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

《立春》现在成了一只熟烂的猪头，任谁看过都要拣一块来说说，因为口水太多，不免让人有绕道而走的想法，不想再上去多添两口唾沫，成为口水火锅。

顾长卫很成功地《立春》搞成文艺青年哀悼晚会，听者伤心，闻者流泪。

最突出的意义在于，里面出现了一个标签化的人物，王彩玲。

我甚至想象，她将成为文艺青年的新代表，“今天你彩玲了吗？

”，“你还王彩玲呢？

”都会迅速成为新流行语。

别再说什么梦想陨落，现实残酷，天才夭折，实际上，你彩玲了吗？

并不是文艺青年的理想化道路，而是另一个血淋淋的绞架，它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被文艺界糟蹋了吗？

整部电影王彩铃除了受到过周瑜发自肺腑的感慨外，就是在不停地被糟蹋，被老太太们被邻居们被文艺界的领导们，前两种糟蹋都不足以摧毁文艺青年，虽说艺术来自民间起于生活，但清高的爱好者们绝不跟大众为伍，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圈子的肯定，来自核心的颔首，这对他们来说，大于一切。

所以王彩玲一定要弄个北京户口，健康的姑娘剃个光头扮癌症去参加歌唱比赛，黄四宝每年都去考次美院。

所有的文艺青年都坐着一样的美梦，一朝功成名就万人景仰，谁能想到除了运气好的有后台的，其它全是万骨枯。

电影圈那个腌臜劲儿，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就像焦大跳脚骂荣国府，只有门口那对石狮子干净。

据说正经人家绝不会送姑娘进去，凡是里头混的也尽是潜规则，有人恶毒地爆某个明星，从灯光剧务一路睡上去。

知道江湖险恶，然而不知道有这么险恶。

再说文学圈，是不是干净点？

其实我也没深入进去呆过，就在外围走了一圈，已经被臭水脏了脚。

最恶心的就是各路编辑，找你的时候通常说得千好万好，稿酬优厚，回报且丰，一送了稿子马上像肉骨头打狗，一去不回。

好不容易过了半年碰上一回，讨好着说是不是能发稿费。

你千万别想有什么韩寒郭敬明这样的奇迹，这些编辑通通已经变了嘴脸，商量好的稿费起码扣了一半，才拖拖拉拉打钱过来，很多从此销声匿迹的也不少。

要想想文字写手是个多么庞大的团体，几年前王朔参加了一次网络作家颁奖会后说：再过一些年，再也没有人会因为鞋子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口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

想当大师的人，苦了。

我告诉王叔叔，您说的这时代现在已经来了，您真是先知啊，现在别说大师，想拿文字挣钱，都已经很苦很苦了。

另外的画画圈，音乐圈，我枝叶不够蔓，没打听过，但是泛出来的黄水想必谁都闻过臭。

同学们，你能经受住糟蹋吗？

你有无穷精力无尽金银，供你投身文艺界么?没有就该跟王彩玲们一样，该卖羊肉卖羊肉，该早点洗洗睡就洗洗睡。

想拿文艺当饭吃，谁知道文艺是架更快更利，更让你心碎心死的铡刀呢。

这部电影让再次我看到了编剧李樯的自我叙述，和《孔雀》一样，这是一部完完全全的同性恋电影，一部个人的精神自传，并没有其他的什么特别的隐喻。

影片中最动人的部分是那位同性恋者舞蹈老师的挣扎和悲哀。

蒋雯丽的角色（丑陋、步入中年、没有爱、心里有对自己艺术的骄傲）是李樯对“现在时的自我”的投射，就像《孔雀》里的张静初是对“过去时的自我”的投射，寄托的是对当时的青春年华，对一个有着冲劲、美好憧憬和单恋的情感的自我的缅怀。

像《孔雀》一样，这部电影里，李樯表达了一种力图隐藏性身份的生活里非常强烈的自憎情绪。

那位舞蹈老师在小饭馆里的一幕，他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自己。

看到一些影评感到无奈，同性恋自由是现代电影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应该审慎对待，怎么大家对此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

是因为真的没有看见，还是被一些“成见”蒙住了眼睛？

我的个人观感，这部影片比《孔雀》要好一些，《孔雀》里的“爱情”都是虚假的，张冠李戴，这部电影是讲爱情的缺失，比《孔雀》要真诚得多。

本来能想把这部电影联系起来写写，但因为有些痛苦的私事，只能暂时搁下，点到即止。

贴出当年《孔雀》刚上映时，我写的评论（发在了世纪沙龙里）。

当时我并不知道《孔雀》原本的剧本里有一个同性恋，后来所有的消息都证实了我的“臆测”，令我兴奋了许久。

这部《立春》同样令我兴奋，我从《孔雀》里解读出来的“自憎”，被作者进一步的叙事完全证实了。

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佛洛伊德当初就是这么相信。

他的很多观点被嘲笑，但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一直承继了下来，鼓舞着人们去观察和做出理性的判断。

简单说清楚《孔雀》在讲什么《孔雀》是一个同性恋者内心的外化。

某段历史也好，某个时代也好，都只是这个人向观众做内心独白时的舞台。

他需要“历史”和“时代”，只是需要一个舞台而已。

他渴望倾诉，想袒露自己的内心，同时又不希望别人洞悉他的秘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观众放进一个不熟悉的年代，这就更像一个“故事”，而不是“真事”。

