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员

2017年初，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Asghar Farhadi）电影《推销员》（2016）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这是他5年之内第二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虽然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阿斯哈·法哈蒂无法赴美出席奥斯卡颁奖仪式，但是他的电影却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黑暗沉默的伊斯兰天空。

我们不仅好奇：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究竟有何独到之处？

他的这些聚焦伊朗本土故事、辗转在“触及灵魂的审查”中的低成本伊朗电影是怎样获得了各个国际电影节的艺术认同，又是怎样引起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灵共鸣？

阿斯哈·法哈蒂1972年出生于伊朗阿斯法罕省的一个中产家庭，青年时代的他深深地迷上了戏剧，因此在大学和硕士期间他学习的都是戏剧。

2003年，他导演了自己的长篇处女作《尘中之舞》（Dancing in the Dust），讲述一个贫穷的伊朗男人被迫与他深爱的妻子离婚，因为她的母亲是一个妓女。

日后在他的电影中常见的情节元素——离婚、身份暧昧的女人、主人公困境——在这部电影中均有雏形；第二部影片《美丽城》（A Beautiful City）是关于伊朗式死刑和爱情的，这部辛酸而又温情的影片中，精心设置的层层悬念吸引着观众直到影片的最后一秒；第三部影片《烟花星期三》（Fireworks Wednesday，2006）从一个家政女孩的视角见证了一个被婚外情困扰的伊朗家庭混乱的一天，影片以破碎的婚姻、焰火冲天的城市来隐喻动荡不安的伊朗社会；《关于伊丽》（About Elly,2009）是一幅伊朗中产阶级的群像，一个女孩的失踪，让事件的真相和人性的真相暴露无遗；《一次别离》再次关注伊朗式离婚：一个帮佣的意外流产让一个已经分居的家庭更快地走向了结束；2013年他在法国拍摄了影片《过往》（The Past），是一个伊朗男人到法国与妻子办理离婚手续的故事；2016年的《推销员》（The Salesman）讲述了一个伊朗男教师的妻子夜半在浴室遭到袭击之后，四处寻找凶手报仇的故事。

显然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讲述的都是“暧昧的道德故事”，他没有营造诸如一夫多妻、石刑鞭刑式的“东方主义”奇观迎合西方电影节，而是以旁敲侧击的方式触及了杀人、强奸、嫖妓、自杀、通奸等伊朗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都格外敏感的话题，试探着人类共同的道德底线和生存焦虑。

最重要的是，他找到了人类共同兴趣——身体，和叙事的共通语言——悬念。

正是这欲言又止的身体叙事和“诱敌深入”的悬念设置，让我们发掘到不同民族不同宗教的人身上共通的道德困境，他的影片因此被称为“新现实主义悬疑电影”。

不可见的身体美国学者丹尼尔·潘戴在《叙事身体·建构身体叙事学》中提到，所谓“身体叙事”,就是身体对故事情节、人物塑造、场景的影响以及叙事中的身体体现。

阿斯哈·法哈蒂电影的“身体叙事”主要体现“身体”是构筑悬念、建立奇观、引发想像的重要元素，这表现在遮蔽的身体、暧昧的身体和消失的女人三个方面。

一、被遮蔽的身体在伊朗电影里，身体，尤其是女人的身体是不可见的。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女性被迫戴上了头巾，穿上长衣服，只能露出手和脸；在伊朗，8岁以上女性如果不戴头巾外出会被巡逻的道德警察警告、罚款或拘留。

在伊朗电影中也一样，伊朗电影审查除了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外，对男女演员的服装与言行也有具体的规定：禁止在电影中出现“紧身的女性服饰；除了脸和手以外裸露其他女性身体的部位；不许有男女性之间的身体接触……”等。

因此在伊朗电影中，女人的身体消失在头巾和蓝灰色的长衣服里。

但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将镜头对准了这些包裹在头巾和长袍下的伊朗女性，长焦镜头里，全身披着黑罩袍的女人走在车水马龙的现代都市街头的画面，是他电影里的别样风景和“伊斯兰奇观”。

在《烟花星期三》开头，是一对情侣骑着摩托车，女孩罩袍一角卷到了摩托车轮子里，两人摔倒在地上。

这一幕不难解释为“走在现代化之路上的伊朗因传统的羁绊的跌倒”，而影片最后女孩丢失的黑罩袍，则成为丢弃传统、身体解放、和女性意识觉醒的象征。

但阿斯哈·法哈蒂电影关注的不仅仅是被遮蔽的身体，还有伊朗人喑哑的内心世界和沉默的社会现实。

在政教合一的伊朗，身体并不完全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还是宗教律法管制的对象，道德审查的焦点，关乎个人的名誉、家庭的尊严。

这一点在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中处处可见。

首先女人身体除了手和脸之外其他地方绝对不可以裸露，这也是为何影片《推销员》中浴室的那一幕会永远成为谜，首先在于其不可拍摄性——浴室里一个正在洗澡的女人必然是裸体的，一个陌生的男人闯进了这个浴室（他可能也是裸的），见到了这个裸体的女人，这一幕对于头发都不能裸露的伊朗女人和伊朗电影必然是禁忌中的禁忌；其次，是不仅不能拍摄，也不能说破，因此就只能无限暧昧为一个谜。

这里观众被迫化身为警察、法官和小说家，根据影片中留下的线索来勾连故事：浴室和楼梯上的血迹、地上的袜子、沙发上的钥匙与手机、柜子上的钱、邻居的只言片语、电话里的留言，并由此想像出无数个可能性。

女性被严密包裹的身体在他的影片中不断被挑战、被调侃。

伊朗社会现实中性别隔离，也反应在了电影中。

在伊朗，连情侣和夫妻都不能在公共场所有亲昵的举动和身体的接触，更别说陌生人之间了，在电影里也是一样。

1997年基亚罗斯塔米在领取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时因亲吻了法国女星凯瑟琳·德纳芙，而遭到国内封杀）——因为伊朗禁止男人在公共场所亲吻自己妻子以外的女人。

无独有偶，电影《一次别离》的女主角蕾拉·哈塔米因在2014年戛纳电影节开幕式上与该电影节主席吉勒斯·雅各布互相亲吻脸颊，而被与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国大学生组织Hizbullah Students向伊朗司法部提出诉讼，要求对哈塔米处以公开鞭刑的处罚，因为她“亲吻陌生男子”。

虽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可见这个规定非同儿戏。

因此，伊朗电影中成年男性和女性几乎没有肢体的接触，哪怕是夫妻与情侣。

《一次别离》中，帮佣瑞茨不得不为纳德的老父亲换内衣，镜头透过浴室的毛玻璃，只看到模糊的身影，这模糊的影像透出人性的温暖。

所以到了后面当纳德将瑞茨推出门外，她大喊的不是“不要推我！

”而是：“不要碰我！

”反应在电影画面上，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大量用到正反打镜头——用镜头将人与人、男人与女人隔离开。

