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奈良

グッドバイ・マイ・ラブ邓丽君-邓丽君璀璨东瀛原音集邓丽君这首名曲将出现在电影《又见奈良》片尾青年导演鹏飞第三部长片《又见奈良》于2020年7月31日在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单元举行世界首映。

导演鹏飞，演员吴彦姝、英泽、张巍出席映后见面会。

电影讲述年近八十的老妇人陈惠明趁孙女小泽在日本留学时，赴奈良寻找曾经收养的日本战后遗孤的故事。

影片以舒缓、清新的公路片节奏，将奈良当地亲切、美好的风土人情与寻亲故事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一段独特的中日情谊。

影片由贾樟柯、河濑直美两位中日名导联手担任监制，因故未能前来的两人都发来视频问候，河濑直美说她认为，《又见奈良》凝视了过去的历史，也希望能点亮共同的未来。

贾樟柯则透露，他第一次看到剧本就被故事中的大爱打动——“它是超越国界的，也超越了历史文化，我想大家都会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所感染。

” 据悉，《又见奈良》有望在中日两国公映，正如河濑直美所说，“希望影片能够为中日两国未来的交流和友谊助力，这也是我、贾樟柯导演以及鹏飞导演创作这部片子最大的初衷。

” 「导筒」带来鹏飞导演专访，一起深入这部中日联合制作的反战影片的精彩幕后故事。

专访正文导筒：一开始你是怎样有机会开始创作《又见奈良》这部作品的？

鹏飞：一开始是我的上一部影片《米花之味》入围了奈良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然后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传统，就是你在那边获奖了，就有机会跟河濑直美导演合作一部影片，她来制片，然后要求是全程在奈良拍摄。

鹏飞在奈良电影节获奖那一年《米花之味》有获奖，并且当时总共是有4个获奖者，这四位需要在两个星期内每个人写出一个剧本大纲，给到奈良电影节来选，看哪一个比较合适拍摄。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最终被选中了，当时我就选择了一个收养了日本遗孤的妈妈去日本寻找女儿的故事。

《又见奈良》主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导筒：你是如何准备这个故事的？

前期有做怎样的背景调查？

鹏飞：我大概是2019年初去的日本，算是体验生活，在那居住了一段日子，然后去寻找联络这些遗孤，也走访相关机构多了解一些关于遗孤的历史和故事。

后来我开始着手写这个故事的大纲，同时也入选了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创投，在那里碰到了去参加影展的贾樟柯导演，因为是中日合拍，所以河濑导演认为要找一个中国的制片公司一块来做，需要找一个联合监制，她正好跟贾导是好朋友，然后一拍即合就定下来了。

这个故事和题材本身比较少人去关注到，而且也是一个反战的，呼吁和平的作品。

贾樟柯与鹏飞，河濑直美一起进行视频会议导筒：去了日本开始体验生活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经历？

鹏飞：我19年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日本的奈良生活，电影节给我提供的驻所，还有一个会讲英文的同事，然后我在北京的时候把所有的关于遗孤的书都买了，然后还看了《大地之子》《小姨多鹤》等一些跟这段历史有关题材的电影和书籍等等。

《大地之子》（1995）我也大概知道有哪些关于他们的日本机构，所以在日本同事的帮忙下，就找到了奈良当地的“归国者协会”，首先我们是联系到一个成人日语学校，里面有一堂课，每周六下午给遗孤们上课，我们认识一个老师，他带我们引荐归国者协会会长——叫张文成，是一位75岁的老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一个福利机构，很多日本的大妈在那边做饭，然后装饭盒装便当，我就问做这些便当是干嘛的，原来这些老大妈是给年纪更老一些的大妈，主要是孤寡老人送餐，一星期一两次，张先生当时就在福利机构里，得知我是从中国来的，一口的家乡口音就出来了，之后便带我们去遗孤上课的地方，那边大概有三四十个遗孤后代，我也了解到要找1代遗孤很难了，基本上都是2代3代，甚至4代都有。

《又见奈良》片场——外国人日语课堂这些遗孤大多是四五年前后留在中国的。

在东北牡丹江，王家屯等地的较多，72年中日建交之后，八几年他们开始陆陆续续回国探亲、寻亲。

有选择回去日本的，日本就会恢复他的国籍。

那个时候他们都已经四五十岁，都已经有第二代了，甚至有的都有第三代，所以2019年，我所看到的在奈良这个学校里面多是七十几岁的二代遗孤，他们的日文都说的不是很好。

让我挺有感触的是，他们的老师会让他们每周写一篇作文，用上新学的日文，很多的人写的都是他们在老家中国老家的生活，表达一个对家乡的思念，或者说是一个对童年不可忘却的思念，好像在日本是他的异乡的感觉。

如果没有这一场战争的话，他们是长在日本的小孩，他们不用去这样在老年时候弥补他的童年。

最终我们也想方设法在奈良找到一对一代遗孤夫妇，他们住在离市区很远的山里面，之后找到他们的住所，我就从窗户往里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看着我，她一开门我就赶紧先说话，我说“奶奶您好，我是从北京来的，来看您来了。

”然后她的眼泪唰一下就下来了，握着我的手说：“终于有人想起我们来了。

”他们有一亩三分地，能种点吃的，她的丈夫正在地里干活，老先生姓刘，拿着锄头有点害羞，也高兴能说中文，脚一直在踢着锄头，讲述自己的过去，那一刻我挺有感触的，像是这段历史一下全到眼前了。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了，他开始知道自己是日本人，但也没想回日本，在中国已经习惯了一切，后来好像是养父母都不在了，自己身体也不好，就选择回日本寻亲了。

他是1993年3月11号回国的，我用在剧本里。

45年日本战败刚走，老百姓就把遗孤收过去抚养，这是无法描述的人性的光辉，随着遗孤的采访越来越多，我越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一个主题。

我们剧组中有几个过来帮忙翻译的女士，都是三代遗孤，她们跟我说是十几岁来的日本，但日本社会很难融入，何况是他们这样的背景。

《又见奈良》海报导筒：影片拍摄大概是怎样的周期？

鹏飞：其实这部片子我觉得拍得挺快的，刨去休息，我们实际上只拍了19天，因为种种原因，时间就会比较紧张。

导筒：这次跟日本的电影制作团队合作，有怎样的特别之处？

鹏飞：首先说一下河濑直美导演，我很有幸能认识她，她给我的感觉是非常“狠”的人，对于电影上，对于艺术上，她认定的事一定会完成；生活中她很开朗很爱笑，但是要谈到她的创作，就会非常有主见，工作状态下她把时间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作为监制，她给我很多自由，会是引领我一下方向，但是很尊重年轻导演和作者的想法，在她的引荐下，当地政府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

河濑直美与鹏飞这部影片里有很多的工作人员都是河濑导演一直合作的。

比如说美术指导节子小姐，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也非常的谦逊，很尽责，为了拍这部片子，我在日本的时候，她去长春待了很久，去看那边的风貌，人的感觉等等，也带回来一些老的道具，对于现场很多选景，她都会手绘精美的场景图，配合我需要的年代设定去寻找对应的材料物件。

《又见奈良》手绘场景图还有我们的录音指导森英司先生，也与河濑直美合作十余年，当我在北京金知了进行后期混音工作时，混音老师问，我们的录音师是不是年纪很大了，我说您怎么知道的，混音老师曾经为张艺谋等等名导合作，她说从森英司收录的声音当中能听到无数的细节，水流，风，树叶等等的声音，设计在不同的方向和角度，充满层次，日本那种强烈的匠人精神都在其中马上能体现出来。

录音指导森英司先生在《又见奈良》片场进行收音工作导筒：两国工作人员合作会有怎样的收获和挑战？

鹏飞：在日本拍戏其实不是很容易，原因在于他们把制片工作安排得非常细致，每一天甚至每个小时的规划都整整齐齐，但与此同时，对我来讲灵活度会差一些，可能很多日本组员的个性就是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

