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

最喜欢西汉那一集，汉武帝、张骞、卫青、霍去病，一个个历史人物风云激荡！

只有亲身走在河西走廊，体会这苍茫大地，巍峨雪山，丹霞戈壁，大漠草原！

才能感受霍去病将军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情壮言是何等的悲壮！

泱泱华夏，惟有这西部广阔的大地能带给我如此强烈的认同感。

三千年丝绸之路的兴衰，河西走廊——这丝路的摇篮，如今又将沐浴着复兴的朝阳！

难得的上乘之作：精美的画面，独特的视角，优美如行云流水般的美妙台词，再加上雅尼的气势磅礴的音乐伴奏，直击心灵！

河西走廊，值得再去体会～

很美。

张骞留名史册不是没有道理的，十四年的潜伏，不失去希望，不选择安逸，反而一心向国。

九年后的叛逃，没有选择灰溜溜的回国，而是毅然向西，一腔孤勇，浑身是骨。

大月氏的不合作在意料之中，但他走向西域途中的见闻，堪称伟大的地理大发现。

不过他只适合做使者，虽有坚毅的决心，但打仗不是他的路。

汉代对于西域的征服彪炳史册，霍去病功不可没，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十九岁的三次河西之战，使得匈奴“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蓄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

”战场是残酷的，谁也说不清对错，从利益的角度而言，霍去病开拓河西走廊的功业足以留名青史。

二十二岁的漠北之战，封狼居胥，霍去病很擅长闪击战，后背、侧面偷袭，他不被经验束缚，这是危险的豪赌，成则封侯，败则赵括。

霍去病生而逢时，他的才能也正好是帝国所需要的，帝王贤明，不过他一生短暂，但短短二十三年的人生有如此成就，确实彪悍。

汉武帝也很有气魄，重用张骞和年少的霍去病，皇后娶的很好，得到了两名大将。

李广的运气太差，河西之战迷路，漠北之战带着张骞也迷路，李广难封啊。

张骞第二次出使果然又有一番作为，带回来了石榴、胡萝卜、葡萄，丝绸之路由此而始。

安息帝国、贵霜帝国，中国人翻译的名字都很好听呀。

在翻译外国的名字时，不管关系如何，用到的大多是单看来带有美好寓意的汉字，以和为贵的思想体现的淋漓尽致。

原来汉帝国的版图那么小，向西到黄河边就没了。

汉武帝时征服河西走廊，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汉有了玉门关、阳关、嘉峪关。

开拓疆土真的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怪不得许多帝王沉迷此道。

亚洲第二大的马场山丹军马场看上去很壮阔，马一定长的不错，不知道有没有汗血宝马？

常惠真是神人啊，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见证并参与了对西域的开拓和征服。

跟着苏武滞留匈奴十九年，气节未改，二十年奔波西域，出使乌孙，促使乌孙成为汉帝国属国，安定西域，后掌管西域事宜。

虽然汉宣帝不同意他报复很久之前龟兹杀使臣赖丹的事情，他争取汉军方和乌孙等西域国家的同意，杀得龟兹低头道歉，他真的很记仇啊，犯我者，虽远必诛。

常惠联合乌孙等国和汉东西夹击匈奴，实现汉武帝以来的夙愿，大破匈奴。

最后做到了右将军的职位，外交和军事才能兼备，以一人之力灭一国的气度，文人的天下情怀，常惠都做到了。

常惠和解忧公主的往来也令人赞叹。

落叶归根老死长安，三嫁乌孙首领、儿子成了乌孙首领的解忧公主真是奇女子。

还记住了赵充国，他总结的屯田戍边政策真是好用。

现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和历史上的汉代重叠，无事则耕，有事则战，能化剑为犁，又能保家卫国，使得河西走廊及西域人民炽盛，牛马布野。

心向往之。

西晋逃亡方向不仅有南渡，还有西迁，汉代打下的异域疆土成了一个安全的避难之地，真是神奇的境遇。

马蹄山的林松薤谷名字好听，也很美，适合高人隐居。

郭荷、郭瑀、刘昞，河西儒家在魏晋时期的辉煌，真是在汉代难以想象的。

武威的孔庙也令人神往。

沉潜十几年的不止张骞、苏武、常惠，还有鸠摩罗什，被困后凉十七年，熟知汉文学，为后来的长安译经打下基础，也为中国佛学构建了理论基础，他译的经后人很少改动，“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句子、未来、烦恼、爱河、心田这样的词汇，他的影响不止佛学。

第一个西天取经的是三国的朱士行。

昙耀带人修了天梯山石窟、云冈石窟，古人真是多才多艺。

怪不得每次都觉得佛像跟希腊雕塑有些微妙的相似，原来罗马东侵，希腊雕塑影响印度，印度影响中国，释迦摩尼这谦虚低调不愿留像的佛祖在圆寂六百年后的雕像依旧是被后人虔诚的雕刻了，不知他作何感想。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者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

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揳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延绵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路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之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

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岁月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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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木棉道（来自豆瓣）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review/9585675/很多人只知道汉武帝刘彻。

却不知汉宣帝。

对外，汉武帝只能说是大伤匈奴。

而汉宣帝，这个在中国史料上记载甚少低调的皇帝却正式的把西域并入中国汉朝的版图。

而且正式的打败匈奴。

让匈奴俯首称臣。

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

这句话是汉宣帝时期，引用陈汤的名言：凡日月所照支持，皆为汉土。

可见当时汉朝军事名族自豪感是到了极点。

而汉宣帝也把屯田，养民做到了极致。

是汉朝的最鼎盛的时期。

但是为什么这么低调呢。

个人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汉宣帝其实是个外儒内法的实干家。

他的很多策略不被儒家认同。

所以后期在儒家占主导的中国评价这位皇帝并不是那么优秀。

不过现在汉宣帝已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伟大的帝君。

作为一个甘肃人，我显然是不合格的，虽然我的家乡定西和河西走廊并没有什么关系。

在此之前我只知道有这个名词，也知道武威、酒泉、张掖、敦煌，仅此而已。

纪录片河西走廊从西汉开始讲起，经过五胡十六国，知道了五凉时代（前凉、后凉、北凉、南凉和西凉），说实话以前在这块的历史知识有点混乱，再经过隋唐和元朝到晚晴和新中国初期，最后到现在，从无到有的历史变迁基本上都说清楚了。

从西汉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霍去病封狼居胥，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出嫁匈奴，常惠多次途径悬泉置，到五胡十六国时期，以郭荷、郭瑀、刘昞等河西儒学学者为代表的河西文化兴起并随之东渐，以鸠摩罗什、昙无谶、昙曜等佛教徒为代表的佛教文化开始盛行，再到隋朝的裴矩以及隋炀帝的西巡，元朝时期与吐蕃藏传佛教的交流与融合，再到晚清时期左宗棠收复新疆，新中国成立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能源与矿产资源产地，最后到现在“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贯彻落实，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必将带动甘肃甚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尽管10月底的河西走廊已经泛起阵阵寒意，但此时此刻，所有人都感到十分兴奋。

因为，他们已经可以望见远处祁连山下的那座宏伟关城了。

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丝忧虑，此时的河西走廊已经没有了以往的通行便利，这座关城就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最难逾越的关口——嘉峪关。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年轻时，在印度当过水兵。

他天资聪慧，精通印度语、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

为了保密，鄂本笃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化名阿卜杜拉·伊赛。

除了要去论证“契丹”与“中国”是否是同一个国家之外，鄂本笃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那就是，探寻一条由陆路前往中国传教的便捷通道。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途中，他们遇到过艰险的道路，恶劣的气候，以及肆虐的盗匪，鄂本笃好几次死里逃生，终于进入了河西走廊。

鄂本笃险象环生的陆上之行，留给我们的正是当时陆上丝路状况的生动写照。

商人们想要穿越丝路进行贸易活动，异常的艰难，甚至可能搭上性命。

公元1604年11月，离开印度两年后，鄂本笃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内一个叫察理斯城的地方。

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些穆斯林商人。

商人们告诉鄂本笃一个惊人的消息，他们曾经到达过所谓“契丹”的首都，而那里正是中国明王朝的都城——北京。

鄂本笃兴奋异常，这些穆斯林商人的经历，令他首次得知，中国也许真的就是他要寻找的“契丹”。

商人们还说，在他们落脚的地方，还住着一些耶稣会的神父，其中有一位很可能就是他要找的利玛窦。

得悉耶稣会同事的行踪，这让鄂本笃十分惊喜。

他决定加快行程。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四百年后的今天，在河西走廊的最西端，出现了一座以嘉峪关命名并兴建的城市。

古老的嘉峪关城楼依然静静地屹立在城市的西南方向。

主体城楼耸立中央，瓮城、罗城、戍楼、敌楼和其他附属建筑设计精妙，错落有致，在祁连山脉与开阔的戈壁滩烘托下，摄人心魄。

关城有三重城郭，多道防线，城内有城，城外有壕，形成重城并守之势。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这是一幅曾经收藏在明王朝宫廷的地图——《丝绸之路大地图》。

《丝绸之路大地图》这幅地图的绘制完成于嘉峪关逐渐修筑落成的时期，上面写有211个明代地名。

地图描绘了从河西走廊的嘉峪关到天方——也就是今天沙特阿拉伯麦加的路线，涉及欧、亚、非三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中世纪的世界地图”。

在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嘉峪关的城楼建筑，它已经是明王朝最西端的一个关隘。

这幅地图全面反映了明初与西方的陆路交通状况。

虽然当时明王朝在中国西北已经处于收缩防守的态势，但明王朝对西方世界的向往与认知依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当鄂本笃在酒泉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了远在明王朝首都的教会同仁。

听说利玛窦在那里已经取得了一定成就，认识不少高层的官员，也许他可以帮助自己前往北京。

鄂本笃立即给利玛窦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得到他的帮助，脱离困境。

在等待回音的过程中，鄂本笃观察着河西走廊上的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并用日记记下了珍贵的材料。

“肃州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为汉人居住，回教徒称之为契丹人；另一部分为回教徒所居住，他们来中国经商，在此成家立业，中国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他们也大都不再返回西域。

”