在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中，男人和女人的身体一旦发生碰触，必定是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往往男人打女人的时候，丈夫打妻子的时候，在影片《美丽城》、《关于伊丽》、《烟花星期三》都有这样的情节。

这也是为何《推销员》里妻子浴室被袭后，绝不报警，也不愿告诉别人，而是擦干血迹，掩好伤口，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这里呈现出危机之中最真实的国民性——包扎好带血的尖刀，在复仇中由受害者变成凶手。

二、暧昧的身体，消失的女人维根斯坦说：人的身体是人的灵魂最好的图画。

阿斯哈·法哈蒂电影中对身体的有限的正面表达，就成为电影中最诗意、最美妙的部分。

《烟花星期三》一开始，女孩坐在公共汽车上，镜头自车窗外，拍摄着她伸出窗外的那只翻飞的手，这只手与玻璃窗镜像里的手一起构成了一只飞翔的鸟，这一幕强烈地表达了身体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渴望；在这部影片中，还有一幕是家政女孩里面穿上厚厚的衣服外面罩上紧身白色婚纱，独自欣赏着自己的镜像，这是一个伊斯兰新娘对美丽的渴望、对自我身体的感知；而在《关于伊丽》中，伊丽在影片第36分钟时突然失踪，在她失踪前，影片用了16个镜头125秒的时长来拍摄在沙滩上放风筝的伊丽：她戴着红色头巾奔跑跳跃——这也是伊朗电影中一个伊朗女人少有的放纵快乐的时刻，大海边飞翔的风筝和她跳跃的青春在一刻是如此的美丽，然后她说了一句我要走了，就此消失不见。

“消失的女人”是阿斯哈·法哈蒂电影的另一个常见的角色。

有些女性在剧情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她们要么在电影中从未出现过，比如《尘中之舞》的妓女母亲、《推销员》中的妓女前房客、《美丽城》中被杀死的女孩、《过往》中自杀的妻子，要么在电影进行到一半时消失，比如《尘中之舞》中的妻子，《关于伊丽》里的伊丽，《烟花星期三》中的女邻居。

这些女性往往是妓女、第三者、离异者、移情别恋者等。

她们是在宗教、道德、法律的夹缝中生存的女人。

她们的消失是因为她身份和行为的暧昧性：她们是瞒着丈夫出来打工的孕妇、在社区开着美容院的离婚女人、在公寓里带着孩子做皮肉生意的性工作等，这些都属于伊朗非正式经济部门的非正式劳动力，1979年后，伊朗妇女被禁止外出工作，而革命后的伊朗由于正常的经济活动经常得不到保障，因此衍生出了大量的非正式经济活动，新兴的行业有社区中的健身会所、美容美发店、性工作者等，从事这些行业才多为单身或离异女性。

职业的暧昧性，决定了她们存在的暧昧性；她们虽然暧昧而不可见，但是在叙事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对剧中人物的命运都产生着直接的影响。

暧昧呼唤正名，缺席反证存在。

暧昧的身体，消失的女性，则表达出了伊朗社会的性别张力、宗教的强势与荒诞，法律的无力。

这种暧昧与消失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妥协和躲闪——伊朗电影审查禁止电影中出现暴力、色情、奸情、科幻、灾难、恐怖等主题，因此模糊真相、空置结局成为一种无奈之下的主动选择。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道：“我们也在寻找新的拍摄方法，不会跟审查制度作对，在它监控下，寻找另一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因此暧昧是逃避电影审查的一种策略。

《推销员》中浴室袭击事件在嫖妓与强奸、发生与未发生、意外与故意伤害之间的模糊不清，无疑是一种无奈而聪明的做法。

从遮蔽到消失，从暧昧到从未从现，伊朗女性身体的受难历程就这样被呈现出来。

对身体的遮盖与控制就是对人性的否定，身体的缺席即是人性的缺席。

不可见的身体，就是不可见的真相，和不可见的伤痛。

伊朗如同一个戴着面纱、穿着罩袍的神秘女人，阿斯哈·法哈蒂电影的身体叙事仿佛一部X光透视机，让我们瞥见了真实的伊朗。

无尽的悬念阿斯哈·法哈蒂喜欢制造悬念，这源于他年少时的一段经历。

有一次他去看电影迟到了，只看到了电影的后半段，那之后的很长时间，他还一直在想电影的前半段到底是怎样的。

日后在他拍摄的电影中，总是用“悬念”给观众留出自由想像的空间，以此表达对观众智商与情感的尊重。

但他电影中的“悬念“不是希区克柯式的“桌子下的炸弹”，也不同于中国画式的“留白”，而是“遗失的拼图”——情节链中遗失的一环。

他制造悬念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省略；灵活的视角；多层次悬念；人物的困境。

一、省略——故意隐瞒关键性情节和片段——是阿斯哈·法哈蒂电影设置悬念时最常用的方式。

因为他的电影严格遵循线性叙事，没有闪回和倒叙，这被省略的部分就成为故事的版图中永远遗失的一片。

每个人都在努力描绘“丢失的一片”的模样，但事情的真相永远是一个谜。

比如《一次别离》中省略了瑞茨被车撞和瑞茨被纳德推出门外如何摔倒这两个关键情节；《推销员》中省略了浴室中妻子被袭击的情节；《关于伊丽》中则省略了伊丽溺水的经过；《过往》中省略了妻子如何自杀这一幕；这些被省略的部分如魔咒般永远地改变了影片中每一人的生活，而真相往往到最后也没有揭晓。

观众被迫像侦探一样通过人物的描述、点滴的线索，想像事件的真相，一直到影片结束后很久，这想像还在继续。

这些被隐瞒的关键情节似乎是因果链中的“因”，但事实上，它只是果，影片密集的情节链中被忽略的还有情节链的第一环，也就是整个故事的起因，这往往也是不能说、不可说、而导演最想说的部分。

比如《一次别离》整个故事的起因是纳德和西敏要离婚，为何离婚，并不是感情破裂，而是西敏想出国，纳德要留下来；西敏为何要出国？

因为她不想让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什么样的环境里？

当法官问西敏时，她没有回答，而这整部影片仿佛就是一个完整的回答。

故事的另一个起因：怀孕的瑞茨为何出来做帮佣？

她的鞋匠丈夫为什么会负债累累、一再进监狱，又患上抑郁症？

这些同样是故事拼图中缺失的部分。

影片《推销员》的第一幕是摇摇欲坠的公寓和邻里相携一同逃离的荒乱场景，这个有着复杂调度的长镜头的最后落幅是窗外一辆正在火热作业的挖土机，正是它的挖掘，使得这幢楼正在塌陷。