美术组自制的通缉犯海报所以在一个场景上，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有更多的时间去拍摄。

在中国，如果你想在一个场景多拍一段时间都是完全有可能的，可以想办法去交流，但是在日本，在制片组或者是第一副导演这边就给你挡住了。

穿绿色外套的为《又见奈良》第二副导福岛先生剧组的第二副导福岛先生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很有耐心，就算在我们时间压缩得很紧的情况下，他还尽力把每一件事情讲清楚，拍摄有条不紊在进行。

在开拍的第二天，我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还是交流的问题，就算是用对讲机，然后旁边有翻译，但是有时候难免出错，所以我们为了节省时间，就把一些简单的指令做成了肢体语言，这样更快的来交流。

《又见奈良》在公园里拍摄孩子的戏份导筒：日本剧组在哪些细节上让你觉得很值得学习？

鹏飞：在我们拍摄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制片组都会支起一个桌子，用于给工作人员一些补给，咖啡、茶、巧克力、饼干、蛋糕等等，而且每天更换品种，给大家带来了很好的支援和缓解。

日本的制片组会在片场准备装有零食和饮料小推车日本剧组不会定点吃饭，你得拍完规定这场戏，上午的内容，就算拍到下午3点，拍到4点也都饿着，拍完了才可以吃，然后饭都是冷的，因为剧组有很多年迈的前辈，冷饭对他们身体不好，日方也尊重中国的做法，尽量定点吃饭，想办法把食物加热。

日本的制片组中文为大家发放餐食，因为奈良盛产柿子，所以每餐都会有柿子导筒：当时两国剧组成员日常是在一起生活吗？

鹏飞：河濑直美导演可能人文关怀更浓厚一些，所以她希望大家住在大的乡村别墅里面，大家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吃饭，早上醒来互相道早安，然后一起喝咖啡吃早饭。

然后晚上回来大家休息的时候，也是见面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剧组迅速成为一个家庭。

另外，奈良当地人的帮助也让人十分感动，比如在寺庙里拍戏的时候，会有很多大妈来帮剧组制作热的炸鸡，味增汤和米饭，都是义务帮忙，我们的主要拍摄地御所市的副市长不厌其烦地带我们去寻找拍摄场地，在结尾那场重大的祭祀戏中，当地政府帮我们找到了数百名村民参与拍摄，非常不容易。

导筒：奈良这座城市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

鹏飞：奈良是日本早先的首都，那里有很多鹿，鹿被视作是神派来保佑这个地方的使者，满大街都随处可见，我们的影片里也会出现。

奈良没有高楼大厦，跟东京大阪等大城市都完全不一样，很多精致的小矮房子。

拍摄期间在奈良街头漫步的鹿

喜欢电影的朋友，如果去了奈良，我觉得也会立刻想到很多上世纪日本大师的作品，奈良保留了很好的日本风貌，佛教的元素在奈良也非常盛行，并且佛教文化可以串联中日悠久的历史记忆，在我们的影片中也会有体现。

热爱学习汉语的日本组员们，都准备了专门中文学习小册子导筒：这次是您跟英泽的第三次合作，那么这次合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

鹏飞：英泽这一次是演一个日本遗孤二代，实际上她不会说日文，影片中说的这些日文都是她短时间内跟着我们的日语老师背下来的，所以非常辛苦。

但是她的语言能力很强。

那么短的时间内，要背下这么多日文台词，断句，还有情绪都得到位，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次对于她来说，也是一种很大的突破。

英泽在《又见奈良》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我们之间合作过两部影片了，相比《米花之味》这次有更多的默契，而且我知道她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一个人，交给她一个工作，我说差不多可以了，但是她要做到更好，时刻在追求更高的水准。

鹏飞《米花之味》（2017）在拍戏过程中，因为我对她的表演方式很熟悉，我也很喜欢这种很自然的表达方式，尽量让她自由发挥。

但是这一次她碰到的是两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先生和老奶奶，我知道她一定是有压力在的。

当然了，最终的压力变成了动力，让他们的表演迸发出更多我想要的东西。

导筒：这次您请到了吴彦姝老师来参与这个项目，对于她的表演您有什么感受？

鹏飞：实际上一开始，吴老师是没有档期的，但是她看过本子之后就很喜欢这个角色，也很喜欢这个故事。

于是她就跟我说，算了，时间我们挤一挤，我们一起把这个事情完成。

就这样她就来到了日本，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演员。

《又见奈良》中的寻亲三人组在现场也是，因为奶奶很有经验，知道如何调整表演的情绪。

有一次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些问题，英泽就有些心理压力。

奶奶不仅自己没有被影响，还安慰英泽，给她鼓励，帮她调整状态。

最后那场戏两个人的发挥都非常的好，非常自然。

我也是很感动，也很感谢可以遇到这样一位好演员。

英泽与吴彦姝导筒：对于这次合作的日本演员，给您带来怎样的印象？

鹏飞：其实最开始在选老警察这个角色的时候，河濑直美导演发视频给我，说“鹏飞你想好你的日本演员是谁了吗？

”，还给了我几个选项。

然后我就把手机拿出来了，把照片打开给她看，我说我想要国村隼，河濑说那太好了，她的第一部影片就是国村隼主演的。

河濑直美处女作《萌之朱雀》(1997)中的国村隼后来我和国村隼先生见过面后也是一拍即合，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电影中老警察的感觉。

到了现场，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的有经验的演员，给的每一个地方都很精准，经验很丰富。

很开心这次可以和国村隼先生合作。

鹏飞，国村隼，河濑直美在东京首次见面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永濑正敏先生。

我其中一个角色是一个聋哑人，就请到他来演，前两次见面都聊得很好，但是到他进组前最后一次碰面的时候，突然他就不说话了，拿出一张纸，开始用写字的方式和我沟通。

因为这个角色它是靠纸笔来写的，我才知道他提前三四天就已经开始不说话了，每天戴一个大耳机，为了体验聋哑人的世界，为了提前进入角色，让我们大家都很敬佩，虽然他戏份不多，但是投入了非常大的精力和想法。

《又见奈良》中的永濑正敏导筒：中日演员的互动当中，你会给到怎样的自由度或者要求？

鹏飞：这三个演员其实是个很有趣的组合，一个是隔代的祖孙，一个是没有办法沟通的一对老人。

他们在一起搭戏的时候，那种我觉得有趣的感觉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有时候我并不用太去说什么，或者我只是告诉他们这场戏大概什么内容，就自己发挥，我还挺痴迷这种感觉的，对，让演员给出一些惊喜。

导筒：这次你自己在影片中也出演了一个角色，为什么会有亲自表演的冲动？

鹏飞：这次我给自己设计了一个有些搞笑和幽默的角色——肉店的伙计。

当奶奶来买肉时，遇到了他，两人没法用日语交流，于是就使用学动物叫的方式，这也是来自我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改编的小故事。

鹏飞回看自己的表演导筒：拍戏过程中，有哪些场景会让您印象很深刻吗？

鹏飞：我记得小泽有一条很长的哭戏，其实当时条件是很有限的，因为首先在日本规定就是演员不许开车，你开车的话就不要拍戏，确实给我造成了一些困扰，不管从时间上面来讲，还是从灵活性来讲。

所以就一辆拖车，再拍一次的话就得回到起点，这一圈下来25分钟就没了，所以压力还挺大的。

拍摄开车戏前面，剧组在车前放置摄影机我觉得很幸运，小泽在这场戏发挥的还是很出色的，当她听到老先生接电话时的语气，她就能感觉到什么事情发生了，然后就控制不住的哭出来，我不喊卡的话，她就要一直哭，整个的情绪都很真实。

