表演为郑大圣的电影增添了一种舞台感、仪式感，但这种戏曲元素的运用、民间趣味的点染，说到底并不是真正的民间性，而是一种精英和高雅的趣味选择。

在经由电影的再媒介（remediation），戏曲元素带来的身体动作表情在大特写、仰拍俯拍、摄影机运动之下，奇妙的产生了一种古希腊悲剧式的形式感，演员的定格特写充满了一种古典的雕塑感，正符合德勒兹所谓的情动－影像（affect－image）。

郑大圣的不一样还表现在他执着于对中国历史的开掘，这与当代诸多文艺片的路径非常不同。

从第六代开始，独立电影／艺术电影就善于表现个人心灵探索、边缘人、底层生活、少数人生活、叙事迷宫等，郑大圣的影片却一直饱含对20世纪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讲述和反思，这种历史反思有点第五甚至第四代电影人的意味，如《天津闲人》和《蚀》五部曲。

《村戏》则更是直接表现中国当代史中的核心议题——集体主义及其解体，具有非常强烈、尖锐的反思批判色彩。

《村戏》使得中国当下正处在良好发展状态中的文艺片走出个人性叙述，而进入到历史、民族、政治的厚重土壤中。

将《村戏》的两层故事还原，影片讲述了文革时期民兵队长因制止小女儿偷吃集体地里的花生而误使其呛死，又被强迫推举为保护集体财产的英雄使得村民领得救济粮，后来他发疯，占据肥沃的九亩半花生地，十年后，农村土地改革实行包产到户进行分地，以老鹤为代表的村民明争暗斗希望分到“九亩半”，最终将奎疯子送入精神病院。

影片剪辑闪回穿插极频繁，带入一种悬疑感，在表层现实故事的热闹进行中逐渐揭露出惊人的内核。

排戏《打金枝》是最表层，掩盖分地这一真正重要的事，而分地最终揭开了最内层历史的疮疤。

影片叙事精巧，当谜底真正展开时，触目惊心。

电影如钉子般楔入历史痛处，揭示从文革极端集体主义到联产承包个人利益兴起之间的悲闹剧。

在影片的表层故事中，村民们并不顾忌自己的私心显露，排戏分地，闹剧连连，为了争抢“九亩半”，曾与奎疯子是好兄弟的路老鹤甚至故意刺激其发病而将其送进精神病院。

这是1982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土地经济实行重大改革，进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包产到户。

这背后是个体私利被正视，个人主义思想兴起，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由公到私的历史转折时期。

但影片内里却隐藏了另一个与之相反的故事。

文革极端集体主义扭曲人性，奎叔为了集体财产误伤女儿，却被强迫表彰为英雄，在台上发表控诉“敌人”的演说，最终发疯。

在这个故事里，个人利益与情感被僵化的集体和国家无情蔑视，产生悲剧。

影片的精彩就在于展现出这表里两个故事之间的内在关联，选取了历史转折的缝隙，同时暴露出两个时代的内在症候。

奎疯子被那个极端集体主义的时代所伤害，如今历史临界，转折到来，集体主义被搁置、反思，个人作为新的主体重新出现在社会舞台，但问题的是，奎疯子并未因此而获得补偿，相反，却迎来更大的伤害。

影片展现私利泛起，村民们人人想要确立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除了小芬没人想到奎疯子的利益，没人想到补偿这个被过去历史戕害的人。

新时期反思文革和极端集体主义，历史走向天平的另一侧，但恰恰是这个极端集体主义、文革历史的受害者，并没有在新的个人主义的时期获得个人的主体性。

奎疯子仿佛是那个极端集体主义时代的余物（他行军礼、喊口号，被村民笑话），为前一个时代所伤害，却也为后一个时代所不容。

影片的批判主题是相当深刻的。

《村戏》立意深刻，以寓言式的戏剧冲突，揭示出一个中国当代史的根本难题——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与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之间的悖论。

影片刻画的是1982年一个北方村庄里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在更广阔和上层的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是思想解放、伤痕反思、潘晓“人生意义”大讨论，乃至于九十年代中后期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电影故事里是生动鲜活的具体人物和充满偶然性的事件，但由此呈现出这个时代最内在的问题。

在当下思想史学界和文学界，有不少对当代史进行重新思考的重要成果，但在电影表现中则少之又少，商业片自然不该多要求，但文艺片总是局限在各种边缘叙事，不去回答历史和时代的核心问题，则是让人遗憾的。

因此，《村戏》的表达方向是特别宝贵的。

“分田了，农民就幸福了” ，那为什么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小农社会就是“人吃人”？

而现在农民的社会地位比这些败类抨击的那个时代高了还是低了？

1.看到揭开所谓发疯的原因的时候，我的内心只有一个流汗黄豆。

都2017年了还搁这编这种“那是一个践踏亲情和美好的年代”这种河殇派陈年老段子呢，就算是张口就来、颠倒黑白，能不能有点新意啊。

“女儿在田里偷刨花生吃呛死，父亲在集体的压力下把女儿污蔑成贼，上演所谓大义灭亲，从而成为先进分子使村集体得到救济粮”这种NT情节是人能想出来的？

我都不说别的了，在没发生饥荒的时候，吃的那叫“返销粮”不叫“救济粮”。

救济粮也根本不是靠一张破奖状得到的。

2.不看这个情节，村民盼着分地甚至村支书要主动争取分地的试点资格是个很搞笑的情节，更加印证了作者根本不了解分田单干的具体运作过程（分田的指令是空降的，根本不是自下而上的，大多数村民既不会盼着XX，也不会厌恶XX），经典的河殇派意淫环节。

要说是安徽这种gongshe运作比较失败的地方，盼着分地还说的过去，然而华北的很多gongshe干部都会在分田的上级强行推广时故意躲起来以阻止分田。

而且疯子占的那块肥田按照分田的方针根本不可能单独包给谁，而是会拆成小块分给很多家，分田不止要面积公平，还要质量公平。

设计出这种情节只能说明作者的无知。

3.从镜头和剪辑的角度，技术水平也非常三流。

总结：老套得不能再老套的河殇派电影。

中国人的传统是，开年要唱大戏。

热热闹闹，气势恢弘。

所以，大象开年推出的首部百城首映礼作品当然必须是一部重量级的“大戏”：郑大圣导演的《村戏》！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为《村戏》举办百城首映礼，老朋友们可以拉到文末，点击“阅读原文”，发起首映礼。

“大戏”者，首先因其格局宏大，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

其次，因观众对其期待已久。

自去年亮相上海电影节开始，就不断有人询问《村戏》何时可以上映。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用这样一部作品来观照和反思改变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那段历史，可谓“适逢其会”。

《村戏》改编自《贾大山小说精选集》，背景设定在上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将启动，一个北方村庄的村民准备为新年排演一出《打金枝》的戏剧，与此同时，承包分地的消息也被扩散出去，人人开始躁动。

于是，“剧场小戏、村庄闹戏与时代大戏交相上映，集体主义、大公无私与人情世故、利欲之争交替登场”，（@江海一蓑翁）共同演绎出一场小村庄的家国大戏。

“可能是今年（2017年）最好的华语电影之一”@澎湃“难得的鲁迅式的电影”@总忘事儿“黑色幽默，荒诞，用尤内斯库的话来说就是‘悲剧性的闹剧’”@导演秦晓宇从金鸡奖到金马奖，从平遥国际影展到塔林黑夜国际电影节，《村戏》口碑一路高企。