鄂本笃热切盼望着利玛窦的回信。

但他不知道的是，那个信使不幸在路上迷失了方向。

一年后，渐渐绝望的鄂本笃鼓起勇气再次写了一封信，托付给一个准备进京的商人。

公元1606年11月中旬，这封信终于送到了身在北京的利玛窦手中。

北京的传教士们欣喜万分，他们立即派修士钟鸣礼去接鄂本笃前往北京。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河西走廊上的肃州，成为了鄂本笃付出全部努力，可以到达的最后地点。

在肃州城外，今天的嘉峪关市，钟鸣礼埋葬了这个孤独的探险家。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他以他的冒险旅程完全证实了欧洲要寻找的契丹就是中国，并见证了17世纪初的陆上丝绸之路依然存在。

但是，鄂本笃的离世也宣告了西方世界对于陆上丝绸之路探索的终结。

明朝政府僵化消极的政策在有意无意间令丝绸之路越来越走向凋敝。

鄂本笃最终未能完成的旅行，成为穿越河西走廊的古丝绸之路上中西交通史徐徐落幕的标志。

他走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不会再有欧洲人经过。

对于鄂本笃来说，去往嘉峪关的路途虽然遥远艰辛，却始终伴随着梦想与期待。

而对于西出嘉峪关的中原人来说，路途大多充满了落寞与寂寥。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河西走廊上没有了来往的商旅，仿佛一条失去了血液的动脉，迎来了历史上最黯淡的岁月。

只有前朝留下的防御建筑，才能依稀让人想起过去金戈铁马的岁月，以及无数英雄征战西北的往事。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左宗棠从百里之外的湘阴家里，匆匆赶到了湘江边的岳麓山下。

他看到景仰已久的前辈就站在眼前，激动不已，上船时竟不慎落水。

在这艘普普通通的小船上，两人一见如故，推心置腹。

林则徐形容说，他对眼前这位37岁的后辈“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左宗棠凭借自己出色的军事和政治才能平步青云，逐渐成为了洋务运动中的一员重臣。

他没有忘记林则徐的重托，在兰州就任陕甘总督的经历，也让他对中国西部有了更加深刻的切身体会。

此时，西北地区的局势，正如林则徐所预见的那样，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从军事地理上讲，河西走廊对中原地区的安全意义重大。

但河西走廊并不是中国西部的天然极限。

只有前出河西走廊，全力经营新疆，才能保障包括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西部地区的安全。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当左宗棠等明智的清朝官员在竭尽全力，令中国追赶西方的步伐时，西方人早已在新航路的开辟、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构建。

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人类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将要逐渐纳入一个整体，探索地球上未知的土地，了解所有神秘的国家，成为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在到达肃州时，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曾专程去寻找鄂本笃的墓，但他们未能如愿。

斯坦因感慨道：“每经鄂昔日所过诸地，未尝不追想鄂本笃及其坚忍不拔之气概。

”西方探险家或许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河西走廊，但摄影术却冷静而客观，留给后人无可复原的真实。

这张照片记录了一个冬日的早晨，大雪覆盖嘉峪关的景象。

嘉峪关西城楼已毁于战火，左宗棠所书匾额也已经遗失。

城墙边上破败的房屋，是河西走廊在19世纪所遭受磨难的缩影，只有经历了300年风霜的嘉峪关主城楼，还保留了它属于帝国往昔辉煌时代的威严。

拍下照片的人名叫莫理循，时任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

他是清帝国覆灭前夕，最后一位走入河西走廊的外国人。

在莫理循的西部之行中，他拍摄了近千张照片，捕捉到了古老帝国在变革时期的脉动，留下了清帝国治下西北地区最后的景象。

从兰州到嘉峪关，每隔10里，都有烽火台和瞭望塔的遗址。

虽已失去了边防的功效，它们似乎还在静静地注视着来往于河西古道上的人们。

衣衫褴褛的男女老幼，有着被风沙雕琢过的面孔和身躯。

他们平和地望着镜头。

他们的生命，早已和西北苍凉、辽阔、坚实的自然风貌融为了一体。

茫茫苍生的盛衰枯荣，在莫理循的镜头中，凝结成历史瞬间的永恒影像。

透过这些黑白影像，人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沉寂和蕴藏的希望。

伫立在河西走廊上的莫理循，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沉寂苍凉，他的内心深处或许已经隐约意识到：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中，这条封闭衰落中的大通道，正是清帝国命运的走向。

当一些人聚精会神，凝注于过往沧桑痕迹的时候，另一些人正在等待、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

就在莫理循完成西北之行一年后，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这场震撼中外的革命不仅推翻了清帝国的统治，也让中国从两千多年的封建桎梏中解脱出来。

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中国的大门彻底开启，全新的思想观念将逢勃兴盛，唤醒西部沉睡已久的灵魂。

河西走廊即将登上前所未有的风云舞台．在剧烈的动荡中，不断接受洗札，将广袤的西部土地与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紧紧相连。

河西走廊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新生。

2019.12.19，把看完了《河西走廊》，真的是一个令人惊艳的纪录片，从配乐、演员、文案、风光摄影、场景还原、历史还原，每个方面都做到了极致，当雅尼的《河西走廊之梦》一响起来，那种苍凉、壮阔、悠远、古老、沙漠驼铃、大漠孤烟的景象一下子浮现在我的脑海，配合文案可直接泪目。

本片主要讲述了从汉武帝时期至今，河西走廊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我最喜欢的是第二集、第三集和第九集。

第二集中霍去病三度大败匈奴，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有勇有谋，临危不惧，夺回河西走廊，这真的是一段波澜壮阔的铁血岁月，当他说出“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时，我真的是血脉贲张。

我也感慨于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对河西局势是如此有远见，这个边疆要塞对以后乃至今日的发展都极其重要。

我特别喜欢河西四郡的名字与意义。

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以显示汉帝国的武功和军威到达河西。

张掖，断匈奴之臂，张汉朝之臂腋。

酒泉，扼守河西走廊西北要冲，因城下有泉，泉水若酒，故名“酒泉”。

敦煌，即盛大辉煌之意。

汉武帝选择以这样一种方式将他经略西部的梦想留在了河西走廊上，传承千年的名字似乎仍映射着千年前那个站在黄河边极目远眺的身影，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

第三集从悬泉置一个无名的置啬夫视角，讲述了常惠和解忧公主为河西奋斗的一生，那都是一段生机勃勃的岁月，常惠五次经过悬泉置，每次一都是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当他最后一次途径悬泉置，他多停留了一天，这是置啬夫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人。

曾经的老兄弟相继离去，常惠舟车一生，辗转南北，他在悬泉置站在角楼遥望东方时，似乎看到了那座古老的长安城发出阵阵智慧之光，那是众任先贤栉风沐雨的一生，也是他，常惠，砥砺奋战的曾经。

第九集中我最感动的是左宗棠收复新疆，在那个千疮百孔，内忧外患的朝代，那位老人让士兵抬着他的棺材出城，他抱着必死的决心为奔赴战场。

清代杨昌浚的诗作《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 当时左宗棠在河西栽种的“左公柳”，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这个片子带给我了太多的感动，史书的寥寥数笔，却包含着无数英雄斗士为之奋斗的一生，张骞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隋炀帝的河西盛会、精美绝伦的莫高窟……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它更意味着一种历史，一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六） | 丝 路公元605年隋·大业初年。

当隋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时候，历经战火动荡的人们充满期待。

此时，一个来自帝都的高级官员西出长安，翻越秦岭，渡过黄河，踏上河西走廊，仔细巡视了武威、张掖等地。

他叫裴矩。

西北之行的裴矩肩负着隋王朝交付给他的使命——让维系东西方贸易的丝绸之路重新活跃起来，并致力于打造一条帝国向西的经济动脉。

隋文帝杨坚统一中国后，河西走廊迎来了新的机遇。

重新开设的边境互市让丝绸之路再次活跃起来。

此时的世界，欧洲刚刚进入黑暗的中世纪，古老的罗马帝国衰落之后再也没有复兴；而地处亚欧大陆东部的中国，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数百年的混战之后，终于在公元589年，被一个叫作隋的朝代重新统一。

15年后，公元604年，三十五岁的杨广即位，成为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这位被后人称为“隋炀帝”的杨广，雄心勃勃地选择了“大业”作为自己的年号。

从登基的那一天开始，杨广对于这个国家开拓性的治理思路，就在他的强大集权下迅速推行。

为了更好地沟通江南经济地区、关中政治地区与河北、辽东等军事地区，他下令在长安以东的洛阳建造了一座新的都城，并启动了隋唐大运河工程。

这个全长近两千公里的浩大水利工程，仅仅用了4年时间就建造完成。

隋炀帝登基时，中原的商业经过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已逐渐兴盛，并出现了繁华的城市与富商大贾。

他们强烈希望能与西域胡商进行贸易。

但中原与西域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已因战乱中断了数百年，大批的西域商人谨慎地选择了以河西走廊为中转站。

面对西域各国的裹足不前，隋炀帝杨广颇费思量。

他决定迈出隋朝经营西方的第一步。

公元605年，受隋炀帝委派，58岁的裴矩来到了张掖。

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魏晋后中原大乱，丝路不通，西域商人只能到张掖与中原商人进行贸易。

裴矩选择在这里主持西部的边境贸易，同时进一步找到发展西部经济的办法。

通过深入细致的交流，裴矩对这些商人的想法有了准确的了解。

同时，他还从他们的口中，了解到了西域各国的风俗、地理、物产、典章制度等。

他把这部分内容都记录了下来，再通过查找典籍，汇编了三卷图文并茂的书，取名《西域图记》。

在《西域图记》中，裴矩详细记述了当时西域44国的情况，并绘制了大量地图。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套书的序言中，裴矩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从地中海东岸通往敦煌的三条重要通道：北道：从地中海，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渡过北流河到突厥可汗庭。

再经过铁勒部、巴里坤湖进入新疆，向东过哈密，沿天山北麓进入河西走廊；中道：从波斯湾到伊朗，经过乌兹别克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翻越帕米尔高原，经过喀什库车、焉耆、吐鲁番到敦煌；南道：从印度洋到印度北部，经过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南麓，经过塔什库尔干、叶城、和田、若羌到敦煌。

正是有了裴矩的描述，再结合从敦煌到长安的路线，我们可以绘制出当年丝绸之路的全部地图。

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河西走廊作为丝绸之路通往中原的唯一通道，更可谓是这条商路的黄金地段，坐镇张掖的裴矩深感自己肩上的重任。