还有一场戏是在寺庙，奶奶跟老警察单独坐着，因为语言不通，所以我很想知道他们会用什么办法沟通。

最后效果非常的温暖有趣，很真实的一场戏。

他们单独相处时表现得有点尴尬，大概也是想知道对方的家庭或者想找点话说，安静的状态下，表达的内容却很多，有一种特殊的喜剧效果。

导筒：这次再度与廖本榕老师合作，在摄影方面你们又有了怎样的新想法和设计？

鹏飞：廖本榕老师，他是我在跟蔡明亮导演拍《脸》的时候认识的，那个时候我只是助理，但是跟廖桑的关系还不错，能聊很多事情，后来当我拍《米花之味》的时候，就想到想请他来帮我做摄影师，因为我跟廖桑之间就是像是忘年交一样，无话不说。

我觉得对导演跟摄影师来讲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可以跟他说很多事情，他也愿意去回答，包括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经验。

经过了《米花之味》的合作之后，他更知道我想要的感觉是什么，我也很相信他构图的方式，所以在现场就省去了很多的时间。

鹏飞与廖本榕在片场我在琢磨某场戏的时候，他就会去考虑这个镜头怎么摆，到时候会呈现怎么样的感觉。

这次因为整个电影的筹划到拍摄的时间都很快，廖桑是直接去的日本，我没有办法跟他在北京就提前讨论一些分镜之类的内容，他到达日本时已经快开拍了，所以导致后来每天晚上收工之后他还要继续和我们讨论分镜，非常的敬业。

廖本榕在片场掌机导筒：这部作品中有真实战后遗孤的参与吗？

鹏飞：有，这次我们很希望邀请真实遗孤参与，片中唱京剧《智取威虎山》的那位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我当时找她是因为我想要一个又会唱京剧的，又会说日文的演员，很难找到。

虽然她是素人，但是我想要最真实的反应，我就对她说，不用去塑造，在剧中就是演她自己。

鹏飞为饰演遗孤后代的小朋友说戏所以穿插着这些真实的东西，给电影增加了很多可信度。

其实按传统来说应该是男的来唱这段，我让她反串，是因为一位女性，背着遗孤的身份一个人在日本闯荡，很像女性杨子荣的感觉，我觉得更有魅力，也能想象她一个人在雪林里边穿梭，我觉得气势是对的。

《又见奈良》主创在上影节媒体发布会导筒：拍摄完成时，您觉得这部电影对中日观众最直观的表达是什么？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鹏飞：我希望传达的是，在疯狂的年代中，有无比可贵的人性的光辉。

中国的家庭收养了日本的孩子，的确，世界上所有的婴儿的哭声都是一样的。

我希望用这样一个故事来反思这场战争，来展现人性美好的一面。

导筒：影片开始后期制作时，疫情在国内爆发，这对于影片的制作有怎样的影响？

鹏飞：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影片是在疫情前拍完的，去年底拍摄完回国之后，我去了海南电影节，稍作休息之后就开始剪辑，剪辑是由陈博文老师进行，一开始其实只是素材整理，但是疫情突然开始爆发，交通停滞了，就造成我们沟通成本加大，我觉得很感动一件事情是陈老师的学生，也是剪接师翁玉鸿女士，在今年正月十五的时候来到北京，然后自行隔离开始剪片，隔离完了之后我们继续一起工作。

还有音乐是在日本制作，铃木庆一先生和我合作过《米花之味》，我本来是想带着影片去日本当面交流，但是没有办法，疫情开始后只能是视频开会，然后寄过来我听，再提意见，然后又开会等等，大概经历了10多次，他也是不厌其烦修改，日本的疫情也很严重，大家也是要用这些新的方法来尽力去把影片做好。

《又见奈良》开机第一天，日方制片组特地学习中文为当天的中饭便当贴上了“开机大吉”

《又见奈良》最后一个镜头拍完

《又见奈良》豆瓣一直在7.6分，电影场次也比较少。

我去看电影的那天是工作日晚上，电影院里加上我在内只有3个人。

不过我依然对这部电影怀着浓烈的好感。

观影前扫了一眼故事梗概，背景设计就很吸引我了，是发生在1940年代中日战争前后的故事。

不过导演鹏飞选择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这次是从日本人说起。

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中国时，在东北留下四千多个日本遗孤，有些孩子后来被当地人抚养，以中国人的身份生活着。

而直到70年代中日建交，日本政府重新寻回当年的遗孤。

有的人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开始了认亲的旅途。

不过影片中的“主角“不是这些遗孤，而是一位抚养了遗孤的陈奶奶，她那回日本寻亲的女儿陈丽华在5年前断了音讯，因为担心女儿的安危，陈奶奶只身前往日本奈良找她。

我给“主角”加了双引号，是因为我认为真正的主角依然是陈丽华，虽然她自始至终并没出现在影片中，只是作为一个名字、一张照片、一段回忆穿插其中。

在与之有交集的人的口述中，她在日本的生活被慢慢地、片段地拼接出来。

在房东的口述中，不会日语的陈丽华很难与人交流，因为付不起房租，她在房东的小吃店里干活。

后来被污蔑偷东西，她才离开了这个暂时的栖身之地。

在陈丽华的书信里，她说，她的思维、行为方式很中国化，还是一直被当做中国人，“回来日本却被当成外国人，有时我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开心的是，她遇到了一个聋哑人朋友，和他反而没有沟通障碍。

在聋哑人的字迹里，陈丽华的亲子鉴定失败了，她失望地离开奈良，想去其他地方寻找家人。

在退休警察的口述中，一位好心的律师帮助她，鉴定了她日本人的身份，她终于得以恢复日本国籍。

不过，最后，她还是自杀了。

在中国，她是日本遗孤；在日本，她是中国人。

这样的身份困境，在影片中不止出现在陈丽华一个人身上。

陪同陈奶奶一起寻亲的女生小泽是二代遗孤，爸爸还生活在中国老家，她一个人在日本打工。

餐馆客人说她像中国人，她愤怒，斩钉截铁地答了一句“我是日本人“。

她交往过一个男朋友，男朋友的父母因她中国人的身份而不同意这段恋情，于是两人分了手。

做交通保卫的大叔和她的媳妇，1岁被带到中国。

回到日本以后，在屋顶上安了天线，中国电视台的声音响彻整间屋子。

是关注中国老家的发展，还是眷恋普通话的味道？

他们宴客的主食是饺子，夫妇俩还为客人表演了一段京味十足的《智取威虎山》。

身份困境似乎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延续下去。

就像小泽尽管已经能娴熟地讲日语，可还是会被当做中国人区隔开。

保卫大叔的女儿才六七岁左右，当别人问起她的名字时，她很犟地回了一句“我不告诉你“。

不想说出自己名字，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应该以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的方式出场呢？

还是在学校里受到身份歧视，而抗拒这种表达呢？

就算跨越了几代人，群体、民族、国族的身份标签仍死死地打在他们身上，成为别人和他们之间的一道墙，乃至他们心上也自长了一道墙。

这和《台北人》里在台湾郁郁寡欢下半辈子的人们，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都是战争和历史刻在小人物身上的注脚啊。

虽然故事的结局是令人难过的，但电影里时不时穿插一些积极的片段，导演在克制地表达自己对身份、语言的看法。

不懂日语的陈奶奶怎么跟店员交流呢？

陈奶奶模仿动物的声音表示自己想买什么肉，店员再回以动物的声音告诉她店里有什么肉。

双方在你一声我一声的来往中明白了彼此的意思。

一起帮忙寻亲的日本大叔和陈奶奶坐在园林里的木凳上，互相通过照片和手势介绍自己的亲人，后来陈奶奶又教大叔做手工。

两人没说一句话，画面却如此和乐融融。

在这些场景里，当冲破身份的界限后，语言不再是一种障碍，人与人的共处就简单许多。

有意思的是，影片里有一道被特写的食物，我觉得也恰恰是在映射这个问题。

食物的名字是豆腐甜甜圈，豆腐做的，甜甜圈的外表，豆腐来自中国，而甜甜圈是西式产物吧，两样东西结合，也可以融为一道美食。

压在我们身上有关政治和文化的“身份”太沉重，作为普通人的我们很难跨越，却可以跨越。

陈奶奶千里迢迢要找到自己的日本女儿，小泽一开始对陈奶奶寻亲这件事是感到倦怠的，可后来即使知道自己会丢了工作，她也要请假带陈奶奶去碰最后一丝希望。

身份有阻碍，可爱却绝对不会。

抛开影片本身，再往深里想，当我们在思考身份和国族的问题时，这确定不是一个伪命题吗？

当国共战争中迁徙到台湾的大陆人被当地台湾人指着骂“外省人滚出台湾“，台湾原住民就要问了，难道几百年前你们这些所谓的当地人不也侵占了我们的土地吗？

当日本考古学家热衷于证明其祖先是在上古时期就来到日本，以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时，更多的研究却表明现代日本人基因中占主体部分的是来自朝鲜的移民。