但是人们无视它的存在，不去寻找原因，更没有一个人想要去阻止这个庞大机器。

只顾眼前，不去思考和寻找真正的原因，正是这种盲目导致苟安之所的倾塌。

而这个正在坍塌的公寓无疑象征着正在破碎的家庭和正在塌陷的伊朗社会，一个道德、宗教、人性的撕扯中摇摇欲坠、正在坍塌的世界。

那么，是谁在挖掘和破坏这一切？

——这又是一个悬念。

除了开头，阿斯哈·法哈蒂的所有电影都是开放式的结尾，电影结束了，悬念仍在继续，所以他的电影就如同生活本身：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或者，这正是让主人公们痛苦的一点，如同《关于伊丽》中那句对白所说的：一个痛苦的结束胜过永无结束的痛苦。

观众在这种余音袅袅的留白中感受着剧中每一个人物的痛苦和两难；二、阿斯哈·法哈蒂电影悬念设置的第二个技巧是视角的灵活与多变。

通常由一个人物将观众带入故事，这个人物常常是一个外来者，即置身事外，又深陷其中，在《美丽城》中是出狱的男孩，《烟花星期三》中是家政女孩，《一次别离》中是帮佣瑞茨。

随着故事的发展，视角又成了自由转换的全知视角，观众所知始终大于剧中人物所知，观众与剧中人物的关系也在转变：旁观-好奇-认同-同情-担心-共情-两难，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对伊朗的认识由模糊而冰冷的印象转换成一种富有情感色彩的认同；三、悬念的设置密集而多层次：主悬念中有次悬念，大悬念中有小悬念。

环环相扣的悬念将观众紧紧裹挟在叙事中，直到影片结束。

比如《一次别离》中，贯穿全片的主悬念是：纳德和西敏是否会离婚？

影片分为三个段落，每一个段落又有几个次悬念：第一段，帮佣（开头——46分28秒），这一段的悬念有：回娘家的西敏会回来吗？

怀孕了的瑞茨能胜任工作吗？

瑞茨为何将老人绑在床上离开？

她偷钱了吗？

第二段，诉讼（46分28秒-99分44秒），这一段的悬念有：瑞茨为何流产？

纳德事先知道瑞茨怀孕吗？

纳德会被判刑吗？

瑞茨会被判刑吗？

瑞茨的丈夫会伤害纳德的家人吗？

知道父亲撒谎的特梅会告诉法官真相吗？

第三段，和解（99分44秒-120分25秒），这一段的悬念有：瑞茨的丈夫同意和解吗？

纳德同意和解吗？

当两个丈夫同意和解，瑞茨又抛出一个事实：她有出事前一天出了车祸，所以她不能要钱，但这件事不能告诉丈夫，和解能完成吗？

纳德与西敏会离婚吗？

他们的女儿跟了谁？

而在每一个段落中，又分布着大量的细小的悬念，比如开头瑞茨到纳德家帮佣的21分钟（第14分到35分50秒）是影片最平静的时光，但是在这段时间中，影片中仍然充满了小的悬念，参见下表：《一次别离》情节与困境悬念15分30秒观众得知瑞茨怀孕她能胜任工作吗？

17分20秒老人尿湿裤子，瑞茨犹豫该不该给老人洗澡换裤子。

瑞茨的工作与宗教律法冲突，她该怎么办？

20分47秒瑞茨向纳德辞职，说工作与她的信仰冲突，并承诺她的丈夫第二天会来。

纳德能找到新帮佣吗？

她的丈夫会来吗？

30分钟瑞茨继续帮佣，因为她的丈夫前一晚被债主和警察带走。

瑞茨的丈夫怎样了？

她能胜任工作吗？

32分老人不见，瑞茨上街寻找，惊险地过马路，此处省略瑞茨被车撞的情节老人能找到吗？

瑞茨安好吗？

34分瑞茨在下班的公车上眩晕她还好吗？

35分50秒瑞茨第四天帮佣，纳德与女儿回到家，发现瑞茨不在家？

老父亲昏倒在地。

瑞茨去哪了？

老人安好吗？

“帮佣“这一段的主要悬念是“怀孕的瑞茨是否能胜任她的工作”，影片中平均每隔2分钟就会有一个新的转折和悬念。

这层层的悬念编织了一张网，让观众步步深入，欲罢不能。

悬念使得剧中人与观众之间建立了一种默契，一种认同，一种对人物命运的担忧和关怀；四、不断让人物陷入困境和艰难的抉择：离婚或者不离婚、离开还是留下来、撒谎还是说出真相、遵循内心还是宗教信条、复仇还是宽恕。

“通过电影让观众产生强烈的道德焦虑是电影叙事中悬念设置的重要手段，善与恶的对立、矛盾与冲突直逼观众道德底线，在严峻的伦理考验中实现对命运的关注和人性的关怀。

” 但阿斯哈·法哈蒂电影的矛盾冲突的着力点不在善恶对立，而是“善善对立”——这是更难的选择。

阿斯哈·法哈蒂电影中的悬念带来的不是惊奇，而是叹息，到了影片最后观众感受到的不是悬念解开后的满足，而是持续的思考。

这里有些是只属于伊朗人的道德焦虑和道德困境：比如《美丽城》中的伊朗式死刑、《推销员》中嫖妓与强奸难辨的“浴室夜袭”等，但影片中更多的是全人类共通的焦虑：生与死，宽恕与复仇，罪与罚，自由与责任，谎言与真相，爱情与亲情。

在困境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伊朗的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悬念，即是一种对生活不确定性的恐惧和焦虑，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故事总是发生在一个高度不稳定的场景空间中：破碎的家庭、波涛汹涌的海岸、正在坍塌的公寓、人来人往的法院等。

他的人物正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环境里进退两难、举步维艰，在生命和死亡之间的灰色地带里寻找意义和真相。

阿斯哈·法哈蒂迄今为止的7部长片，每一部的主人公都是处于“离婚”或者破裂的婚姻中的人物。

在伊朗，离婚的革命性在于：首先，如果“婚姻和家庭生活是伊斯兰教的基准，也是社团活动的核心。

……是穆斯林对伊斯兰社会最赞赏的诸方面之一……”，那么离婚本身就是对宗教的一种反叛；其次，离婚是女性争取独立和自由的象征。

用身体来制造悬念，呼唤自由；用悬念找回身体，发现真相。

阿斯哈·法哈蒂电影中“身体”与“悬念”通向的是永恒而普世的价值观——自由与真相。

在“9·11”后伊斯兰形象被妖魔化、穆斯林恐惧症蔓延的世界大环境中，阿斯哈·法哈蒂的电影用身体和悬念讲述了一个又一个人类故事，将穆斯林由“他者”转变成“我们”中的一员。