在舞台上出于叙事的需要，必须要有“人物”的，但如果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内心型”作者，他在这方面困难重重，因为他缺少对他人的观察，他的目光主要是朝内的，观看自己，并与自己对话。

因此，“内心型”作者塑造的人物要比日常生活中的人要怪诞、诡异、极端，显得“概念化”、“抽象化”，原因是这些人物并不来源于对他人的观察，而是来源于对自己——自己分裂的自我——的凝视。

“内心型”作者的作品有一种梦幻的性质，意象化，戏剧性，弥散着抑郁而不详的气息。

每一个人的内心是幽暗花园，一个人通过潜入自己的内心来了解自己是很容易变得迷失、迷乱、迷狂的。

“弟弟”是画外音的“我”，影片的叙事者，实际上就是编剧的自己。

这一点是不必多言的。

原剧本“弟弟”的性取向被导演顾长卫删掉了，这实际上是删掉了创作者内心秘密的重要钥匙。

不过，我们仍能通过“弟弟”与片中两个重要人物“姐姐”和“哥哥”的关系还原他的这一身份。

“弟弟”和“姐姐”感情非常好，这实际上就是编剧对“姐姐”的态度。

“弟弟”和“姐姐”共同的快乐时光都是和男人有关的。

“姐姐”想去讨好伞兵，“弟弟”毫不犹豫地自己的最后一元钱给了她。

“姐姐”找到了一个好干爹，马上叫上了“弟弟”有福同享。

“弟弟”和“姐姐”还有一个相似点，他们都迷恋制服男人。

“姐姐”最快乐的日子是碰见了一个伞兵，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而“弟弟”最快乐的日子是一个“公安”给他送雨伞，两人还在一个僻静的角落聊天。

在片中，“姐姐”被编剧赋予了最多的个光环，她勇敢、纯洁，追求独立，渴望幸福，不甘平庸，向世俗宣战。

编剧甚至无法容忍片中“姐姐”受到任何一点的“玷污”。

片中从头到尾，没有男人动了她。

在最危急的关头，编剧已经写到了“姐姐”在一个流氓面前脱下了裤子，但最后他还是不忍心，笔头一掉，结果是那个流氓拿枪往自己脚上开火。

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姐姐”实际上是编剧的“理想自我”——他渴望成为的人。

这个理想自我是一个女性形象，她永不言弃地追求和男人的爱，这意味着什么是再明显不过了。

“哥哥”这个形象就完全不同了，他是“弟弟”厌憎的一个形象。

编剧对他的态度是鲜明的，他粗蠢、懦弱、依赖，不识好歹，自己被人欺负了，“姐姐”为他报仇，他居然去讨好那些欺负自己的人。

编剧的态度，当然就是“弟弟”的态度，也就直接促成了“弟弟”的一次不可思议的“下毒”行为。

写下“弟弟”弑兄，这一幕实在太暴虐了，实在有违人伦，但编剧还是找到办法替代性的“完成”了，他安排“母亲”把“哥哥”最喜爱的鹅杀死，这时镜头一下子变得缓慢起来，鹅被毒死的全过程被仔仔细细地记录了下来。

这一幕残酷而抒情，虽然不符合外在的逻辑（宠爱哥哥的母亲怎么忍心杀死他最心爱的鹅呢），但却绝对符合编剧的心理逻辑——他恨“哥哥”了，太恨了，这个人是自己的血亲（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人不管怎么鄙夷内心的自己，他又怎么可能杀死他呢），杀不死他本人，就替代性地杀死他。

虽然“弟弟”如此憎恨“哥哥”。

但实际上，“哥哥”和“弟弟”在性格和行为上非常相似。

他们都懦弱，都依赖，都向世俗投降。

他们选择生活的道路也如此相似，都找了一个女人，并且生活上依赖这个女人。

“弟弟”只是在感情上倾向于“姐姐”，但行为上却与“哥哥”毫无二致。

这说明什么？

“哥哥”实际上是编剧的另一个自我——现实中的自我！

“弟弟”痛恨“哥哥”，就是编剧痛恨自己内心的另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是男性，却有一个粗蠢、惰性的外形，最重要的是这个男人居然依赖于女人生活。