2017年12月30日，《村戏》全国首映礼在北京举行，能够容纳364人的放映厅座无虚席，极少出席电影首映礼的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戴爷”戴锦华到场观影，并给出高度评价：《村戏》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的结合！

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上世纪80年代的历史题材电影？

导演郑大圣说这源自于他的个人焦虑：“因为三四十年以前不远也不近，我们知道个大概，但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好多东西是模糊的，大概知道，但是无从知道。

如果知道的人不说，不描述，不讨论，那某一个阶段的历史就“不存在”了。

我为此而感到焦虑。

出身于电影世家、毕业于以先锋和实验闻名的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导演郑大圣，可能是中国当代导演中的“另类”。

他远离商业电影，从不追赶潮流，也不像一般独立电影导演那样紧盯现实，《王勃之死》、《古玩》、《天津闲人》、《危城之恋》、《廉吏于成龙》等电影，无一不取材于历史。

为何他对历史题材有这样的“执念”？

他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背后又融入了怎样的现实表达？

相信看过下面这段演讲之后，你自会找到答案。

（点击链接可以查看演讲文字整理：看完这场演讲，你一定会对这位导演隔屏致敬？

）我们首先要“知道”（历史），我们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才有准备进入未来。

”不为名利所动，不为热点所扰，专注于开掘历史和人性，也许只有这样的一个“佛系”导演，才能拍出《村戏》这样的作品。

影片的表层故事是排戏，叙事的推动力是角色分配产生的矛盾，但故事的内核则指向因分地产生的利益分配，并用闪回的方式揭开了一段尘封十年的悲剧。

故事的主人公奎生，就像一个男版的“祥林嫂”，他是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

十年前，他在村民们的道德感召和胁迫下“大义灭亲”，成了众人口中维护集体财产的“英雄”民兵连长；十年后，他成了众人疏远的“疯子”，当新一轮的利益分配因他而陷入僵局，儿子、妻子、曾经的领导、多年的好友以及那些曾受过他恩惠的村民，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看过电影之后，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是一个荒唐年代里发生的悲剧故事，是集体主义对个体尊严的无情碾压。

奔腾向前的历史车轮之下，向来铺满了被碾落成泥的卑微个体。

这个面相呈现了历史的残酷。

但如果拉下历史的幕布，当历史成为历史，类似的悲剧就不会重演了吗？

有95后的观众说，我们公司就是这样的。

有00后的观众说，虽然这个故事的背景我完全不熟悉，但我们班级就是这样的。

影片在国外展映时，有观众说，虽然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中国发生了什么，但是观影过程中一点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因为我看到了一群人对一个人做了什么。

加缪说，“造成一出悲剧的，是里头那些互相抗衡的力量，每一个都同样地正当，都有权利活下去”。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所以悲剧随时可能重演。

因为人性的惨淡荒芜。

这才是这个故事让人细思恐极的真正面相。

历史背景不过是舞台的幕布。

“在我们这个渐渐娱乐至上的时代里，《村戏》的意义不止于是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疯狂的人，疯狂的历史，已经永远被关进精神病院了吗？

或者冷漠将意味着个体的孤立，遗忘将意味着重蹈的危险？

”（@影评人苏七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这样的电影值得被历史铭记，也应该在历史的任何时刻闪耀，因为这是个永不过时的故事，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SleepWalker）走过台湾、柏林、圣地亚哥、爱沙尼亚以及国内的多个影展，经过大象点映全国11个城市数百名资深发起人的鉴片，《村戏》终于迎来了和广大影迷朋友见面的机会！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为《村戏》举办百城首映礼，把这部有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年度佳作带到大银幕。

目前深焦、影视工业网、笔稿、即刻app、拙见、MOVIE木卫、关灯拆电影、巴塞电影、导筒、今日影评、吴晓波频道、民谣与诗、工人日报、界面新闻、凤凰网文化、奇遇电影、看电影、全球精彩电影、映画台湾、独立鱼电影、迷影网、龙斌大话电影、看电影看到死、青年电影手册、澎湃、新民晚报等多家机构和自媒体已经确定加入支持。

前天下午，40余位大象资深发起人已经优先获得了当地的首映礼举办权。

其中，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济南、天津、沈阳、银川、宁波、金华、扬州、南昌、郑州、大连、泉州、怀化、宝鸡、泰州、信阳、临沂、海口21座城市的首映礼观众报名链接已出。

扫描下面二维码即可抢票：

广州、福州、长沙、成都、太原、石家庄、长治、中山、淮安、平湖、青岛等城市的首映礼链接，也即将推出。

按照计划，导演郑大圣将到南京、上海（3月10日上海千人特映会）、深圳、广州等几个城市的首映礼现场交流，讲述他对历史的理解、现实的感悟以及对影片的深层解读。

观影指南如果你是：在喧闹的春节档结束之后，想安静欣赏好电影的影迷关注历史，喜欢阅读和思考的人看不惯其他观众屏摄、吃东西、讲电话，不满影院随意掐片尾开灯，尊重观影礼仪的影迷想跟着大象看更多好电影的影迷你将有机会：第一时间看到这部影评榜单中的“2017年度最佳华语电影”欣赏一个题材深刻的人性故事，重温一段被尘封的历史，在荒诞之中感受历史的悲情，重新审视现在与未来置身于纯粹的观影环境欣赏这个故事，并有机会和导演在线交流如果你想成为发起人，请长按识别下面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报名：

我们将从每座城市的报名者中遴选出最能胜任的发起人，作为大象点映指定的首映礼举办者。

发起人需要符合以下要求：首先，你需要有足够的热情和能力在自己的城市办一场高品质的首映礼——至少能召集到100200位真正对的观众。

此外，如果你还有一些加分项，比如在一些电影、历史或者文化、阅读类的社群里一呼百应，有丰富的活动组织经验，有相关的媒体宣传渠道、影评人资源，请务必在“自荐理由”里郑重告诉我们，这会成为我们判断的重要指标。

每场首映礼都将获得：与电影主创线上交流的机会一份有诚意的活动经费一份神秘的电影定制纪念品《村戏》百城志愿推广人计划为了答谢大象能量和热情爆棚的超级发起人们，此次特地推出“《村戏》百城志愿推广人”计划，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推广人将列入影片片尾字幕，给予特别鸣谢。

1、自己发起或者推荐接力发起《村戏》点映达10场者；2、点映场次报名观众总数达到1000人者；欢迎大家大胆挑战、踊跃报名！

你还可以看：戴锦华评《村戏》：即使我们处在人可以做人的年代，也随时可能触动集体的恶看完这场演讲，你一定会对这位导演隔屏致敬如果你喜欢历史题材，你可能还会对这部电影感兴趣：

欢迎合作点映咨询：九月13916240749（微信）影院合作：赖南虎lnhtiger（微信）片源合作：李国栋guodong20161314（微信）媒体、平台合作：肖副球18620602605（微信）

“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 剧透分界线

电影《村戏》海报1982年，临近春节，村子里的各家各户都在期待一件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因为这样大家就可以分掉奎疯子的那九亩半地了。

这九亩半地啊，地方大，离水源也近，是块好地，人们垂涎这块地有十多年了（总之年数不少）。

那为何人们到1982年才可以分掉这块地呢？

1982年前，国家实行人民公社制，所有的地都属于国家，没有个人之分，大家的获得都是人民公社平均分配。

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每个人都可以分到他自己的一块地，自己管理，播种，收货，只需把需要交的粮食交上，其余多的就全归个人。