其实，来自西域各国的商人心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能前往长安、洛阳的市场进行贸易。

但河西走廊地区的商贸活动，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交易。

当地政府始终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来促进和管理贸易活动。

在河西走廊的商路上，自汉代留下的各个驿站，都已年久失修，不能再为过路的商人提供食宿等服务了。

各国商人因此裹足不前，原本应该繁华如织的丝路贸易也变得阻塞不通。

裴矩开始频繁奔波于河西走廊的张掖、武威、敦煌等地，在商路上设置新的驿站，方便商旅的来往。

同时，裴矩下令降低关税，甚至免除税款，给予前来与中国交易的西域商人尽可能多的商业利益。

他还鼓励西域商人与政府直接开展贸易，令交易活动的范围和内容大大增加。

这一系列鼓励西域商人与隋朝通商的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商人来到河西走廊。

自此，通行在河西走廊上的西域商队可以得到沿途的官府提供的食宿和保护，而所有费用，均由政府负担。

毫无疑问，对于胡商来说。

这让他们感到激动和振奋。

公元606年，大业二年七月，裴矩回到都城洛阳，他给隋炀帝带来了《西域图记》，并汇报了自己治理河西商贸的成绩。

隋炀帝随即问起裴矩下一步的措施。

裴矩称西域诸国早就有意与隋朝通商，只是位于祁连山南侧的游牧部落吐谷浑时常侵扰河西一带，阻断了西域各国进入中原的道路。

现在必须要打败吐谷浑，才能保障河西走廊的安全，使西域各国与隋朝建立正常的政治与经济交往。

裴矩回到张掖后即代表朝廷召集了西域各国的官员和商人，向他们发出了前往长安和洛阳的邀请，并对外交与商贸使团开出了优厚的条件。

第二年，裴矩还邀请了高昌、伊吾等几个西域国家的王侯来到洛阳，和隋炀帝一起祭祀恒山。

同年，裴矩成功游说河西走廊北侧的突厥人铁勒部，使其南下对吐谷浑发起了进攻。

吐谷浑可汗伏允，一路东逃到了今天的西宁。

公元609年初，隋炀帝向朝廷的文武百官宣布——他要西巡河西走廊，并且要邀请西域诸国首领在那里共同举办一个盛大的聚会。

在西巡途中，他还要御驾亲征，以彻底消除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这个开先河的壮举，让朝野为之震动。

当年，汉武帝也仅仅是在黄河岸边向西远眺，而隋炀帝将成为第一个踏足河西走廊的皇帝。

而邀请诸国首领在中国的土地上聚会，更是自古第一次。

公元609年三月，即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杨广率文武官员、嫔妃、侍从以及十万大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途经扶风，在临津关也就是今天的甘肃临夏渡过黄河，两个月后，来到青海的乐都县。

隋炀帝带领大军，在这里展开了对吐谷浑的全面进攻，隋朝大军势不可挡。

吐谷浑部落十余万人投降。

仅有几十人跟随吐谷浑可汗伏允逃到了青海湖边。

此战之后，吐谷浑再也无力威胁河西走廊。

在出征途中，隋炀帝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饮马长城窟行示从征群臣》：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今天的我们，依然可以从这首诗中品读到当时隋炀帝的万丈豪情。

战役结束之后，隋炀帝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

这四郡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

这一场胜利，也使得围绕西域博弈的天平，彻底倾向隋王朝一边。

西巡真正的目标还没有实现，下一站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裴矩和西域各国的王公使节们正在那里恭迎旗开得胜的隋炀帝。

当然。

还有那个史无前例的国际大聚会。

现在，只要穿越祁连山的一个山隘，就可以从青海进入河西走廊到达张掖。

这正是当年张骞进入河西走廊的路，这个山隘叫扁都口。

公元609年六月初八，借着大胜吐谷浑的好心情，隋炀帝的西巡大部队，进入了这条古道。

尽管六月的洛阳，早已是一片盛夏气象，但祁连山深处的六月，气候捉摸不定。

隋炀帝的随从和那些后宫嫔妃，对高原上如此严酷的寒冷显然估计不足。

就这样，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之后，近一半官兵与隋炀帝的后宫佳丽被冻死，甚至包括杨广的姐姐。

3天后，隋炀帝一行终于在经历了对吐谷浑的大胜和突如其来的风雪这一喜一悲之后，艰难穿越扁都口，来到了张掖的焉支山下。

公元609年六月·大业五年丝绸之路重镇张掖城外的焉支山下，一场盛况空前、云集西域二十七国首领和代表的贸易盟会拉开序幕。

盛会的主持者自然是来自中原的皇帝，西域各国的使节和首领、商人和平民一齐涌入张掖，渴望一睹中原皇帝的风采。

整个张掖城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群延绵数十里。

这样的景象整整持续了一个月。

—千多年后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博览会已经成为世界风尚。

2010年4月30日。

上海世博会的大幕正式拉开。

在此次世博会上．与敦煌莫高窟一起被“搬入”甘肃馆内的还有1400年前隋炀帝在焉支山下召开的这场万国盛会。

追溯历史，世博会最早的发源地也许就是在这河西走廊的焉支山下。

隋炀帝的西巡历时将近10个月。

这是隋王朝西部战略的顶峰。

也是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张掖贸易盟会结束后的第二年，隋炀帝批准开放了从张掖通往长安、洛阳，以及其他内地城市的道路。

然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大业五年的那场盟会，既是中西贸易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大隋迅速由盛转衰的开端。

一连串让国家超负荷运转的举措，令隋王朝恰是在国力最强盛的时候，爆发了隋末民变。

公元618年，仅仅做了十四年皇帝的杨广被叛军所杀，隋王朝被一个生机勃勃的帝国取代，它就是大唐。

而这个帝国的建立者，正是杨广的表兄李渊。

李渊为自己短命的表弟选了“炀”作为他的谥号。

古代《谥法》说：“去礼远众曰炀，好内远礼曰炀，好大怠政曰炀，肆行劳神曰炀。

”自此，隋炀帝杨广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皇帝。

公正地说，正如“大业”这个年号，杨广一生短短十四年的帝王岁月，还是颇有建树的。

他开凿运河、开疆拓土、经营西域、重开丝路，奠定了大唐帝国兴旺繁荣的基础，但也正是因为他的急于求成，不恤民力，耗尽了国力，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正如后世学者对他的评价“其罪也彰、其功也卓，弊在当代、利在千秋”。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裴矩，这位历经北齐、隋、唐三个朝代的老臣离开了人世。

他为之呕心沥血创作的《西域图记》，也在纷乱的时代中流离失散了。

然而，裴矩为中原王朝开拓的西北战略，扎扎实实给唐帝国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平顺的基础。

（七） | 敦 煌公元344年的一天黄昏，有一个叫乐僔的和尚途经宕泉河谷时，看见鸣沙山在金光之中千佛显现。

乐僔认为，这个地方是佛教圣地。

他决定不再匆忙赶路了。

要留在这里开窟造像。

正是这个决定让敦煌有了它的第一个石窟。

但他不会想到，从此，这里的开凿与绘制延续了若干个世纪，并且，成为享誉世界的人类艺术宝库。

敦煌，恰好处在丝绸之路的咽喉之地。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北、中、南三条线路，这三条道路都以敦煌为起点，到达中亚、欧洲。

作为沟通欧亚的商业大道、中原王朝的前出基地，敦煌寄托了熙来攘往各色人等的梦想。

而从敦煌再往西进入西域，则要穿越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生死叵测。

于是，人们在离开敦煌前就在莫高窟捐钱造一个窟，供养神灵佛祖，祈求得到保佑；从西域荒漠里平安过来的人们，为感谢佛祖的保佑和恩赐，也开窟造佛供养；平民百姓在丰年和平安盛世，希望好景长久，遇荒年战乱亦盼望能摆脱苦难，为精神上的寄托，心理上的满足，也开窟造像，求得安慰。

敦煌的各级官吏、世家大族、高僧大德也会营建属于自己的功德窟，以表达对佛教的虔诚。

也有的是借开凿佛窟炫耀各自的政治、宗教或经济势力。

就这样，三危山下、鸣沙山畔、宕泉河谷的石壁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洞窟。

日出日落、斧凿声声，敦煌佛窟的营建从未在如流的岁月中停止。

石窟在不断增加，窟中的佛像在改变着容颜，从雄浑健壮变成秀骨清像，继而转向柔和丰腴，色彩逐渐细致艳丽，构图愈加大胆，佛国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宏大欢乐。

一代又一代的僧侣、画匠、供养人将他们的信仰和希望刻绘在石壁之上。

各种各样的山川景物、亭台楼阁、花卉图案等令人目不暇接，这些雄伟瑰丽的画面如果一方方连接起来。

可以排成20多公里长的画廊。

1908年2月24日，查尔斯和伯希和及另外两位法国人组成的探险队风尘仆仆，来到莫高窟。

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长达1700余米的岩壁上遍布密密麻麻的洞窟，其中南区近500个洞窟，每个洞窟中都有彩塑，四壁和窟顶画满佛像、壁画。

当伯希和和查尔斯进入今天被编号为220窟的洞窟时，非同寻常的佛像扑面而来。

很快，中国学者启动了一场事关中国文明的抢救运动。

36年后，1944年的夏天，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发现220窟北壁瑞像壁画正在逐渐脱落。

而脱落的地方隐约露出色彩艳丽、线条挺秀的早期壁画。

当他们小心翼翼对220窟主室四壁壁画进行了剥离之后，整间石窟四面墙壁上显露出了场面宏大、人物传神、瑰丽无比的初唐壁画。

更令人惊奇的是，多数敦煌壁画中的人物面孔和手臂都已经因为氧化而变黑，但当220窟的初唐壁画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却保持着异常鲜亮的色彩——这让所有的研究者激动不已。

在石窟的南壁，绘制着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妙图景：天上佛像与菩萨庄严神圣，地下歌伎舞伎身姿翩跹。