他不爱身边的女人，却要和她在一起。

《孔雀》到底在说什么，我想到这里应该很清楚了。

在中国，很多同性恋者不敢袒露自己的身份，必须借助婚姻或者伪装一段男女关系来掩饰真实的自己。

这部影片的主题就是这个。

他希望像“姐姐”那样冲出去，追求真爱，他痛恨“哥哥”向世俗低头，找一个女人苟且度日。

就是这么简单，本来中国电影就是简单的东西，但由于社会的不开放、持续的封闭，使这些简单而正当的东西也需要换一个面目展现在我们面前。

最后必须解释一下，片名《孔雀》的真正意思。

这就是同性恋身份的隐喻：只有雄孔雀才开屏，而雄孔雀开屏时露出来的是什么？

影片结尾其实表达了作者的预见，他认为观众们是无法洞悉孔雀的秘密的。

他们面无表情在栏杆前经过，他们和眼前的景象是隔离的、疏远的，孔雀是孔雀，他们是他们。

讽刺的是，在现实之中，观众们看到孔雀开屏并不激动，觉得不过尔尔，但回去转述的时候却激动万分：我看到孔雀了，我看到孔雀开屏了，我看到冬天里孔雀也开屏了。

是啊，看看周围，在中国电影的冬天，有多少人正在传达这一孔雀开屏的喜讯？

醒来吧，传达喜讯的人们。

你们如此激动时，这只孔雀正在冷笑。

2005年，给顾长卫作品留下一段评注：《孔雀》回忆了黑暗刚去的第一个十年。

为了片中的时代背景，争论起来没少费口水。

再到观看《立春》的电影沙龙时，电话连线那头，本以为顾长卫问好完毕就收，不想他越说越多，大有长谈一下午的架势，从定位、宣传到票房。

轮到我发言时，什么都没说。

不是被震到，是真的说不出什么。

一言难尽的第二个十年。

师姐说电影结束后，放字幕的几分钟适合在黑暗中回味影片，绝非不靠谱的影院猴急地亮灯，赶人起身离席。

小厅里看完了《立春》结尾字幕，留意到了张静初等几个名字，他们没能留在当前的版本里。

几分钟的回味显然不够，可过了半个月，愣了几个下午，对《立春》依然没能有一个特别清晰的看法。

拍电影和唱歌剧也好像不大沾边，不过《立春》里头还有着跳芭蕾和作油画，艺术是一家。

说下张艺谋的事情，纵然特例不可复制。

张艺谋早年喜爱画画，后来迷恋摄影。

78级考电影学院时张年龄太大，本该是被刷的命运。

不过他给文化部副部长黄镇写信，被破格录取。

后来的大导演和艺术家终于走上了正途，而不是回棉纺厂当工人。

这么一封没被退回的信，可能比《立春》里的一个北京户口还难得。

讲这些事不在于说只因偶然，张艺谋命运与王彩玲就南北殊途，天上地下。

更不能因为今天的老谋子失去了优良品质，就指责并质疑当初他对艺术的虔诚。

时代不一样了，第一十年，满盘上下，求贤若渴。

第二个十年，虚伪逐渐侵蚀躯体，功利成风。

第三个十年，理想被遗忘殆尽，成为指指点点的笑柄。

很多与文艺青年沾边的大龄、老龄观众不约而同地用自我代入，对《立春》进行了个人式的解读。

更纯粹地说，一通声泪俱下的观后感想。

我能理解，也不会嘲笑“理想”二字。

有必要话，这里说下这种存在他人与自己中间的矛盾，不跟多数人一样活着的一种可能——即便最后，他们可能还要重新回归多数人的群体。

那场沙龙的尾声，观众热情地交流，讨论银幕上王彩玲的理想和命运。

有人说，如果不是她丑得有些刻意，换作是普通人模样，故事也许会舒服很多。

有人说，歌剧为什么非要唱到巴黎去，显得太遥不可及，让更多的人欣赏接受不就足够了。

事实就在于：电影里外同样存在着不解加不屑的人，说服起来并非容易的事情。

第二个十年，也就是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理想主义在中国逐渐瓦解。

普通的年轻人无法理解一本《渴望生活》在当年具有什么份量（这说法从老师口中所知，查询考据得的确如此），理解它的难度甚至高过《孔雀》里的伞兵梦，值得姐姐那样去迷恋加向往？

一般人想起现在的伞兵，简直是无异于火星人降落，或者只是记忆里所谓的“最可爱的人”。

这本几乎人手一册的梵高传记，不好听的说，在当时影响力强过现下多少的畅销书作家。

传播途径的局限，文字所带来的煽动力，也带来了理想与现实的煎熬。

多少人头脑一热，开始追逐艺术梦想，又撞得头破血流，悻悻地退出。

王彩玲与黄四宝，正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站在更高层面上，《立春》里王彩玲的失意有着多重原因，天赋不足、手段不够，总之她是失败了。

失败的背后可以有背景解读，表面上某一年的事件把所有人蒙在鼓里，但所有人都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保持缄默。

同样失败也有理想不受待见的地方，经济起飞的物质富足，迅速填补了精神空虚的疾苦。

对于慢沿海地区几拍的北方小城，瓦解的过程并没有特别明显，但已经逐渐开始。

理想的楼阁在破败中坍塌，小城的人们在春风中，产生着始料未及的变化。

不安分的背后，包含着主人公内心的迷乱与躁动。

立春所带来的希望，在一番扭动后化为了失望。

歌剧一方面是拥抱理想，一方面是寻找自由。

王彩玲的困境来自理想无法实现，无法实现又带来拘束与限制。

歌剧是王彩玲私人的美妙空间，又是她痛苦不断的缘起。

高雅与庸俗，一直是无法协调的矛盾，当高雅的歌剧从一个丑陋的女人嘴中飘出，一部分人还是无法接受。

中国人往往过于强调各司其职，抵制不务正业，三餐饱饭才是真。

艺术往往被归在受歧视的正业之外，“打着艺术的幌子”成为口诛笔伐的一大托词。

必须正视的是，王彩玲为代表的这些人不仅能解决温饱，还有个工作，与常人不同就在于心怀理想与追求。

他们不至于处在与现实决裂、沦落至街边苟活的地步，跟被夸张、剥离后的艺术家事迹，还是有着本质区别。

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的渺小，他们的悲哀亦是，编剧李樯对这些人还有这三十年都太了解了。

托斯卡咏叹调的高亢优美，到结尾只是天安门前的温馨童谣。

背景由虚到实，由一人的异乡无路到两人的母子情深。

小女孩的名字也只是叫小凡，王彩玲跟着一车牲畜，在刀板上剁断了理想，踏实地走上了正常人的道路。

黄四宝摇身一变，堕为不能再俗的另一个极端。

作为爱好者的周瑜，也是平平淡淡、收获至真。

只有胡金泉做出了有预谋的反抗，如愿进入牢狱，外面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大一点的监狱罢了。