正如他在2017年奥斯卡颁奖礼上的演讲所说：“‘穆斯林禁令’将这个世界划分成了“我们”和“我们的敌人”两个阵营 ……作为电影工作者，我们的任务就是展现人性的光辉，打碎种族偏见和宗教歧视，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一种同情。

”发表于《当代电影》2017年第11期

时隔五年，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又一次来到奥斯卡，他之前的作品《一次别离》在2012年获得了第84届最佳外语片奖，还引领了一场“伊朗电影”热潮。

毕竟在大部分人的印象里，伊朗电影=《小鞋子》。

阿斯哈·法哈蒂通过自己的作品向全世界介绍了伊朗的社会现状与人民生活，也重新让伊朗电影回到了普通大众的视野里。

今年的《推销员》和《一次别离》题材差不多，都是从伊朗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取材。

但看似波澜不惊的剧情实则高潮迭起，欲言又止。

故事并不复杂，讲述了一对夫妻经过朋友介绍搬了新家，却因为一场与旧房客有关的事故陷入了绝境。

导演阿斯哈·法哈蒂的特点是真实。

影片剧情起伏不大，也没有特殊的视效，大部分情节都是平淡琐碎的日常。

却因为这些看似普通的琐事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男主角是学校的文学老师，课余还和妻子一起排练美国剧作家米勒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这天排练结束后，妻子先回家收拾东西，并在电话里嘱咐男主角买点儿面包和洗手液回来。

当楼下的门铃响起时，妻子以为男主角回家了，没看门禁视频就解锁了楼下的单元门。

此时，影片里没有配乐也没有声效，只有一扇未关闭的大门。

当男主角回家时，家里只剩下一滩血迹。

别紧张别紧张，这并不是惊悚恐怖片，妻子只是在与陌生人的争斗中撞伤了头部，被邻居送到了医院。

男主角愤怒了，把妻子安顿好之后，他的第一反应当然是报警。

结果妻子拒绝了。

看到这儿，恐怕所有观众都开始猜想陌生人与妻子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但显然导演并不想直接告诉咱们，他通过很多细节给观众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影片的重点则放在了男女主角情感与关系的变化。

导演很注重演员的表演，用很多特写及近距离摄影来加强角色之间紧张的气氛。

他也更愿意将角色置于某种道德困境中，影片中的男女主角总是因为一些“难以启齿”的原因在生活中止步不前。

这些“原因”可能来自于宗教信仰，也可能来自于社会准则。

导演通过剧中剧《推销员之死》的台词与男女主角的生活进行对照，进一步增强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爱无可忍》里也有类似的描写，“在无能为力的无奈之后，受到克制的自我意识就会绝地反击。

”人的主体意识开始极度膨胀，角色的性格缺陷开始凸显，相互抗争。

忍无可忍之时，是真正的进退两难。

发现得依靠非常规的方式替自己找到借口之时，是真正的绝望。

这位伊朗导演想说的话太多了，伊朗的人民、社会、甚至国家，人们的信仰、道德以及人性。

一部电影要容下这么多主题，也是有些困难。

但总的来说，《推销员》没有《一次别离》精彩，剧中剧的方式还显得有些拖沓，但提名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还是实至名归的。

在《推销员》里，导演在点到为止的叙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克制，没有过分夸张的去表现事态的严重，在通过故事中人物之间的对白，画面的呈现，循序渐进的表达出，在意外发生后，人物心理的矛盾、困惑、挣扎与爆发。

即使到了最后时刻的真相大白，也没有太多的刻意渲染。

导演采用一种“平视”的角度，置身于事外，也没用道德制高点的审视，而是将电影中人与人之间的困惑，抛给观者。

将故事自然的表达，就像电影的最后，男主艾麦德和他的妻子拉娜，回到剧团，和以往演话剧前一样，在镜子前做着化妆准备。

在经历了这次租房意外后，虽然还是重复着以往的生活轨迹，但他们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可能真的像他们彼此最后的眼神那样——空洞迷茫。

首先，法哈蒂的几乎每一步影片所传出的气质值得赞赏，这是一种远离高度发达社会的偏僻的和略显卑微的呼吸气质。

剧本，摄影和音乐等都有着一种控制和冷静，不论什么样的主题，他都慢慢去接近他想阐述的思想。

没有血腥，没有不加控制的暴力，当然也没有当今立牌坊式的和故弄玄虚凸显逼格式的夸张性色。

一切都完整展现现实的人，不加修饰地展现。

我个人认为他的电影更接近电影的本质义务，更接近电影的高尚。

说回到这部电影，我认为初期的剧情建置略显僵硬，没有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的发生感。

因工程建设引发的危楼集体搬迁，到了新居上一位住户是一个性工作者，夫妻两人作为大学教师话剧演员竟然也穷到无法负担哪怕一月的房租，这里的阶级性是否稍显混乱？

当然，电影是需要戏剧化的，所以也并非失去理据，工程建设可能是影片的第一层暗喻，展现伊朗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的逆来顺受（此处也可当做后面关键情节点的伏笔）；而上一任房客的职业也从侧面展现出了当地的世俗与古老教义的深层矛盾（推进剧情）。

而到了关键情节点后的冲突环节，导演为了更好的阐释道德的辩证评判和理性与感情的中性立场，一，故意将最早的施暴者设立为一个老人的角色，增加看待事件的角度与深度；二，回避猥亵事件的关键场景，设立诸多猜想性的线索和条件；三，将男女主角的情绪化展现尽量压制，我们可以看出女主角从始至终没有过于激烈的言行和情绪，只是由一味深陷痛苦到慢慢选择“放开”，而男主其实在初期也并没有过于激烈的男权倾向展现，他也有关心和爱护，只是毕竟在伊斯兰社会里，女人遭受了如此突破界限的侵犯，男人的内心里有一部分势必会外化为新的施暴者的角色。

有一个细节，就是自从女主角经历此事以后，镜头里几乎没有展现出男主角对于女主角的身体接触，此刻其实二人由生理到心理都拉开了距离。

作为男性，他在基因里认为的归属物遭到了迫害，母性在他心里根植的“圣洁”意味被瞬间打破，所以我直截了当地说，其实男主角心里认为女主角是脏的，这是他的第一个心理感受，其次才是对于施暴者的报复。

还有一个心理点，其实男主角在女主角遭受了如此变故以后，他的对于妻子的心理责任已然动摇，他看到卧室里的袜子，看到架子上的钱和性用品，他寻找凶手的行动，实则是雄性基因里的“比较”和“争斗”。