在石窟的北壁，七尊药师佛像站在莲台之上，流光溢彩、装饰华美。

东壁上展现了菩萨维摩诘的经典故事，场景中的人物个个神情生动，姿态得体。

虽然画的是佛国景物，但精神却是世俗风貌，供佛的舞蹈者、菩萨面前的帝王臣子，都展现出各自的身份和个性。

所有到过敦煌奠高窟220窟的学者和艺术家都被这里的壁画所震撼。

他们共同的感觉是，220窟的壁画绝非出自普通工匠之手，更像是大师作品。

遗憾的是，并无文献佐证，那一时期有什么大师巨匠来过敦煌。

但如果说这些壁画是由无名工匠所绘制，又的确令人难以置信。

而令人费解的是，大画家阎立本身在长安，敦煌与长安相距两千公里，220窟的壁画与《历代帝王图》之间会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公元639年。

大唐王朝的富庶和开放，使丝绸之路迎来了自汉以来的第二个鼎盛时期，敦煌也成为史书中形容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

就在此时，西域地区和地处新疆吐鲁番东南的高昌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当时西域一带均受蒙古游牧部落西突厥的统治。

西突厥开始出现了与唐朝敌对的势力。

地处西域门户、丝路要冲的高昌国国王麴文泰依附西突厥，拘留西域诸国赴唐朝的使者，试图阻止他们过境与唐帝国交往。

原本“职贡不绝，商旅相继”的丝绸之路也因此阻塞不通。

唐帝国的远征军迅速集结。

在广泛动员招募士兵的同时，也征召了一批文化人士和手工艺者随行。

他想，与其在长安城做一个没有名气又不受重视的小小画匠，不如到远方去看看，说不定会有机会做更大的事业。

公元639年，李工带着自己的画笔与粉本。

加入了侯君集大帅的军队。

唐帝国大军在大帅侯君集率领下很快就攻陷了高昌城。

军队回撤之时，一些工匠选择留在敦煌。

李工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他看到了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李工来到莫高窟，仔细观看这里的壁画，前代的画匠们用他们质朴的笔触画出了自己心目中的佛国世界，让李工深受感动。

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开始尝试着为敦煌的寺庙和洞窟绘制壁画。

代表着长安前卫绘画风格的他们带来的这种色彩鲜艳、气势宏大、人物宛若宫廷美人一般的壁画令敦煌居民眼前一亮，有人觉得把神佛画得如此具有世俗感是对佛的不敬。

但更多的人很喜欢这种华丽的风格，神佛就像长安城中的时髦人物，令人备感亲切不久，李工接到了当地大族翟氏出资的一项重要工程。

翟氏家族是敦煌的望族，人口众多，广泛分布于敦煌的各城乡当中。

这些来自中亚粟特九姓或迁自陇西的翟氏于唐初发展为敦煌当地的士族。

他们十分重视儒学，同时也是一个世代崇信佛教的家族。

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翟氏家族开始在莫高窟开窟造像。

公元642年，唐太宗贞观十六年，朝议郎、敦煌郡司仓参军翟通开始出资建造作为家窟的莫高窟第220窟，这是敦煌比较早的以家族为主导的石窟。

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一个官宦或贵族家族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敦煌石窟的“家窟”中，不仅刻画着其家族的历史，也刻画着古代敦煌乃至整个中国的印记。

一个洞窟从始建到完成，要经过复杂精密的程序，需要李工和石匠、泥匠、塑匠、木匠等不同工种的工匠一起，合作完成。

在古代敦煌有专门的一支施工队伍，他们被称作“打窟人”，负责整修崖面和开凿岩洞，这是营建石窟的第一步。

接着就是修筑与石窟结合的一些殿堂、窟檐、楼阁等土木结构的建筑，这需要木匠与泥匠配合来完成。

然后，由灰匠负责壁画地仗的制作。

地仗是指用黏土和麻棉的混合泥抹在石壁上，使墙壁光滑如纸，最后将白灰层敷在泥皮上，这是绘制壁画的基础。

塑匠专门负责窟内塑像的制作，他们一般用木条或石胎做骨架，再用泥土来塑型。

塑像的内胎完成后，彩绘的工作就交由画匠团队来完成。

彩绘工匠们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矿物颜料。

他们将矿物粉碎，用清水研磨成不同颗粒度的色浆，再混以植物胶，就做成了敦煌画匠最常用的颜料。

工匠的笔下，朱砂的红色、雌黄的黄色、青金石的蓝色和云母的白色流淌出来，一幅幅瑰丽的壁画徐徐铺开。

敦煌的画匠一般为集体作业，也有一两名画家独立承担并画完一座佛窟的。

敦煌第220窟从风格上来看，似乎是以同一个人的粉本起稿，由多人上色完成的。

李工观察了石窟的四壁，向石窟负责人道弘建议，是不是按照长安的粉本样式来绘制翟家窟？

这样，一定会给敦煌带来最能代表大唐风格的壁画，这也是李工愿意留下来的目的。

看过李工的草稿之后，道弘完全赞同他的建议。

他们共同确定了洞窟的设计方案：在洞窟东、南、北壁分别绘制维摩诘经变、西方净土变和药师经变画。

那些来自中原长安的画工们将因为他们在莫高窟第220窟的创作，为敦煌的佛教艺术带来巨变。

这也将结束传统地方艺术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在这个历史长河的节点上，敦煌石窟艺术显示出非凡的创造性。

从这幅画中，人们可以看出敦煌的艺术风格进入了全新的中原唐风时代，摆脱了印度、波斯的影响后，敦煌艺术完全独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正如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所说：220窟的壁画“构图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李工在这里画下了自己在长安磨炼多年的帝王形象。

30年后，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问世，被世人尊为“神品”。

而李工却湮没在历史当中，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在宗教信仰和艺术的双重感召下，李工和他的同伴们创造出了220窟的惊人作品，这是莫高窟艺术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唐朝是丝绸之路最繁盛的时期，同时也是敦煌营建的黄金时代。

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修建的，以220窟为代表的现存127个洞窟，集中反映了唐代文明的宏大辉煌。

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一千年间，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朝代的兴建，在敦煌地区形成了莫高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和五个庙石窟等石窟群。

它们被统称为“敦煌石窟”。

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道士王圆箓无意间打开了封闭近一千年的藏经洞——莫高窟第17窟。

窟内堆满了从公元4世纪到11世纪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古代文物5万多件。

1908年5月27日，伯希和离开了敦煌，6600余卷藏经洞文物和368张莫高窟照片被他一起带回了法国。

莫高窟——这座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延续时间最长的佛教艺术和历史文化宝库自此蜚声世界。

以敦煌地区保存、发现的丰富历史文献和艺术、文物为研究对象的敦煌学也因为这些经卷的发现和研究，开始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八） | 会 盟公元124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萨班这次出行的27年前。

公元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

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

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

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

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

之后借道进攻陇、蜀。

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

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

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

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

此情吾岂能不知！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

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

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

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质说。

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 | 苍 生公元1605年10月26日。

一支商队迎着刺眼的午后阳光行进在河西走廊上。

这已经是明王朝统治中国的第238年了。

在这个商队中，有一个亚美尼亚打扮的商人。

汗水从他的假胡须下面不断渗出，而藏在怀里的《圣经》硬硬地硌着他的胸口。

商队的同伴们对这位沉默寡言，自称叫阿卜杜拉·伊赛的亚美尼亚商人并不是很了解。

从印度出发，他们在这条因丝绸而闻名的古老商路上已经走了整整3年。

早在阿卜杜拉·伊赛所在商队抵达嘉峪关的9年前。

公元1596年10月，耶稣会罗马总会会长收到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

写信的人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他在信中写道：根据我的观察和推测，中国很可能就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说的神秘美丽的王国“契丹”。

马可·波罗，有可能是最早一批来到中国的欧洲人。

由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曾经提到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名叫“契丹”的王国。

长期以来，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和“契丹”是两个不同的东方国家。

利玛窦从中国首都发回的信函激起了罗马教廷和葡萄牙国王强烈的好奇心，他们决定派出一个可靠的人前往东方探明真相。

于是，精明干练的鄂本笃被教廷选中去完成这次不平凡的远行。

鄂本笃，葡萄牙人，耶稣会修士。

13世纪初叶，蒙古人的三次西征曾经一度打开并扩大了中国和欧洲交往的陆上交通。

但明王朝建立后，出于对蒙元残余势力的顾忌，逐渐在中国的西北方向进行收缩，严密布防。

与此同时，由于中亚地区的众多国家各自为政，战乱频频，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又阻隔了欧洲到亚洲的通路，西方世界向东方国度的探索几乎中断。

渐渐地，一个海洋的世纪正在来临。

15世纪初，明王朝杰出的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令人瞩目。

90年后，葡萄牙人达伽马打开了欧洲通往醃洋的海路，开辟了连接东西方的新航路，使海路逐渐成为彼此交往的主要通道。

传奇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就是通过海路到达中国的。

而鄂本笃肩负的使命，则是重新探索一条从陆路前往中国的道路。

公元1602年10月，鄂本笃由印度出发，加入商队，踏上了寻访神秘国度的旅程。

他所在的商队共有500人。

大多数仆人因为畏惧前途险恶离他而去，只有一名叫做依撒克的亚美尼亚仆人始终跟随着他。

这个商队经过今天的巴基斯坦、阿富汗，翻越帕米尔高原一路东行。

公元1605年3月，鄂本笃再次上路。

在穿越了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无数已成废墟的古代城堡之后，鄂本笃终于到达了那座早就听说的雄关脚下。