如果是在严打年头，他可能会听到《青红》结尾砰砰砰的枪声，还好九十年代初的大环境不至于此。

第二个十年，烟尘尘的开头，光明到来的假象，小人物在小城的挣扎不甘。

舍得之后，方见完美，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这是多么假的一个结尾。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心里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没发生。

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最后是怅然若失的回头。

这是一部给文青的教育片，勇敢的文青会继续的勇敢，而想要退却的文青也可以安然去过柴米油盐的日子，各得其所。

我很喜欢的是黄四宝拿着《热爱生活》这本书的样子，他们谈论梵高的样子，王彩玲说：“我不想在这座城市里发展爱情。

”的样子，说“除了我，再也不会有别的女人这样了解你”的样子，与光头女生一起住在北京小旅馆的场景，以及那场错过后来的黄四宝。

“唱得好的人多了。

”所以呢，她不可能唱到巴黎歌剧院。

钱钟书爷爷教导我们，年轻人啊，就不要把自己的创作冲动误解成创作才华了！！

所以我们最好的年华都被写进了各种试卷和练习本，那些发过的呆也都只是痴人说梦一样的浪费生命。

我们没有胆量，也没有钱。

眼看这季节就过了，我们对那些执着的人唏嘘感慨一番，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也没什么不好的吧…UPdate：（5.20）They say I am a dreamer不知道这部电影会像鱼刺一样卡在多人文艺青年的喉咙里，除了伤感叹息，我没有看到太多的表情。

大家都是会心一笑，不再提。

那些疯狂的小事，不用提，眼神里清晰地写着，表情里含蓄的表现出来。

精神偶像缺失的今天，我们能够选择的确实不多，除却政治性的信仰，如今的我们都只好扑身向文艺，希求解脱。

流行文化是一种，所谓的小众非主流又算一种，还有呢？

还有呢？

这样的问话太过苍白，也很无力。

昨日与宁宁讨论的是民国年间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中思想激进的各路文人，辩论争鸣的那些年代，大家都为苍生福利而出谋划策，民主是一种信仰，共产是青年最纯洁的信仰。

那真是好年代。

钱穆的学识与寂寞，鲁迅的坚强与尖锐，梁实秋的理性与直白，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不论世界多乱，至少校园、文化是净土，是我们可以栖息的处所，是温暖可依的，是可以为之流血牺牲的。

好像扯远了，但看了立春，我想到的第一个，不是自己的文艺，而是信仰危机。

我不像王彩玲，歌剧是她的信仰，是她所指望，是她甘愿付出一切去争取获得的精神标杆；我呢？

反思，再反思，除了一些纯属兴趣之为，我没有做过任何牺牲，在理性的衡量下，一切都不值得。

“所有致命错误都不是因为非理性的，而是因为人是有逻辑的。

”我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个信仰，让我在现实中受折磨，让我必须为了它牺牲这些那些，让我可以在这污浊的世界里有一块自己的净土。

我又忽然很希望有那么一块净土，所有的年轻人可以不被压抑，所有的各种思想，不论是粗俗的高雅的实际的理想主义的都可以绽放。

可惜没有。

连滋生信仰的土地都没有了。

大家都对一些一些话题避而不谈，谈起也是不欢而散，大家都认为某一类的事只是浪费时间，大家都在讨论房价、股票和生活有多艰难，大学成了废墟，社会大染缸早已打破，一切都乌七八糟了。

读莎士比亚？

会遭人笑话吧。

还在期望自己是梵高？

就那副德行？

哟哟哟，还歌剧呢！

班里一个男生是古典音乐达人，虽说大家都是很敬佩他，但偶而还是会对这爱好做一番调侃而且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而王彩玲，以她的高傲，怕是要活不下去了吧。

当然，这里把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在了一起，乱的很，最后还是想说，尽管朦胧，我还是会寻着这种直觉走下去，我也知道，我不是孤单的一个。

也不是像电影里的王彩玲他们是孤单的两个、三个。

有这么一群人的，肯定有。

the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

1、王彩玲在北京托人办户口，画面左侧出现熊猫盼盼宣传画。

此时当为1990年亚运会之前，即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

季节：冬。

2、王彩玲迷惘地站在TAM附近，几个背枪的武警走过。

「事件」之后，TAMGC加强警备。

更远处城楼上方一只模糊的风筝缓缓摇曳。

　　 3、王彩玲回家过年，电视里播春晚，赵忠祥、倪萍、杨澜主持。

这三人一起主持的春晚只有1992年一届，顾长卫在访谈中也证实，片中出现的镜头确实是1992年春晚录像。

4、1992年2月4日，十分特殊，既是春节又是立春，即王彩玲母亲放鞭炮那一天。

此处王彩玲露出罕见的幸福笑容。

季节：春。

5、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

熟悉历史的人知道，中国在89到92这三年间有一个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迷雾期。

以邓的南巡为标志，国家全面走向市场经济。

所以，片名「立春」的实际所指是非常具体的日子，即1992年2月4日。

这一天有三层含义：一年的开始（春节）、春天的开始（立春）、新时代的开始（南巡）。

为邓盖棺论定的颂歌开头就唱道：「一九九二年，那是一个春天……」。

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时间标志，虽然「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啥春天的迹象」，然而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至此已基本成定局，「风真的就不一样了，风好像在一夜间就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了」。