（这就有了个体之分，而不是平均分配）奎疯子是谁？

是王奎生。

为什么疯了？

这就又涉及了电影里另外一条时间线的事情。

1970年，王奎生还没有疯，不仅没疯，居然还是人们口中的”学习榜样“。

60年代和70年代初，国内大部分闹饥荒，很多人去偷地里的作物，花生，玉米，但凡能吃的都去偷吃，但在那时，这些地都是属于公家的啊，属于国家的。

自然是有人去管理，去捉这些”小偷“。

王奎生就是这种人，肩负着公社赋予他的使命。

没疯之前的王奎生一天，一群小孩子去王奎生管的那片花生地去偷吃，其中包括他的儿子树满和女儿彩云。

王奎生驱赶着这些小孩子，只有一个小孩还在留在那里，吃花生。

就是他的女儿——彩云。

这时的树满和彩云还是小孩子。

王奎生见女儿不跑，就要求把女儿吃的花生吐出来。

女儿自然不愿意，奎生一把将彩云的脚拎起来，想把彩云口中的花生给抖出来。

可没成想，这样一拎，彩云被口中的花生给噎死了。

树满在一旁看着自己的妹妹如何去世。

王奎生也没料到，女儿会死的这么突然，而且是因为自己而死的。

他十分自责，曾一度想过自杀，举着枪向自己下巴瞄准，可看了看树满，就想把手中的枪递给树满，想让仅仅还是小孩子的树满了结自己。

树满没有接，但枪在十多年后还是开了。

村中的村民听见这种事，就有人出了点子：把王奎生作为保护公有财产的榜样向上级汇报上去，做演讲，自然也就会得到进步奖，村子就能得到一年的救济粮。

村支书听了后没吭气，但其他村民纷纷这样说，起初王奎生不同意，觉得太过分。

但随后村民的一句让他放下了心中的顾虑：”只不过一个演讲而已，没事的，而且你是造福全村子啊。

“王奎生随后就拿着别人的稿子，在所有村民前，在县领导前演讲。

”即使是半颗花生米，那也是公有的，她就是偷，她就是贼！

“台上台下掌声不断，也有不少记者在为他拍照。

吃油不吃花生，吃花生不吃油可是为何孩子要去偷花生呢，家里的粮食全给了顶梁柱，孩子饿怕了，彩云家太听家里父母的话，都会忍着挨饿给父亲留着食物，自己乖乖听话，也不偷吃。

在彩云入土时，王奎生手上一把灰，不顾家人的阻挠，抹在了彩云尸体的脸上，因为这样人死后魂魄就回不来了。

王奎生对彩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彩云，别投胎回来了“。

回到1982年的时间线。

村书记 书记还是原来那个书记，他对村民们十分头疼，马上就要分地，但家家都想要奎疯子的”九亩半“。

他也知道奎疯子为何变疯，很对不起他们一家人。

凑巧，上级领导要求这个村子拍戏，还指定是《打金枝》。

原来领导们之前看过这村里的树满和小芬演过戏，觉得郎才女貌，很适合过年氛围。

树满就是奎疯子的儿子。

原来叫”白小“，但王奎生疯了后，大家都叫他”疯小“。

村支书想，如果树满能够演好戏，那么那九亩半就可以还继续分给奎疯子。

然后还能将树满和小芬凑成一对。

（两人本身就两情相悦）村里有个戏篓子，人称”老鹤“，所有的戏都要他导练。

小芬就是老鹤的女儿，可老鹤不支持把女儿嫁给树满，因为树满的父亲是奎疯子，而且母亲一直身体也不好，更不会种地。

老鹤更想让小芬嫁给村里另外一个体格壮实，生性老实的志刚。

所以想让志刚和小芬去演《打金枝》。

小芬哪能愿意，于是书记出了个主意，搞一台电动榨油机，说是树满搞来的，送给老鹤，这样就可以让老鹤同意了。

但老鹤不吃这一套。

还是想让志刚去演戏。

老鹤一直口上说着不想要那九亩半地，但他其实是最想要那地的人。

他和志刚有约定，老鹤出点子让志刚分到地，志刚出力，九亩地种的作物老鹤也能得到一部分。

（如果志刚去演戏演的好会受到领导的表扬，这样就可以理所应当的分到最好的地——九亩半。

奎疯子年年都在那九亩半种花生，但村民们年年都去那九亩半偷花生，于是”奎疯子“就疯了起来，拿着枪向偷花生的村民开枪。

只有小芬对奎疯子很友善，每次见他疯，就拿一把花生还给王奎生，王奎生就不疯了。

老鹤一直认为女儿心肠太好，还不如早点嫁给志刚。

小芬很是不情愿，还是想让树满去演戏，于是书记去找老鹤商量，最后：村里的那台电动榨油机分给老鹤，九亩半分给志刚，才肯让树满去演戏。

书记说：”这样也好，小芬和树满会有机会去到县里的文艺团发展。

“可当小芬去把好消息给树满说的时候，树满居然拒绝了，他说他心里没底，不会唱老戏。

小芬一听，一气之下也拒绝了演戏。

村支书只好找村里的老同志去演习，但没人的心思在演习上，都不停的打探着分地的事。

一直不停对书记说：我们要民主！

”村书记只好答应九亩半分掉的事情。

一天，奎疯子去村里找回被偷的花生，不断的在村里”疯“。

树满抢过他的枪，毫不犹豫的开了枪。

奎疯子没死，是因为树满把枪抬高了一仗，只是开了枪吓奎疯子。

这一枪算是把奎疯子弄醒了。

他回到家里吃饭{奎疯子一直住在九亩半上的窑}，也能听懂别人说话了。

他也知道了一直对自己好的女孩叫小芬。

村书记和老鹤知道这事要小芬把奎疯子叫来看看。

老鹤让村书记和奎疯子唱一曲《钟馗打鬼》看看。

原来这《钟馗打鬼》是年轻时王奎生最会唱的。

屋里只有村书记和奎疯子二人。

村书记不断敲打着节拍，奎疯子不断接着台词，就连村书记敲错了半个节拍他都知道。

唱《钟馗打鬼》书记这时知道王奎生的人性还有一丝尚存。

于是在唱完戏后，说了句：“钟馗打的不是鬼，而是他的闺女”这一下子，让奎疯子彻底失了智，彻彻底底的疯了。

村里人都见奎疯子真的疯了，声讨村书记把他送往精神病院。

村书记这次同意了，晚上去说服树满和那体弱多病的母亲。

母亲说：“送吧，这样树满就好找个闺女娶了。

”书记说道，只要你们不拦，就有人把他绑起来。

第二天奎疯子，只要一见到女童，就会跑过去抱起来，

看见这一幕真的很心酸村民借此为由将奎疯子绑了起来，小芬也在不停的阻挠。

在绑起来时，奎疯子说了句：书记，快保护花生！

“书记只是在一旁看着，没有像过去一样保护奎疯子，这次，他什么也没干，只是在一旁看着。

直到奎疯子上了去往精神病院的车，小芬跟了上去，她不懂村里人为何这样对待奎叔。

这时奎疯子，一直不断颤抖，有话说不出。

最后，带着哭腔的说出：彩云，回来吧，爹给你洗脸。

”