话说回来，在关键情节点的设立故意处理模糊的情况下，才开始了对于社会性下的对人性的真正探讨。

根据我上面一段的阐述，其实观者很难确定施暴者的行为到底够不够成“强奸”。

一种情况是老人醉醺醺的到了屋子里，听到女人洗澡的声音，以为是那位性工作者，所以自然而然先到了卧室里，随意脱下袜子，将钱和性用品放在架子上准备好，然后到了浴室里，看到洗澡的人是另一个女人，而女人因为突如其来的惊吓而作出反抗行为不小心打碎镜子，老人割破了脚，仓皇而逃，邻居的描述是惨叫一声，然后铛铛铛，惨叫可能是割破了脚，而铛铛铛可能是仓皇下楼的声音，以至于没有带走车钥匙，而后边老人在和男主承认错误时说的我当时喝醉了，对不起，很可能是他对于整件事情的抱歉，并不一定是酒后就必须乱性；另一种情况是老人到了浴室里，女主角惊吓反抗，可能激怒醉酒后的老人，他强行实施强奸，然后依然仓皇逃窜，此时因为魂飞魄散忘记拿钥匙也可以成立，而邻居的描述，铛铛铛，也可能是强奸时发出的声音。

（此处因为老人的身体状况去纠结他有没有强奸的能力我觉得没有意义，毕竟他在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照样光顾性服务，所以无可评判。

）故而在这种情节模糊的情况下，女主角选择不报警，自己承受，劝男主角冷静，以致最终以婚姻相逼迫，都展现出了故事铺陈的细腻，因为每一个环节都有其用意。

选择不报警，是因为不管是普通猥亵还是构成强奸，在伊斯兰女性的眼里都是无法启齿的事情，她不愿在脑海里反复被迫浮现此事，而且也会让她的名誉和自尊备受打击；而自己承受，是她不去憎恨别人，一直埋怨自己，确实她主动开门不看来人的举动显得太愚蠢了，这也是对丈夫的一种隐性的愧疚地表达；最后的以婚姻相逼求男主角放过老人一家也是一种对被害者的主动宽容，其中也不乏“虚弱形象”使得老人自己的施暴者形象减弱，而男主角由第二受害者转向对老人一家的施暴者的形象加强的因素对女主角产生的影响。

而依旧在这种模糊的情况下，男主角由初期迁就一部分女主角的心思到后来因为施暴者留下的物品对生活细节“侵入”的不爽而导致他的主动出击，好像他的尊严必须受到维护，此时他无法兼顾女主角才真正受害者的心理痛苦，并且邻居和剧组人员的“关切和询问”实则让他羞愧和气愤。

使得他一再鲁莽行事，先把老人关小黑屋，再将他家人叫来当面对峙并最后给了老人一拳。

此时的男女主二人才是社会性的备受各种因素制约下的人格体现。

我看了一些评价，有说女主圣母婊的，有说男主男权狗的，其实在她们各自的语境下想法都是成立的，女主有懦弱，也有在社会性下的无奈，有对自己的难过，也有对施暴者的宽容，总之导演将社会，体制，家庭观念，两性观念融合在一起进行阐释；而男主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作为主要推动剧情的因素（未完）

撇开在伊朗社会，一个女性的尊严可能无足轻重这个可能性不谈，这个事件最大的巧合就在于施害者同时也是个弱者。

天性中的同情心让我们原谅弱者的过错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而错把这种满足感当成救赎，让我们有机会在心里暗暗地当一把假想上帝。

尽管电影最终没有以一种很清晰的方式展示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到当弱者的过错超过我们的接受范围时，这种无原则的宽容并不能解决心里的芥蒂，在一种息事宁人的表象下，很可能恨意会发酵，如果不能被从一种正义的渠道发泄出来，它很可能会以一种扭曲的方式爆发出来。

复仇让人成为了野兽，无原则的原谅可能让人成为弗兰肯斯坦。

复仇是种明码标价的剧毒，是个大门敞开的地狱，像把明晃晃的匕首，避之不及，只有你主动选择它时，它的痛与恶才能开始施展威力；但是还有一种布置成天堂模样的地狱，不是那种会让你一脚踩空的陷阱，却让你缓慢沉沦，就像是用湿毛巾捂住了你的神经，知觉还在，却无处潜逃。

对痛苦不要选择遗忘，对折磨不要选择原谅，对超出自己道德韧性之过错不要选择宽容。

像片中男主一样，我来讲理了。

1、女主没有被强暴！

证据1：老奶奶邻居的证词：“听到有男人的哭号，以为是夫妻打架。

“说明老头当时也在受着良知的折磨。

假设是强暴，为什么要嗷嗷喊？

证据2：老头脚伤。

一地的血脚印，邻居大叔的证词，以及后期证实是老头脚割破了。

如果是强暴，老头好毅力，怎么最后还是受不了良心谴责犯病呢？

证据3：桌上有钱。

原本以为是猖狂的强奸犯留下来的嫖资。

不过上面有个安全套，应该是老头儿先把钱和套放在那里等肉体治疗师，结果干等不来，去洗澡间看，发现进错屋了，落荒而逃。

证据4：遗落的车钥匙。

处处出错，如果是强奸犯，我实在是无语了。

证据5：女主的表现。

第一没有大声呼救，可能是吓坏了失去意识（从打扫卫生和后期振作感觉不像，给人女强人的感觉），可能是直接撞到了玻璃晕倒（照应证据2，说明老头已经受伤）。

第二不让事后追查，可以说是怕名誉受损，勉强可以佐证没有收到性侵害。

2、剧中剧《推销员之死》很好的映衬了剧情第一段：剧中剧饰演妓女的人因为一个演员的笑就羞愧难当的罢演，而笑她的人只是觉得明明穿着衣服却说自己裸体很好笑。

预示了女人被看到裸体是个性命攸关的大事，加上演出布景，引出女主后期的惊慌与崩溃。

第二段：剧中剧女主自怨自艾，男主牢骚满腹。

演出了人物生活中女主已经难以支撑，男主也有些手足无措。

第三段：剧中剧男主辱骂老板。

没啥好解释的。

第四段：剧中剧男主之死，之后还没谢幕完就跑去看老头。

说明男主也非常担心老头心脏病发作死掉，以及一切终将有个了结。

好了，说完这两点，或许已经可以充分驳斥那些占领道德制高点去评判老头老奸巨猾的，评判女主圣母婊的，和评判男主矫枉过正的键盘侠了。

有人说导演用力过猛，有人说伏笔很刻意。

在我看来都还好，一部好的戏剧，不过是在人们原本无比平淡的生活湖面上抛下一粒石子。

再将自身带入每个角色，计算稳态经过扰动后的实时状况。

只要这些足够自然，演员表现到位，细节描绘突出，然后观众在其中各取所需就好。

而我在这部片子里看到的就是男女主之间绝对的矛盾。

男主倾向于达理，倾向于维护世间的公理。

既然作恶了，就要施以罚，原本是为了妻子出口恶气，最终虽然听从了女主的劝诫没有高发，却还是情不自禁的给予最低程度的报复。

女主倾向于通情，事情发生后，首先想到的是声誉，其次是苛责男主，最后是原谅老头。

除了老头的冲动，或许真的是没发觉搬家，只是撩起头发看看是不是肉体治疗师，每个角色都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女主希望尽快平息伤痛，重新步入正轨。