此后社会面貌翻天覆地，黄四宝下海，王彩玲卖肉，去其初心甚远，个人对时代大潮的应激于此可见。

喜欢《立春》，只是看法跟一些评论不同。

故事里几个热爱艺术的青年，最终被生活压断了最后一根希望稻草，向红尘滚滚低下了头。

什么时候开始，艺术成了装裱个体与众不同的护身符了？

好像，搞艺术的就应该卓尔不群，如果无法成功获得名利和世俗的认可，那热爱艺术就成了失败，《立春》被看成一群追求艺术失败者经历的故事。

对此我难以认同。

艺术家赢得名利双收，什么时候开始，成了后来者的励志铭了！

或许正是因为有如此理解的约定俗成，才导致无数悲剧。

艺术是为那些真心的喜爱和欢悦而准备的上帝的礼物。

我不觉得，巴黎歌剧院的歌声跟乡下剪纸高低有别，更无法赞同，只有画作卖出动则千百万才是成功。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无数人因为自己喜欢艺术遭遇嘲讽，而觉得无法承受，进而放弃。

这恐怕不是真的热爱艺术，而只是因为“艺术”成了他们最后的尊严稻草。

看过一句话，说的是，去做你喜欢的事吧，就像不会成功一样。

成功被世俗，人生被规定追求成功，所谓困难被泛泛理解成“生命痛苦”“现实残酷”，但历史上从来不缺把痛苦化为创作动力的艺术家，这痛苦，来自不被理解、不被认可等等所谓现实残酷的剿杀。

都可以滋养创作。

而好莱坞和商业励志套路，让人们习惯认为，小人物经历痛苦成功的套路，这种糖果一样的逻辑，大多数时候没有培养出对艺术之美的爱，反助长了畸形的“艺术成功学逻辑”。

个人看来，《立春》讲述的不是艺术爱好者如何困顿，而是身为人的困顿，这里，艺术和家庭幸福、工作顺利一样，不过是人所追求的东西，而追求注定经历磨难。

人生的魅力，套用烂大街的词说，可以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个巧克力是什么味道”，也可以说是“无常”。

我更愿意说的是，追求那些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就像永不会成功一样。

人总得给自己的人生一点意义，这意义不是什么人规定或赐予的，是自己找到并热切拥抱的。

顾长卫的《立春》是一部剧情片，但我宁肯当它是一部纪录片。

可能与很多观者不同，这部电影对我来说，不是看新鲜，而是某种生活经历和记忆的重现，——自己的和某些人的。

我必须承认，我曾经是一个虔诚的文艺青年，如果细分一下的话，可以定义为“文学青年”，而那时候，我所生活的圈子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文艺青年，譬如文学青年、美术青年、音乐青年、电影青年。

如果没有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或许我今天也会是一个王彩玲。

有必要回顾一下十五年前的那个雨夜。

那一晚，在郊外的一个画室里，我与我的两个朋友在微醉中读诗，从李白到辛弃疾到海子。

那时候我们很有理想也很有追求，希望不远的将来我们分别能够变成伟大的“家”，在文学史美术史上占一席之地。

那天晚上，我们借酒盖脸，以梦为马，宣泄着我们长久以来压抑与郁闷的情绪。

那念头突如其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逼，——没有钱也没有地方只有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所谓的理想不过是空中楼阁，所谓的坚持不过是不自量力的硬努，我突然发现自己不过是在虚耗生命但却给这种虚耗披上了一件华丽的外衣，我突然意识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无法弥平，突然意识到揪着头发无法让自己飞上天空，突然意识到自己只能回到地面。

我得感谢那个雨夜，因为从那一夜开始，我从理想主义者变成了现实主义者，也不再固执地探寻生活的意义。

我不知道十五年前我的放弃究竟是对是错，但我知道，如果没有那时的放弃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一个自己。

还好，我对现在的自己现在的生活相当满意，虽然它与我当年的理想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

这究竟是一种觉悟还是错误，我说不清，但我至今依然对王彩玲们保持着尊敬，同时保持距离。

王彩玲也好，黄四宝、周瑜、胡金泉也罢，《立春》里的这些人物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夸张，在顾长卫的故事中，他们其实只是一种真实的再现，这也正是我把《立春》看成是一种纪录电影的原因。

当年的文艺青年们的生活，有很多比王彩玲们的故事还要极端，还要曲折复杂，还要充满戏剧性，——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某些戏剧性是被刻意制造出来的。

当年的文艺青年无疑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譬如他们固执地向往北京，譬如他们固执地坚守着“不甘平庸”的信念。

可是，现实总是无情的，完全不吝于给王彩玲们种种残酷的打击，让他们在南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或者时不时地在他们面前摆上一口棺材。

在现实的残酷无情面前，某些人选择放弃或者逃离，如我，如黄四宝；但仍然有无数次撞南墙见棺材但却绝不回头落泪的人，采取了不抛弃不放弃，始终苦苦坚守。

然而，许三多毕竟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其实都成了王彩玲。

现实，是个很无奈的东西，无论你承认现实与否，它都可能变成一出悲剧，——屈从于现实，你会放弃理想，演一出屈服的悲剧；而不肯向现实低头，理想却未必实现，很有可能演一出理想最终破灭的悲剧。