永乐年间，明帝国迁都北京，整个北方边疆始终面临巨大的边防压力。

而此时的西域境内，同样是蒙古部落林立。

早在朱元璋时期。

大将军冯胜在征战河西的过程中就已意识到，在河西走廊西端建一座大型防御城堡十分必要。

几经选址，地点确定在了历史上汉帝国最早设置玉门关的地方——石关峡。

在奏请朝廷批准后，这座大型军事要塞在1372年的春天正式动工。

据说，修筑城墙用的黄土，都是经过严格认真的筛选和制作。

在夯筑墙身时，还要在黄土中掺人棉麻和灰浆等混拌，以增强黏结强度。

所以，尽管嘉峪关是夯土城台，却能承受砖砌城楼的沉重压力，历经数百年而不变形。

1539年，经过了168年的时间，嘉峪关城及其两翼长城和沿线的烽燧墩堡全部修建完成。

它南起祁连山支脉的文殊山，北衔黑山峭壁，中间连结着嘉峪关，形成了一道15公里的明墙暗壁。

这道完整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

日后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

明王朝后期，中国西北一线的军事策略是：以边墙连缀起九边的城堡、墩台、隘口，用这种立体连绵的紧密防守来限制蒙古人的南下。

这，就是起伏绵延了6000公里的人类建筑奇迹——明长城。

自中国最东端的山海关，到河西走廊最西端，明长城最终在嘉峪关画上了句号。

毫无疑问，这座宏大复杂、一丝不苟的军事堡垒，成为中原王朝强烈收缩内敛的象征。

为了防御外患，明政府在嘉峪关外先后建立了7个卫所，它们共同构成明土朝四部边陲最重要的一个军事防卫管理体系。

这7个卫所护卫着从嘉峪关到哈密卫的1500余里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

从哈密卫到嘉峪关一线，是来自中亚与西域贡使前往中国唯一的法定路线，嘉峪关是他们进入中原内地的唯一关口。

鄂本笃一行，从哈密卫到达嘉峪关，他们要在嘉峪关接受甘肃镇守臣的审验后才能合法地进入中原地区。

仰望着巍峨高耸的嘉峪关城楼和绵延不绝的长城，鄂本笃被这人工建筑的雄奇壮美深深震撼。

同时，他也察觉到，这个国家对于外来的人有着强烈的戒备心理。

在等待了25天以后，鄂本笃经过嘉峪关镇守官员的详细盘查，终于通过关卡。

进人嘉峪关后，鄂本笃只用了一天时间到达肃州卫，也就是今天的酒泉。

在肃州，鄂本笃听人谈起北京和其他听说过的地名，他终于确切地知道了，自此一直向东的土地全部属于中国明王朝。

鄂本笃历经3年的艰辛旅程．终于证明了利玛窦的推测，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告诉教廷，告诉所有的西方人——“契丹”就是中国。

然而，鄂本笃很快就发现，自己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他被困在了河西走廊。

当时，西方国家要与中国进行贸易，必须派遣使者带上“贡物”，进入明朝进行“朝贡”，明朝政府以“赏赐”方法收购贡品，这是与明朝进行贸易的唯一合法形式。

于是，鄂本笃必须争得寥寥无几的“使者”名额，才有可能前往北京。

已经克服千难万阻走到了这一步，却受限于这样严苛的“朝贡制度”，鄂本笃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感到愤懑。

他在日记中写道：“按照中国和西域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72名商人进人中国。

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此事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

”尽管在明王朝管辖的河西走廊上，贸易活动依然繁荣，但是，鄂本笃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此时．往来于东西方的商人们早已失去了丝路贸易鼎盛时期的通行便利。

事实上，在明王朝立国之初，明太祖朱元璋便定下了对外政策的两大方向：朝贡制度和海禁政策。

这种做法强化了中央权力，将外交与贸易合一，在朝廷垄断贸易的同时达到对海外国家的笼络。

朱元璋的继任者延续了他的理念，在开放与控制中寻找着王朝政治与经济的平衡。

但鄂本笃进人中国的时候，已是这个帝国运行的后期，以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已经无法适应世界贸易环境，而朝廷并没有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对民间贸易依然态度消极。

持续两百年的朝贡制度透露出陈腐僵硬的气息，看似依旧繁荣的河西走廊无法挽救丝绸之路的沉寂。

而就在不久的将来，被世人称为“白银帝国”的明朝即将失控，一步步在经济崩溃带来的种种灾难中走向灭亡。

公元1607年3月，钟鸣礼到达肃州，然而眼前的景象却令他心痛不已。

此时，鄂本笃已经入选成为去北京的“使臣”，但他却为此花光了所有钱财，还患上了重病。

当病榻上的鄂本笃收到利玛窦写给他的信时，他双泪长流，不能自已。

就在钟鸣礼到达之后11天，鄂本笃去世了。

根据鄂本笃残留的日记和仆人的口述，利玛窦整理写成《鄂本笃访契丹记》三章，收入《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成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

鄂本笃是元朝之后有记载的第一个由陆路到达中国的欧洲人。

两百年后，公元1842年的9月。

一位被流放的清帝国高官辗转颠簸来到嘉峪关。

这个人就是曾以钦差大臣身份被派往广东销毁鸦片、最终却成为战争失利替罪羊的林则徐。

鸦片战争前的清帝国，延续了明朝封闭国门的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出洋、居留外国，还严格限制来华贸易的外国商船。

在帝国的西部，则是越来越严格的管控与收束。

林则徐经过嘉峪关要塞时，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

此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林则徐，尽管被迫出关流放，却没有一时一刻把江山社稷置于身后。

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林则徐了解到，沙俄的势力，已经渗入到中亚腹地，下一个要入侵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中国的西北地区。

河西走廊的战略地位在风雨飘摇的多事之秋愈发显得重要，而此时此刻的形势也更加的危急。

尽管林则徐希望自己能亲自重整西北防卫事务，抵御外敌的入侵，但只可惜年逾花甲的他，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五年的流放生涯结束后，林则徐再次回到清帝国权力中心。

公元1850年一月，林则徐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乘船驶入湘江，在长沙作了短暂停留。

在众多慕名求见者中，他唯独接见了一个叫左宗棠的人。

林则徐深信，左宗棠将会是自己未竟事业的继承者。

于是，他将自己在西北地区的所思所想，连同在新疆整理的资料和绘制的地图，向左宗棠慷慨相赠。

他对左宗棠说：“东南洋夷，能御之者或有人；西定新疆，舍君莫属。

”当一介布衣的左宗棠接过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时，他还无法预料，今后，自己的命运将会与中国西部的经略息息相关。

这是左宗棠与林则徐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会见。

湘江夜话后不到一年，林则徐溘然长逝。

公元1865年初，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帝国陷入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无暇西顾之际。

在沙俄的支持下入侵喀什。

仅仅数年之间，几乎整个新疆地区，都落入了入侵者阿古柏手中。

沙俄趁阿古柏入侵北疆之机，出兵进占伊犁。

作为中原通往新疆的主要通道．河西走廊与新疆的联系逐渐被切断。

正当清政府准备出兵新疆时，东南海疆骤然报警。

公元1874年春，日本悍然发兵侵犯台湾。

中国的边疆和海疆同时爆发危机，这种边防形势是清帝国从未遇到过的。

为此，清帝国召集南北洋大臣及沿海沿江各督抚、将军，就国家防卫战略重心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讨论。

无论是出兵新疆还是加强海防，都需要巨额经费，清政府的财政状况极为困难，国防经费该如何分配成为各方争论的焦点。

此时，以李鸿章为首的部分清廷官员提出，新疆地区每年都需要花费大量军费来维持，不如就此放弃经营，将国防重心转到沿海地区。

而左宗棠则认为：中国的山川形胜，皆起自西北。

弃西部即弃中国。

西部安定，中国就等于安定了一半。

公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详细论述了国防形势，提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并力主兵发西北，收复新疆。

最终，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军机大臣文祥和慈禧的支持。

新疆军情告急，令河西走廊又一次成为烽火边塞。

就在这次国防大争论之前，左宗棠已经开始行动。

他调集湘军进驻兰州，积极备战。

为了对付阿古柏军的洋枪洋炮，左宗棠开设了兰州制造局，仿造德国枪炮，为西征新疆提供武器弹药。

洋务运动的新风从东南沿海吹到了沉寂的大西北。

在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他指挥官兵修筑了从兰州开始经河西走廊通往新疆的道路。

河西气候干燥，景色荒凉，左宗棠下令筑路军队，在河西走廊道路两侧栽种杨树、柳树和沙枣树。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正是后人对这一景象的赞颂。

以后，穿行在河西走廊的人们便将左宗棠和部属所栽种的柳树叫作——“左公柳”。

历经一百多年的岁月风霜。

古老苍劲的左公柳至今仍存，绿柳浓荫依然造福于今日的河西百姓。

公元1880年5月26日。

68岁的左宗棠命军士抬着他的棺材兵出嘉峪关，沿河西走廊前往哈密。

五年前，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全权主持收复新疆的行动。

左宗棠的湘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他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坦露心怀：“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担。

”沙俄见左宗棠抱着决一死战也要收复伊犁的气势，不得不通过谈判签下《中俄伊犁条约》，将伊犁地区归还中方。

凯旋的左宗棠，实现了林则徐对他的期望。

他站在嘉峪关城楼上，豪情万丈地写下了“天下第一雄关”的牌匾。

公元1881年，嘉峪关正式开埠通商。

古老的关城在修建了数百年之后，终于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战争与和平，是河西走廊永恒的主题。

探索与建构，是河西走廊时断时续的乐章。

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世界的探险者们就络绎不绝穿絨沉寂的河西走廊，向东进入这个庞大的中央帝国。

1868年，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踏进河西走廊。

他首次将穿越中国西部的古老商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欧洲国家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察活动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达到高潮。

来自西方各国的“探险队”、“考察队”有十几支。

其中有：从事间谍侦察、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发现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的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还有发现“居延汉简”的瑞典科学家斯文·赫定；和让敦煌文物蜚声世界的英国学者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等。

（十） | 宝 藏公元1949年6月。

中国西部的夏天意味深长。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进入攻击线。

他们的任务是解放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省。

毛泽东指示说：“希望本年年底能解决甘青宁三省并直达甘凉肃三州，取得油源。

”这个“油源”，指的就是河西走廊西端茫茫戈壁滩上的油矿。

骤然之间，玉门成为大军挥师西进中一个令人关注的焦点。

、1898年11月，清帝国的光绪皇帝曾经下达了这样一道圣旨：闻甘肃各种矿产甚富，自来未经开采。

着陶模拣派妥员，认真踏勘。

毋令货弃野地，转令外人垂涎。

但，遗憾的是，这次奉旨勘查甘肃矿产资源的活动，因为当时的内忧外患毫无悬念地搁浅了。

1949年的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解放了兰州、西宁后向着河西走廊全面推进。

此刻，距离新中国的诞生已经越来越近，而能源成为共和国缔造者极为关注的头等大事。

一野第二兵团的二军四师向玉门方向快速机动。

9月25日，玉门和平解放。

而这里，就是毛泽东在电报中所特别强调的“油源”——祁连山下的老君庙油矿。

日后，它有了一个更加为人熟知的名字，玉门油田。

1921年，年轻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派遣刚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的学生谢家荣到河西走廊西部的玉门一带进行油田地质调查。