男主选择不退缩，不仅仅是自己的面子，还相当于是家庭的捍卫者。

老头编造一个一个谎言是为了给自己开脱，也为了别人好过。

邻居在是非面前要摆明立场，抢占道德高点。

总体来说，我认为本片非常精彩。

法哈蒂凭借《推销员》再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你可能看了张假新闻照，这是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上一次捧得小金人时的照片。

今年，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五强的他却公开表示，不会出席本届颁奖典礼。

一个月前的今天，刚刚履职总统才满一周的川普签署了“禁穆令”。

这份名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禁止伊拉克、伊朗等七国公民在未来90天内入境美国。

一石激起千层浪，好莱坞愤怒与同情之声不绝于耳，盖因“禁穆令”充满赤裸裸的歧视，且其辐射范围空前之广，其中就包括入围本届奥斯卡的伊朗导演阿斯哈•法哈蒂，而他本人也因此发表声明不参加本次颁奖典礼。

对此，奥斯卡评委会作出回应：“曾因《一次别离》荣获奥斯卡奖的导演阿斯哈•法哈蒂，以及他今年提名影片《推销员》的全体剧组成员，竟因为其宗教或国籍原因而被挡在国外。

学院作为全球影人及全民人权的支持者，对此感到极为不安。

”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戏剧性反转，先是“禁穆令”被联邦法院叫停，接着是《推销员》在各大网站的获奖赔率纷纷攀升至第一，并取代此前的获奖热门《托尼·厄德曼》，最终爆冷摘得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桂冠。

颁奖礼现场，代领者读出他的获奖感言：“电影人的镜头能够捕捉到人性...会在我们和其他人之间产生同情心，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这种同情心。

”应该相信，这部电影和它的胜利，也许不仅仅关乎于同情。

— 伊朗剧场中的美国悲剧 —

《推销员》剧照《推销员》发生在伊朗的德黑兰。

一对夫妇Emad和Rana搬入新家不久，妻子Rana独自在家时遭遇陌生人的强暴，一场有关罪与罚的悬疑故事就此展开。

值得注意的是，“推销员”的片名取自穿插于电影里的戏中戏——丈夫Emad与妻子Rana在剧中所表演的话剧《推销员之死》。

导演法哈蒂通过三幕剧的植入，向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的经典作品致敬。

《推销员之死》表现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一位小人物的失败，而其所影射的美国梦的幻灭，在当今“反全球化”的背景下竟书写着新的注脚。

不同之处在于，导致底层民众生活困境的不再是股灾和金融危机，而是面向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移出，以及非法移民的不断涌入。

这恰巧同主线剧情形成互文，并微妙地折射出当代美国的乱象——缓缓推开的门，登堂入室的陌生人，暗生龃龉的家庭关系，以及作为回应的惩戒与宽容之辩。

— 同情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影片中，丈夫Emad最终发现，闯入房间并强暴妻子的竟是一位白发、佝偻而且患有心脏病的老人。

当老人层层揭开脚上的绷带，事情的真相也水落石出——他脚底的创伤，同此前案发现场地面的血迹以及遗落的袜子，完全吻合。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女婿，让他知道岳父是个什么货色”丈夫Emad喊来老人的家人接他，坚持在他家人面前公布他的罪行。

“如果你要跟他家人说那件事，那咱俩之间就到此结束”妻子Rana面对老人的哀求产生了恻隐之心，在她的威胁下，Emad没有告诉老人的家人，而他终究心怀愤懑地忍不住出手掌掴，竟使虚弱的老人心脏病发作，瘫坐在楼梯上几乎停止了心跳。

对于同情，卢梭曾这样阐释——“除了对弱者、罪人、或对整个人类所怀有的同情外，还有什么可以称为仁慈、宽大和人道呢？

”。

这一刻，弱者的柔光镜头由妻子切换到了老人身上，面对他衰老迟暮、奄奄一息的身躯，一切道德评判仿佛就此失效，一切惩戒与复仇的理由都摇摇欲坠，无论他的罪恶带给一个家庭怎样的撕裂与羞耻，同情，似乎只有同情才是唯一不残忍的选项。

— 高墙与蛋声的喧哗 —

强与弱对弈间的道德立场，有许多种表述。

叔本华说 “每个人在其自身都带有嫉妒和同情这两种彼此对立相反的特质，因为这两种特质产生于一个人对自己的状况与他人状况所不可避免作出的比较”，这听起来尖锐得近乎偏狭，但似乎很好揭示了舆论评价的行走规律。

邓玉娇、药家鑫等一场场话题盛宴中，我们都见证过善与恶的自由切换，民意肆意的喷薄与翻转。

另一句广为流(误)传(读)的宣言，来自村上春树“鸡蛋与高墙”的演讲——“不管那高墙多么的正当，那鸡蛋多么的咎由自取，我总是会站在鸡蛋那一边”。

尽管村上在演讲中明确“高墙”的定义为体制，但当其范畴被人渐渐扩大至不加限定的个体，打着“鸡蛋”旗号的绑架、裹挟乃至欺骗又甚嚣尘上。

不透明的募捐，不真实的乞求，碰瓷，逼捐，医闹，扶不扶，黑命贵，这不清真，“他弱他有理”，“他还是个孩子”...每堵墙都因鸡蛋而生，站的人多了，转眼又耸立起一座敦实坚硬的墙。

一片宽容和谐世界大同的声浪之中，我留意到一条不起眼的新闻——一些同时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制作人对法哈蒂曾面临的禁令表示同情，但同时也越来越担心这些头条新闻和政治情绪会影响正在进行的投票： “《推销员》以外的每一部入围影片都被与自己毫无关联的政治局势所裹挟。

所有的媒体只关心禁穆令，而且不仅是业内报章，而是全世界的媒体。

我们都很担心这种一边倒的呼声，会让评委为了反对特朗普和他荒谬的移民政策而把票投给《推销员》。

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意见。

”一位知情人说，“我们知道最佳外语片不是奥斯卡最重要的奖项，但这个奖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真的非常重要。