如果像王彩玲那样，给自己造出一个进京进中央歌剧院的虚假现实，则是悲剧中的悲剧。

虽然最终王彩玲选择了在现实中生活起来，但她依然心存幻想依然渴望自己某一天会站在音乐厅的舞台上纵情歌唱，于是，影片最后那一条白底黑字的字幕“谨以此情此景献给王彩玲”，就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既是对理想主义者的致敬，也是对王彩玲们的祭奠，充满了悲剧的意味。

在此，我要向顾长卫先生致敬，因为他并没有在影片中给王彩玲一个梦想成真的圆满结局，而是给了她一个虚幻现实，这更接近于生活的真相，至少《立春》在这一点上是诚实的。

这个虚幻现实，也曾经是王彩玲给自己虚构出来的，在影片的结尾，王彩玲的中央歌剧院之梦与顾长卫献给王彩玲的“此情此景”合而为一，意味深长，令人唏嘘叹息。

我在现实中曾经见过太多的王彩玲，我知道他们如何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迷惘，如何在坚持与放弃之间挣扎，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把《立春》看成是某种生活的记录而非一部通常意义上的剧情片。

我知道我那一代人和我上一代的人中有很多这样的文艺青年，但是，我脱离他们已久，不知道他们现在怎样，也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有那样的故事。

偶尔看到人山人海的美院或者电影学院的考场，我总会想，人们的梦想是否穿越了时代保持了原样。

我现在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虚构现实这件事上，有很多人其实还很王彩玲，譬如某些小资，譬如某些网民。

虽然我已经放弃了早年的理想，但我仍然对那些坚守理想的人们心存敬意，因为他们选择的是艰难的道路，而我这样的逃兵则选择了顺风顺水的坦途。

其实我想说的是，绝大多数人还是平庸的，这个现实无法回避；不甘平庸固然是一种追求，但毕竟还得有一些足以让你脱颖而出的条件才行，这同样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

而王彩玲们的误区大概在于，他们试图飞到高墙之外或者从深井中攀爬而出，却忘了高墙之内深井之中也是可以做出一些事情来的，“墙里开花墙外香”就是这个道理，大可不必一定让自己成为一个外来的和尚。

自己被自己感动，固然是一件挺不错的事情，但其实王彩玲们更需要的是让别人也被自己感动，这或许才是真正的好事。

有的时候，抛弃一点儿强烈的自我意识，走出自我虚构的现实，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看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所处的位置究竟如何，或许会离成功更近。

而这，或许就是《立春》想告诉我们的东西。

我说的。

姜文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才气的导演，贾樟柯是中国大陆少见的有头脑的导演。

所以，我喜欢他们。

当然，句式跟女人一样，最会骗人了。

套用的话，张艺谋就是中国大陆少见的会刷油漆的导演，冯小刚是中国大陆少见的牙比舌头长的导演……如今，我看到顾长卫揣着一副老农的诚实模样，在导演道路上奔着小贾一路去了。

我说过。

根据莫须有的猜测，贾樟柯先生从《小武》到《三峡好人》都在跟“荒谬”两个字较劲，并且渐渐好像活明白了的样子。

顾长卫对另外两个字念念不忘，就是“理想”。

从《孔雀》到《立春》，从提出问题到试图求解。

如今的世界，“理想”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要么就是带有坎普坎普的气息。

但是顾长卫不动声色的说啊说啊，让本来好像要笑出眼泪的我们，渐渐地呆住，发现我们正在嘲笑的恰恰是自己，或者是从前的自己。

“ 有理想的人”近乎于不通世故的人、不好接近的人、乏味单调的人、怪物、异类、卡在嗓子的一根鱼刺。

我写过，一篇关于《在路上》的书评，我认为应该尊重真正异类的存在，即使不跟从但宽容他们的选择。

因为，他们意味着另一种可能，意味着世界的另一副面目；当然，当自身条件不足时，理想不过是可笑的狂妄。

阿瑟· 克拉克先生很客观：通常百年也难出一个伽利略或爱因斯坦，凡夫俗子最好安分点，别老想吃天鹅肉。

如果，我并不想凭一己之力发现木星卫星的存在，或者提出相对论，我的理想是唱歌剧到巴黎呢，或者考入中央美院，又或者仅仅是获得尊重呢？

要是不加上自我描述，难以评判这些究竟是理想还是狂想的话：我分别是一个烂学校的音乐老师、钢铁厂工人、身为gay的群艺馆工作人员。

难道，你就已经做好了嘲笑我的准备吗？

看到张静初在《孔雀》末尾对着蔬菜哭得伤心而黯然的人，估计不会嘲笑王彩玲。

姐姐的理想面对现实如同西红柿摔上墙壁，《孔雀》最终凝为三个字：怎么办？

有理想的人并不笨，他们知道别人怎么说自己，更能感受到现实的压力。

王彩玲说的明白，等到她有一天真的撑不下去了的时候，随便找个人嫁了算了。

高四宝也不笨，改行当皮包公司老板，绝不会比被强奸般夺去王彩玲的贞操更痛苦。

一个没有天分没有金钱没有门路的人，如果有一个大大的抱负。

我会质疑其实现的可能，但不会嘲笑他“有理想”这一事实本身。

每一个尚且怀有梦想的人，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努力抬头向上的模样，都“给自己建起了一座非手造的纪念碑”。

普希金的诗，是吧？

当有理想的人终于认识到如果自己是六指，并不意味着才华横溢，而仅仅只是一种变异的时候；当有理想的人像接受上帝的吻痕一样，给一个兔唇孩子做手术的时候；或者说，接受“王小凡，平凡的凡”的时候，他并没有失败。