村戏结束了。

每户每家都分到了地。

电影戛然而止。

奎疯子怎么了。

小芬到最后究竟嫁给了谁，我们都不知道。

电影两条时间线，为了便于分清，导演把1982的线做成全黑白，而1970的线做成有绿色和红色。

（黑白色更能体现人性的思考，例如《罗马》，《辛德勒的名单》）导演在拍摄演讲时的镜头用了鱼眼镜头（广角的一种），拍摄出的感觉会产生扭曲的感受，用来表现事情都荒谬。

电影没有一个像《一秒钟》那样莫名其妙的和睦大团圆（主要one second删减了）最能庆幸的是，我们还能看到这样的农村电影，关于那个年代的荒诞。

王奎生的疯责任有自己的一部分，但村民们无辜吗？

不无辜，“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

奎疯子的女儿——彩云个人觉得村民的责任更大，在需要王奎生时利用，在无用时抛弃。

其实现在社会也是这样，表面和气实际互相利用，每次的送礼探望都是为了以后的利用。

说实话，我还有些羡慕以前那质朴的农村环境，没有勾心斗角，大家互帮互助，觉得一个村子的都是一家人。

可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道路，但起码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吸取教训，做好自己，把这条道路不断趋近于完美。

今天是第一次参加大象点映的活动，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电影是在南京卢米埃影院小放映厅放映，影院可以坐80人左右，大象点映的活动成功召集的人数是60人，这对于有些看起来热映的电影，其实每场坐的人并不多的影院来说，影院应该很喜欢我们这样包场的形式。

很喜欢大象点映的形式，最后还加了讨论环节。

有些电影，其实并不是缺少观众，而是很多观众其实看不到。

在这个大片当道的年代，可以想象，能看到一部反映社会各种阶层生活状态的小众电影是多么不容易。

这次看的影片叫做《村戏》，原著作者贾大山也是影响习总书记一生的人，总书记曾经写过《忆大山》怀念他。

这是一部获过奖，但是很小众的一部电影，反映的是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推广实施时，这项政策包括分田到户、多劳多得等新举措，对于农民来说，以前都是交给集体，这次新政最大的改变也就是一半交给集体，一半留给自己，农户亩产越高，留给自己的余粮也就越多。

我们这个年纪，或许难以体会到那个时候的故事，可看到这部影片，心中却有很多感触却如鲠在喉。

影片中王奎生是主角，现实中的他是疯子，曾经的民兵生产队队长；王树满是他的儿子，一直不待见自己的父亲；路老鹤，“戏篓子”，本剧的线索“村戏”因为他的组织开始；路小芬，“戏篓子”的女儿，本片的女主角，也中唯一一位对疯子存在好感的角色，王树满恋人。

影片的开头，奎生在那9亩半的田里一遍遍地撒着花生。

花生是本片的另一条线索。

10年前，奎生还没有疯，奎生的女儿和儿子与一群小伙伴们偷吃自己地里的花生，奎生发现后，儿子与小伙伴们逃走，女儿独自一人继续在花生地里偷吃，被正在气头上的奎生一巴掌打倒在田地里，也因此被满嘴花生噎着，再也没有醒过来。

奎生在村支书的劝说下，将自己无意识的失手打死女儿被标榜成惩处偷盗粮食的行为，在奖励大会上，他说坚决惩处把个人利益凌驾于集体利益之上的行为，每一片田，每一颗花生都要无偿奉献给集体。

他被组织评为民兵生产连连长，村里也因此得到很多奖励粮，奎生也因此得到那全村最好的靠近灌溉渠9亩半的田。

女儿即将入葬，奎生忍着泪对棺中的女儿说，永远别投胎回到这个世上。

多年后，奎生疯了，他视花生入命，在看到大家都将花生运入路老鹤家榨油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的去抢，甚至将每次抢花生都当做一场战斗。

所有人都以为他彻底的疯了，所有人都不理解他的行为。

与此同时，村里面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村里准备开始落实分田到户，疯子的9亩半开始被人惦记。

村里面为了迎合县领导，也开始排练《打金枝》样板戏。

村里面为了选角也伤透了脑筋。

一直关心奎生的小芬发现其实奎生并不疯，能够听懂她的话，也能够回答。

在热心肠的小芬的举荐下，路老鹤打节拍，奎生开始表演。

影片用一段长镜头展示了奎生的表演功底。

可表演结束路老鹤的一句：这段钟馗捉鬼，这个鬼不是别人，其实就是自己的女儿。

疯子再一次疯疯癫癫的逃跑。

为了疯子的田能顺利分出去，村支书决定将奎生送到县精神病院，奎生被捆的结结实实，在人群的喧嚣声中，疯子喊：村长，保护好你的花生。

在去往县精神病院的车上，只有小芬陪伴，疯子望着窗外，和当初看着女儿一样，泪眼婆娑的说，女儿，回来吧。

在看完这部影片，我也回味了一遍宁浩的《香火》。

两部影片时代不同，但是都有一个主题，就是集体无意识。

《香火》中主角信仰的是佛，《村戏》中主角信仰的是集体。

这也是本次影片放映结束后，影片讨论的重点。

影片中还有很多很多细节，比如奎生的妻子把大大的馒头和稀饭放在桌子上，女儿眼巴巴的看着，可等来的，却是妈妈的那句，这是爸爸吃的，他吃了还要下地劳作挣工分，我们才有饭吃；比如，奎生的那段钟馗捉鬼表演，比如奎生匍匐前进，举枪瞄准，把花生榨油的地方当做一个战场；比如奎生抢了花生和儿子对峙，儿子一把夺过他的枪，毫不犹豫向天开枪，像是对老天的抱怨。

其实，所谓的集体无意识，正如导演所说，影片里没有一个人有错，但也没有一个人无辜。

10年前，因为集体至上，奎生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宁愿儿女家人吃不饱，就算过失伤人丢掉女儿，也要积极为集体贡献力量。

10年后，因为集体至上，奎生依旧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宁愿内心摆脱不了女儿蒙冤离世的悲怨，也要捍卫那集体的象征“花生”。

同样是政治大戏，这场村戏就如10年前的表彰大会，曾经的表彰大会他是主角，是英雄，现在的村戏他是疯子，被逐出小村。

集体无意识，让他一无所有，没有一个人理解他内心的苦痛，包括他的家人，除了小芬，那个住在他内心的儿女。

如果女儿还在，她一定就如小芬那样大了。

10年前，他对棺中的女儿说，永远别投胎回到这个世上。

他是做好了誓死捍卫集体荣誉的准备。

10年后，他说，回来吧，女儿。

他是做好了与这个虚伪的集体告别的准备。

2017年12月30日，大象点映联合拙见，在北京CGV星星影城，举办电影《村戏》全国首映礼，用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跨年。

2017年12月30日，大象点映联合拙见，在北京CGV星星影城，举办电影《村戏》全国首映礼，用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跨年，郑大圣导演，著名影视文化学者戴锦华，评论家、导演秦晓宇到场交流，同时和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一起宣布：2018年3月17日，《村戏》将在全国启动百城首映礼。

下面是对谈实录。

奎生像男祥林嫂，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秦晓宇：大家好，我是秦晓宇，欢迎大家参加由大象点映和拙见共同主办的《村戏》首映礼，很高兴跟朋友们一起用好电影跨年。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我觉得我们需要像《村戏》这样一部有历史感和现实深度的电影作品，来观照和反思那个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起点。

《村戏》里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一个宣扬大公无私、却往往因公废私的年代正在结束，而个人的能动性、主体性被唤起，甚至私欲也急遽膨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一个时代正开始到来。

我们知道，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一方面在经济生产上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另一方面在文化生活上打破禁锢，比如不再提破四旧，老戏又可以重新唱了，这些就是这部影片所表现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家国大戏。