他的到来，成为一个清晰的标志——有史以来，第一批中国自己的地质学家穿越了祁连山与河西走廊。

他们是循着古老的历史线索来到这里的。

谢家荣的调查进行得很艰苦。

20世纪初的河西走廊清冷荒凉，繁华不再，他们只得借助毛驴，往返于采集点之间。

半年后，《甘肃玉门石油报告》完成。

这个报告引发了中国地质学界对河西走廊地区的关注。

只是，此时的中国处在异常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军阀混战，没有能力继续开展针对玉门的石油勘测。

这一等，又是16年。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军队封锁了中国沿海的港口，这让始终依靠原油进口的国民政府不得不寄希望于在中国内地寻找石油资源，他们将目光对准了河西走廊。

1937年夏，作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设置的“甘肃油矿筹备处”的一员，40岁的孙建初带队前往玉门寻找石油。

这一次，他们收获巨大。

孙建初在考察队撰写的《甘肃玉门油田地质报告》中激动地写道：“已可断言，石油即将出现于甘肃之西部，如具备良好条件，可望获致极佳的产量。

”并明确建议，以老君庙为中心，立即施工钻探。

玉门油矿的第一口油井，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老一井”。

1939年3月，孙建初主持启动了这口油井的钻探工作。

1939年8月11日，老君庙一号井喷涌出工业油流，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

日产10吨原油，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截至1949年玉门解放，老君庙油矿共钻探成功44口油井，共生产原油50万吨，这占当时中国石油总产量的90%以上。

孙建初也因此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

1952年岁末，玉门油田和兰州炼油厂被同时列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

5年后。

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河西走廊的玉门建成。

这个油田在万众瞩目中迅速成长壮大为一座大型的现代化石油工业基地。

经过几代石油人的努力，玉门油田总计勘探并开采的17个区块资源总量9.56亿吨。

玉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西北大学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河西走廊中段，距张掖市西北13公里的黑水国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古代冶炼的历史遗迹。

这意味着，早在4000年前，河西走廊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自主的冶炼活动。

雷台汉墓中出土的铜车马阵列就是当年河西走廊冶金工艺的最好注脚。

但，生活在这条通道上的古代先民采挖矿石的地点却始终没有找到。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急需大量钢铁支撑建设，寻找铁矿资源就成为重中之重。

1955年夏季，西北地质局编号645的地质队连续派出两个分队进入祁连山寻找铁矿。

他们是年轻的共和国工业先锋。

地质队员们先是在藏族牧民柴昂阿莱什登带领下找到了头道沟铁矿露头。

接着，年仅21岁的西北大学地质系毕业生秦士伟带领一个小组冒着严寒和给养中断的危险孤军深人祁连山，在几乎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们坚持继续寻找。

终于，秦士伟小组在一个叫桦树沟的山岩上发现了赤红色的铁矿露头带。

那一天是1955年10月23日。

这一年的12月，甘肃省政府正式把桦树沟命名为“镜铁山”。

一个新地名就此在河西走廊诞生。

为了中国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匆匆组建的634地质队，在风雪弥漫的12月火速开赴矿区，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矿会战在祁连山中全面展开。

几乎所有的矿区钻孔都布设在陡峭的山崖上。

年轻的地质勘探工作者和时间赛跑，和死神较量，从发现铁矿露头到提交给国家一个大型铁矿的勘探报告，他们只用了短短的3年时间。

代价同样是巨大的。

为了共和国矿山勘探，先后有11名年轻的地质队员献出了生命。

1958年1月。

国家冶金部在酒泉城以西22公里的戈壁滩上确定了酒泉钢铁厂的选址。

一座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型钢铁企业的建设工程随即展开。

7年后，1965年，一个因铁矿而兴起的现代工业城市在河西走廊上正式诞生，因为靠近古嘉峪关城，它被命名为——嘉峪关市。

就在镜铁山勘探进入尾声的时候，来自河西走廊祁连山北缘的一个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中国。

两年前，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的汤中立被分配到甘肃省地质局祁连山地质队工作。

1958年10月7日，已经是祁连山地质队一分队队长、技术负责人的汤中立，带领巡回检查组来到永昌县河西堡，一个生活在永昌当地的老乡拿着一块泛绿的石头找到地质队来主动报矿。

这块被地质学术语叫作“孔雀石”的矿石标本引起汤中立的特别关注。

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金川铜镍矿床最早的一份矿石标本分析报告。

河西走廊上的这次重大发现，是上天的恩赐。

镍，一种银白色金属，由于它具有良好延展性和稳定性，难熔耐高温，在空气中不易氧化，因此是—-种十分重要的有色金属原料，被用来制造不锈钢等高强度钢材，广泛用于雷达、导弹、坦克、航空与航天器、原子反应堆等军工制造业。

1958年冬季，一场大规模的镍矿勘探会战在河西走廊的龙首山下旋即展开。

此时，他们还不知道，在这片荒凉的戈壁滩与起伏不定的祁连山北缘地带，他们工作的意义不亚于紧随其后中国大庆油田的发现。

但，起初的收获却令人失望。

7年后的l965年，被命名为“金川镍矿”的第一和第三矿区勘探结束，第四矿区勘探同样证实是规模有限的贫矿。

何去何从，年轻的中国地质勘探者面临抉择。

此时，汤中立受命主持编制金川二矿区深部找矿的设计方案，计划打一批深度四五百米的钻孔，找岩体深部的矿体。

其中在12线ZK22孔的钻探施工中，汤中立执拗而倔强地顶着巨大风险一再修改530米的原定深度，深入挖掘，并更换了一台千米钻机施工，终于发现了深部岩枝中隐藏的富矿体。

最终的勘探报告显示，发现的镍矿矿体厚度达到358.16米。

这次惊险的地质勘探，取得了对祁连山地质探索的重大突破，对中国地质勘探界具有划时代意义。

而且，这份最终勘探报告所涉及的矿种远不止铜镍这两类。

其中，铁、铬、铜、锌、萤石、水晶和铀等38种矿产蕴藏丰富。

金川由此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规模的复合型超级铜镍矿床。

这里就是金川的人造天坑——露天开采镍矿坑。

在为中国工业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后，这座露天矿在河西走廊上留下了一个长1300米、宽700米、深310余米的椭圆形矿坑。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深的人造天坑，也因此成为人类留在地球上的一大记忆景观。

如果能利用河西走廊地区每年一半时间的风量，发电量就能达到约4000亿千瓦时，这相当于全国一个月的用电总量。

1952年10月1日，是新中国的第三个国庆日。

天水到兰州的铁路通车。

毛泽东欣然题词：“庆祝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

”就在这一天，兰州至新疆的兰新铁路破土动工。

建设穿越河西走廊、连接新疆的铁路是中国人多年的梦想。

1958年12月，兰新铁路的钢轨穿越河西走廊甘肃、新疆交界的红柳河，进入开阔的西域。

四年后，1962年，兰新铁路全线竣工。

这条铁路东起兰州西站，向西跨黄河，穿越海拔3000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沿祁连山北麓、马鬃山南麓西进，跨红柳河进入新疆，再沿天山南麓经哈密、鄯善，过“百里风区”及吐鲁番盆地北缘，在达坂城穿越天山到达乌鲁木齐，全长1903公里，是新中国投资建设的一条最长的铁路干线。

河西走廊没有铁路的历史，至此永远结束了。

此时，距1876年中国境内第一条铁路开通，已经过去了86年。

又过了28年。

1990年9月，东起中国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的第二座欧亚大陆桥穿过河西走廊，全线贯通。

2014年岁末。

横贯中国西北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的兰新高铁全线通车。

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交通战略的变革在21世纪尤其显得意义非凡。

在曾经的历史通道上，作为通往广阔西部的咽喉，河西走廊是那么的意气飞扬，更洒下过无数先輩的血汗，沉淀了太多的期待与渴望。

而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这条横贯东西、扼控咽喉的超级通道，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也必将肩负起更多使命。

两千年前，张骞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西去的探索征程，才有了一个帝国沿着河西走廊金戈铁马的生动岁月和这条通道日后的别开生面。

从走廊东西两端同时走来的学者和僧人，携带着古老的典籍和经书，穿越乱世动荡的年代。

思想和信念依然生生不息。

儒家与佛教的光芒沿着这里，照射到整个东亚，而东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也让河西大地变得博大、宽容。

河西走廊像一个楔子，楔入了中国广袤的西部。

和平的使者纷至沓来，以会谈与结盟的方式，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版图。

身处广袤西部和遥远欧洲海岸的人们，也怀揣着对未来生活的期望和对未知世界的探求，踏上了东行的路途。

从此，穿越了河西走廊的丝路绵延伸展，马帮与驼队日夜兼程。

瓷器和丝绸、黄金和琥珀、僧侣与经卷，财富与憧憬成为漫漫旅途中坚持的梦想。

在这条神奇的河西走廊上，一代又一代行者穿越时光。

激情、欲望、喜悦、悲伤，重复轮回。

把一个个遥远的国家联络成一个更加宏大的格局：天下。

毫无疑问，河西走廊早已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地理概念。

它意味着一种历史．—种文化和一种使命。

它是丝绸之路的象征和缩影。

在世界版图上，两条丝绸之路，恢宏而壮美。

陆上丝路，从中国西安出发，一路向西，跨越高原峡谷，穿越沙漠盆地，经过河西走廊，深入中亚腹地，通连欧洲；海上丝路，从中国东南沿海，沿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直抵大西洋岸边。

千年前的丝路辉煌，张骞策马西行，郑和扬帆西下，一段久远的故事，一段让人感怀的沧桑岁月。

2013年9月，瓜果飘香之际，习近平主席来到中亚，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不到一个月，在椰树芃芃的东南亚，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写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战略构想，更是沿线各国的共同事业，有利于将政治互信、地缘毗邻、经济互补等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持续增长优势。

　　清明小长假，和叔叔一起开车回家，在回程路上，他提起这部纪录片《河西走廊》，一直以来，我对叔叔的眼光都是无可挑剔的。

于是回到家的那天傍晚，默默的打开电视，搜索这部纪录片，谢天谢地，让我找到了，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在清明短短的假期中，看完了这部让我对西部有个重新认知得《河西走廊》。