他们追逐理想的经历凝结成一颗钻石眼，就像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们一样，透过这颗眼，平庸的世界同样流光溢彩。

新鲜的羊肉取代了虚幻的理想，而生活继续。

所以，再见，逗号；理想，句号。

《立春》用一个小城背景，讲了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做自己”有多难，“实现梦想”有多难。

女主角王彩玲认为自己该在巴黎唱歌剧，现实却是她只能在小城当一个音乐老师，最终改行卖肉；业余油画爱好者黄四宝甚至对标梵高，现实却是他一再落榜，最终开起了婚介所；芭蕾舞爱好者胡老师倒没有惊天动地、“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只是一心热爱芭蕾舞，最终不堪忍受闲言碎语，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三个“文艺青年”，都自认为不属于这个小城，他们看待周遭的眼光，是“清高”的，因为和艺术沾了边，便觉得自己不是庸俗之辈。

这让我想到了很多人，包括过去的自己：以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但实际上没有什么不一样。

他们以为多看几本书就和别人不一样了、能逛展览看话剧就和别人不一样了、去过的地方多了点就和别人不一样了……但实际上，当兴趣爱好不能转化为产出时，它们不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可是，片中的三个人倒没有止步于“以为自己不一样”。

王彩玲想办北京户口、想加入文艺组织，黄四宝年年进京报考，胡老师努力跳好芭蕾舞。

他们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都付出了实实在在的努力。

可能比现实生活中许多一直在抱怨却什么行动都没有的人要强多了。

但他们最终都妥协了，向生活低头了。

这又让我想起了很多人，他们曾经志气高昂、高谈阔论，我本以为和他们是同路人，却没想到，过了几年才惊然发现，他们只是晚几年妥协罢了。

生活逼得说“我不打算在这里发生爱情”的王彩玲走进了婚介所，最终领养了孩子，改行卖肉。

三个人里最坚持不懈、最“清高”的她，最终也向生活低了头，但她已经是三个人里，最晚妥协的那一个了。

在这个社会，无论是片中的小城、还是现实中的大城市，“做自己”和“实现梦想”的门槛都太高了。

虽然我们经常受这些“毒鸡汤”的影响，渴望那个诗意的世界，但放眼生活，能不为世俗所累的人实在太少了。

我见过很多一开始就没打算挣扎的人们，他们看上去毫不在意对“自我”和“存在”的叩问，从不质疑世俗生活的“理所当然”，永远在追逐社会希望他们拥有的东西，拒不承认自己的碌碌无为。

我通常觉得，他们已经骗自己到自己都相信的地步了。

后来，我认识了不少“王彩玲”“黄四宝”“胡老师”，他们爱音乐、爱艺术、爱写作，鄙夷世俗生活。

高谈阔论的时候，我经常觉得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但几年过去后，他们陆续过上了曾被他们不屑的生活，交谈中不再有艺术、自由、理想，而只有婚姻、工作、孩子。

我不忍心去问他们如何评价过去和现在的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他们只是晚了几年妥协。

自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终究都是无用的。

当你不能把自己的“不同”转换为生产力的时候，总有一天，你的激情会被消磨殆尽，然后被生活卷入洪流。

为了让自己过得舒服点，只能自己骗自己：“这样的日子也不错”。

我是相信所有人都有过不甘平庸的念头的，毕竟所有人都喜欢好的结果，如果老天给了你一个惊人的天赋，又给了你惊人的运气，相信你也不会拒绝成为那个独一无二的人。

只是绝大部分人得不到上天如此的垂爱，又懒到不愿意付出多少努力，甚至懒到不愿意承认自己有“不平庸”的欲望，仿佛那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做一条咸鱼。

这么一对比，《立春》倒不是一部多么令人绝望的电影。

毕竟他们不甘过、努力过、失败过、爬起来过，虽然最后向生活低头了，但好歹认真对待过梦想，也曾不可一世地做过自己。

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这大约就是很多人生活的写照吧：仍然有期待，却从来不会有什么从天而降的改变，日子就在这期望和失望中，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半途而废的人太多了，从不挣扎的人更多，在社会的磨练中，他们渐渐失去了年少时的那份偏执和狂热，变得没有好奇心、没有激情、不再相信“我可以”。

衰老便是从这生命力的衰退开始。

我自己也经常鼓吹“做自己”，在我心中，这确实也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我心里很清楚，说起来轻巧，做起来太难了。

必须足够坚定、足够有行动力、足够有毅力，还得有那么点运气和机遇。

这其中的每一点，门槛都不低，大部分人除了坚持跟风外，什么都坚持不了。

看了《立春》，我想起了《孔雀》，当年只觉得张静初很神经质或很做作，是我的错，肤浅的觉得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如此便是“作”，低估了那个憋闷庸碌的时代和那种垂死挣扎的理想。

毁容的蒋文丽继续这样神经质的时候我便又感动又佩服又怜悯，其实怜悯完全没必要，我跟电影中的大多数人一样，是普通的麦子，偶尔看到麦地里长着一棵月季，读不懂她们扭头仰望天空的心事。

普通的、大众的是麦子，一田一田，一城一城，大家同时迎合着风的方向，麦浪整齐的翻滚。

这个世界上也有麦子们接触不到的玫瑰，即便从报纸、广播里听到玫瑰们阳春白雪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也毫不在意，一切本来与他们不相干。