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推，10万年前，现代人类很有可能就是在非洲大陆集体出现，然后再慢慢向其他地方扩散的。

假如这是真相，那他者和我们，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拍一部反战为主旨的影片，但并不正面去谈战争，对于战争的伤痛是以外围边界的事件来轻轻触及，但绝不亲手揭开，那么我们还能不能感觉到痛？

如果能，会有多痛？

把沉重轻说是个问题 这是我看完以中国母亲寻找失联的养女——日本遗孤为故事的《又见奈良》后想到的问题。

这问题萦绕着我这么个闲人，无聊之际，还重看了一遍《清凉寺的钟声》，一部由谢晋导演拍摄于1991年，讲述日本遗孤在中国北方农村艰难长大，成年后以僧人身份访问日本，与生母相遇告别的故事。

它或可作为《又见奈良》的补余，供人们脑补影片没有展现的生活：一个日本孩子怎样在异国被收养长大/一对中国父母怎样养育他们收养的日本孩子。

另有一部同样展现这个过程的中日合拍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当年也一样轰动两国，成为一时热题。

这两部拍摄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影视剧，都把时间跨度从1945年日本战败拉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非常完整地展现日本遗孤在中国土地上是怎样一年一年，随新中国这个大时代长大成人的。

那些个细碎重复的生活，喂养下去的一口又一口，一个婴儿变成了老人……

中日电视剧《大地之子》（1995年） 《又见奈良》隐去了这些东西，它直接从养母只身来到日本奈良找女儿拍起。

关于整个故事最要紧的历史背景，在开篇几分钟后，导演快速插入一段动画，形似弹幕，简单交代，再全力转入日本寻亲故事，再无镜头涉及过去的生活。

这是导演鹏飞特意选择的风格，他从上一部电影《米花之味》开始，就选定了这种轻喜剧冷幽默的风格，把沉重轻说，让观众保持观影的愉悦感，他做到了。

我们已经起不了悲剧的范儿 豆瓣有影评将该片命名为“轻影像”，取自法国哲学家吉勒·利波维茨基的《轻文明》一书。

书中谈道，“‘轻’逐渐支配起我们的物质世界和文化世界，它侵入我们的习惯，重塑我们的想象。

它在物品、身体、运动、饮食、建筑、设计等无数领域内成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迫切的需要。

”在这个超文本链接的媒介时代，对于“轻”的多形态崇拜渗透进一切。

基于这样的定义，影评人将鹏飞采取轻松俏皮基调讲一个悲伤故事的电影，归之为“轻影像”。

虽然缺乏更多清晰的阐释，但这个命名似乎有那么几分道理，至少它提示我们一点，这种用轻松愉悦调性来表达现实或历史话题的美学风格，的确是眼下的一种“显学”。

高科技的发展、新能源变革、互联网、新媒体、纳米技术……物质世界的一场巨大变革，使技术与市场更倾向于“轻”的逻辑而非“重”。

“轻”的规则不再是个人的事，而成为全球经济文化的运作模式，“轻”的逻辑不再是经济现实中的他者，而是经济现实的核心。

人们厌弃沉重的一切，只想以轻盈之姿流动之态重启文明——正像尼采所说，“美好之物是轻盈的，一切的神圣皆以灵巧之足奔跑”。

“不想沉重地说沉重的故事”，这大概算是“轻文明”时代之典型症候。

的确，催生凝结着文明高光的悲剧意识的一切条件都烟消云散；召唤它重现的一切语境，都不再明显存在。

乔治·斯坦纳在《悲剧之死》里认为，古希腊戏剧在神话、符号、仪式参考的语境基础上诞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仍能够有想象力地遵循之。

此后慢慢地，给悲剧提供信仰和准则的古老意识，以及在共识中判断和识别的习惯就不再普遍存在了。

如果有幸具有极高的天分，比如易卜生这样，可以为他的戏剧创造一个富有思想意义的有效神话，他能够设计令人震惊的符号和象征、相应的文体和剧场手段，同时又彰显某种特定生活观念的象征性行动，再创生活观念，那么悲剧意识会再次到来。

而斯坦纳此处指的悲剧，是公元前五世纪就上演于雅典的“高悲剧”（high tragedy），或者称为“纯粹悲剧”，即讲述那些“不能通过理性改革来解决的世俗困境，是人在世间飘零时不可改变的残忍暴虐、毁灭消亡的倾向”。

很显然，科学资源、科技发展和物质力量的增长使人们的理性乐观主义精神日渐壮硕，挤占了传统神话、仪式、宗教、习俗等的空间。

但讽刺之处就在于，轻文明并未使人轻松，各种规约都日渐宽松，但生活本身却“重”了。

“轻”加剧了人们的脆弱和焦虑，人们最终的悲剧处境依然没有改善。

在这样一个漫溢着媒介经验的“轻”时代，做一个创作者的确有当下的困境。

你已经起不了悲剧哪怕类悲剧的范儿，那会变成一种“语重心长耍流氓”的行径，直指伦理的死局。

你只能笑着说真话，故作轻松、半真半假、半推半就间，喊出你的疼痛，谈出你的问题，甚至赴你的死期。

曾经有位因晒抑郁症状微博直至自杀身亡的著名博主“走饭”，留在微博的最后一句留言是“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

拜拜啦。

”那是多么轻描淡写的遗言，没有怨忿也无眷恋，就像说自己撒个尿一样的轻快，就死了。

因此，再一次地，允许我追问一句，面对那些沉重的话题，那些生命意识里最本质的问题，我们可以怎样去轻，才轻得不至于使一切滑入轻佻的调戏，使人竟不识死亡的意味，使人只能抑郁而短路在自我的任一通道里？

那些高企的抑郁症数字，大约是久处轻着说疼的压迫环境后出的天花。

当下一批年轻导演的作品带着这种非常典型的媒介天花，出现在我们面前，沉重还是那个沉重，甚至随着人们总以轻松的频谱播报它，总得不到肆无忌惮倾尽全力说的机会，它似乎越来越沉了，轻文明的深处生出一种沉重的精神。

如果轻成为唯一的创作策略、操作手法，一种主导的思维，它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扼杀掉本可以舒展开的细密枝桠，扼杀掉复杂细密活生生的对话、对比、押韵等等，扼杀掉了生机。

少了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 《又见奈良》的导演在日本奈良调研近一年，他认真地做了田野考察，采访了许多日本的遗孤后代。

因此影片里有真实人物出演，他们扮演自己或者父辈。

最令人动容的是一对居住在山村的老夫妇，以东北水饺招待寻亲的三人，并卖力表演《林海雪原》以助兴。

那动人的一幕完全来自调研的真实资料，由素人本色出演。

这令我想起曾在纽约街头遇到的中国老年群体，他们结伴欢唱着红歌。

相邻的另一摊黑人兄弟则哼着嘻哈音乐。

人们在街头都以自己最畅情的方式释放节奏，没有孰高孰低，只有生命拓片的闪烁。

那些构成人们意识的拓片是何其有幸！

它们竟变成了基因编码，不随外界的变幻而变。

电影《清凉寺的钟声》节奏刻画了时间，我们和影片中两位素人演员瞬间实现了某种相遇，这个相遇让那一顿晚餐产生了生命感。

观众和人物之间找到交集，我们感受到了人物的有机，也即活生生的存在感，一种内在的一致性。

这种相遇使观众启动了自己的思考，使那场战争的残酷和命运的荒诞轻轻碰了我们一下。

反而是带着战争亲历的经验来寻亲的奶奶，导演吝啬地没有给一处闲笔，没有让我们的目光捕捉到她一丝情绪的紊乱、失控或者失态的瞬间，没有一丝意外，以打破这个人物的连贯性，让观众能够创造自己的时间，去接续《大地之子》，接续《清凉寺的钟声》，再携着历史诡谲风云里的吉光片羽，轻轻地飘落在奶奶身上。