”这位知情人坚持匿名，因为他不想被扣上没有同情心的帽子。

— 完 —

话剧《推销员之死》，中途停演。

女主演蕾拉情绪失控，无法演出。

因为观众席的一双眼睛，像那个伤害她的男人！

此刻，她，崩溃。

她，抱头痛哭。

她，渴望一个拥抱。

坐在对面的男主演，她的丈夫，却生气地问：“你不是说没看到他的样子吗？

”-《推销员》 这是第8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得主，伊朗电影《推销员》的片段。

故事开头，尹麦德和蕾拉的住所险些倒塌，所有邻居都跑下楼，尹麦德第一反应是拉上妻子蕾拉一起冲出去。

她的妻子，在黑色头巾下，闪亮出一双美丽深邃的大眼睛。

尹麦德是学校的一名文学老师。

晚上，同时夫妻两人共同在话剧《推销员之死》里担任男女主演，感情深厚。

电影，就在现实生活和《推销员之死》的话剧角色中不断切换，主人公的命运与话剧中情感更迭纠缠。

某日，两人所住的房子成为了危楼，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无奈之下，尹麦德和蕾拉只得临时找了另一个住所，匆匆入住。

然而，他们不知道前房客是个妓女。

搬来不久，一位前房客的客人误入房间，恰巧蕾拉正在洗澡，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破了婚姻的宁静。

一、她渴望拥抱，他想要报复 女主蕾拉无疑是意外中最大的受害者。

她必定是拼命抵抗，自己伤了头部，也伤了对方的脚。

从医院回到家里，她不让丈夫尹麦德关卧室门，再三表示她害怕。

她想要他陪她，她以为他可以依靠，她倾诉所有痛苦，她低头哭泣，她懊悔，她自责，她内疚，她恐惧，她……无数的情绪，渴望有人懂得。

渴望一个拥抱，抚摸着她的头，或轻拍她的背，男人在耳边呢喃：“不怕，我在这。

是我回来晚了。

一切都过去了，过去了。

”她受到的伤害，不只身体，内心的恐惧使她退化成一个婴儿，她内心对爱充满更大渴望，渴望无条件的接纳。

就像孩子，在生病的时候，格外撒娇，格外任性，也格外委屈。

多希望心疼她的人，是她深爱的丈夫。

蕾拉说：“我不想一个人留在家里。

” 她要求，坐在车里等他，在他上课的时候。

她问他可否别去上课。

她不想一个人待在家里。

丈夫尹麦德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尹麦德说：“怎么办？

我可以给你买张票，让你去你父母那待几天，怎么样？

” 蕾拉：“让我这样去看他们？

” 尹麦德：“我今天决定了。

要么我们去警察局控诉，要么你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 蕾拉：“好，那我们忘了这件事，但是从今天起找一个新的房子。

” 尹麦德：“但是在那之前你要试着改变这种现状。

” 尹麦德说的好轻松，谁的记忆又自带橡皮擦？

看到这，我分外心疼这个女人。

其实，蕾拉很勇敢。

她一再袒露内心感受，对他的深爱在话剧《推销员之死》的一幕中，使她再次泪奔，对着话剧里男主的遗体倾诉她的深爱。

她多渴望，渴望他的爱。

想起前段时间湘潭一位年轻的妈妈因产后抑郁症带着两个孩子跳楼的巨大悲剧。

谁能理解抑郁症母亲的痛苦，谁又能理解蕾拉痛苦？

作为最亲密的爱人，男人，你在做什么？

愤怒的尹麦德在妻子受到伤害之后，一心想找出罪魁祸首。

作为男人，他怒火中烧，在伊朗文化中的性压抑，邻居同事舆论的评价，把他的敏感和愤怒不断强化。

他，无疑也是这次意外的受害者之一。

他，作为男人，有特殊的自尊，也有没有保护好自己妻子的深深自责。

从女性的视角，我无法言说这份复杂的情绪。

总之，他用行动解决事情，他的方式就是找出凶手，复仇，狠狠地惩罚他。

他很聪明，从种种迹象推断，竟然真的找到了罪魁祸首巴巴克。

可他，竟是一个连爬楼梯都气喘吁吁的老头子。

他无法大打出手，但他要惩罚巴巴克，要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他，回击他，以伤害回应伤害，逼他在家人面前彻底地坦白自己的罪恶，最终然而酿成了不可逆转的惨痛后果。

我想，每个人都有无法示人的阴暗面，那种见光死的恐惧，终究要了巴巴克的命。

蕾拉用感性摆脱痛苦，渴求呵护。

尹麦德看似理性解决问题，也在宣泄愤怒。

孰是孰非已不重要，横在两人之间的沟壑愈来愈深。

二、他的眼里，是他的世界 在外人眼里，他是一个95分的好男人，中产阶级，高大英俊，老师，又是一位话剧演员。

房屋要倒塌的时候，让人把妻子带到安全的地方，只身去帮助邻居背瘫痪的儿子下楼，有责任感，有爱心。

婚姻也有75分。

从医院回来，他给妻子蕾拉喂汤，陪蕾拉去老房子洗澡。

蕾拉是勤劳美丽的妻子，优秀的演员，一个人把房子打扫得一尘不染，深爱自己丈夫的女人。

其实无法战胜自己，他的眼里终究只有他的世界。

在蕾拉说，继续说，不断倾诉，再继续，我真的没法和你过了。

他置若罔闻，他一意孤行。

我问你，尹麦德还爱蕾拉吗？

我想，还是爱的。

或许贫贱的生活里，可以相濡以沫，他可以把最后一片面包留给她吃。

然而，一场意外中，他却无力跨越自己的心魔，去抚慰她的看不到的伤痕。

话剧《推销员之死》的男主，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现实的巨大落差，带着遗憾选择自杀。

事实上，女主并不在意那么多钱，逼自己走向绝境的是他自己。

现实里，尹麦德同样执着自己的方式，把婚姻推上悬崖。

他在自己的情绪里兜兜转转，无法走近她的心。

是的，越来越远。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他寻求泄愤。

日子漫长，当意外闯进生活的时候，我们又能否不会走远？

三、到底，什么样的男人是对你好？

在意外发生之后，蕾拉渴望尽快摆脱阴影，她渴望有人陪，哪怕是个孩子。

把同事的孩子带回家的时候，小天使带来了生机。

他同意一切过去了，气氛慢慢轻松了，他充满童趣地模仿着海绵宝宝。

但是，当得知是用凶手留下的钱买的晚餐，他吃不下，气氛瞬间凝重，坠入重复的剧情。

他挥之不去。

他刨根问底。

他介意。

他很介意。

他戳中了她的心。

他，在伤口撒盐。

此刻，真正懂得对她好的男人，该是把伤害减小在减小…… 驾驭自己情绪,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安抚不好自己，哪有余力安抚别人。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真正对她好的男人。