影片的主人公王奎生，有点像个男祥林嫂，一个即使疯了也依然活在冷战意识形态和创伤记忆里的悲剧人物。

他曾两次被逼疯，一次是文革中的一桩人伦惨剧，却被包装成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先进事迹；一次是包产到户时期，他被路老鹤出于承包那九亩半的私心，用一句恶毒的话又给逼疯了。

疯了的奎生俨然就是映照这两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关于《村戏》有太多话题可以探讨，所以今天我们邀请了影片的导演郑大圣，还有我特别钦佩的一位学者江湖人称戴爷的戴锦华老师跟大家交流。

有请两位。

我知道戴老师是50年代生人，经历了那样一个集体主义的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也正是戴老师的芳华岁月。

所以看完这部影片，您有什么自己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戴锦华：我其实很不习惯刚看完电影就发言，这个时候我就是个普通观众，受到电影整体的冲击，整个情绪状态还在影片的状态中。

在整个电影中，我更喜欢它的现在时的层面，就是这个联产承包的时刻。

很不好意思，我没看过小说原作，我想知道这个背景是原作提供的，还是大圣特别强化的排一出戏和分地？

还有就是年轻人的爱情，中年人的谋划和历史，被显影为另一种色彩，我非常喜欢。

其实我想先听大圣说说，他为什么要全片黑白，然后浅焦浅到这个份上？

而且历史那个场景，你是用什么工艺做的？

我想先听大圣说说。

郑大圣：拍成黑白是我从剧本阶段就一早想好的。

因为故事的背景是在三四十年以前，这个不远不近的距离我觉得黑白影像很合适。

而且黑白比较单纯纯粹，它没有那么多的颜色惑乱眼睛。

对我来说有一个不远也不近、正好的距离，黑白影像从视觉上可以提供这个感觉给我。

当然还有一个实际原因，我们在太行山里头拍片，北方到了冬天之后没有什么色彩，没有色调是很难看的，这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

至于红和绿是我们后期做的一个单色抽取，只留了红和绿，其他的景物和人的皮肤还保留在黑白灰上面。

红和绿的原因是我模模糊糊的视觉记忆。

就是那个时间段，就那两色是色，我的视觉记忆里几乎没有其他颜色。

关于浅焦，在描述男主角疯子主观化感受的几处，我们用了蛇腹镜头，造成了光轴的随机偏移，景深平面会有即兴的模糊，不完全是能预先设计的。

悲剧性的闹剧秦晓宇：大圣刚刚说到这部电影的影像风格，我自己在观影时有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就是一方面伴随着一个资本化、好莱坞化的一个发展趋势，农村故事乡村题材已经很少走上大银幕了；另一方面我们的很多影片表现乡村题材的方式又比较简单、常规。

要么是一个比较现实主义的方法，用一种纪录片化的方式，比较写实的方式去处理乡村的故事；要么是带一些田园牧歌的浪漫主义表达；又或者是两者的结合。

在这部电影中，我个人感觉有一种强烈的表现主义的东西，有一种黑色幽默甚至荒诞戏剧的东西，甚至用尤内斯库的一句话来说“悲剧性的闹剧”，大圣把那种戏剧和疯癫的因素融在了一个很沉重的故事里面，因而让这个故事很好看，整个看下来一点也不闷，这是我最大的一个观影感受。

不知道戴老师对您刚才说到的影像风格和主题表达的手法层面上是怎么看的？

《村戏》放在中国乡村电影的序列当中，它的意义和特点又是什么？

戴锦华：这是我对这部影片非常感兴趣的一点，我觉得也是处理得非常有特点的地方。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们如何在中国银幕上再现中国乡村。

至少在户籍的意义上，中国的农民有79亿，是绝对的多数，但是我们在大银幕上完全看不到他们的生活。

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的银幕，我们的摄影机还要不要朝向这个中国的多数。

另外，今天在全世界范围之内，苦难无所不在，但是讲述苦难的可能性在无限缩小。

就是因为人们不再接受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去呈现苦难，其实准确的说，不是不接受，是你可以这么表现，你这么表现完了以后，大家不感动。

大家好像都知道，苦难在那里，然后又怎么样，所以就变成了一个我们如何表现社会的问题，边缘、苦难中的人，而同时让人可以感知到他们。

所以，每一次把镜头朝向中国的现实、边缘、底层或者乡村的时候，我们同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用什么语言来讲述这个故事。

我觉得大圣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浅焦如此的突出，使我就会接收到也许不是你想传达的信息，当我们今天望向此前的中国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纵深，就是我们无法拥有一个比较长的、清晰的视野去看待它。

我在看的时候有时会有焦虑，就是因为只有极近景是清晰的。

一开始第一场戏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就是光的感觉，和剥花生剥出烟尘的那种质感和那种美，表现出来特别有力量。

但是到后面，有一两次的时候我就会有焦虑，我想看清楚但是我看不清楚，我就感觉它同时传递出了一种我们望向历史时的感觉。

而且我也时常感觉到所谓伴随中国崛起，中国的历史纵深是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出来的，这个纵深变成上下五千年的，一个悠长的纵深，但是反而远的是清晰的，而近的是含糊的。

我对于我心里的历史，和在座的朋友们，某种程度上也是养育了他们的父母，或养育了他们的历史，我们却不能体认，不能够进入，用科幻小说的一个词——“雾障”，就是我们做时间旅行返回过去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是白色的不可穿透的。

我觉得这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有社会政治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还有情感的。

所以我对电影中关于历史的段落有一点点不满足，这个可能就是亲历者和非亲历者的不同。

今天在我们的印象中那个时代只有两种颜色，但是在我的感受当中，那个时代最重要的颜色可能是蓝色。

所以，西方人管我们叫“蓝色的蚂蚁”，就是各种蓝色的工装形成的颜色，相反不是绿军装和红旗所形成的颜色，这两个颜色是非常短暂的时期的主要的颜色。

当然这无所谓正误，我只是说一种进入和想象历史的方式。

原作和你的把握当中有，可是我希望有更多的体察介入。

因为这原本就是一个偶然所造成的悲剧。

他拼命守住花生，这是那个时代（赋予他的使命），但是让女儿把那颗花生吐出来，最后把孩子呛死了，这件事其实是个偶然，就是在任何的历史当中都可能发生的。

但是这个偶然被用作全村人得到救济粮的英雄事迹，等于全村人都出卖了他。

这个故事其实是他多次被出卖的一个故事，在不同的时间段，被不同的人，为了不同的目的所出卖的一个故事。

这个层面的体认和我们关于那个时代的，现在已经定性化的关于那个时代的想象之间，其实我就希望有更丰富的层次。

不过，不是说那段历史被表现得有点简单，而是说，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所谓“疯子才是智者”的立论，某种意义上，疯子才是社会良知的代表，疯子就像是受难者一样，就是不断被时代牺牲的这样一种认知当中。

我觉得这样有点简单，因为奎生也是一个农民，他也不是一个军人，他也不是一个受到特别感召和教育的一个角色，现在他的感觉也简单单纯了。

还有就是我们尝试去触碰那些不可介入的历史时段的努力，我觉得也有点简单了。

这是我小小的不如意。

因为就是刚开始他出现的时候我会特别震撼，但是到最后的时候会觉得有一些我期待的层次没有充分出现。

秦晓宇：刚刚戴老师说到历史的纵深，我觉得里面的古戏楼是更加有年代感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一个革命的年代。