电影《步履不停》《步履不停》里，母亲在儿子一家返城的晚餐上随意播放起几十年前偷听到的父亲和情人约会时的情歌，抖落出两人情感正史里的野史稗类；《小偷家族》里拼装家庭难忘的游乐经历中，落单的奶奶远远望着其他成员海滩嬉闹的场景，怔怔说出“谢谢”这句况味深远的低语……这些都是开放给观众的通道，叫我们分神于窗外风景。

这种貌似离题的叙述，也是一个有效的美学手段，造成一种日常思维的中断，杀掉人物的惯常节奏，形成张力场，也即心理时间的延续。

当这种“此间”状态产生时，故事就创造出了拥有独立生命的人物。

奶奶和小泽这位热心相助的遗孤二代作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线人”，带我们进入到战后遗孤这个不太为外人所知的群体，但环绕这个人群的二十世纪一整个历史的烟云，因为缺了这样的打断，使得这场执意要笑着带领观众奔赴伟大生命悲情的旅程缺少了绵延，缺少了能够抚四海于须臾的片刻。

找人总不顺利，奶奶却依然淡定，没有一丝疑虑曾飘过她的眼前，这个关键人物就这样无可奈何地滑向扁平。

反战的主旨占的分量几近一句飘过的弹幕，说是说了，轻倒也是轻的。

电影《小偷家族》悲剧不等于悲情，悲剧意识是我们生命意识的标示。

悲剧也许只是有感于这个时代的风气，慈悲地调适了它的风格和传统，但它一直在守候着人们的命运，准备帮助人们在缄默和孤独的深处发出狂野的哀悼。

年轻的创作者，请不要吝啬你的脚步，试着出格一点吧，在轻薄的时代，更需要勇敢的僭越，去更率性地轻薄，突破媒介意识下项目制式化的情怀，去唤醒被理性和伦理的乐观主义催眠至今的科学主义笃信，比如笃信“轻”。

行文至此，“胡波”这个名字浮现纸面。

坚持自己的处女作《大象席地而坐》的创作并付出生命代价的他，恰是个“轻”的反题，他足以使你判定我这里满纸尽为荒唐言。

但大力赞颂“轻盈”的尼采说，“自由的思想是轻生活的神”，这座神祇上没有逃避、懦弱、伪善之名，只有自由的思想。

并且他认为，轻的生活来自“新生事物的永恒复归”。

那不是指重复，而是新事物朝向未来永远的抗争。

开场的画面做足了功夫，女主和胶片颗粒感的画面很有日系质感，战争遗孤和日本老龄化本是比较沉重的话题。

但鹏飞导演举重若轻，试图将这样充满年代感的事情拍的轻松，让观众有代入感，他做到了。

有几场戏，处理的非常棒，老太太去买肉，因为语言不同，和导演饰演的老板来了段口技，幽默地恰如其分，全场笑得不行。

最厉害的一场戏是退休在家鳏居的吉泽，常常因为无所事事而不得不耗在外面，这天晚上他像往常那样摸了一下信箱空手而归，并没有等来孩子的信，于是他决定给小泽打电话让她再读一封信，其实是想帮她们寻亲。

这场戏有三重互文。

首先是吉泽期待女儿的信不得，思念女儿。

老太太虽然有信，但也是好久以前的信件，内心同样思念女儿。

对女儿的思念是第一重互文。

其次是信中丽华说自己在日本常常会对信箱有所期待，常常会去摸一下信箱看有没有养母的信件。

这个动作和吉泽经常爱摸信箱的动作形成第二重互文。

最后是信中丽华说自己在日本过得不是很适应，因为是战争遗孤所以回到日本不知道自己算什么。

而小泽作为中日混血，好好的姻缘无法成婚，因为她对日本人称自己是日本人，熟悉她的日本人却又认为她是中国人。

还有场唱林海雪原的戏也不错。

日本的战争遗孤不怎么会讲日语，而一口地道日本话的中国人的孙女却已经不会讲中国话。

这可真是讽刺。

奶奶带着腊肉、酱肉腱子到了海关被没收了，白带。

奶奶拍风景，结果忘记取下镜头盖，结果，白拍。

奶奶一路走一路拍，却没有放交卷，导致所有照片，照了白照（找了白找）一路的徒劳，让人有些淡淡的伤感。

人不在了，是意料之中的结局，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也是另一种凋零的味道。

语言不通的丽华，却和聋哑人沟通无碍。

语言不通的奶奶和吉泽，一样可以交换照片，分享回忆。

可见是语言可以是沟通的桥梁，也可以是沟通的障碍。

小品轻松的感觉挺好，点穴点的也比较准，但是时间的厚重和情感的积淀，并没有表现的很好。

情节上看似风平浪静，实则都在内心暗自较量。

只说说奶奶这个角色吧，孤身一人踏上去奈良寻亲的她，面对完全陌生的新国度、投靠远房晚辈去寻找一个没有血缘、失联多年、却被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异国遗孤，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母亲也许只想在死前见一面孩子，出于舔犊情深的本能；失联的孩子却有多种可能性：生活的艰辛、身份认同上的疏离、生命的意外都有可能是造成失联的原因，说实话看的过程中我很怕失联多年的女儿突然出现，给出一个物是人非的交代，但又很期待奶奶可以在街角的酒屋或者是日料店，突然抬头就看到想要找寻的她，观影全程都是彼此纠结的。

全片凭借奶奶这位母亲寻亲的动力一路步履不停，循着养女遗留在人间一点点的蛛丝马迹走遍了奈良…一直走下去。

这片带给我的情绪很复杂，想起了我的奶奶。

上次她来到一千公里之外，我生活的城市，她很好奇地想把每个景点都走一遍，甚至走得都比我还健朗，在每个景点前留影，一点也不显疲惫。

在奶奶归乡时，她对着我说了一句，年纪大了这次回去就不出来了，哪儿也不去了，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北京，每一眼都是最后一次，多看一眼算一眼。

奶奶回家后，我也只能一年见她一次，一次五天，算起来，我也算是她生活中的“失联人口”了，这辈子掐指算算，还能有几个五天啊。

再次想我奶奶，所以我想去理解片中奶奶的倔强，一旦放下，不知又何时，才能够“又见奈良”。

　　历史洪流滚滚而至，裹挟之下的小人物，就如恒河沙数，难以计量而又只得随波逐流于命运。

然而，无人约束上位者持续膨胀的野心，斑驳历史铁卷上的血书没能够让他们有所警醒，徒劳看着无力掌控命运的普通百姓，经历血与泪的洗礼。

——题记　　身为东北人，幼时或多或少听老人们提起过关于日本遗孤的故事，不见谁真正对这些侵略者遗留的幼儿有恨，倒是对那段被日军占领的屈辱历史和苦难，念念不忘。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即便是80、90后的东北人，大多也都听过这首松花江上，如果说全国是抗战8年，那么东北整整抗战14年，与网络上传言的东北无一人是男儿的不抵抗不同，14年没有补给，缺粮少衣，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下，东北抗联硬是坚持了14年，牵制了76万日军在这片血染的土地上。

我们现在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其实是唱给东北抗联的战士的。

　　记得读初中课本时，有一个人物寥寥数语却让我泪盈于睫，他叫马占山。

拒不执行不抵抗命令，带领部队拼死一战，为东北民众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他违反了天职，却赢回了良心。