　　在看的过程中，同时还不断的百度，河西走廊、武威、张掖，就像一个对知识“欲求不满”的雏儿，想了解更多的关于这部片子出现的一切。

　　在看的过程中，知道了河西走廊是如何成为中华民族的领土，知道了在战乱时期，河西走廊又是如何的保存了中华民族的璀璨文化。

知道了儒家文化在河西走廊的发展，了解了敦煌这些石窟的由来，河西走廊就像一个大容器，包容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接受了来自中亚国家的习俗。

　　在这部片子里，可以看到那些文人墨士，将军统领在河西走廊的足迹。

《使者》、《通道》、《驿站》、《根脉》、《造像》、《丝路》、《敦煌》、《会盟》、《苍生》、《宝藏》，每一集都令人感动。

　　看完片子，让我意识到自己认知得狭隘，从未听说过武威在这里知道了，从未去深究过嘉峪关的由来，这会明白了，一直肤浅的以为张掖是一个小城，如今明白这里是一座古城。

原来，我对西北这么一无所知。

　　如果你和我一样，现在对西北一无所知，那现在就开始看这部片子吧；如果你对中华历史文化感兴趣，那就不要犹豫，打开电视，开始看吧；如果你对西北有着眷恋，那就不要想了，打开手机视频，赶紧看吧。

它不会让你失望的。

公元1245年，蒙古帝国的第二次西征所向披靡，抵达著名的底格里斯河上游。

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使节前往蒙古汗国的首都哈拉和林进行和谈，恳求蒙古军不要再继续进攻，并希望蒙古人皈依基督教。

这是一次无功而返的尝试，任何人都已无法阻挡蒙古大军的脚步。

但，与此同时，在广阔的青藏高原腹地，面对同样强大的蒙古人，一个年过六旬，名叫萨班的藏族老人带着他的两个侄子踏上了漫漫旅途。

他们希望促成吐蕃与蒙古的一次和谈，也希望自己笃信的佛教可以影响对方。

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凉州。

在萨班这次出行的27年前。

公元1218年，雄心勃勃的成吉思汗开始了他征服世界的宏大计划。

在此后的7年中，他率领20万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多瑙河畔的维也纳，到黄河边的汴梁，从北方寒冷的俄罗斯草原，到炎炎烈日下的阿拉伯半岛沙漠，大半个欧亚大陆都笼罩在蒙古帝国的权力和威势之下。

欧洲人惊恐地将成吉思汗形容为“上帝之鞭”。

班师回朝的第二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向河西走廊发起了总攻。

他计划通过这条走廊，先打下党项人建立了近两百年的西夏国，继而直捣中原。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当西夏终于坚持不住而即将崩溃的时候，一代天骄却因坠马受伤不治而意外离世。

但是，西夏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蒙古大军攻占河西走廊之后，西夏失去了战略纵深，迅速灭亡。

公元1236年，蒙古汗位的继任者、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将甘肃、青海等西夏故地分封给了次子阔端。

由此，阔端成为河西走廊最高的军事统帅，并入主凉州。

这一年，他29岁，意气风发，踌躇满志。

尽管他还年轻，但已久经沙场，手握重权。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也就是汉帝国设郡之时的武威，始终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军事重镇。

同时，凉州也是当时经济、政治、文化高度繁荣的地区，曾有梦幻凉州之称。

数度改朝换代，这里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中原与西域的物资贸易、文化往来，更是要在这里交汇聚集，南来北往的各色人等或者扎根，或者住泊在这座城市里，久而久之，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便会打上鲜明的凉州特色。

公元1234年，蒙古和南宋联手灭掉了夹在它们中间的金国，形成了南宋、蒙古、大理国与吐蕃并存的局面。

此时，蒙古帝国的军事扩张并未因成吉思汗的去世而停止，相反，开始了更大范围的征战。

凉州，便是他们的前进基地和跳板。

公元1235年，蒙古人的主力大军发起了第二次向欧洲的西征。

与此同时，已经剿灭金国的蒙古人兵分三路，把目标对准了东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敌人——南宋。

其中西面一路大军，就由阔端统领。

为形成对南宋的包围，阔端率先攻打四川，但是战无不胜的蒙古大军在蜀地遭遇了顽强抵抗。

于是，阔端决定先灭掉西南的大理国。

之后借道进攻陇、蜀。

只是，如果这样，吐蕃就成为了挡在大理国之前的一块石头，阔端必须先解决横亘在蒙古大军面前的藏地吐蕃势力。

公元877年，由松赞干布建立，曾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因内乱土崩瓦解。

此后，吐蕃进入了长达400年的分裂割据时期，各地由不同的宗教教派管理，主要有宁玛、噶当、噶举、萨迦等教派。

此时，蒙古人崛起了。

藏区的教派或多或少都和蒙古帝国保持着纳贡的关系。

但，成吉思汗死后，吐蕃地方不再向蒙古朝廷进贡，彼此之间的关系趋向紧张。

公元1239年，阔端派将领多尔达率一支蒙古骑兵作为先锋军进入西藏。

多尔达的蒙古骑兵从青海一直打到藏北。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这支军队此后在拉萨驻留近两年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任何军事行动。

多尔达开始与当地政教首领频繁的接触，并对吐蕃的宗教和政治进行了深入的了解。

自吐蕃王朝解体后，青藏高原重新陷入分裂割据。

但一个以佛教传播、发展为标志的吐蕃文化的一体化进程，却悄然而至。

吐蕃社会发生了深刻转型。

佛教成为社会的基本凝聚力量，寺庙与教派是基本的社会组织，政教合一的政体已经形成。

公元1241年。

蒙古帝国的大汗窝阔台突然病逝，进攻南宋的战事停止，阔端被迫从四川撤回到了河西走廊。

多尔达也同样率军撤离藏区。

经过这几年，多尔达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吐蕃的各派虽然都信奉佛教，但互不统属，况且，青藏高原海拔很高，气候恶劣，即使单凭武力征服之后也很难驻军戍卫。

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详细汇报了吐蕃的政教情况，并根据自己的了解，建议阔端放弃武力，改用和谈。

开明的阔端看到这封信后，迅速意识到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他决定，就在自己的封地凉州与吐蕃会谈。

而对于和谈对象，多尔达在信中也给出了这样的建议，他提出了几个来自吐蕃噶当派、达隆派、止贡派和萨迦派的人选，其中萨迦派的萨迦班智达“学富五明，最有学问”。

萨迦班智达的名字第一次进入了阔端的视线。

萨班，萨迦派的第四祖，出家前名叫贝丹顿珠。

公元1206年，25岁的他拜印度高僧为师，削发出家。

随后，他拜多位印度和吐蕃的大学者为师，努力钻研诗学、韵律、医学和历法，被尊称为“萨迦班智达”，简称“萨班”，意思是“大学者”。

他是藏传佛教历史上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萨班个性鲜明、非常自信。

他讲述词文，无人匹敌。

挑战者纷至沓来，其中一位名叫措杰噶瓦的学者前来与萨班辩论。

双方约定，辩论中输掉的一方要皈依对方教派。

结果萨班不孚重望，赢得了辩论。

措杰噶瓦皈依佛法。

成为了萨迦班智达的弟子。

由于内明外明遍知，智慧无与伦比，萨班受到藏地各派的尊重。

但蒙古人最初并没有选择萨班。

当时，藏区最有声望的宗教领袖是另一位执掌两大教派的止贡寺京俄仁波且。

但京俄仁波且当时已经65岁，他不愿或者不敢去凉州，转而向蒙古人推荐了萨班。

阔端经过权衡，决定邀请萨班前来凉州会谈。

1243年，阔端以汗国名义颁发诏书，派助手多达那布将军为金字使者，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往后藏地区的萨迦寺，当面邀请萨班前往凉州会谈。

在信中，阔端写道：“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此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

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

”这是一封看似彬彬有礼而实际上是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邀请书。

从当时藏地各派的情况来看，萨迦派虽然势力不如其他教派，可它是最早实行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而其他教派更注重佛法的传承，并不看中现实的政治管理。

历史很快就将证明，阔端选择萨迦派的萨班进行会谈，是一个无比正确的决定。

面对军事力量强大的蒙古帝国，吐蕃各部自知无力抵抗。

为了避免军事冲突带来的危害和藏区更长远的发展，深明大义的萨班决定接受阔端的邀请，远赴凉州。

这一年，萨班已经63岁了。

萨班将后藏萨迦派政教事务逐一托付，还带上了传人，他的两个侄子——10岁的八思巴和6岁的恰纳多吉。

此时的萨班或许还未曾预料到，他的凉州之行将会给吐蕃带来怎样的变化。

而他的侄子八思巴也将从此启程，步入一代帝师的传奇命运。

1244年春夏之交，萨班一行从萨迦出发经拉萨前往河西走廊。

前路吉凶难料。

萨班沿途走访西藏高僧大德和政教领袖，积极主动地与各政治宗教派别相互交流，了解他们的立场观点，收集整理向蒙古汗国谈判的种种条件与意见。

有些激进强硬的极端教派想阻止萨班前往凉州。

为了说服他们，萨班在路上耽搁了很多时间。

萨班一行跋山涉水，从西藏到青海，穿过大草原，整整走了两年才于1246年8月翻越海拔三千多米的乌鞘岭，进入河西走廊，来到了凉州。

萨班抵达时，凉州归于蒙古汗国统治已二十余年。

历经了战乱动荡之后的河西走廊也正在渐渐恢复往昔的繁华景象，佛教的气息和僧侣的身影随处可见。

毕竟这里曾是佛教进人中原的唯一通道，无数的高僧大德都曾在这里驻足。

曾经是河西地区藏传佛教中心的凉州，让萨班感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亲近感。

但是，他并没有立刻见到阔端。

此时的阔端正在蒙古漠北和林参加他的哥哥贵由的大汗登基仪式。

在萨班到凉州以前，吐蕃各教派的领袖们对世界的认识还停留在吐蕃王朝与大唐王朝的时代。

深入蒙古内部的萨班成为藏人里比较全面了解蒙古的先驱者。

他更加知晓了蒙古崛起后的天下大势，同时也开始思考如何在会谈中为吐蕃争取到更多的利益。

公元1247年1月，阔端从漠北和林回到凉州。

毫无疑问，他对于和萨班的见面充满期待。

虽然自己对于佛教并不太了解，但是为了准备这次会谈，他很早就请了几位藏族僧人跟随在自己身边，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藏族习俗，还有藏传佛教。