上面有破四旧的标语，“破四旧，立四新”，这么一个新时代叠加上去的东西，就传达出了这种历史沧桑感。

另外这部电影演员的选择，我个人觉得极为精彩，因为要传达的是“历史如戏，人生如戏”的一种感受。

这部电影是由一个戏班子来演，就是在本地土生土长的那些人在家乡进行表演。

他们是戏班子演员，同时也是那个地方的农民或老百姓，用的是一口地道的本地方言。

其实我们看很多的农村题材电影，比如说《百鸟朝凤》，非常好的一部影片，但是里面黄土高原的农民都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这就带来了一些违和感。

但是这部影片其中的人物表现的张力，特别是疯子这个人物贡献出来的，完全是一种影帝级的表演。

我不知道你当时在选演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调教，还是说他们自己就如此的精彩？

郑大圣：在影片筹备伊始的时候，我只知道我不能找职业演员，因为我们的演员和明星是不可能来演农民的，尤其是三四十年以前的农民。

我只知道我要找非职业演员，但是我又希望他们彼此之间是熟人，希望他们用本地的土话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去表演，同时他们还得能唱戏，所以这是非常苛刻的一个标准。

然后我跟制片人就不停地找，最后，还真找到了一个民营剧团，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在乡间巡演的一个戏班子。

于是我们就把他们整个请过来演我们这个戏。

他们自己没有完全脱离农村的生活，在农忙的时候，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还得回家，回到自己村里去干农活。

当然我们开拍之前提前几周做了集中的排练，我们住在这个村里头，让这些演员穿着我们从附近几个村里头搜罗来的那个时候的老棉袄老衣服，我们的美术制景再把那个村庄做旧，这帮演员我们也想法儿做旧。

就是尽可能复原当时的一个生活样态，要集中学习，要唱歌，要读文件，要念当时的人民日报，要他们背诵语录，然后晚上集中起来看样板戏，其实就是强行过集体生活，然后也模拟集会，批评与自我批评，模拟游街批斗，反正做了一些这样小型的生态复建。

几周以后，我就发现他们是有变化的。

当然他们自己在表演上在才艺上是很有天分的，所以我们真正拍起来的时候比较省心。

秦晓宇：我觉得这部影片不光是呈现了历史的纵深，还有对普遍人性的挖掘。

比如说所有围观的村民，你也不能说所有人是无辜的。

可能在这些人的合谋之下，奎生被扭送的悲剧才会发生。

这让我想到了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也是所有的人促成的一个非正义事件的发生。

其实这个事情也可以放在当下，我们围观网上的热点事件，那个村庄可以换成任何一个机构，任何一个空间，这样的事情也会再发生。

我觉得这种事情可能是一个历史和现实交相互涉的一个故事，影片中好多的东西也能让我们想到今天。

这个故事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村戏》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的结合郑大圣：刚才戴老师特别说到“浅焦”和观看的焦虑，这么一说我才想到特别有意思的事。

我们当时在拍的时候一个个镜头都是很现场、很当下、即兴的判断，然后我的摄影指导就问我好几次，你真的要这么拍吗，焦点留到前面，让他们自己走到那个位置上去？

每次我都是很直觉地说，对对对，就是这么拍。

但是此前我并不知道有什么潜在的关联。

我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

现在想确实是出于某种焦虑。

因为三四十年以前不远也不近，但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就更不知道，有很多历史阶段是模糊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个大概，我们并不知道具体的细节——像是故事发展的那个阶段，红绿的那个事情，那是我开始有记忆的时候，影片里面意外夭折的小女孩大概就是跟我同样的年纪——好多东西是模糊的。

大概知道，但是无从知道，我又很想知道，这个焦虑我是有的，这也是我拍这个片子很朴素的个人动机。

但是您这么问之前，我并没有这么清晰的关联。

戴锦华：恐怕不会有太多的导演说，我拍这部电影是因为“我想知道”，通常大家会说“我知道”。

所以当我们大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是带着一种我们已经“知道”的预设去看，而是带着一种我们“不知道”但我们再一次想遭遇到这样很少被呈现出来的历史的期待去观影，因为这样的历史有的时候是不让呈现，有的时候是被人云亦云地呈现——我们大家如果都共同地说“不知道”，甚至很多亲历者也“不知道”，因为他被经验困住了——然后我们去试一试，我们通过这部电影去分享大圣这种要“知道”的那种愿望和他在这部电影当中“知道”些什么，同时还有那些东西他仍然非常谨慎地保持说“我还不知道”那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就会更有意思。

因为‘不知道’，所以想‘知道’，这样的学术态度和创作态度是最有价值的，《村戏》这部片子是问题意识和创造性表达形式的结合。

秦晓宇：我觉得这也是大圣的一个特点，他是他这个年纪的导演中特别执迷于历史题材创作的。

他以前拍摄的一些片子《王勃之死》等等，包括《天津闲人》是民国年代的，这部电影好像是你拍过的电影中最近的一个历史阶段了。

我觉得很多时候有一种历史虚无感，因为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有一些历史是不能提的，或一笔带过的，有一些是我们未必感兴趣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只活在当下。

但是所有的当下都是有上下文的，不理解历史也就难以理解今天。

戴锦华：我原来不知道这些演员是戏班子，是业余演员，因为演得太好了。

尤其最后那一场完整的钟馗打鬼，我觉得简直是出神入化。

还有包括所有的演员的那种准确，这其实就是你作为导演的准确了，因为他们都是素人演员。

你刚才说的历史感，从空间当中传递的历史感，那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方面。

其中，比如说戏台，对我来说很清晰，一出来那种很远的时间感就出来了。

我还特别喜欢树满吹笛子的那场，从那个桥洞开始拉开，到上面的领袖头像出现。

那个镜头，不只是一个长镜头的问题了，整个历史的时间整个在我眼前展现。

所以我说喜欢这个联产承包的层面，因为把握非常准确。

比如说，树满永远在吹这些样板戏，红歌，然后两个人之间那种默契和包括小芬的那种音质，我觉得都把握得非常准。

然后现在他们要唱《打金枝》了，那个还都是上级领导的要求，而且还是在要宣布联产承包这样一个时刻。

我也很喜欢这个层面当中对于奎生这个人物的把握，他是有可能在这样一个所谓复归的年代复归的，可是他再一次被暴力所阻止。

在我的体认当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认识，好像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是完全不同质的。

那个年代是非常的异化的、变态的，现在好像是一个人性复归的。

但是其实戏里面的人性的黑暗，或者说那种黑暗的集体的群众心理学的那种动力，其实又非常相像。

我觉得体认出来这个东西又非常有趣。

所以我刚才说小小的不满足是说，它又比较强化的是给奎生很多主观视点的呈现，所以我们没办法看到其他人的心理状态。

这其实是我们今天，我老说“后见之明”，就是我们晚生，然后我们回过头看那个历史时，可能有的那种洞见。

因为这不是一个特定的结构和动力，可能制造一种特殊的恶，这种恶可能就是平庸的恶，就是一般的恶。

那么今天好像是我们已处在一个人可以做人的年代，其实会以另外的动力触动那种集体的恶。

这是影片中已经包含了的，但是这也是我之前说的不满足，看上去已经被异化了的奎生，有什么内在的线索，而不是集体出卖他，在他伤口上撒盐这样一个行为才真正造成他的疯癫。

你给了我们一部可以细读的电影，以后找机会再读了。

今天我们在寻找如何建立中国美学秦晓宇：郑大圣导演的母亲是著名导演黄蜀芹，她的《人•鬼•情》被戴锦华老师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女性电影”，在那部电影中有“钟馗嫁妹”的情节，而在《村戏》当中有“钟馗捉鬼”，都有钟馗的元素，而且都是把戏曲和电影糅合得特别巧妙。