他说“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除之，以属我保卫地方之责。

吾奉命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

”　　另外一位令我泪如雨下就是大家熟知的杨靖宇，死后被开膛破肚，发现肚里没有一颗粮食，只有树皮和草根，时年35岁。

在东北艰苦残酷的斗争环境下，他的身边却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叛徒，至他于死地。

有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跟随跟随程斌叛变的张奚若，杨靖宇的警卫排长张秀峰，伪排长赵廷喜。

程斌大队中的几个抗联叛徒，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除程斌在“镇反”中被枪毙外，其他人则逃脱了应有的审判。

不知道是不是应了那句老话：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

　　日本人在东北大搞基建建设，也使得东北在建国之初成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

然而这些基建并非日本慷慨的大东亚共荣，却是建立资源线来以战养战。

东北有很多万人坑纪念堂，都是当年东北壮丁被抓来强迫进行基建，死去的劳工就地掩埋，建国之初的重工业基地，是一个又一个万人坑的森森白骨撑起来的。

　　老人家常说，东北这旮沓是块宝地，鲜少有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确是少有，但苦难却一点不遑多让。

　　九一八后被日寇占领，抗美援朝首当其冲，下岗潮被波及范围最大，而今又成为全国经济老大难问题区，延迟退休和养老金问题预计最先在这里爆发。

　　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既不是人们常说的好勇斗狠，也不是快手抖音里的主播成群。

这片土地既不像地域黑说的做事儿不行，吹牛第一，也不如刻板印象中的官僚主义横行。

这些都跟那些勤勤恳恳过日子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东北的冬天真冷啊，但冰天雪地里照旧有出早摊卖海鲜的，现在还有个小火炉烤烤手，但也经常看到他们手上的血口子一道一道的，脸上却笑呵呵的热情招呼你，买点啥。

　　离开东北很多年，偶尔回去，却发现它像是变了，又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故乡成为了回不去的故乡，我在故乡里，却像是个异乡人。

　　导演鹏飞，透过影片《又见奈良》关注日本遗孤问题，影片举重若轻，并没有浓墨重彩的渲染苦难，却在日常的选材中，让人由衷的嬉笑出声。

可开怀过后，想想那些日本遗孤和他们在中国的养父母，不禁悲从中来。

　　影片开篇用一小段动画，快速的交代了一下历史背景，无配音的动画短片中，随着音乐的流淌，很多含泪的往事如光影回照，迅速重现眼前。

一句话的历史中，多少小人物无可奈何的悲欢。

　　国家间侵略、战争、殖民、冷战、恢复建交，普通百姓跟着政策，来来往往，奔赴不同的命运。

　　日本平民仓皇撤走，撇下了自己的孩子在这片黑土地上，没想到很多东北老乡能够以德报怨的接纳了这些婴孩。

再怎么恨，也怪不到这些尚在襁褓中的婴孩身上，他们何罪之有呢?然而，他们的血统，注定了他们大概率会有着被歧视的童年。

　　多年后，中日建交，要接这些日本遗孤回到日本，但很多人找不到曾经的亲人，在故乡又再次被抛弃。

人到中老年，已然很难再接受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相融的困难，大概比遍布世界的初生代移民更加困窘。

　　所谓血缘亲情是要在一点一点的岁月积累中不断沉淀和加厚的，忽然来到的陌生人，也未必个个能够拾回血脉中的情感牵绊，一旦涉及利益，马上把薄如纸的情感，吹得灰飞烟灭。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命运跟这些遗孤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影片透过养母陈奶奶对养女丽华的寻找，揭开了日本遗孤归国后心酸生活的一角。

在寻找的过程中，陈奶奶逐步逐步体会到语言不通的尴尬和压抑，在他人片段式的叙述里，逐步了解到丽华在日生活的不易。

然而每次写信给养母，总是报喜不报忧。

失去丽华的联系，陈奶奶千里来日寻女，一边是养母心心念念的牵挂，一边是故土人们的疏离与冷漠。

战争带来的伤口，又哪里是结束就能够消弭呢?　　当初日本选择侵华，也不过是将国内解决不了的矛盾进行转移。

说白了就是新晋势力无法与既得利益的旧势力分庭抗礼，一起吃蛋糕。

于是把眼光放到了外面，在国内积极鼓吹战争与殖民，从而获得自身的地位的提升，寻找新的奶酪。

然而送去战场上洒热血的却是普通人家的孩子啊。

　　中国有很多日本侵华的历史博物馆，纪念为抗日而牺牲的战士们。

解说词中常说的一句是全歼日寇XXXX万。

我却总在想，这些战绩的背后，是一个又一个日本老母亲哭红的眼，与之相应的。

这些士兵在中国的杀戮，那些被残害的万千中国人的血债又该谁来背负。

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卷入战争中的人，其实都不是胜利者。

留下的历史只落得国民互恨，冤冤相报。

其实不过是上位者的利益争夺，让普通的民众去做了炮灰。

　　因此，我不太喜欢抗日神剧，不是情节合理与否的问题，而是它只加剧了仇恨，却没有反思真正悲剧的源头。

　　战后十室九空的日本民众，同样背负难以言说的战争创伤。

是，他们确实是侵略者，在道德上只有被审判的份儿，没得拿出来卖惨。

可是这苦痛降到每个具体的个人和家庭身上，就像是一座搬不走的山。

　　易地而处，如果是国家的战略，普通百姓又如何与之抗衡，如何拒绝被历史的洪流所裹挟呢?有些悲剧就像是明知道它会发生，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继续。

　　日本战败后，天皇并未得到应有惩处，真正应该为这累累血债负责的人，偏偏逃脱了惩罚。

　　《又见奈良》的故事，充满了日式的克制与平淡中的情感涌动，却又处处留白，让人观影后久久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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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看片会，体验极差，荧幕忽亮忽暗，差点没忍住想投诉，还以为没人发现，结果出来检票口听到工作人员说是片源问题？

看得眼睛要瞎了。

观影过程中厅里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玩手机，我坐第五排，眼前永远有2-5个满亮度手机屏幕晃我眼，大家就这么忙吗？

素质极差。

一直到开场半小时都有人陆续进场。

影片本身是可以的，克制却不隐忍，所有故事背景中的那些哀伤与痛苦，都很好地被生活中出现的小幽默与人消解。

即使他们在日本说着日语，电影的底色，依然是中国乃至东北人民独有的乐观。

陈奶奶这个角色实在是太可爱了，也离不开吴彦姝老艺术家的出色演绎，希望以后还能多多看到她的作品。

英泽面对戏中一众演技派露了怯，直接导致这个主角毫无记忆点，甚至还不如导演客串的肉店老板讨喜。

导演吸取了中国电影与日本电影两者独有的气质和优点并且将其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用一种看似简单处理却拥有极高完成度的方式讲述了这样一个涵盖众多沉重母题的故事。

战争遗孀，历史洪流下的小人物，在战争结束后的七八十年后依然被阵痛波及，并影响一生。

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当沟通交流失去媒介，是好还是坏？

导演非常巧妙地将一个老奶奶作为切入点，让我们一窥历史的一隅。

你可以说他拍小了，但不得不承认拍的很巧。

有几个片段拍的真好，聋哑人一段都很棒，两位老人的无声表演更是一绝，当语言因差异现状失去意义，属于不同国度的人之间的沟通却反而更加有趣。

结尾的处理在观影时看着有些突然与沉闷，甚至当时细想还觉得冗长与必然，但回过神来觉得还不错，就这样一直走着吧，所有人。

结尾其实有点没看懂，所以她到底死没死？

那个xx祭是干嘛的？

剧情看似简单，但揭露了一批被时代戏弄的人们，第一次见到这种故事背景，二战临近结束时，一批日本孩子被遗弃在国内，被国民收养，中日建交后，这批人终于能重回故土。

明子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回来后，生活习惯、语言都不能融入，在寻亲失败后，独自去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错，这也算是对抗战无声的抗议吧。