第一眼看到萨班，身为王者的阔端还是被震撼了。

眼前这位带着两个幼童的老者，睿智而淡定，不卑不亢却充满诚意。

阔端说：“你带着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前来，是眷顾于我。

此情吾岂能不知！

”

他还开玩笑地问八思巴：“你害怕吗？

”少年八思巴看着阔端回答道：“不怕。

你的样子很凶猛，有点像我们庙里的护法神。

不过护法神总是护佑受苦受难的生灵。

”这番话，给阔端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他认为八思巴是有悟性的，这样聪慧的孩子并不多见。

据说，阔端还嘱咐八思巴好好学经，将来可以当蒙古皇室的上师。

阔端和萨班的交流很深人。

这样的交流为即将开始的会谈打下了情感基础．同时阔端也越来越多的领悟到了佛法的智慧。

公元1247年8月。

凉州城外的幻化寺戒备森严。

远处是巍峨的祁连山脉，延绵的雪线闪烁着神秘的光芒。

一次关乎吐蕃归顺蒙古的重要会谈在河西走廊上举行了。

阔端与萨班就归顺的条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遗憾的是，会谈的具体细节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载。

但就综合散落在各种史料中的事实来看。

在吐蕃归顺蒙古帝国后由谁来直接管理，以及上交税赋多少的问题上萨班与阔端有过激烈的争论。

经过反复细致地磋商，双方议妥了包括呈献图册、交纳贡物、接受派官设治等方面的条件。

其中的主要内容是：一，归附者官任原职；二，缮写各地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额等各三份，一送阔端，一送萨迦，一由各长官收执；三，绘制一份归附者与未归者之地图；四，一切都须与萨迦金字使者商议而行。

发生在公元1247年河西走廊上的这次会谈总体过程很顺利。

阔端表示愿意皈依佛教，而吐蕃地区则归于蒙古政权统治。

与此同时，阔端授权萨迦派管理吐蕃政教事务。

凉州会谈结束后，萨班随即向藏区吐蕃各派发布了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

萨班在这封《致蕃人书》的长信中说：阔端励精图治，愿有益于天下各部族人民，用意甚善；蒙古军队众多而战术精良，西夏等部顽固抵抗先后覆亡，而和平归顺蒙古的维吾尔人却得到了诸多利益。

奉劝吐蕃各派首领，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接受蒙古汗王的条件，遵从汗王的命令与蒙古法度，此乃大势所趋。

萨班在信中列举归附的条件及一系列实际情况，讲清蒙古王室尊重吐蕃宗教信仰，对萨班和八思巴兄弟特别关切，创造弘扬佛法的条件，安排宣讲佛法的场所，归顺之后可让本地人担任官职，群众可安居乐业。

萨班在信中还告知他们，吐蕃已成为蒙古属地，阔端大王已委托萨班和使者官员对吐蕃进行共同治理。

由此，凉州会谈揭开了西藏历史发展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七百多年前河西走廊上的会盟，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大历史上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

这次关乎和平的会盟让青藏高原上的各族人民免遭战火杀戮，而且还结束了藏地四百余年的分裂局面。

萨班与阔端也为此后青藏高原纳入元朝的版图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对蒙古人来说，萨班的凉州之行还具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意义。

萨班希望，他能把藏传佛教传播到更广泛的地区，这也是他的使命。

于是在会谈后，他决定留在河西走廊。

得知此事的阔端非常高兴。

他请萨班住在幻化寺，并不惜财力扩建寺院。

幻化寺也就成为了萨班在凉州居住、修行、讲经之所。

因为有了萨班的驻留，这里的香火日渐鼎盛，曾有上千名僧人在这里研习佛法。

蒙古人的原始信仰是萨满教。

成吉思汗在远征各地的过程中接受了各种宗教作为信仰。

道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曾被接纳，但萨满教一直居于众多宗教的首位。

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出于成吉思汗对各种宗教的包容。

事实上，当时这些宗教只是被蒙古人用来为战争占卜与祈福。

他们从不遵守教规的要求。

当藏传佛教出现后，蒙古人开始认真思考他们的信仰。

萨班在《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中反复谈到阔端尊崇佛法，对他十分关心和照顾。

而阔端视萨班为自己的宗教导师，更开了蒙古王室尊封佛教高僧为“上师”的先河，这也为蒙古社会输入藏传佛教打开了合法而方便的大门。

因此，萨班的凉州之行，不仅举行了成功的会谈，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契机，让佛教文化开始深刻影响蒙古人的精神世界。

正如萨班在《致蕃人书》中所说：“余为弘扬佛教，体念众生，更顾念操蕃语之众，来霍尔地方。

”河西走廊，成为了蒙藏两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交点。

此时，被萨班从西藏带来的两个侄子正在渐渐长大。

关于萨班为何要带着他的两个侄子来到凉州，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人质说。

因为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在进攻一个新国家之前习惯于先把其首脑召来投降，然后就是索取质子、征收贡赋，并任命蒙古官吏统治当地；另一种是继承说，萨班动身来凉州的时候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生怕再也回不到吐蕃。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希望自己死后将萨迦派的权力移交给自己家族的人，并能够依仗蒙古汗国的扶植让萨迦派统一藏地全境。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都不影响八思巴和他的弟弟在河西走廊的成长岁月。

有关八思巴在河西走廊的历史记载并不多，他主要是跟随叔父萨班学习佛篮，掌握担当萨迦派教主所需要的必备知识。

他最早的，一篇文章就是16岁时写于凉州的《怙主赞颂》。

河西走廊上的凉州地处中原汉地、蒙古草原及青藏高原的连接点上，这里汇集了汉人、蒙古人、藏人、西夏遗民、回纥人以及维吾尔人等多种民族的文化，这为八思巴打开了眼界。

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八思巴很快成长起来并积累了很多的政治经验。

他与阔端的儿子以及蒙古贵族子弟们的交往比较频繁，学识深受推崇，这为日后八思巴走入蒙古政坛奠定了基础。

萨班圆寂前将萨迦派教主之位传给了八思巴。

这一年，八思巴17岁。

他开始担任萨迦寺住持和萨迦派教主职位，成为萨迦派第五祖。

他将和他的叔叔一样，成为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

凉州会谈的5年之后。

公元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

时年70岁。

阔端为他举行了盛大的悼祭活动，并在幻化寺边按照藏式佛塔的形式为他建造了灵骨塔一座，后人称它为白塔。

此后，幻化寺便改名为白塔寺，并成为元代凉州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

今天，藏式白塔已经遍布全国，形成一道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

对于十三世纪生活在高原深处的萨班来说，能如此高瞻远瞩，除得力于渊博的宗教知识外，还与他早年到尼泊尔的游历有关，对世界格局与政治的洞察力都让他的凉州之行功德圆满。

这是生活在河西走廊与青藏高原上的人们的福祉。

而就在萨班圆寂的当年，已经皈依藏传佛教的阔端也突然离世。

萨班与阔端在同一年相继离世，这让人感到似乎存在着某种宿命。

尽管阔端一生都没有迈入西藏，但，越过崇山峻岭，他一定牵挂那遥远的高原。

这里是河西走廊的张掖肃南皇城滩草原，也是埋葬阔端的地方。

数百年过去，唯有蔓蔓青草与声声牧歌在时光的轮回中经久不息。

西凉王阔端最终与河西大地融为一体。

公元1251年7月，蒙哥登上蒙古王位，结束了自公元1241年窝阔台汗死后10年间蒙古内部“法度不一，内外离心”的混乱局面，重新开始对外征战。

吐蕃问题的解决为蒙古征服大理进而迂回夹击南宋扫除了障碍。

公元1252年，蒙哥命令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16万人的远征军，50万匹战马，在宁夏六盘山集结。

随着接连不断的军事扩张，蒙古政权面临更深层次的挑战——疆土越来越大，部族越来越多，他们需要新的精神资源，甚至执政合理性的依据。

此时，忽必烈把目光投向了藏传佛教。

在六盘山下，忽必烈特地请远在凉州的萨班继承人八思巴前来会面。

八思巴的学识让忽必烈赞叹不已。

他还为忽必烈举行了灌顶仪式。

这次会见后，八思巴回到了河西走廊。

但此次一见如故的两个人所结下的情谊，对八思巴随后的人生带来了重要影响。

八思巴最终选择投奔忽必烈。

他1 1岁时来到蒙古属地凉州，在蒙古王室里成长，不仅学习和掌握了蒙古语言，而且也了解蒙古王室内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争斗。

公元1256年，八思巴离开了凉州，跟随远征大理返回的忽必烈，到了他在草原上新建的开平府。

以后的岁月里，无论蒙古王室内部经历了怎样错综复杂的政权斗争，八思巴始终一心一意跟随着忽必烈，成为其精神上的导师和亲密的伙伴。

公元1265年，已经成为蒙古大汗的忽必烈派遣八思巴与弟弟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一萨迦，协助蒙古管理吐蕃。

八思巴遵忽必烈所嘱，在藏区清查户口，制定法律，于公元1268年在萨迦正式建立起与中国其他行省相同结构的地方政权。

公元1270年，36岁的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除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外，还是隶属于元朝中央政府的吐蕃地区最高行政长官。

八思巴迎来了他人生的辉煌顶点，跻身中华民族史上伟大藏族政治家的行列，并成为无可争议的藏传佛教一代宗师。

一年后，获得王位的忽必烈改“大蒙古”国号为“元”。

公元1276年，元帝国攻陷南宋，中国再次迎来了统一。

青藏高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四年后，公元1280年，46岁的八思巴在西藏的萨迦寺忽然圆寂。

但，八思巴的影响力却在持续发酵。

藏传佛教在八思巴与忽必烈的强力推动下逐渐替代了萨满教，成为蒙古人文化生活的主流，并且对蒙古文字创造、哲学、宗教、医学、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清帝国末端，并延续到今天。

而追溯源头，这种影响是从河西走廊开始的。

那个地方，就是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