其实当我们聊到民族电影时，我们知道戏曲和电影的渊源非常之深，然而要在电影中把戏曲运用得当也非常难，因为要使得表演成为情节有机的一部分，与叙事巧妙融合，否则很容易沦为印度歌舞片那种硬性嫁接。

而在《村戏》当中，路老鹤和奎生的那场“钟馗捉鬼”，我觉得是整部电影真正的高潮，太华彩了，那种表现力，那种两个人之间的试探、配合和活灵活现的演绎，包括最后路老鹤恶毒的一句话造成的悲剧，都在那场戏中被呈现出来，钟馗捉鬼的戏，被表演者在一个非舞台空间反转成鬼捉了钟馗。

我特别想听听戴老师对于这种戏曲和电影的结合有什么看法？

戴锦华：你给我的这个题目可以写很多篇论文。

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时多少有了点底气，因为我们现在的电影制作不缺钱，所以我们在心理上有了余裕去想一想中国电影，想一想中国电影美学的事。

包括戏曲在内的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些介质，我们可以更清晰、更自觉地去看待和使用它。

我觉得《人•鬼•情》当中的脸谱扮演，这种男演女、女演男的戏班文化，黄导把它用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

但是我觉得我们当时的焦虑，还仍然是如何走出中国文化的雾霾，去寻找走向世界之路，今天好像不大一样了，今天我们是在寻找如何建立中国美学，建立中国的标准。

现在我们拍一个很像欧洲艺术电影的影片已经不是问题了，现在年轻的导演可以非常娴熟也很有原创性地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寻找一些中国美学表达，甚至夸张一点说有没有一场中国电影美学的革命，其实是可以预期的——在产业如此扩张、新人辈出的时候。

戏曲本身一定是一个特别直接的资源，况且我们有这么多的地方剧种，这么多差异性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不必想象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或者中国主题，如果真的出现的话会很可怕，但是我说要有这种自觉意识，这样我们会多一点原创的资源和力量，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大圣的那一场戏是一个清唱，或者是一次排演，但是它其实已经足够了，因为属于奎生的这个疯子的扮装和表现已经足以再现钟馗这样的一个角色，而且他是一个捉妖者，所以那场戏，包括光的运用和演员的表演，我觉得都非常精彩，因为非常准确。

3月17日，大象点映将启动《村戏》百城首映礼大象点映创始人吴飞跃：我想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才情与智慧，这样一部电影恐怕无法被创作出来，并且呈现在我们眼前。

借用豆瓣上一位观众的影评，这是一部“非常难得的鲁迅式的电影”。

但仅仅完成创作当然还不够，它还需要更多的放映，跟更多的观众见面，激发更多思考和讨论，这才能实现这部作品所承载的全部意义。

对于《村戏》，大圣导演最大的心愿，是为它找到一双双对的眼睛。

而我们大象点映的使命就是，我们不希望只是做一个无为的看客，我们想帮助好电影遇见对的观众。

应该说我们是一拍即合，但又历经半年慎重的讨论，才最终选择了彼此。

这半年来，许多人都在反复问一个问题，《村戏》什么时候能够公映？

今天就是《村戏》走出影展的范围，正式进入影院与更广泛观众见面的第一站，马上，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为《村戏》筹办百城首映礼，2018年3月17日，《村戏》就将正式进入广大公众的视野，开始释放它的影响力。

来，请大圣导演一起为《村戏》拉开帷幕，希望大家关注我们“大象点映”的微信公号（微信号：elemmet），找到场次，并推荐给每一位您认为看得懂村戏、应该来看村戏的亲人和朋友。

感谢！

戴锦华老师谈大象点映：吹响电影集结号在首映礼现场，有记者问戴锦华老师如何看待大象点映这样的观影模式，戴老师回答说：“现在电影面临的最大冲击其实是网络，网络造就了各种各样的分众，和不同的screens，把电影观众分散在各个看不到的角落当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象点映基于网络本身，吹响了集结号，开始再度召唤和集结电影的观众，把散落的电影观众重新组织起来。

另外一方面，大象点映虽然是在网络上召集观众，但并不是一个网络式的社群，因为它最终把观众都带进影院，让大家可以在影院这样一个空间真实地相遇，真实地观影和交流。

电影院某种意义上是最后的社会空间之一，所以保卫电影，不光是在保卫一种艺术，也是在保卫陌生人——特别是异质性生命相遇和交流的社会空间，尤其是在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下。

【本文由大象点映编辑，未经本人审阅，观众Parallel做了前期文字整理工作，一并致谢】

楔子从去年开始，一部名为《村戏》的电影，在大小各种影节、电影季放映中崭露头角，并冠以种种“反思”标签在各种影迷群中传播。

当时也了解到此片的信息，对影片颇为好奇。

之后在夏末一场点映活动中首次观看了此片，但就以我的认知结构看一遍，并没完全看透这部电影，之后又通过一些放映活动，又看了两遍《村戏》，才觉得对此片有些把握，或者对影片能说点什么或写点什么了，故借此文尝试我个人对《村戏》的一次精神梳理。

《村戏》与“村戏”

《村戏》是根据贾大山的短篇小说集作为蓝本改编而成，看过第一遍后，就好奇的找了小说翻看，才了解到影片《村戏》并不是以贾大山某篇小说或者几篇小说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以及诸多细节都是散落在短篇小说集中诸多大小的篇目当中，这篇的人物名或角色的某个行为，那篇的几十字的一个过场细节，另外一篇几百字某场景或某活动的描写。

这种在短篇集中摘录出各个层面的细节、情节，再重新整合汇总改编成一部电影剧本的手法，其难度甚至比一个原创电影剧本还要难，提取小说中最精华的“魂骨”再重新塑造出郑大圣导演作者性的“血肉”，所以这一出《村戏》不仅是贾大山的“村戏”，也赋予了郑大圣导演对那个剧烈转折时代中人们变化的一种观照。

支书、老鹤与奎疯子电影开篇一个手剥花生、蓬头垢面的男人，手捧着满满的花生又全撒向了田间，后发现有狗偷食了地上的花生，随即用粪水和土枪驱赶了狗和其主人志刚，其形象行为的怪异，让观众不免产生了疑问，但电影并没有急于解释这些。

一抹阳光贯通了村支书和后面的主席画像，镜头的设计直接点名了村支书的政治地位，而老鹤以收花生分配油料出场，也显示出他在村中的财务职权。

而后广播室谈话泄露，告知了故事所处的时代——80年代初实行的“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即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自古都是大事，《村戏》中也不例外，而在支书在大队部公布排“村戏”和“分地”消息后，在村民的议论中得知，片头的那个怪人是“奎疯子”他守的那片地是“九亩半”是村里最好的地。