But，how？

没人回答怎样才是好。

所以，有人说，女人要zuo。

婚前可劲作，男人在压力和不舒服的情绪下，负面情绪蔓延的时候，仍然愿意拥抱，愿意接纳，愿意心疼她，关心她，爱她，才是最适合的男人。

想必，在婚后的冲突和意外中，男人也会把她的感受，放在心上。

我想起了我老师推荐的一部瑞典电影《游客》。

阿尔卑斯山滑雪佳地，一瑞典家庭在就餐时意外遇到了雪崩，游客们四处逃窜，母亲艾芭叫喊着她的丈夫托马斯的名字，试图保护他们的孩子。

没想到的是，托马斯却在慌乱之下抛妻弃子，自顾自地逃命去了。

尽管最终躲过了雪崩，妻子始终无法理解和释怀，婚姻关系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又有趣的课题。

女人要学会读懂《游客》里托马斯恐惧和内疚，男人要学会读懂《推销员》蕾拉受伤后对关系的渴望与矛盾。

至关重要地是，让自己强大到安抚好情绪，放下内心防卫，去真正地感受对方灵魂的渴望。

否则，意外来临时，我们只会渐行渐远……

一部让我很生气的电影。

首先，女主这种不问来者开了门禁开了家门，扭头自己去洗澡的大条让我很是震惊。

但是你说她如此大条神经的人，又在遇到事情后显示的无比神经脆弱。

其次，无论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宗教什么民族什么国家，都不会有明朗的结局。

因为大家都在自以为是，女主自以为不说，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老爷子以为不说，这件事就可以过去……时间可以治愈一切，但前提是在你面对问题的时候，不然问题还是问题，甚至延伸出更多问题更大的问题。

被强奸就是被强奸，无论你怎么抵抗，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缄口不语反而让丈夫更加猜忌万分，脑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以为你是当事人，你自己一个人承担，你自己一个人痊愈就好啦？

无论关系多么亲密，每个人遇到事情呈现的反应弧是不一样的，时效不可能同步的！

自从你们结婚以后，你的事情就不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了！

吃饭的时候没发现，其实这件事情不会在你沉默的时候安然过去？

没有一点心理学知识和站在别人立场考虑的姿态，你们演什么话剧，能当好演员么？

从小看到电视剧的时候我就觉得纳闷，男主女主每次遇到问题都是说我自己来承担，然后撒一个“善意”的谎言就离开对方，还自己被自己感动到了，“我是为ta好”，what？

最后自己内伤，别人也内伤，大家都死活过不去这坎儿，虽然一般来说编剧给的结局会大圆满，但是明明一集就可以说清楚讲明白的事情，非要拖个十几二十集，你们人生到底是要作怎样啊？

觉得太无聊平淡没事情自己搞事情是么？

人和人之间最怕有误会，无论什么感情，真的都特别脆弱。

有什么讲清楚，该警察警察，该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该搬家搬家……能在一起就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分开，不要在还想在一起的时候，把事情搞的大家不能在一起了。

虽然你会说，你非当事人，是的，但是冷静下来后不该理智一点的解决么。

这件事情没有绝对错的人，每个人都错了一点点，女主，老头，房东，男主，……加在一起，五味杂全。

事情总能水落石出，一时不说真的有用么？

最后，世界上本来就是充满了各种灰色地带，人性本身就是有弱点的，好人不代表就不会做坏事，做坏事了的也不全是坏人，你想报复了，不一定就真的能让你心理舒服，就跟逃避一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暂时让你觉得有用一样，很多东西是通用的，但是要看你怎么看待和处理。

学习，人生就是要一边看一边听一边遭遇一边领悟的。

成长并承受。

在你有限的能力范围，做你能做的想做的事情。

其他的你再交给上帝和时间。

好吧，可能这就是每个人要面对的不同人生吧。

真的很讨厌女主这种性格。

推荐两部电影，《卡波特》和《登堂入室》。

是这个社会让尹麦德变得刻薄，尹麦德作为老师兼职演员，有良好的素质，所住楼房由于政府施工成为危楼主动背瘫痪的邻居撤离。

在出租车上有个女人坐后排挨着他提出换座位，他也不曾计较。

他主动将前任租客的家居物品遮盖塑料布防止被雨淋坏。

他慷慨捐给学校的书籍，也不曾注意那些书不太适合学生阅读。

他教学开明、亲和，主动邀请学生们观看自己出演的话剧。

但这些都在他的妻子拉娜在洗澡时被一个陌生人暴力伤害之后有所改变。

妻子选择不报警，是担心被警察询问更多细节而无法面对那些尴尬和恐惧的回忆。

尹麦德在面对邻居对那天血腥场面的描述并坚持让他报警，一种无形的报复力量在心中形成让他去抵抗这种社会压力，他的妻子裸体倒在血泊中，是男邻居还是女邻居先把拉娜抬出浴室？

尹麦德开始心烦意乱，他暴力抢夺偷拍他在课堂打瞌睡的学生的手机，肆意侵犯别人的隐私。

在排查租住房屋电话录音，发现租给他们房屋的同事巴巴克与当时的妓女租客有来往，随后在话剧舞台随意更改台词辱骂巴巴克。

当判断出妻子用的买菜的钱是嫖客留下的嫖资，立即倒掉食物重新定了披萨，就像脏钱玷污了食物。

当发现真正的凶手只不过是个有着35年婚龄，有女儿即将结婚，患有心脏病的老人纳赛尔，他囚禁了纳赛尔，要把他的家属全部叫来当众羞辱他。

而妻子拉娜这时已经完全释怀，怀有恻隐之心的她不希望尹麦德当众羞辱这个老人，并表示如果他这么做了，他们的婚姻也就完了。

尹麦德虽然没有当众揭露，但把纳赛尔叫到屋里，掌掴后将装有嫖资和避孕套的袋子塞到纳赛尔手里时，无疑是宣判了纳赛尔的死刑，纳赛尔无法面对家人的疑问，心脏病发作死在了楼道里，他背叛他的妻子找妓女这种丑事的秘密永远被他带走了，也永远也不会面对那种山呼海啸般的辱骂、蔑视和嘲笑。

报复完别人后，往往施暴者更加痛苦，貌合神离的尹麦德和拉娜，面无表情地呆坐在化妆间。

在这个父权、夫权强盛的社会里，女性的地位低下，一旦受辱，既使是被害者，整个社会的道德审判再一次雪上加霜。

而父权、夫权也维护者他们那虚伪的外衣，一旦这种伪装被戳破，穷追猛打者挥舞着道德大棒横扫一切，而赤身裸体者只能选择逃离而永别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