顾长卫作品不多，却总是把关注点放在那些麦地里遥望玫瑰的月季们，这种坚持足以成全一种风格。

时代是文革以后、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开始享受动荡后的平静，为了这份安全感，所有人都假装回复正常的生活，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创伤和扭曲被自动的掩盖，却经不住在某些利益相关的关头赤裸裸的表现出来。

很少有人有勇气去面对这种遗留下来但被刻意回避掉的创伤和扭曲，《孔雀》中一家心照不宣的合谋想毒死傻子的一幕，顾长卫处理的一针见血惊心动魄；地点都是小城，那种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进来的那种二、三线小城，千年如一日的死气沉沉，永远是家长里短庸庸碌碌，但大多数人都很无所谓，大家都习惯于集体性的慵懒和平静；人物则是小城里一些异类分子，他们出身平凡，本应该像大家一样安分踏实的守着早就安排好的生活轨迹过日子，但他们有着不自量力的理想，《孔雀》里想当伞兵的姐姐、《立春》里立志献身歌剧的王彩玲、对中央美院恋恋不忘的超龄考生黄四宝、还有那个多年来与芭蕾合二为一的胡金全，因为这些不着边际的爱好和追求，他们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就像麦地里突然冒出来的月季。

他们的天赋和才华在憋闷的小城和慵懒的市民中间成为一种负担，遭人侧目，但他们却是这个城市最敏感的神经，虽然他们追求梦想的表现方式最终很无力很可笑，不过是崇拜几个外国名人或者挤几趟火车去个北京，他们想逃出去的愿望，即可以成为春天的雷声，搅乱这个城市封闭沉闷的死水。

最后王彩玲给她收养的小女孩取名字“小凡”，平凡的“凡”，她也知道做平凡的人会比较容易幸福。

女人如她，没貌没财，如果有人能取她过平凡的日子，她应该感恩戴德极力呵护才是。

但是她偏偏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她不想辜负这份难得的天赋，想凭此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到北京站在灯光闪耀观众如云的舞台上去表现自己，这就是她的价值。

为此她牺牲掉做平凡人的机会，当周瑜不记前嫌跟她说我们俩都不怎么样，不如将就着凑活过吧，她毅然扬起满脸黑斑和豆豆的脸说：另吃鲜桃一口，不要烂杏一框！

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后来周瑜成了别人的丈夫，给另外一个女人一份平凡生活，自己终于只能偷偷摸摸去婚介所，也没有见到她有后悔之意。

生活中，太跟别人不一样是危险的，尤其是怀抱天鹅梦的丑小鸭，你的不自量力对众人是一种无言的挑衅，明明都是一样的人，凭什么你要去追求得高人一等？

这个社会好像在一直鼓励理想和奋斗，但真有人要去奋斗和追求，出于微妙心态来浇冷水和讽刺的人比比皆是。

胡金全只想沉浸在自己的芭蕾世界，并没有王彩玲那么咄咄逼人时时宣告马上要调入北京，但众人仍然没有成全他，流言蜚语的压力让胡金全觉得自己是这个社会喉咙里的一根刺，沉醉于艺术是对周围油盐酱醋普通生活的一种犯罪。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正常”不惜犯罪入狱，穿着狱中的布鞋，他才能踮起脚尖优雅的旋转，终于没有人看不顺眼了。

胡金全曾带着母亲出去散心，一些跳舞的女人热情的邀请他同跳，母亲却羞愧的藏起自己的脸，大众舆论是一种多么可怕的力量。

追求理想只有一条艰辛的路，而理想的破灭和夭折却是随时随地可发生的，坚强执着如王彩玲，在自己的追求被利用多次后，也渐渐的想去找个人嫁了过平凡日子。

黄四宝求她做模特，让她带他去北京，好像这个城市只有他才懂得她，而女人，尤其是辛苦坚守的老处女，则在这种“懂得”面前败的一塌糊涂，争取多年的北京户口可以不要，只要这个男人爱他，可惜黄四宝最终只是在利用她的理想和单纯，以理想和纯洁的名义。

如果说胡金全是被牺牲的，那么黄四宝是妥协的那个，而且一旦妥协便变的比普通人更无节制更恶俗。

王彩玲最彻底的打击来自那个楚楚可怜装病的小女孩，她一直自持的理想和对艺术的追求，又一次被人赤裸裸的利用，“同病相怜”也只是一种阴暗手段，她以为她伟大、无私，结果却向傻子一样被一个小女孩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既是对艺术和理想的亵渎，更是对她一直得以自持的自尊的致命打击。

这几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结束了那种对理想的极端坚持，败的很无望。

顾长卫最后还是让大家看到王彩玲风采无限站在舞台上尽情高歌，台下掌声雷动，以这样的方式圆梦显得又天真又无奈，似乎一首安魂之曲。

但是王彩玲说，“每年的春天一来，我的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觉得会有什么事要发生；但是春天过去了，什么都没发生，就觉得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无限疲惫的王彩玲回到年迈的父母家，这个家父亲瘫痪、母亲年老、女儿当老姑娘，相互之间没有什么言语，一切毫无生气。

午夜时分，王彩玲被鞭炮声惊醒，推开门看见老母亲正在一个人举着竹竿放鞭炮，鞭炮响的热闹，母亲身影瘦弱孤单而执着，人总要在一个时候表达一下他的憧憬，告诉自己，某个时间某个地方蕴藏着一个叫希望的东西，不一定能遇见它，可它总在那里。

王彩玲动情了，喊到“妈，过年好！

”老太太好久才转过身来，回女儿一个微笑，透着妩媚，宛如月季。