吴彦姝奶奶演的真好，温婉的气质有点太江南了，不太像东北的奶奶。

故事最后停在了一个很巧妙的点，搭配着邓丽君唱的日文版 goodbye my love，跟时代挥手告别。

由河濑直美、贾樟柯监制，青年导演鹏飞编剧执导，吴彦姝、英泽、國村隼、永濑正敏领衔主演的剧情片《又见奈良》，于3月19日正式公映。

电影《又见奈良》讲述了来自中国的陈奶奶（吴彦姝 饰）跨越千里前往奈良，在遗孤二代小泽（英泽 饰）和日本退休警察一雄（國村隼 饰）的帮助下，寻找养女的故事。

自《地下香》开始，演员英泽与导演鹏飞展开了长期合作，其中《地下香》《米花之味》两度入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单元，至今也保持着华语片的最多入围纪录，而新片《又见奈良》也先后亮相上海，东京，海南岛等多个影展。

英泽在本片中饰演遗孤二代小泽，为了更好地了解遗孤这个群体，把遗孤最本真的一面展现出来，英泽在演出前就做了大量的功课。

一方面，要克服日语台词的压力，在完全没有日语基础的情况下，在短暂的三周时间内掌握基础的发音技巧，努力将日语台词背诵熟练，才能在拍摄现场更好地平衡台词与表演。

另一方面，对于这段遗孤历史并不了解的她，提前阅读了大量的相关图书和影视作品，通过文字与影像了解遗孤的现状，感受他们的心里状态，对这段历史产生共鸣。

在开拍前，英泽提前住到影片中小泽的家里，去到她打工的柿子厂和居酒屋体验生活，融入小泽的世界，让自己成为影片中的角色。

英泽在《又见奈良》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如今，英泽也在不断尝试各类不同的角色，2020年她参演了《山河小叙》《夏至星辰》《雨打芭蕉》等多部影片，尝试更多的突破与挑战，而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她，除了表演以外，也同样拥有转向幕后创作的计划，作为《米花之味》的联合编剧，她也已经展示了自己多元化的影人身份。

本期导筒带来英泽独家专访，走进她意外而独特的从影之路，以及关于正在热映中的《又见奈良》诸多幕后故事。

专访正文

导筒：首先想了解最初是在怎样的机缘下进入到电影行业的？

我曾经的规划是本科毕业之后去美国读法律或者社会政策相关的研究生，未来在国际组织或者金融机构工作。

之前大学假期的时候曾经在国外的投资银行机构实习过，也接触过其它类似机构。

也正因为如此，感觉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和环境都差不多，有点厌倦。

当时的想法特别简单，就是想一成不变的生活里可以有个变量。

很巧的是有次朋友聚会，我认识了一个北电的老教授，和她的聊天让我产生去剧组工作的念头。

后来经过她的介绍，我曾去一个电视电影剧组做统筹工作。

家里人知道后虽然挺反对的，但猜测我也就三分钟热度，其实包括当时我自己也这么觉得。

那会儿挺叛逆的，想干脆远离家人，去跨国的制片公司尝试一下，就在网上搜到了一个公司，看到这个公司在北京，台湾，巴黎等地都有合作，就想试试。

我投了简历，申请制片部门的实习工作，没想到两天后收到制片人的邮件回复，他说介绍我认识一个马上要开机的导演，就是鹏飞导演。

《又见奈良》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导筒：你在欧洲有很长时间的学习经历，在你眼中欧洲的艺术电影或者影展有怎样的发展现状？

英泽：欧洲的艺术电影和影展的发展都很成熟，有很长的历史，观众喜欢的东西也更多元化。

相对来说，政府也会支持艺术电影的发展，从制作补贴到艺术院线等支持政策都很完善。

英泽在第74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导筒：你毕业于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并且就学习的是社会政策和犯罪学，简单向读者介绍下这段经历，以及是否对后来从事电影工作产生某些相互的影响？

英泽：当时选择这个学科，和我未来想进入国际组织工作有很大的关系，本身我自己也对这方面很感兴趣。

伦敦政经是一个政治氛围非常浓厚也很国际化的大学，我很享受在那读书时的气氛，打开了我对世界的认知，启发了我的思考和辩证能力，也开阔了视野。

LSE让我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很优秀的人，虽然现在阴错阳差地做了电影，对我的帮助依然是无穷的。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由韦伯夫妇(SidneyandBeatrieeWebb)、格雷厄姆·华莱斯(GrahamWallas)和萧伯纳(BemardShaw)创建于1895年。

LSE是一所专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大学，在政商界享有卓越口碑。

截至2016年，校友中诞生了18位诺贝尔奖得主（囊括很多人总是问我说，学的这个跟电影不相关等于白学啊？

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首先我觉得综合素质对于任何行业来讲都很重要，很多的影响不一定是有多直接，但帮助绝对是潜移默化的。

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或者说思考方式，势必会影响到我在电影中无论什么具体的工作，也会影响我做事的方法。

同样，从事电影工作，也让我更了解自己，打开了新的视野，在之前的经历上，又是一个新的扩充。

英泽另一方面，更直接和具体的影响，也会体现在个人对电影题材的喜好上。

曾经的经历和生活环境让我对国际政治或者社会体制相关的电影题材非常感兴趣，可能未来会直接体现在我个人的剧本创作中。

导筒：2015年的《地下香》开始你与鹏飞导演展开了持续合作，这部作品是关于当代北京底层普通人的故事，而你和鹏飞都在北京生活了很长时间，第一次主演电影作品的感受是怎样的？

英泽：当时非常懵懂，同时还兼任了部分制片工作，感觉一片混乱。

和鹏飞导演也没有现在这么默契，相互还不是很了解工作方式，是第一次开始磨合。

我记得本来我的角色戏份并不多，主角是两个男性角色，所以压力也没那么大，本来的统筹计划是开机的前10天甚至都没有我的戏份。

没想到导演边拍边调整了剧本，我的戏份和表演难度都增大，那时我是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的，甚至盼着早点结束。

当时心里安慰自己，之后再不拍电影了，写在简历里也是很酷的事情。

非常幼稚。

《地下香》剧照导筒：很多内地观众是在《米花之味》第一次看到你在大银幕的表演，为这部作品你也提前到云南进行了长时间的体验生活，如今回想起来，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英泽：因为《地下香》去了国外的电影节，得了奖，国内有人找鹏飞导演拍《米花之味》。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搬到美国，在进修研究生课程，并没有打算继续拍电影。

我一开始听到相关题材，其实有些抵触，我没想到的是，鹏飞导演直接跟着社工组织去了云南的中缅边境生活了半年多，我记得他特别兴奋地给我打Skype, 讲了很多他在当地的见闻，告诉我他这么做的意义，我当时惊呆了，觉得很了不起，于是决定加入他。

我记得考完试第二天我就从波士顿飞回北京了，然后就准备去云南。

我记得在临沧机场（那是沧源还没有机场）见到鹏飞导演的时候很有意思，他挥了半天手，我完全没认出他，快一年没有见面了，没想到他和当地人看上去差不多，又黑又瘦，手上戴着长期开崎岖山路已经磨损又破旧的手套。

《米花之味》剧照那是一段全新的体验，我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经历，太多难忘的回忆，也许这也是拍电影魅力的一部分，不仅让我更了解自己，看到自己更多的潜力和特性，更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也正是因为《米花之味》，我才开始认真考虑从事这个行业。

《米花之味》剧照导筒：这次你在《又见奈良》中饰演小泽，在开拍之前你对残留孤儿群体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哪些了解？

英泽：我之前只是知道残留孤儿这个群体，但并不深入了解。

直到《又见奈良》这个电影的契机，也是鹏飞导演寄给了我一些相关书籍，除了大的历史背景，还有分别从养母角度和遗孤角度的采访资料等等。

最触动我的一点是当大部分遗孤长大后选择回到日本时，所有中国养母都选择签字，同意让他们离开，无论内心是多么撕心裂肺的痛。

这种伟大，难以用语言形容。

《又见奈良》剧照导筒：拍摄期间来到奈良这座城市，你对当地的风土人情有怎样的感受？

英泽：奈良民风淳朴。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地的人对我们的拍摄都特别友好和支持，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志愿者来帮忙，甚至给我们做饭等等。