村民们对“分地”当然是异常的兴奋，而支书对“分地”也是异常坚定，自然心里有谱，但肚里“老词儿多”掌管财务的老鹤想的确是利用这出“村戏”为砝码实现自己的目的。

支书掌管行政，老鹤掌握财务，而“奎疯子”却守着村中最好的地。

“奎疯子”因“九亩半”进村闹事，支书用军令喝住“疯子”让其驱离，三人的关系，不由得引发观众的好奇。

小芬与树满村民在公布排戏后的议论中，观众已经得知小芬与树满是“村戏”《打金枝》郭暧和金枝女的不加人选，自然在村中的关系是青梅竹马。

议论中老鹤言语中处处阻拦作梗，明显道出了老鹤小芬的父女关系，而树满母亲让其把志刚被泼粪水的衣服要来回去洗，已然显出树满与“奎疯子”的父子关系。

确定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就让观众更加对小芬和树满父辈的关系、前史产生好奇。

而这出“村戏”真正的根源，也是一位县上文艺汇演树满小芬合作的《万泉河水清又清》引起县上领导的注意。

而这一曲表达军民鱼水情的《万泉河水》也道出了二人成长的背景——在冷战环境下引发反苏修备战的荒谬年代。

那个荒谬年代也是支书、老鹤、奎疯子三人微妙关系的根源。

饥饿与色彩 “部队的战士用扫帚和簸箕把老乡粮仓中的最后几粒谷子都扫走了”（大意）——陈凯歌 《我的青春回忆录》。

饥饿在那个年代中是一个普遍记忆，而这部电影所有故事、人物关系的根源起都是因为小彩云难抵饥饿偷吃了地里的花生，最后导致意外死亡。

小彩云的饥饿，可能对现在的人们无从感知，但对我而言，有着极强的触动——孩童时，还在世奶奶在案板上做着面食，不懂事的我用手中不洁的玩具鼓弄案板上的面团，奶奶一个嘴巴打将过来，呵斥我不要再如此祸害食物，就像我亵渎了什么似得。

多年后，通过阅读和其他渠道才了解到，那一巴掌意味着什么，那是对来之不易美好食物（生活）的维护。

虽然没有饥饿的记忆，但那一巴掌已经完全感受到祖辈对荒谬年代引发饥饿苦难的共感。

这也唤起了儿时老人们在饭桌前提醒我吃干净碗中饭食的那声声叨念。

切身的记忆也能够让我想象出当年小彩云的那一份饥饿记忆。

这也是那荒谬年代传达给我的感知底色。

在《村戏》放映后的多次对谈中，郑大圣导演多次提到那个年代给自己的色彩记忆——红与绿，在影片的关键前史部分这两种颜色也作为强烈的视觉标识呈现在观众面前，红色的标语和旗帜让整个村庄的人们做着疯狂的行为形态，不顾及作为人的基本行为和生理需求，绿色军装也使得人们处于一种大战降临的紧张备战之中。

人们所有的行为准则都要以红绿两种颜色来衡量，人而非人的年代，一个悲剧会诱发另一个悲剧，错手的父亲不希望小彩云再回人间，用炉灰抹黑了小彩云的脸，不再让她“转世”回人，但小彩云还是唱着《万泉河水》回来了，成为了唯一能和“奎叔”交流的人。

父亲与树满树满亲眼看到父亲失手害死了小彩云，而后被树立为荒谬年代的典型，在那如“癫狂村戏”的表功大会上，树满手拖土枪来到大队部，当他要为彩云报仇的时候，被一个战士一把搂住夺去了土枪，整个过程以超低视角镜头跟拍完成，象征着荒谬年代，大队部压抑着树满的复仇本能，也压抑着全村人的本性和本能。

而在影片开端，青年树满进入大队部时参加“分地”讨论时，以一个大全景的广角镜头呈现，广角镜头不断上摇，天空对折一般的压将下来，也显示着即使时代变了，压抑、异化人性的力量依旧存在。

被树立典型的父亲，为了活下去，不断自我灌输荒谬的战备思想，导致最后的精神奔溃，少年树满俯看临将崩溃的父亲，父亲残存的那一丝人性，突然把手中的机关枪举给树满，这也也许是作为父亲崩溃前最后的一丝良知。

父亲也知道，没有这一枪父子间是根本无法在沟通的。

但这一枪却迟到了十年，为了不让父亲闹事，树满挺身而出挡在了父亲的土枪前，父亲如十年前一样，把枪递给了树满，枪口提高一寸，差点打“醒”了父亲。

支书、老鹤与奎叔在荒谬年代，因为奎叔树立的护粮典型，争取到了后来全村的口粮，支书非常明白是牺牲了奎叔救了全村人。

虽然年代过去了，但他全片的对白和行为中，能让观众感受他一直有愧于奎叔一家，所以像利用这次“包产到户”补偿奎叔一家。

而当年树立奎叔典型的另一个怂恿者老鹤，却看到这次“包产到户”的分地机会，对“九亩半”心生觊觎，但家中又无壮劳力，所以唆使志刚以小芬为诱饵当自己的先锋，来向支书“要地”，在影片中段分地名单公布后，村民再次因分地不公争论时，叫嚣最厉害的是志刚，但镜头缓缓左移，志刚等一袭村民渐渐虚焦，老鹤逐渐清晰入画，此刻观众就明白支书想拿“九亩半”补偿奎叔一家最大的敌人是老鹤。

因为树满对奎叔的那一枪，以及小芬对奎叔互换，奎叔对于荒谬年代的疯狂影响渐渐的厘清，逐渐清醒的奎叔对老鹤占“九亩半”愈加不利，之前用排戏和支书讨价还价已经毫无意义，随即就利用奎叔擅演“钟馗捉鬼”的戏码，借以给奎叔排戏治病为借口，拍了一出“钟馗捉鬼，反被鬼捉”的大戏，这也是整个影片真正的一出“村戏”。

而奎叔也被老鹤一句话打成回了“奎疯子”，老鹤也就成为全片中真正的“鬼”。

不变的“村戏”

如果在荒谬年代为了全村的口粮，支书和老鹤为首“精神谋杀”了奎叔，是因为反苏修备战的政治环境导致人性异化，算是有根可原。

那荒谬过后，再度为了土地的一己私利，泯灭人性，再度“谋杀”了奎叔，因为他是获得“九亩半”的障碍，让一个即将从荒谬年代的疯狂中消散，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次戳破他泯灭人性的疯狂爆点，让他的生命永远处于癫狂非人的煎熬之中。

在这片土地上，这绝对不是一个特例。

无论是荒谬年代还是今天，这类故事在无数次的搬演，甚至可以说有些麻木的让人无视。

也许大家都会强调历史的特殊性，但《村戏》这部电影恰恰超出了那个特殊的荒谬年代来讲述人性的故事。

村民们也不自知的，为了土地再度“谋杀”了奎叔，只有回来的彩云“小芬”守护天使般的继续与奎叔随行，一枪差点“打醒”奎叔的树满，也要为将来考虑，只能隔着车窗映照着父亲渐行渐远。

每个村民都无能为力，却又都成为了共谋者，在这不断剧烈变奏的当下，相信还会有无数的“奎叔”被三度、四度的“谋杀”或谋杀。

这也许就是这片土地上不变的“人性”，我们每个人可能都逃不了干系，但也许会不自知，但正是因为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造就了这个当下，那么每个人也可以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正所生活的当下，从修正自己开始，略微的修正自己，就是在修正所处的环境，也许就会让这亘古不变的“村戏”慢慢谢幕。

--THE END--

过度唯美化的影像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将企图展现的现实真实从历史语境抽离这是静态切片，而不是电影的动态切片因而，过度残弱的文本与影像相互脱节只能被阐释，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想起韩国电影：唯美化的影像用来遮盖现实观众不仅进不了电影，感知被表面凸显的摄影慑服了，而且观看处在假象之中一种恶心感觉正在泛滥，来直白地连接导演所想阐释的思想。

在影像与文本间形式与内容上，还属《我不是潘金莲》协调得最佳：形式的极致与内容的密度创造出了完美的胚体，而不是一个怪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