景色非常美，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建筑，每天都会给我惊喜，期待新一天的拍摄。

我记得跟着剧组复景时走到丽华阿姨的画中那个真实场景的一瞬间，我的眼睛湿润了。

《又见奈良》剧照导筒：这次表演当中，你需要用用日语和汉语切换进行表演，这有不小的难度，你用了哪些方法来准备？

英泽：我之前日语是零基础。

当时准备时间非常紧张，加上日本的工作人员很严谨，要反复推敲来回修改日语的台词。

我根本来不及学习语法或者假名，只能死记硬背日语台词的发音，把老师说的话录下来，标注上自己设计的拼音和英文混合音标，反复听和练习。

从体验生活到杀青，我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因为只有把台词练习到不加思考就能脱口而出，才能融入表演。

导筒：你觉得小泽这个角色最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她对于这部电影来说，有怎样的作用或意义？

英泽：她像是一个桥梁，联结日本和中国，也是这个临时“家庭”的重要一部分，某种程度上像是弥补了两位老人心中的遗憾。

我最欣赏她的韧性，无论生活多难，她面临着歧视，不被接纳，不能融入，还有经济压力等各方面挑战，但她把自己的生活排得满满当当，一直不停歇，想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种顽强的生命力，对我来说是最有吸引力的。

她让我想到一句话，生活要继续，一切向前看。

（我最喜欢的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飘里的郝斯嘉，同样吸引我的点是她热腾腾的生命力）。

《又见奈良》海报导筒：这次你和吴彦姝和国村隼两位前辈的对手戏比较多，聊聊与他们合作的感受？

英泽：两位前辈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让我开始对表演充满敬畏心。

特别感恩遇到吴老师，戏里戏外她都对我帮助很大。

尤其是她对我说的那句话: “小泽别怕，我们都陪着你，你最棒。

”这就话就是在拍居酒屋那场戏我因为几次口误怕耽误大家时间情绪有些崩溃时她拉着我手说的。

后来我拍别的戏遇到什么挫折，想到这句话都热泪盈眶，但充满力量。

国村隼老师也很照顾我，知道我的日语压力，经常在现场鼓励我，也不会随机对台词做什么调整。

《又见奈良》剧照导筒：这次是你第三次主演鹏飞的剧情长片了，这次在日本拍摄，你觉得他在导演工作上相比过去有哪些改变？

英泽：这是我们在前期筹备和现场沟通最少的一次，因为是跨国合作，各自都面对很大的挑战。

鹏飞导演非常有大将之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一个人面对和承担，把压力留给自己，从来都是鼓励大家，也从来都是把好消息带给每一个人。

河濑直美与鹏飞导筒：这次在表演难度上最大的几场戏是怎样的？

相比过去的表演，你会有哪些新的提升或自我调节的方法？

英泽：说实话这次的日语表演对我的挑战真的比我想象得大，尤其是现场的一些正常调整，因此难点都集中在有日语台词的地方，尤其是居酒屋那场戏。

反而这次在表演中，我比任何一次和鹏飞导演的之前合作都更投入，信念感也更强。

可能是因为题材，因此对手戏的前辈代入感很强，也可能自己也有小小的进步，这是我第一次在表演中不需要嫁接其它真实生活中的情感经验。

比如《米花之味》在车里掉眼泪的那场戏，我其实是靠回忆一些我自己生活中的伤心事才做到的。

这次我在电影中的所有情绪变化，都是因为小泽。

《又见奈良》剧照导筒：你觉得《又见奈良》作为一部能串联中日两国从二战开始到当代社会的作品，对于中日两国的观众会有怎样的意义？

英泽：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忘历史，珍惜和平。

导筒：《又见奈良》之后，你还有多部主演的电影将陆续问世，可以向观众们简单介绍一下。

英泽：我在选择角色方面，会希望不重复自己。

因此我这两年的拍摄的作品中角色都很不同，有温婉的江南裁缝，泼辣的卡车司机女朋友，救护车司机，民国的上海名媛，还有人格分裂的女大学生。

英泽主演新作《山河小叙》海报导筒：如今你觉得从事电影工作最大的挑战和困扰是怎样的？

英泽：如何在嘈杂的声音中保持自己，或者说，保持平静。

要是其它行业，比如军工之类的，可能一般人也说不出二三。

可能因为电影离大众比较近， 总会有人指指点点，给我各种各样的建议／意见，把他们的看法强加在我身上。

加上我之前拍的电影所谓的艺术片／文艺片较多，更要去面对很多的不理解和干扰。

后来在一些场合，我开始撒谎，避免告诉大家自己的真实工作，节省时间也可以避掉很多无意义的困扰。

《米花之味》剧照包括电影的表达方式，比如《米花之味》，可能因为导演的留白方式和相对来说，有些开放式的结尾，我总是会被质问电影的中心思想或者所谓的正确答案，“必须有一个”。

我很幸运，从小长在一个几代人都特别开明的家庭，他们鼓励我去尝试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世界很大，充满着多元性和无限可能。

因此，一开始入行的时候，面对各种声音，我有些不太适应，但现在不会了。

《米花之味》剧照导筒：上一个问题的延续，是否感觉大众对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是不是有一定的刻板印象？

我认为是的。

其实《米花之味》上映之后，我在生活中就面对很多质疑。

从题材到电影中我的造型，留守儿童题材被很多人在没有看电影的情况下就认定是苦情戏，是说教；戏中我的造型更是被嘲笑，总被人问为什么我拍电影就是要“毁形象”或者“扮丑”。

《米花之味》剧照首先我不认为涂黑和年龄感的妆容就是“毁形象”，美是多元化的，影视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更不应该被局限。

包括这次的《又见奈良》，因为拍摄的是2005年那个时期，那个时候日本流行女生把前面的头发梳光，压平，让整个额头露出来，我也会被经常问到为什么导演不能让我有个更蓬松的发型，更“好看”一些。

《又见奈良》剧照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观众可以拥抱多元性，对美的定义不再局限，看到女性除了外表之外的更多可能和力量。

导筒：之前你在《米花之味》还参与了联合编剧的工作，在之后会否有更多参与电影幕后创作的打算？

英泽：我其实不拍戏的时候，独立尝试写了一个电影长片的剧本，可能还不够成熟，希望有一天自己有机会可以把它拍出来，我还需要一定的积累。

《米花之味》剧照 影片《又见奈良》正在院线公映中

这部片有点太好了[流泪][流泪][流泪]像是在温盐水中慢慢撕开鲜为人知的疮疤。

刚开始不是很了解什么开拓团和战后遗孤的历史看的有点懵，后面通过人物讲话才慢慢把人物关系拼凑起来电影两条线索，明线是老奶奶寻找失联的遗孤女儿，暗线是遗孤回到日本寻亲却不断碰壁最终孤死房中。

都是寻亲，都是布满坎坷，都是语言与思维的沟壑，都是战争所撕裂的深远而难以愈合的疮疤。

刚开始有点诙谐的情节，其实里面包裹着苦涩的悲哀。

先是老奶奶给螃蟹一条生路，将其放生河中却不料是只海水蟹。

后面老奶奶买菜、和人交流都因为语言障碍增添不少笑料。

为后面慢慢讲述日本遗孤回国寻亲后因为思维语言种种不同而造成的创伤点了一笔。

吴彦姝真的演的太好了。

她跟着信中女儿的脚步走遍了奈良，一步一步看着女儿曾走过的地方，也一步一步去感受女儿当年来日本时所受到的痛处。

她把那张浓重的悲哀与心疼从骨子中演了出来，让观众也对这痛苦感同身受。

就像是影片英文“tracing her shadow”。

这部电影拍的实在太好。

第一次以这个角度看到战争的伤痛，思维文化不同所带来的冲突与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